林冲之所以要火并王伦,是因为此时的王伦已由梁山的头领变质为梁山造反事业的绊脚石和破坏者 王伦为一己私利,不惜牺牲梁山的前途。此人不除,梁山的造反事业就要葬送在他手里。林冲杀王伦,完 全是出于公心,而不是要泄私愤,更不是为了谋私利。当“吴用就血泊里拽过头把交椅来”,要推林冲做 梁山之主时,林冲大叫道 先生差矣!我今日只为众豪杰义气为重上头,火并了这不仁之贼,实无心要谋此位。今日吴兄却让此 第一位与林冲坐,岂不惹天下英雄耻笑?若欲相逼,宁死而已! 这番话真可谓大义凛然,表明了林冲浩然磊落的胸襟。林冲杀了王伦,是为了维护梁山造反事业蓬勃 发展的大局,反映了他对造反事业的迫切要求和热烈的憧憬。水泊梁山造反事业的基础,是林冲火并王伦 所创下的。这从本质上显示了林冲的造反英雄的宏大气魄。也许有人说,众位豪杰同王伦的矛盾,毕竟是 梁山内部的矛盾,可以用更稳妥的方式解决,没有必要自相残杀。但是,我们应该考虑到,林冲也是江湖 好汉、草莽英雄,他不是政治家,管不了那许多。再说,当王伦以狭隘的心胸阻碍梁山的发展前途,要断 送梁山的造反事业时,你能分得清这是内部矛盾还是外部矛盾吗? 总而言之,林冲终于是英雄,终于是气魄宏大的造反英雄 (选自《草莽英雄的悲壮人生—〈水浒传〉》,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三、林冲与高俅(石昌渝) 研究《水浒传》成书,就不能不讨论林冲和高俅。从题材累积和演进的方面看,林冲和高俅是宋江三 十六人故事流传史上的终端产生,如果说因为《宣和遗事》提到了劫取生辰纲、杨志卖刀杀人、宋江杀阎 婆惜等事,《水浒传》的晁盖、杨志、宋江等形象还有发展之迹可求的话,那么林冲和高俅就是《水浒传》 作者的前无古人的个人独创,其中无疑熔铸着作家个人意识和作家生活的时代精神,透过林冲、高俅形象, 也就可以探索到作家创作的背景和动机。总之,林冲和高俅应是《水浒传》成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林冲和高俅在《水浒传》全书中所占的篇幅并不多,第七回至第十回,“误入白虎堂”“刺配沧州道 “风雪山神庙”,主要的故事都在这里了。尽管篇幅不大,可它在全书中却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可以这 样说:没有林冲、高俅,《水浒传》官逼民反的主题(《水浒传》主题具有多元性和多重性,官逼民反仅 其一)就难以凸显和成立。金圣叹曾说:“开书未写一百八人,而先写高俅者: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 则是乱自下生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高俅以一市井无赖,假蹴鞠之伎博得皇帝 青睐而官至极品。得势之后,便急不可耐地公报私仇,先是加害王进,继而是林冲。洞悉高俅心术的王进 以走为上计,避开了一场杀身之祸,也不至于落草为“寇”。比较书生气的林冲却躲之不及。高俅要为自 己的干儿子夺占林冲之妻,设下天罗地网,一定要将林冲置于死地:逆来顺受的林冲一忍再忍、一让再让, 终于忍无可忍、让无可让,于是拔刀而起,杀了官府之人,流亡江湖,走上了梁山。林冲之反,乃高俅所 逼,此所谓“乱自上作”也 官逼民反的故事在《水浒传》全书中当然不止林冲一个,但比较起来,其他的人物都不及林冲典型。 梁山一百八人,从上山的原因分析,可归纳为三类。第一类本是普通的百姓,因种种原因与官府矛盾,终 至揭竿举义,如林冲、晁盖、鲁智深、武松、宋江等。第二类本是鸡鸣狗盗之徒,如占据少华山的打家劫 舍的朱武、陈达、杨春,菜园子出身、把僧行杀了在孟州十字坡开黑店的张青,放赌为生、赌博时打死人 而流落江湖的石勇,在浔阳江边专贩私盐的童威、童猛,牢城管营之子、开酒店、在妓女身上生利息的土 霸施恩,打死人逃亡江湖在戴宗身边做小牢子的李逵,等等,他们都百川归海似的最后聚集在宋江的
林冲之所以要火并王伦，是因为此时的王伦已由梁山的头领变质为梁山造反事业的绊脚石和破坏者； 王伦为一己私利，不惜牺牲梁山的前途。此人不除，梁山的造反事业就要葬送在他手里。林冲杀王伦，完 全是出于公心，而不是要泄私愤，更不是为了谋私利。当“吴用就血泊里拽过头把交椅来”，要推林冲做 梁山之主时，林冲大叫道： 先生差矣！我今日只为众豪杰义气为重上头，火并了这不仁之贼，实无心要谋此位。今日吴兄却让此 第一位与林冲坐，岂不惹天下英雄耻笑？若欲相逼，宁死而已！ 这番话真可谓大义凛然，表明了林冲浩然磊落的胸襟。林冲杀了王伦，是为了维护梁山造反事业蓬勃 发展的大局，反映了他对造反事业的迫切要求和热烈的憧憬。水泊梁山造反事业的基础，是林冲火并王伦 所创下的。这从本质上显示了林冲的造反英雄的宏大气魄。也许有人说，众位豪杰同王伦的矛盾，毕竟是 梁山内部的矛盾，可以用更稳妥的方式解决，没有必要自相残杀。但是，我们应该考虑到，林冲也是江湖 好汉、草莽英雄，他不是政治家，管不了那许多。再说，当王伦以狭隘的心胸阻碍梁山的发展前途，要断 送梁山的造反事业时，你能分得清这是内部矛盾还是外部矛盾吗？ 