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时代的大众狂欢 由“电视造星”现象引发的思考 粟杨潇10800140025、张晨10300270063 指导教师:陈金华 有人说,当今的时代是传媒的时代,人们无时无刻不在传媒的包围中生活,纵然是丹 尼尔·笛福笔下的鲁滨逊在世,其与世隔绝的平静生活也不会真的成为现实。有人补充说, 传媒的时代其实就是电视的时代,因为就影响力来讲电视毫无疑问地居于众媒体的霸主地 位,小小的荧光屏说不定顷刻间就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有人接着补充说,电视的时代也 同时意味着娱乐时代的到来,因为要想增加“看点”提高收视率及由此而来的高收益率,就 要千方百计地让观众娱乐 于是,在这个娱乐的时代,无论多么严肃的事情都可以被精明的电视媒体转化为供人 娱乐的“精彩”目:战争可以现场直播、杀人可以有奖竞猜、历史可以被戏说……。 比赛——这一总让人联想到诸如严肃性、权威性、专业性等字眼的事物——同样未逃 脱这种娱乐化的“命运”。众多名目各异但或隐或显打着以推流行音乐“新星”为旗号的电 视歌唱比赛就属于其中之列,而且或许最有资格作为“比赛——娱乐”的代名词。 、“电视造星”何以盛行 不知是哪一家电视媒体独具慧眼开了此类比赛之先河,人们也无从知晓其举办比赛的 初衷是什么,但它确实在较短的时间内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流行音乐电视造星运动。“忽 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究竞是什么原因催开了电视造星之花? 首先,从社会心态上。这是个物质文明高度发达而人的精神信仰却相对匮乏的特殊时 代,相传了几代人的传统价值观与人生观在人们特别是年轻一代看来仿佛成了过于遥远的事 情,理想、真理、信念等渐渐失去了往日的崇高地位,真与美更多地让位于了庸俗化了的“善”, “真理不如有用,有用才是真理”的看法大行其道,追求物质生活的安逸与社会地位的显赫 成了许多年轻人的终极梦想。而大量充斥于各种媒体之中的流行音乐歌星则以其年轻靓丽的 形象、一掷千金的潇洒派头与被众人所追捧的特殊社会地位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叫他们 心动,让他们疯狂。在他们眼里,歌手们大多花季般的年龄就已功成名就,成功好像是垂手 可及的事情。一场看起来并不需要付出多少努力与汗水的演唱会,就能抵他们的父辈不知要 多少个日日夜夜的艰苦奋斗……。从某种程度上,这好像正与这个特殊时代的较为流行的实 用主义的价值观不谋而合,他们坚信自己找到了一条现实、直接与快速的实现自己理想的途 径——一当歌星 其次,这还需要从流行音乐自身与电视媒体的关系说起。流行音乐作为一种大众化的 音乐种类,向来与媒体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当电视毫无疑问地成为大众传媒的“霸主” 后,流行音乐与电视媒体的联系相对其它媒体来讲也就更加亲密。从歌手的发现、包装到作 品的传播等诸多方面都离不开电视媒体的广泛参与,尤其是在歌手的“挖掘”方面更是起到 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任何一位在电视时代产生的流行音乐歌星都不会否认电视媒体在自