总而言之，林冲终于是英雄，终于是气魄宏大的造反英雄。 （选自《草莽英雄的悲壮人生──〈水浒传〉》，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三、林冲与高俅（石昌渝） 研究《水浒传》成书，就不能不讨论林冲和高俅。从题材累积和演进的方面看，林冲和高俅是宋江三 十六人故事流传史上的终端产生，如果说因为《宣和遗事》提到了劫取生辰纲、杨志卖刀杀人、宋江杀阎 婆惜等事，《水浒传》的晁盖、杨志、宋江等形象还有发展之迹可求的话，那么林冲和高俅就是《水浒传》 作者的前无古人的个人独创，其中无疑熔铸着作家个人意识和作家生活的时代精神，透过林冲、高俅形象， 也就可以探索到作家创作的背景和动机。总之，林冲和高俅应是《水浒传》成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林冲和高俅在《水浒传》全书中所占的篇幅并不多，第七回至第十回，“误入白虎堂”“刺配沧州道” “风雪山神庙”，主要的故事都在这里了。尽管篇幅不大，可它在全书中却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可以这 样说：没有林冲、高俅，《水浒传》官逼民反的主题（《水浒传》主题具有多元性和多重性，官逼民反仅 其一）就难以凸显和成立。金圣叹曾说：“开书未写一百八人，而先写高俅者：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 则是乱自下生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高俅以一市井无赖，假蹴踘之伎博得皇帝 青睐而官至极品。得势之后，便急不可耐地公报私仇，先是加害王进，继而是林冲。洞悉高俅心术的王进 以走为上计，避开了一场杀身之祸，也不至于落草为“寇”。比较书生气的林冲却躲之不及。高俅要为自 己的干儿子夺占林冲之妻，设下天罗地网，一定要将林冲置于死地；逆来顺受的林冲一忍再忍、一让再让， 终于忍无可忍、让无可让，于是拔刀而起，杀了官府之人，流亡江湖，走上了梁山。林冲之反，乃高俅所 逼，此所谓“乱自上作”也。 官逼民反的故事在《水浒传》全书中当然不止林冲一个，但比较起来，其他的人物都不及林冲典型。 梁山一百八人，从上山的原因分析，可归纳为三类。第一类本是普通的百姓，因种种原因与官府矛盾，终 至揭竿举义，如林冲、晁盖、鲁智深、武松、宋江等。第二类本是鸡鸣狗盗之徒，如占据少华山的打家劫 舍的朱武、陈达、杨春，菜园子出身、把僧行杀了在孟州十字坡开黑店的张青，放赌为生、赌博时打死人 而流落江湖的石勇，在浔阳江边专贩私盐的童威、童猛，牢城管营之子、开酒店、在妓女身上生利息的土 霸施恩，打死人逃亡江湖在戴宗身边做小牢子的李逵，等等，他们都百川归海似的最后聚集在宋江的“替
天行道”的杏黄旗下。第三类本是朝廷官吏和地方富豪,他们反倒是被宋江等人设计“赚”上梁山的,如 呼延灼、徐宁、卢俊义等。这三种人,第二类和第三类很难归在官逼民反的范畴内。 就第一类人物而言,有谁比林冲更典型呢?不错,晁盖劫取生辰纲之小结义是梁山聚义的源头,劫取 当朝太师的财宝具有某种对抗官府的性质,由此而发展到占据水泊梁山,则是为梁山事业奠定了基础。不 过,要说晁盖是为官府所逼,似乎有点牵强。晁盖是济州郓城县东溪村富户,是地方的“保正”,并没有 任何受官府压迫的记录,他与吴用等七人谋画劫取生辰纲,理论上是“不义之财,取之何碍”,而实际上 是要取得这十万贯金珠宝贝给自己享用,“图个一世快活”。所以他们把劫来的金珠宝贝尽悉瓜分,各自 藏匿。后来因为案情暴露,地方藏身不得,才逃上了梁山。鲁智深的精神境界要高出晁盖们许多,他是 个嫉恶如仇、抱打不平而不计个人利害得失的英雄,先是因拯救金翠莲父女,失手打死土霸镇关西,不得 不削发为僧,藏匿山林,既而又为解救冤屈的林冲,大闹野猪林,走上与官府对抗的道路。他拳打镇关西, 是扶弱济困、除奸锄霸,与官逼民反的主题不在一个层面上。武松杀潘金莲、西门庆是一种极端的报仇行 为,其中固然有官府受贿包庇凶犯、逼得武松不得不动用私刑的因素在内,但这因素比起林冲之所受的“逼”, 相差甚远。宋江和林冲一样,做梦也没有想到会上山为“寇”,他生性孝义,精通刀笔和吏道,胸有凌云 壮志,却沉郁下寮,也许他的潜意识中埋藏着反叛的因子,但他的理性却相当传统,只想在封建正途上博 个功名富贵。只因晁盖是他的“心腹兄弟”,生辰纲一案事发,为帮助晁盖逃脱,他冒险泄露官府机密, 步跨出,便不能回头,从此身不由己的走上江湖,终于坐上了他极不愿坐的梁山第一把交椅。他因仗义 而触犯刑律,与林冲平白无故地遭受陷害,其性质有明显的差异。如果宏观来看,晁盖、鲁智深、武松 宋江等人的遭遇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腐朽和黑暗的封建官僚政治对民众生存的威胁和压迫,以及在这种 威胁和压迫下民众情绪的躁动、愤激和反抗。即如上述第二类、第三类人物的遭遇,也反映了封建时代政 治腐败、奸宄放纵、百姓走投无路而“铤而走险”的现实。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所有这些人物的故事都是 对林冲故事的补充和照应,都归向于《水浒传》的主题。 官逼民反,用金圣叹的话来说叫“乱自上作”。尽管金圣叹不可能超越封建意识形态,他和所有士人 样都将民众造反看成是“犯上作乱”,但他认为林冲之反乃是高俅所逼,却不能不说是封建时代中的清 醒之论。在《水浒传》中最有资格代表“上”的是高俅,大名府的梁中书,江州的蔡九知府,孟州的张都 监、张团练,等等,都只是些地方官吏,他们虽然是整个封建官僚机器的一部分,但还不足以代表朝廷。 蔡京是朝廷重臣,可是他在小说中只是一个抽象的存在。唯高俅官居太尉之职,总揽国家军务,又深得皇 帝宠信,他的一举一动可以说都是朝廷意志的体现。我们要特别注意高俅加害王进、林冲的方式,他采用 “公事公办”,有意要把自己隐藏在国家意志的背后,待林冲在开封府幸免死罪后才使用暗杀伎俩。也就 是说,高俅乃是调动国家机器来迫害林冲。说高俅是“上”的代表,毋庸置疑。另一方面,高俅既是朝廷 的代表,则林冲的造反,以及后来梁山武装与高俅的战争,也就具有了不容置辩的反朝廷的政治性质。由 此可见,林冲和高俅的冲突虽然是全书情节的一部分,但他们矛盾的性质却带有全局性,是全书主题的基 高俅和林冲的故事,简单概括起来,也可以说是“夺妻杀夫”。夺妻杀夫,本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小 说史上这类作品屡见不鲜。最著名的当数宋初乐史(930-1007)的《绿珠传》。此事见于《晋书·石祟传》 不纯粹是小说家言。乐史敷衍成篇,如他在篇末所说:“今为此传,非徒述美丽,窒祸源,且欲惩戒辜恩 背义之类也。”小说所强调的是绿珠作为一个侍姬,竟能不惜一死以酬主人,那些享厚禄、盗高位的衣冠 须眉又如何:亡仁义之行,怀反覆之情,暮四朝三,唯利是务,岂不悲哉!小说寓言如此。循此思路,詹 詹外史《情史》把它编入“情贞类”。《情史》“情贞类”所收同类故事还有多篇。其中《申屠氏》叙靖 康二年董昌之妻申屠氏美艳有才,当地富豪方六一设计诬陷董昌,将其杀害以夺其妻,申屠氏伪装顺从 伺机将方六一刺死,然后自缢。《歌者妇》叙南中大帅害死歌者以强占其妻,其妻藏利刃欲刺大帅未果 遂自断其颈而亡。这类话题的主旨都是赞赏女主人公的节操
天行道”的杏黄旗下。第三类本是朝廷官吏和地方富豪，他们反倒是被宋江等人设计“赚”上梁山的，如 呼延灼、徐宁、卢俊义等。这三种人，第二类和第三类很难归在官逼民反的范畴内。 就第一类人物而言，有谁比林冲更典型呢？不错，晁盖劫取生辰纲之小结义是梁山聚义的源头，劫取 当朝太师的财宝具有某种对抗官府的性质，由此而发展到占据水泊梁山，则是为梁山事业奠定了基础。不 过，要说晁盖是为官府所逼，似乎有点牵强。晁盖是济州郓城县东溪村富户，是地方的“保正”，并没有 任何受官府压迫的记录，他与吴用等七人谋画劫取生辰纲，理论上是“不义之财，取之何碍”，而实际上 是要取得这十万贯金珠宝贝给自己享用，“图个一世快活”。所以他们把劫来的金珠宝贝尽悉瓜分，各自 藏匿。后来因为案情暴露，地方藏身不得，才逃上了梁山。鲁智深的精神境界要高出晁盖们许多，他是一 个嫉恶如仇、抱打不平而不计个人利害得失的英雄，先是因拯救金翠莲父女，失手打死土霸镇关西，不得 不削发为僧，藏匿山林，既而又为解救冤屈的林冲，大闹野猪林，走上与官府对抗的道路。他拳打镇关西， 是扶弱济困、除奸锄霸，与官逼民反的主题不在一个层面上。武松杀潘金莲、西门庆是一种极端的报仇行 为，其中固然有官府受贿包庇凶犯、逼得武松不得不动用私刑的因素在内，但这因素比起林冲之所受的“逼”， 相差甚远。宋江和林冲一样，做梦也没有想到会上山为“寇”，他生性孝义，精通刀笔和吏道，胸有凌云 壮志，却沉郁下寮，也许他的潜意识中埋藏着反叛的因子，但他的理性却相当传统，只想在封建正途上博 个功名富贵。只因晁盖是他的“心腹兄弟”，生辰纲一案事发，为帮助晁盖逃脱，他冒险泄露官府机密， 一步跨出，便不能回头，从此身不由己的走上江湖，终于坐上了他极不愿坐的梁山第一把交椅。他因仗义 而触犯刑律，与林冲平白无故地遭受陷害，其性质有明显的差异。如果宏观来看，晁盖、鲁智深、武松、 宋江等人的遭遇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腐朽和黑暗的封建官僚政治对民众生存的威胁和压迫，以及在这种 威胁和压迫下民众情绪的躁动、愤激和反抗。即如上述第二类、第三类人物的遭遇，也反映了封建时代政 治腐败、奸宄放纵、百姓走投无路而“铤而走险”的现实。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所有这些人物的故事都是 对林冲故事的补充和照应，都归向于《水浒传》的主题。 官逼民反，用金圣叹的话来说叫“乱自上作”。尽管金圣叹不可能超越封建意识形态，他和所有士人 一样都将民众造反看成是“犯上作乱”，但他认为林冲之反乃是高俅所逼，却不能不说是封建时代中的清 醒之论。