娱乐时代的大众狂欢 ——由“电视造星”现象引发的思考 粟杨潇 10300140025、张晨 10300270063 指导教师：陈金华 有人说，当今的时代是传媒的时代，人们无时无刻不在传媒的包围中生活，纵然是丹 尼尔·笛福笔下的鲁滨逊在世，其与世隔绝的平静生活也不会真的成为现实。有人补充说， 传媒的时代其实就是电视的时代，因为就影响力来讲电视毫无疑问地居于众媒体的霸主地 位，小小的荧光屏说不定顷刻间就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有人接着补充说，电视的时代也 同时意味着娱乐时代的到来，因为要想增加“看点”提高收视率及由此而来的高收益率，就 要千方百计地让观众娱乐。 于是，在这个娱乐的时代，无论多么严肃的事情都可以被精明的电视媒体转化为供人 娱乐的“精彩”目：战争可以现场直播、杀人可以有奖竞猜、历史可以被戏说……。 比赛——这一总让人联想到诸如严肃性、权威性、专业性等字眼的事物——同样未逃 脱这种娱乐化的“命运”。众多名目各异但或隐或显打着以推流行音乐“新星”为旗号的电 视歌唱比赛就属于其中之列，而且或许最有资格作为“比赛——娱乐”的代名词。 一、“电视造星”何以盛行 不知是哪一家电视媒体独具慧眼开了此类比赛之先河，人们也无从知晓其举办比赛的 初衷是什么，但它确实在较短的时间内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流行音乐电视造星运动。“忽 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究竟是什么原因催开了电视造星之花？ 首先，从社会心态上。这是个物质文明高度发达而人的精神信仰却相对匮乏的特殊时 代，相传了几代人的传统价值观与人生观在人们特别是年轻一代看来仿佛成了过于遥远的事 情，理想、真理、信念等渐渐失去了往日的崇高地位，真与美更多地让位于了庸俗化了的“善”， “真理不如有用，有用才是真理”的看法大行其道，追求物质生活的安逸与社会地位的显赫 成了许多年轻人的终极梦想。而大量充斥于各种媒体之中的流行音乐歌星则以其年轻靓丽的 形象、一掷千金的潇洒派头与被众人所追捧的特殊社会地位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叫他们 心动，让他们疯狂。在他们眼里，歌手们大多花季般的年龄就已功成名就，成功好像是垂手 可及的事情。一场看起来并不需要付出多少努力与汗水的演唱会，就能抵他们的父辈不知要 多少个日日夜夜的艰苦奋斗……。从某种程度上，这好像正与这个特殊时代的较为流行的实 用主义的价值观不谋而合，他们坚信自己找到了一条现实、直接与快速的实现自己理想的途 径——当歌星。 其次，这还需要从流行音乐自身与电视媒体的关系说起。流行音乐作为一种大众化的 音乐种类，向来与媒体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当电视毫无疑问地成为大众传媒的“霸主” 后，流行音乐与电视媒体的联系相对其它媒体来讲也就更加亲密。从歌手的发现、包装到作 品的传播等诸多方面都离不开电视媒体的广泛参与，尤其是在歌手的“挖掘”方面更是起到 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任何一位在电视时代产生的流行音乐歌星都不会否认电视媒体在自
己成名道路上所起的作用,唯一不同的只是作用的大小之分。对于偶像歌手的成名而言,几 乎完全可以被看作是媒体一手操纵的直接结果 近年来,随着流行音乐商业化运作体制的高度发展,以及电视媒体在社会生活中影响 力的节节攀升,流行音乐对于它的依赖性更是日渐增强,几乎到了离开它就无以生存的境地 精明的电视媒体则不失时机地把握住了这一有利变化,积极主动地调整思路,从以往那种相 对被动地为流行音乐“服务”的角色变为主动“出击”,让流行音乐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 当它们发现许多人有急于成名做歌星的梦想,而虽经历了不短的发展历程但至今尚没有建立 起完善的人才发现机制的流行音乐自身却并不能充分地提供给他们实现梦想的机会时,电视 造星便开始粉墨登场。