在《水浒传》中最有资格代表“上”的是高俅，大名府的梁中书，江州的蔡九知府，孟州的张都 监、张团练，等等，都只是些地方官吏，他们虽然是整个封建官僚机器的一部分，但还不足以代表朝廷。 蔡京是朝廷重臣，可是他在小说中只是一个抽象的存在。唯高俅官居太尉之职，总揽国家军务，又深得皇 帝宠信，他的一举一动可以说都是朝廷意志的体现。我们要特别注意高俅加害王进、林冲的方式，他采用 “公事公办”，有意要把自己隐藏在国家意志的背后，待林冲在开封府幸免死罪后才使用暗杀伎俩。也就 是说，高俅乃是调动国家机器来迫害林冲。说高俅是“上”的代表，毋庸置疑。另一方面，高俅既是朝廷 的代表，则林冲的造反，以及后来梁山武装与高俅的战争，也就具有了不容置辩的反朝廷的政治性质。由 此可见，林冲和高俅的冲突虽然是全书情节的一部分，但他们矛盾的性质却带有全局性，是全书主题的基 石。 高俅和林冲的故事，简单概括起来，也可以说是“夺妻杀夫”。夺妻杀夫，本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小 说史上这类作品屡见不鲜。最著名的当数宋初乐史（930-1007）的《绿珠传》。此事见于《晋书·石崇传》， 不纯粹是小说家言。乐史敷衍成篇，如他在篇末所说：“今为此传，非徒述美丽，窒祸源，且欲惩戒辜恩 背义之类也。”小说所强调的是绿珠作为一个侍姬，竟能不惜一死以酬主人，那些享厚禄、盗高位的衣冠 须眉又如何：亡仁义之行，怀反覆之情，暮四朝三，唯利是务，岂不悲哉！小说寓言如此。循此思路，詹 詹外史《情史》把它编入“情贞类”。《情史》“情贞类”所收同类故事还有多篇。其中《申屠氏》叙靖 康二年董昌之妻申屠氏美艳有才，当地富豪方六一设计诬陷董昌，将其杀害以夺其妻，申屠氏伪装顺从， 伺机将方六一刺死，然后自缢。《歌者妇》叙南中大帅害死歌者以强占其妻，其妻藏利刃欲刺大帅未果， 遂自断其颈而亡。这类话题的主旨都是赞赏女主人公的节操
《水浒传》的林冲娘子也是一位烈性女子,第二十回补叙她见难逃高俅魔掌遂悬梁自尽,然而《水浒 传》作者之意并不在褒奖节烈,而在揭示一个重大社会历史主题:官逼民反。“杀夫夺妻”是强者对弱者 实施的暴行,强者当然是凭藉自己的权势达成其卑鄙的目的。司马伦之流所以能够得逞,客观条件是封建 专制的官僚政治体制。这个体制的顶端是皇帝,皇权天授,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对臣民握有不 容置疑的生杀予夺大权。皇帝以下由各级官吏叠成一个多层金字塔,上一层对下一层同样具有绝对的权力, 塔基下则是广大的平民。这个金字塔结构的固着力是下层对上层的绝对服从,配合意识形态便是“孝”和 “忠”的神圣化和绝对化。由秦始皇创立的这个体制延续上千年,在改朝换代和分裂统一的历史过程中不 断改进而逐渐完备。人们在这个体制下生活,头脑里难以生长权利的观念,即使发生权利观念的萌芽,也 必定会遭到无情的扼杀,像司马伦的行为,人们都只是以伦理的尺度考量其善恶,一般不会从法的角度判 别其是非,触及“官”的要害问题 《水浒传》的创造性和深刻性就在处理“杀夫夺妻”话题的别具机杼,超越情贞模式,作者把高俅 林冲及林娘子的纠葛配置成一个新的格局。林娘子淡出,着意展开高俅和林冲的矛盾。作者固然是把高俅 作为坏人来描写,但对他的描写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高俅本来就是一个破落户子弟、游手好闲的无赖 棍徒,这样一个社会人渣居然由皇帝的好恶而擢升为朝廷重臣。高俅发迹,昏聩的赵估自不能辞其咎,但 是如果没有金字塔式的封建官僚制度,赵估纵有其意亦难以达成其事。第二,高俅夺林冲之妻,不似司马 伦那样赤裸裸,他使用“合法”手段,设陷阱诱使林冲带刀进入军事机密的白虎堂,名正言顺的加其死罪: 死罪未能成立,高俅虽然恼怒,却仍不直接杀掉林冲,而是采取暗杀的方式:在林冲未死之前,高俅一直 不肯公开强夺林娘子。高俅调动国家机器来对付林冲,使林冲躲无可躲,藏无可藏。第三,高俅作恶多端, 祸国殃民,终其《水浒传》情节,他并没有像一般小说中的坏人那样得到恶报,《水浒传》的结局是宋江 等人冤死,他仍然高居庙堂。综合三点,作者没有把高俅写成一个孤立的坏人,作者主观上不可能对封建 官僚制度的本质有所认识,但至少认识到高俅的坏不是孤立和偶然的现象,是当时官僚政治腐败和黑暗的 集中表现。 林冲这个人物,《水浒传》作者依据“豹子头”绰号给他设计了一个“豹头环眼、燕颔虎须”的 外貌,这个从《三国演义》张飞形象复制出来的外貌与他的儒雅的举止反差太大,并不被读者认可,清代 以后的绘画和戏剧舞台脸谱都被修改成清雅的须生,以达到表里如一的美学效果。《水浒传》的林冲有两 个特点。一是安分守己,逆来顺受。“安分”是指他安于封建等级制度所规定他的社会角色,他不想投机 钻营往上爬,更不想改变现存社会等级秩序,他只求在现存社会等级秩序中维持他的也许是令人羡慕的家 庭生活。他任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非军中指挥官,品级不高,也没有什么实权。他娶妻尚未得子,岳父 也是一个教头,婚姻门当户对,是一个小康家庭。他很满足,为了保住这种平平常常的小家庭生活,决不 招惹是非,是非招惹到他,他宁愿躲避退让,即使受欺侮也要逆来顺受,委曲以求小家之全。他武艺高强, 既没有鲁智深的豪侠之气,更没有李逵的反叛精神,他只是一个循规蹈矩的良民。假若不是高俅逼他至绝 境,他一定会像他岳父一样安安稳稳和默默无闻地过一辈子,决不会落草为寇。其实,千百年来大多数中 国人都是这样生活过来的,即使是被压在社会金字塔的最底层,如果不是略无生机,也不会铤而走险,去 甘冒“大逆不道”的罪名。正因为如此,林冲的性格很有中国国民的代表性。其二,林冲眼睁睁看着草料 场被烧,虽庆幸不曾被烧死,却从此也逃不脱一个死罪的结局,他挺枪冲出山神庙,杀了高俅派来的爪牙。 接下去,作者没有循着传统复仇类型作品习惯思路来写林冲如何潜回东京,去取仇人高俅的首级,而是走 上梁山,投身到绿林草寇中去与朝廷对抗,换句话说,林冲的“反”,已超越了个人反抗的范畴,他的反 抗已与当时社会的颠覆势力融为一体,升华为一个社会阶级的反抗,明显的带有政治性质。 林冲和高俅的矛盾已不是简单的好人和坏人的矛盾,而已提升为民众和官府的矛盾。高俅将林冲逼上 梁山,成为了官逼民反的典型案例。《水浒传》通过林冲被逼上梁山极有感染力的故事,充分揭示了官逼 民反、民不能不反的合理性。作者的同情在林冲一边,这种倾向在封建时代无疑是一个大胆的叛逆
《水浒传》的林冲娘子也是一位烈性女子，第二十回补叙她见难逃高俅魔掌遂悬梁自尽，然而《水浒 传》作者之意并不在褒奖节烈，而在揭示一个重大社会历史主题：官逼民反。“杀夫夺妻”是强者对弱者 实施的暴行，强者当然是凭藉自己的权势达成其卑鄙的目的。司马伦之流所以能够得逞，客观条件是封建 专制的官僚政治体制。这个体制的顶端是皇帝，皇权天授，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对臣民握有不 容置疑的生杀予夺大权。皇帝以下由各级官吏叠成一个多层金字塔，上一层对下一层同样具有绝对的权力， 塔基下则是广大的平民。这个金字塔结构的固着力是下层对上层的绝对服从，配合意识形态便是“孝”和 “忠”的神圣化和绝对化。由秦始皇创立的这个体制延续上千年，在改朝换代和分裂统一的历史过程中不 断改进而逐渐完备。人们在这个体制下生活，头脑里难以生长权利的观念，即使发生权利观念的萌芽，也 必定会遭到无情的扼杀，像司马伦的行为，人们都只是以伦理的尺度考量其善恶，一般不会从法的角度判 别其是非，触及“官”的要害问题。 《水浒传》的创造性和深刻性就在处理“杀夫夺妻”话题的别具机杼，超越情贞模式，作者把高俅、 林冲及林娘子的纠葛配置成一个新的格局。林娘子淡出，着意展开高俅和林冲的矛盾。作者固然是把高俅 作为坏人来描写，但对他的描写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高俅本来就是一个破落户子弟、游手好闲的无赖 棍徒，这样一个社会人渣居然由皇帝的好恶而擢升为朝廷重臣。高俅发迹，昏聩的赵佶自不能辞其咎，但 是如果没有金字塔式的封建官僚制度，赵佶纵有其意亦难以达成其事。第二，高俅夺林冲之妻，不似司马 伦那样赤裸裸，他使用“合法”手段，设陷阱诱使林冲带刀进入军事机密的白虎堂，名正言顺的加其死罪； 死罪未能成立，高俅虽然恼怒，却仍不直接杀掉林冲，而是采取暗杀的方式；在林冲未死之前，高俅一直 不肯公开强夺林娘子。高俅调动国家机器来对付林冲，使林冲躲无可躲，藏无可藏。第三，高俅作恶多端， 祸国殃民，终其《水浒传》情节，他并没有像一般小说中的坏人那样得到恶报，《水浒传》的结局是宋江 等人冤死，他仍然高居庙堂。综合三点，作者没有把高俅写成一个孤立的坏人，作者主观上不可能对封建 官僚制度的本质有所认识，但至少认识到高俅的坏不是孤立和偶然的现象，是当时官僚政治腐败和黑暗的 集中表现。 林冲这个人物，《水浒传》作者依据“豹子头”绰号给他设计了一个“豹头环眼、燕颔虎须”的 外貌，这个从《三国演义》张飞形象复制出来的外貌与他的儒雅的举止反差太大，并不被读者认可，清代 以后的绘画和戏剧舞台脸谱都被修改成清雅的须生，以达到表里如一的美学效果。《水浒传》的林冲有两 个特点。一是安分守己，逆来顺受。“安分”是指他安于封建等级制度所规定他的社会角色，他不想投机 钻营往上爬，更不想改变现存社会等级秩序，他只求在现存社会等级秩序中维持他的也许是令人羡慕的家 庭生活。他任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非军中指挥官，品级不高，也没有什么实权。他娶妻尚未得子，岳父 也是一个教头，婚姻门当户对，是一个小康家庭。他很满足，为了保住这种平平常常的小家庭生活，决不 招惹是非，是非招惹到他，他宁愿躲避退让，即使受欺侮也要逆来顺受，委曲以求小家之全。他武艺高强， 既没有鲁智深的豪侠之气，更没有李逵的反叛精神，他只是一个循规蹈矩的良民。假若不是高俅逼他至绝 境，他一定会像他岳父一样安安稳稳和默默无闻地过一辈子，决不会落草为寇。