当然,电视媒体这种看似有些“越俎代庖”式的做法,实则并不是真 的是想为流行音乐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在商言商,它们看重的乃是造星背后潜 藏着的诱人的经济利益,不然,怎会有如此众多的电视媒体争相效仿从而在如此短暂的时间 内形成一场轰轰烈烈的造星运动? 比赛——大众的狂欢 按常理,比赛是选手们艺术水准的较量,结果由评委裁决。普通大众只能作为一般欣 赏者或为比赛加油助威的看客,他们无权决定歌手的命运。可在这电视娱乐的时代,一切都 发生了改变。比赛不再只是选手们专业水平的较量,评分不再是权威专家的专利,普通大众 也不再只是看客… 如今由行家全权坐阵打分的传统模式好像已经变得不合时宜,而多被代之以评委、观 众短信支持率等相结合的较为新潮的评分模式,短信支持率最高的选手甚至还可以享受“豁 免权”直接进入下一轮的比赛,无关乎评委的分数高底,“人气指数”成为比赛中一个有时 可以凌驾于专业之上的新标准,这也可以看作是电视媒体的一大创造吧。 其实,通过发手机短信的方式让观众参与节目己着实不是什么稀罕事,它也早已成为 电视媒体提高收视率和创造经济效益的看家本领。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到短信大军中来, 媒体利用物质刺激的方法或干脆把决定比赛胜负的部分权利也交给了他们,真可谓用心良 对于选手来说,既然决定选手胜败的大权有一部分掌握在观众的手中,那么选手们除 了尽力唱好歌之外,另一项重要工作自然就是要挖空心思去赢得观众的投票。如果说唱好歌 就足以打动评委,从而为自己赢得一个较高的分数的话,那么,对于普通观众来说,这个方 法就不见得完全合适。因为,观众毕竟不是专业评委,自然也就缺少能鉴定选手歌唱水平的 行家里手。他们之中有五音不全者,压根就听不懂音乐,如何根据专业水准评判选手的表现? 观众中也有五音皆全者,略能听得出个子丑寅卯来,但谁敢保证他们一定是用这仅有的一些 专业修养去界定选手们的歌唱,而不是依据选手们外形的漂亮与否、表演(与歌唱无关的表 演)得生动与否来投上自己“神圣”的一票?大家彼此互不照面,又不会有人来质问为何不 把票投给张三而投给李四,没有了承担“后果”的责任与包袱,自然是看着谁比较顺眼,也 就顺便投他一票。对于这些,选手们也是心知肚明,因此除了唱好歌之外,必须还要通过另 外的方式来打动观众,以赢得他们手中的选票。 于是,此时的比赛就不再仅限于传统意义上专业水平之间的较量,它更是一场选手如
己成名道路上所起的作用，唯一不同的只是作用的大小之分。对于偶像歌手的成名而言，几 乎完全可以被看作是媒体一手操纵的直接结果。 近年来，随着流行音乐商业化运作体制的高度发展，以及电视媒体在社会生活中影响 力的节节攀升，流行音乐对于它的依赖性更是日渐增强，几乎到了离开它就无以生存的境地。 精明的电视媒体则不失时机地把握住了这一有利变化，积极主动地调整思路，从以往那种相 对被动地为流行音乐“服务”的角色变为主动“出击”，让流行音乐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 当它们发现许多人有急于成名做歌星的梦想，而虽经历了不短的发展历程但至今尚没有建立 起完善的人才发现机制的流行音乐自身却并不能充分地提供给他们实现梦想的机会时，电视 造星便开始粉墨登场。当然，电视媒体这种看似有些“越俎代庖”式的做法，实则并不是真 的是想为流行音乐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在商言商，它们看重的乃是造星背后潜 藏着的诱人的经济利益，不然，怎会有如此众多的电视媒体争相效仿从而在如此短暂的时间 内形成一场轰轰烈烈的造星运动？ 二、比赛——大众的狂欢 按常理，比赛是选手们艺术水准的较量，结果由评委裁决。普通大众只能作为一般欣 赏者或为比赛加油助威的看客，他们无权决定歌手的命运。可在这电视娱乐的时代，一切都 发生了改变。比赛不再只是选手们专业水平的较量，评分不再是权威专家的专利，普通大众 也不再只是看客…… 如今由行家全权坐阵打分的传统模式好像已经变得不合时宜，而多被代之以评委、观 众短信支持率等相结合的较为新潮的评分模式，短信支持率最高的选手甚至还可以享受“豁 免权”直接进入下一轮的比赛，无关乎评委的分数高底，“人气指数”成为比赛中一个有时 可以凌驾于专业之上的新标准，这也可以看作是电视媒体的一大创造吧。 其实，通过发手机短信的方式让观众参与节目已着实不是什么稀罕事，它也早已成为 电视媒体提高收视率和创造经济效益的看家本领。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到短信大军中来， 媒体利用物质刺激的方法或干脆把决定比赛胜负的部分权利也交给了他们，真可谓用心良 苦。 对于选手来说，既然决定选手胜败的大权有一部分掌握在观众的手中，那么选手们除 了尽力唱好歌之外，另一项重要工作自然就是要挖空心思去赢得观众的投票。如果说唱好歌 就足以打动评委，从而为自己赢得一个较高的分数的话，那么，对于普通观众来说，这个方 法就不见得完全合适。因为，观众毕竟不是专业评委，自然也就缺少能鉴定选手歌唱水平的 行家里手。他们之中有五音不全者，压根就听不懂音乐，如何根据专业水准评判选手的表现？ 观众中也有五音皆全者，略能听得出个子丑寅卯来，但谁敢保证他们一定是用这仅有的一些 专业修养去界定选手们的歌唱，而不是依据选手们外形的漂亮与否、表演（与歌唱无关的表 演）得生动与否来投上自己“神圣”的一票？大家彼此互不照面，又不会有人来质问为何不 把票投给张三而投给李四，没有了承担“后果”的责任与包袱，自然是看着谁比较顺眼，也 就顺便投他一票。对于这些，选手们也是心知肚明，因此除了唱好歌之外，必须还要通过另 外的方式来打动观众，以赢得他们手中的选票。 于是，此时的比赛就不再仅限于传统意义上专业水平之间的较量，它更是一场选手如
何想方设法去讨好观众的比赛。“讨好”一词,总让人感觉有些庸俗,但用在此处,却也不 失恰当,因为他们的表演确实很难让人用“雅”来形容:虽然都是地道的大陆人,言语之中 却尽显十足的港台味:不管比赛时期如何安排,却总能与某个选手的生日不期而遇;虽然年 龄不大,却好像已经历了人世间太多的磨难与感动,每当面对镜头时,总是用近乎颤抖的声 音激动地叙述着自己的人生经历与感悟,演绎着一个又一个漏洞百出、丝毫经不起推敲的雷 同故事…而这看似不算高明的做法却也仍然可以打动看客们的心,让他们为之感动、兴奋、 疯狂。歌手不时的感动的哭声、直白的拉票声、看客们狂热的叫喊声与鼓掌声、主持人不失 时机添油加醋的煽情声夹杂在一起,共同构成了电视娱乐时代特有的比赛景观,比赛彻头彻 尾变成了一场大众的狂欢。而这一切,仿佛恰恰是电视媒体所需要的,没有别的,只是看点 —收视率——收益率。 三、“星星还是那个星星” 既然是比赛,就会有少数幸运儿成为令众人羡慕的胜利者。可这是否就意味着他们实 现了自己的歌星梦?电视传媒一手推出的新星是否真的成为了明星? 从一般意义上,“造星”本身就是一种悖论,任何一个人要想在某一领域成名成“星”, 都需要依靠自己辛勤的奋斗,名气不是自己给自己套上的,也不是由哪个媒体说加就能加到 头上去的,它是人们对于某人在某领域所达成就的一种广泛认可。所以,“星”不是人工可 以制造的 娱乐时代偶像歌星的出现看似打破了这个规律,但实则是此星非彼星也,外表相似, 内容却大相径庭。它失去了“星”所具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在特征即持久性,虽然也曾如 黑夜之中的星一样具有耀眼明亮的外表,但只是恰似流星一般,还没来得及经过人们视线的 充分关注,就疾驰而过,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然而即便是做歌坛之流星,也是需要大量金 钱作后盾的,对于普通人来讲这至多只能是一种美丽的幻想,可望而不可及,更不是通过某 一场比赛就能实现的。