其实，千百年来大多数中 国人都是这样生活过来的，即使是被压在社会金字塔的最底层，如果不是略无生机，也不会铤而走险，去 甘冒“大逆不道”的罪名。正因为如此，林冲的性格很有中国国民的代表性。其二，林冲眼睁睁看着草料 场被烧，虽庆幸不曾被烧死，却从此也逃不脱一个死罪的结局，他挺枪冲出山神庙，杀了高俅派来的爪牙。 接下去，作者没有循着传统复仇类型作品习惯思路来写林冲如何潜回东京，去取仇人高俅的首级，而是走 上梁山，投身到绿林草寇中去与朝廷对抗，换句话说，林冲的“反”，已超越了个人反抗的范畴，他的反 抗已与当时社会的颠覆势力融为一体，升华为一个社会阶级的反抗，明显的带有政治性质。 林冲和高俅的矛盾已不是简单的好人和坏人的矛盾，而已提升为民众和官府的矛盾。高俅将林冲逼上 梁山，成为了官逼民反的典型案例。《水浒传》通过林冲被逼上梁山极有感染力的故事，充分揭示了官逼 民反、民不能不反的合理性。作者的同情在林冲一边，这种倾向在封建时代无疑是一个大胆的叛逆
2装在套子里的人 课文研讨 、整体把握 这篇小说反映了19世纪末沙皇俄国的黑暗现实。188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刺身亡,继位的沙皇 亚历山大三世加强了专制恐怖统治。当时担任宗教院检查总长的波贝多诺斯采夫给沙皇的奏章中说:“在 当前这个艰苦的时代,政府的当务之急就是…平息那种头脑不清、濒于疯狂的社会舆论:必须禁止那种 人人饶舌的不可名状的街头巷议,以期尽量减少流言蜚语……”在此之前,受欧洲进步文明思潮的影响 俄国也兴起变革之风,尤其在进步的知识分子和贵族中间,要求自由民主、改变专制制度的呼声日趋强烈, 并付诸行动。面对汹涌的变革浪潮,沙皇政府采取一切暴力手段镇压、逮捕、流放革命者,查封进步刊物 禁锢人们的思想言论。全国警探遍布,告密者横行,一切反动势力纠合起来,对抗进步的潮流,竭力维护 腐朽没落的沙皇统治。别里科夫就是作者在这种典型环境下刻画出来的典型人物 阅读鉴赏装在套子里的人从性格、行为上讲,别里科夫封闭、怀旧、胆小、多疑,但他又无时无刻不在 极力维护现行的社会秩序 他“即使在最晴朗的日子,也穿上雨鞋,带着雨伞,而且一定穿着暖和的棉大衣”:他把随身带的东 西都放在一个又一个“套子”里:他把自己的脸也“藏在竖起的衣领里”:他“戴黑眼镜,穿羊毛衫,用 棉花堵住耳朵眼”:他坐马车“总要叫马车夫支起车篷”。——“总之”,他“总想把自己包在壳子里, 仿佛要为自己制造一个套子,好隔绝人世,不受外界影响”。不仅如此,他把和人交往也视为厌事,“他 所去的那个挤满了人的学校,分明使得他满心害怕和憎恶”,跟“我”(布尔金)一块儿走路,“对他那 么一个性情孤僻的人来说,显然也是苦事”。在尽量封闭、禁锢自己的同时,他“老是歌颂过去,歌颂那 些从没存在过的东西”,教“古代语言”。他总认为过去什么都好,其实意味着对现实的恐惧、抗拒。所 以作者说他“所教的古代语言”“雨靴”“雨伞”都是他“逃避”“现实生活”的道具。他又胆小、多疑 “他一上床,就拉过被子来蒙上脑袋”,“他躺在被子底下,战战兢兢,深怕会出什么事,深怕小贼溜进 来”:他又多疑,什么事都让他“心慌得很,一个劲儿地说: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 从他封闭、怀旧、胆小、多疑的性格行为上看,他的所谓“性情孤僻”,其实是“逃避”外界活生生 的生活。人类在生活,生活总要向前发展,文明才能进步。他怕的就是这样的发展、进步,所以他干脆逃 避生活,以今不如昔来安慰自己,甚至歌颂“从没存在过的东西”,可见他已经虚妄到什么地步! 他一方面在逃避现实,另一方面又极力维护现行秩序。他在思想上自觉和反动政府看齐。“只有政府 的告示和报纸(自然是御用报纸,专制政府镇压自由民主,不可能有宣传进步思想的新闻媒体存在)上的 文章”,“其中规定着禁止什么,他才觉得一清二楚”。即使官方批准的东西,他也觉得“包藏着使人怀 疑的成分”,总担忧“闹出什么乱子”。至于“违背法令、脱离常规、不合规矩的事”,当然引起他“心 慌”,即使和他“毫不相干”,他也要“闷闷不乐”。 如果说他的悲剧是性格悲剧的话,那么他乐于告密,就表现出他人格的卑鄙了。他对自己的无耻行为 总是振振有词:“为了避免我们的谈话被人家误解以致闹出什么乱子起见,我得把我们的谈话内容报告校 长—把大意说明一下。我不能不这样做。”他从思想上的保守僵化已经堕落到行为上的卑劣无耻了