对于比赛胜出者而言,假使其多半是因为唱功的缘故而胜出,就也在 定程度上说明其具备成为实力派歌星的基本素质。假使其主要是因为人气的兴盛而胜出, 那么也只能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其有成为偶像歌星的基本条件。仅此而已。对于更多的失利者 而言,如果非要说参加这样的比赛对他们是一种不可多得的人生磨练的话,似乎也是站得住 脚的。但那多半是媒体漂亮的推脱与借口。也可能是选手们面对镜头时自嘲的话语,可这好 像并不符合参赛时的初衷,人生本来就会提供给每个人不少的磨练机会,倘不是为了那块虚 幻但却看似诱人、美丽的招牌而来,又有谁会愿意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来进行专门磨练呢? 这使我想起电影《甲方乙方》中甲方花钱找罪受的那种充满悲“喜”交加的离奇故事。 总之,种种所谓的推星大赛不过是利用了社会上许多人急切渴望成名的浮躁心理,并 借用了能够吸引人的比赛这一特殊形式而做的一场秀。始作俑者是传媒,导演者是传媒,最 终的受益者还是传媒。而观众和歌手,则被当成了这场“秀”的表面上不可或缺而实际上却 地位平平的的小人物,就像瓦格纳歌剧中的人物一样,“他们出场了,参与了;但是他们是 无能为力的,……因为他们是小卒子”。[1 从中央到地方,几乎凡有电视台的地方就一定有不同门目、不同级别的“电视歌手大 奖赛”。电视造星运动掀起了对音乐的物质关照与人文关怀的再次高潮,不管其初衷如何, 它们在客观上对流行音乐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何想方设法去讨好观众的比赛。“讨好”一词，总让人感觉有些庸俗，但用在此处，却也不 失恰当，因为他们的表演确实很难让人用“雅”来形容：虽然都是地道的大陆人，言语之中 却尽显十足的港台味；不管比赛时期如何安排，却总能与某个选手的生日不期而遇；虽然年 龄不大，却好像已经历了人世间太多的磨难与感动，每当面对镜头时，总是用近乎颤抖的声 音激动地叙述着自己的人生经历与感悟，演绎着一个又一个漏洞百出、丝毫经不起推敲的雷 同故事……而这看似不算高明的做法却也仍然可以打动看客们的心，让他们为之感动、兴奋、 疯狂。歌手不时的感动的哭声、直白的拉票声、看客们狂热的叫喊声与鼓掌声、主持人不失 时机添油加醋的煽情声夹杂在一起，共同构成了电视娱乐时代特有的比赛景观，比赛彻头彻 尾变成了一场大众的狂欢。而这一切，仿佛恰恰是电视媒体所需要的，没有别的，只是看点 ——收视率——收益率。 三、“星星还是那个星星” 既然是比赛，就会有少数幸运儿成为令众人羡慕的胜利者。可这是否就意味着他们实 现了自己的歌星梦？电视传媒一手推出的新星是否真的成为了明星？ 从一般意义上，“造星”本身就是一种悖论，任何一个人要想在某一领域成名成“星”， 都需要依靠自己辛勤的奋斗，名气不是自己给自己套上的，也不是由哪个媒体说加就能加到 头上去的，它是人们对于某人在某领域所达成就的一种广泛认可。所以，“星”不是人工可 以制造的。 娱乐时代偶像歌星的出现看似打破了这个规律，但实则是此星非彼星也，外表相似， 内容却大相径庭。它失去了“星”所具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在特征即持久性，虽然也曾如 黑夜之中的星一样具有耀眼明亮的外表，但只是恰似流星一般，还没来得及经过人们视线的 充分关注，就疾驰而过，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然而即便是做歌坛之流星，也是需要大量金 钱作后盾的，对于普通人来讲这至多只能是一种美丽的幻想，可望而不可及，更不是通过某 一场比赛就能实现的。对于比赛胜出者而言，假使其多半是因为唱功的缘故而胜出，就也在 一定程度上说明其具备成为实力派歌星的基本素质。假使其主要是因为人气的兴盛而胜出， 那么也只能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其有成为偶像歌星的基本条件。仅此而已。对于更多的失利者 而言，如果非要说参加这样的比赛对他们是一种不可多得的人生磨练的话，似乎也是站得住 脚的。但那多半是媒体漂亮的推脱与借口。也可能是选手们面对镜头时自嘲的话语，可这好 像并不符合参赛时的初衷，人生本来就会提供给每个人不少的磨练机会，倘不是为了那块虚 幻但却看似诱人、美丽的招牌而来，又有谁会愿意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来进行专门磨练呢？ 这使我想起电影《甲方乙方》中甲方花钱找罪受的那种充满悲“喜”交加的离奇故事。 总之，种种所谓的推星大赛不过是利用了社会上许多人急切渴望成名的浮躁心理，并 借用了能够吸引人的比赛这一特殊形式而做的一场秀。始作俑者是传媒，导演者是传媒，最 终的受益者还是传媒。而观众和歌手，则被当成了这场“秀”的表面上不可或缺而实际上却 地位平平的的小人物，就像瓦格纳歌剧中的人物一样，“他们出场了，参与了；但是他们是 无能为力的，……因为他们是小卒子”。[1] 从中央到地方，几乎凡有电视台的地方就一定有不同门目、不同级别的“电视歌手大 奖赛”。电视造星运动掀起了对音乐的物质关照与人文关怀的再次高潮，不管其初衷如何， 它们在客观上对流行音乐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我在思考,为什么举国上下愈演愈烈的造星运动还在继续?为什么数以万计的星星不 见闪烁?归根结底是经济利益的驱使,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结果。这种“茫然”操 作的背后留下了清醒的传媒者的身影。既然比赛中艺术水平的传统原则已失去了往日的尊 严,既然人气指数可以凌驾于专业标准之上,那么“电视工厂”造出来的星就可想而知了。 重要的是这种不正常的舆论导向,不知把人的审美趋向带到何方? 当今流行音乐的不景气是有目共睹的,表面的繁华与喧闹仍然丝毫无法掩饰其內在的 萧条与空洞。对社会生活的冷漠与视而不见所导致的题材的单一、作品思想性的虚无、人文 关怀的缺失、艺术性与审美性的严重匮乏,使流行音乐只能在新、奇、怪、异上做文章,其 结果,流行音乐变成了只供人娱乐的“杂耍”。应该说,由于流行音乐所固有的娱乐化的商 品属性“因”,一旦失去了艺术标准的引导作用,它就有可能沦为庸俗化娱乐的“果”,这是 种无法逆转的结局。流行音乐如果不能跳出这种因果恶性循环的怪圈,是永远不可能走向 真正的健康与繁荣。因为人世间除了娱乐之外,还有崇高、信仰、严肃、失落、惆怅、彷徨、 痛苦……。电视造星的盛行恰恰在某种程度上又继续无声地认可、宣扬并且强化着这种流行 音乐的致命硬伤—“唯娱乐化”的观念,以自己强大的影响力把这种观念与意志悄然传递 给了大众,这又不能不说是流行音乐发展中的一大悲哀。 电视造星仍在继续,各种比赛层出不穷,有趣、好看、精彩,参赛人数也是越来越多 依旧少不了的歌声、喊声、哭声、笑声、掌声…… 走出喧嚣,让神经得到暂时的安宁;到室外换换空气,让大脑得到片刻的休息。与夜 空相伴,我不由自主的唱起那首老歌:“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 只是为了一场狂欢—电视娱乐时代不可缺少的大众狂欢?! “选秀文化”的意义 2005年的“超级女声”可以说是中国电视“选秀”的标志性的节目,它所造成的影响 是中国电视史上罕见的。我当时曾经用1983年的春节联欢晚会来比拟它的意义。1983年的 “春晚”标志着中国电视时代的开始,并成为主导公众的一种文化传播形态。而这也预示了 一个新的开放时代的到来。2005年的“超级女声”无疑也具有中国电视史上的特殊意义 它既意味着一个与新媒体互动的电视时代的到来,也意味着一种新的“青少年”文化开始在 文化中起到某种支配性的作用。