2 装在套子里的人 课文研讨 一、整体把握 这篇小说反映了 19 世纪末沙皇俄国的黑暗现实。1881 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刺身亡，继位的沙皇 亚历山大三世加强了专制恐怖统治。当时担任宗教院检查总长的波贝多诺斯采夫给沙皇的奏章中说：“在 当前这个艰苦的时代，政府的当务之急就是……平息那种头脑不清、濒于疯狂的社会舆论；必须禁止那种 人人饶舌的不可名状的街头巷议，以期尽量减少流言蜚语……”在此之前，受欧洲进步文明思潮的影响， 俄国也兴起变革之风，尤其在进步的知识分子和贵族中间，要求自由民主、改变专制制度的呼声日趋强烈， 并付诸行动。面对汹涌的变革浪潮，沙皇政府采取一切暴力手段镇压、逮捕、流放革命者，查封进步刊物， 禁锢人们的思想言论。全国警探遍布，告密者横行，一切反动势力纠合起来，对抗进步的潮流，竭力维护 腐朽没落的沙皇统治。别里科夫就是作者在这种典型环境下刻画出来的典型人物。 阅 读 鉴 赏装在套子里的人从性格、行为上讲，别里科夫封闭、怀旧、胆小、多疑，但他又无时无刻不在 极力维护现行的社会秩序。 他“即使在最晴朗的日子，也穿上雨鞋，带着雨伞，而且一定穿着暖和的棉大衣”；他把随身带的东 西都放在一个又一个“套子”里；他把自己的脸也“藏在竖起的衣领里”；他“戴黑眼镜，穿羊毛衫，用 棉花堵住耳朵眼”；他坐马车“总要叫马车夫支起车篷”。──“总之”，他“总想把自己包在壳子里， 仿佛要为自己制造一个套子，好隔绝人世，不受外界影响”。不仅如此，他把和人交往也视为厌事，“他 所去的那个挤满了人的学校，分明使得他满心害怕和憎恶”，跟“我”（布尔金）一块儿走路，“对他那 么一个性情孤僻的人来说，显然也是苦事”。在尽量封闭、禁锢自己的同时，他“老是歌颂过去，歌颂那 些从没存在过的东西”，教“古代语言”。他总认为过去什么都好，其实意味着对现实的恐惧、抗拒。所 以作者说他“所教的古代语言”“雨靴”“雨伞”都是他“逃避”“现实生活”的道具。他又胆小、多疑。 “他一上床，就拉过被子来蒙上脑袋”，“他躺在被子底下，战战兢兢，深怕会出什么事，深怕小贼溜进 来”；他又多疑，什么事都让他“心慌得很，一个劲儿地说：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 从他封闭、怀旧、胆小、多疑的性格行为上看，他的所谓“性情孤僻”，其实是“逃避”外界活生生 的生活。人类在生活，生活总要向前发展，文明才能进步。他怕的就是这样的发展、进步，所以他干脆逃 避生活，以今不如昔来安慰自己，甚至歌颂“从没存在过的东西”，可见他已经虚妄到什么地步！ 他一方面在逃避现实，另一方面又极力维护现行秩序。他在思想上自觉和反动政府看齐。“只有政府 的告示和报纸（自然是御用报纸，专制政府镇压自由民主，不可能有宣传进步思想的新闻媒体存在）上的 文章”，“其中规定着禁止什么，他才觉得一清二楚”。即使官方批准的东西，他也觉得“包藏着使人怀 疑的成分”，总担忧“闹出什么乱子”。至于“违背法令、脱离常规、不合规矩的事”，当然引起他“心 慌”，即使和他“毫不相干”，他也要“闷闷不乐”。 如果说他的悲剧是性格悲剧的话，那么他乐于告密，就表现出他人格的卑鄙了。他对自己的无耻行为 总是振振有词：“为了避免我们的谈话被人家误解以致闹出什么乱子起见，我得把我们的谈话内容报告校 长──把大意说明一下。我不能不这样做。”他从思想上的保守僵化已经堕落到行为上的卑劣无耻了
他就这样,在思想上行动上把自己和沙皇反动专制统治联系在一起了,压制着身边的人们,全城的人 战战兢兢地生活了十年到十五年,“都怕他”,“他们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写信,不敢交朋友,不敢看书, 不敢周济穷人,不敢教人念书写字……”这个“套中人”给人们带来多么大的精神压力和恐惧! 为了更好地展示别里科夫的性格,作者特意安排了结婚这种悲喜剧。像别里科夫这样厌恶别人、恐惧 生活的人,居然要结婚,首先是一出让人发笑的喜剧,最后必然以悲剧告终。校长太太,也包括像布尔纟 这样的同事,都“撮合”“怂恿”别里科夫和华连卡结婚。于是“他昏了头,决定结婚了”。结婚意味着 他对生活的渴望,意味着他走出“套子”的尝试。但是要挣脱出既有的“套子”是很困难的,一桩小事 就让他的希望彻底破灭,就让他感到他和生趣盎然的现实生活格格不入。年轻活泼的华连卡“兴高采烈” 地骑自行车,这在别里科夫的眼里是多么“大逆不道”的事情,“难道中学教师和小姐骑自行车还成体统 吗”?迂腐、多疑、慎重的别里科夫一本正经地想找华连卡谈话,却碰上了她的弟弟,话不投机,别里科 夫恼羞成怒,以告密相威胁,被摔到楼下,结果可想而知,婚事完了,别里科夫的性命也完了。—他身 上的“套子”太厚重,已经不能让他回到正常的生活中来了。 当然,别里科夫并不是十恶不赦的恶人,他性格孤僻,胆小怕事,恐惧变革,更多的是想做一个纯粹 的现行制度的“守法良民”。他的世界观就是害怕出乱子,害怕改变既有的一切,但是他的所作所为,在 客观上却起着为沙皇专制助纣为虐的作用。他辖制着大家,并不是靠暴力手段,而是给众人精神上的压抑, 让大家“透不出气”。可以说是专制制度毒化了他的思想、心灵,使他惧怕一切变革,顽固僵化,他既是 沙皇专制制度的维护者,也是受害者 其实,无论什么时代什么社会,都有不同形式的“套子”和“套中人”出现。因为时代发展、社会进 步,总会有变革,那么就会有反对变革的人出现。这些人除了极端维护自己利益,仇视社会进步,逆历史 潮流而动的反动旧秩序统治者外,更多的是墨守成规、因循守旧的小人物,他们对新生事物不适应不理解, 甚至满怀恐惧,他们主要在思想和行动上抗拒社会变革。我们从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就可以发现许多这样 的人和事。可以说改革开放的最大阻力,就是既有的各种“套子” 问题探究 1.别里科夫为什么害怕和憎恶与他人交往?“性情孤僻”是主要原因吗? “性情孤僻”确实是别里科夫害怕与人交往的一个原因。但是我们还要进一步探究,别里科夫为什么 “性情孤僻”?除了性格使然外,社会因素也许更为重要。他恐惧社会变革,沉洏在“怀旧”的虚幻中, 不敢与真实的社会生活接触,最后发展为“害怕和憎恶”与他人交往 2.大多数老师是“有思想”“很正派”受过民主思想的陶冶的人,别里科夫只是“老穿着雨鞋、拿 着雨伞的小人物”,两种人的对立总是以后者的胜利告终,有什么深刻的内在原因吗? 首先是社会因素,在沙皇专制政府严酷的统治下,正直、善良、思想进步的人们受到各种钳制,使他 们难以同强大的专制机器(包括像别里科夫这样的专制卫道士)抗争;其次是个人因素,在反动政府的高 压政策下,即使追求自由、进步的人们,身上也或多或少地带有某种奴性,使他们的抗争很软弱,往往屈 服于社会压力,容易向黑暗政治妥协。当时俄罗斯革命的不彻底性就是明证。 3.柯瓦连科赶走别里科夫,别里科夫为什么感到“恐怖”?仅仅是因为“这还是他生平第一回听到 别人对他说这么不客气的话”吗?
他就这样，在思想上行动上把自己和沙皇反动专制统治联系在一起了，压制着身边的人们，全城的人 战战兢兢地生活了十年到十五年，“都怕他”，“他们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写信，不敢交朋友，不敢看书， 不敢周济穷人，不敢教人念书写字……”这个“套中人”给人们带来多么大的精神压力和恐惧！ 为了更好地展示别里科夫的性格，作者特意安排了结婚这种悲喜剧。像别里科夫这样厌恶别人、恐惧 生活的人，居然要结婚，首先是一出让人发笑的喜剧，最后必然以悲剧告终。校长太太，也包括像布尔金 这样的同事，都“撮合”“怂恿”别里科夫和华连卡结婚。于是“他昏了头，决定结婚了”。结婚意味着 他对生活的渴望，意味着他走出“套子”的尝试。但是要挣脱出既有的“套子”是很困难的，一桩小事， 就让他的希望彻底破灭，就让他感到他和生趣盎然的现实生活格格不入。年轻活泼的华连卡“兴高采烈” 地骑自行车，这在别里科夫的眼里是多么“大逆不道”的事情，“难道中学教师和小姐骑自行车还成体统 吗”？迂腐、多疑、慎重的别里科夫一本正经地想找华连卡谈话，却碰上了她的弟弟，话不投机，别里科 夫恼羞成怒，以告密相威胁，被摔到楼下，结果可想而知，婚事完了，别里科夫的性命也完了。──他身 上的“套子”太厚重，已经不能让他回到正常的生活中来了。 当然，别里科夫并不是十恶不赦的恶人，他性格孤僻，胆小怕事，恐惧变革，更多的是想做一个纯粹 的现行制度的“守法良民”。他的世界观就是害怕出乱子，害怕改变既有的一切，但是他的所作所为，在 客观上却起着为沙皇专制助纣为虐的作用。他辖制着大家，并不是靠暴力手段，而是给众人精神上的压抑， 让大家“透不出气”。可以说是专制制度毒化了他的思想、心灵，使他惧怕一切变革，顽固僵化，他既是 沙皇专制制度的维护者，也是受害者。 其实，无论什么时代什么社会，都有不同形式的“套子”和“套中人”出现。因为时代发展、社会进 步，总会有变革，那么就会有反对变革的人出现。这些人除了极端维护自己利益，仇视社会进步，逆历史 潮流而动的反动旧秩序统治者外，更多的是墨守成规、因循守旧的小人物，他们对新生事物不适应不理解， 甚至满怀恐惧，他们主要在思想和行动上抗拒社会变革。我们从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就可以发现许多这样 的人和事。可以说改革开放的最大阻力，就是既有的各种“套子”。 二、问题探究 1．别里科夫为什么害怕和憎恶与他人交往？“性情孤僻”是主要原因吗？ “性情孤僻”确实是别里科夫害怕与人交往的一个原因。但是我们还要进一步探究，别里科夫为什么 “性情孤僻”？除了性格使然外，社会因素也许更为重要。他恐惧社会变革，沉湎在“怀旧”的虚幻中， 不敢与真实的社会生活接触，最后发展为“害怕和憎恶”与他人交往。 2．大多数老师是“有思想”“很正派”受过民主思想的陶冶的人，别里科夫只是“老穿着雨鞋、拿 着雨伞的小人物”，两种人的对立总是以后者的胜利告终，有什么深刻的内在原因吗？ 首先是社会因素，在沙皇专制政府严酷的统治下，正直、善良、思想进步的人们受到各种钳制，使他 们难以同强大的专制机器（包括像别里科夫这样的专制卫道士）抗争；其次是个人因素，在反动政府的高 压政策下，即使追求自由、进步的人们，身上也或多或少地带有某种奴性，使他们的抗争很软弱，往往屈 服于社会压力，容易向黑暗政治妥协。当时俄罗斯革命的不彻底性就是明证。 3．柯瓦连科赶走别里科夫，别里科夫为什么感到“恐怖”？仅仅是因为“这还是他生平第一回听到 别人对他说这么不客气的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