当时我曾撰文谈到:“2005年,一个叫李宇春的女孩用无拘 无束的歌唱吸引了正在追求新的中国梦的人们。这其实就是中国大众文化发展的历史见证 也是这个国家和他的人民成长的见证。”此后,电视“选秀”几乎成了中国电视最普遍和最 基本的节目形态,各个电视台都推出了“选秀”节目,而“选秀”节目也展现了很多新的形 态,如《红楼梦》选秀的“选角”的特殊取向,如从“超女”的女性选秀发展到今天男性选 秀为主的“好男儿”或者“快乐男声”等等,都说明一种以“选秀”为中心的电视文化已经 成为当下文化的重要部分 现在的情况证实了中国当下大众文化的“草根化”和“青春化”的走向: 有关“草根化”,我认为:“选秀节目的意义在于它最好地发挥了大众的参与。这 里‘海选’的意义在于它真正实现了任何一个人都有30秒的机会,任何人都可以想唱就唱。 每个人都有可能在这个节目里获得一个均等的机会,每个人都有实现梦想的可能。这是大众 为之着迷的核心,也是20年来新的中国梦的最佳表征。这个中国梦的核心是中国人凭自己 的力量力争上游,争取成功的梦想。过去我们凭着集体的力量争取成功,20年后,我们则 开始强化个人的力量,希望通过个人成功达到对社会新的结构的创造。每个普通人都有机会 成为明星,都有机会在30秒之内展示自己最美的一面。不管评委的语言多么刻薄,不管自
我在思考，为什么举国上下愈演愈烈的造星运动还在继续？为什么数以万计的星星不 见闪烁？归根结底是经济利益的驱使，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结果。这种“茫然”操 作的背后留下了清醒的传媒者的身影。既然比赛中艺术水平的传统原则已失去了往日的尊 严，既然人气指数可以凌驾于专业标准之上，那么“电视工厂”造出来的星就可想而知了。 重要的是这种不正常的舆论导向，不知把人的审美趋向带到何方？ 当今流行音乐的不景气是有目共睹的，表面的繁华与喧闹仍然丝毫无法掩饰其内在的 萧条与空洞。对社会生活的冷漠与视而不见所导致的题材的单一、作品思想性的虚无、人文 关怀的缺失、艺术性与审美性的严重匮乏，使流行音乐只能在新、奇、怪、异上做文章，其 结果，流行音乐变成了只供人娱乐的“杂耍”。应该说，由于流行音乐所固有的娱乐化的商 品属性“因”，一旦失去了艺术标准的引导作用，它就有可能沦为庸俗化娱乐的“果”，这是 一种无法逆转的结局。流行音乐如果不能跳出这种因果恶性循环的怪圈，是永远不可能走向 真正的健康与繁荣。因为人世间除了娱乐之外，还有崇高、信仰、严肃、失落、惆怅、彷徨、 痛苦……。电视造星的盛行恰恰在某种程度上又继续无声地认可、宣扬并且强化着这种流行 音乐的致命硬伤——“唯娱乐化”的观念，以自己强大的影响力把这种观念与意志悄然传递 给了大众，这又不能不说是流行音乐发展中的一大悲哀。 电视造星仍在继续，各种比赛层出不穷，有趣、好看、精彩，参赛人数也是越来越多， 依旧少不了的歌声、喊声、哭声、笑声、掌声…… 走出喧嚣，让神经得到暂时的安宁；到室外换换空气，让大脑得到片刻的休息。与夜 空相伴，我不由自主的唱起那首老歌：“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 只是为了一场狂欢——电视娱乐时代不可缺少的大众狂欢？！ “选秀文化”的意义 2005 年的“超级女声”可以说是中国电视“选秀”的标志性的节目，它所造成的影响 是中国电视史上罕见的。我当时曾经用 1983 年的春节联欢晚会来比拟它的意义。1983 年的 “春晚”标志着中国电视时代的开始，并成为主导公众的一种文化传播形态。而这也预示了 一个新的开放时代的到来。2005 年的“超级女声”无疑也具有中国电视史上的特殊意义。 它既意味着一个与新媒体互动的电视时代的到来，也意味着一种新的“青少年”文化开始在 文化中起到某种支配性的作用。当时我曾撰文谈到：“2005 年，一个叫李宇春的女孩用无拘 无束的歌唱吸引了正在追求新的中国梦的人们。这其实就是中国大众文化发展的历史见证， 也是这个国家和他的人民成长的见证。”此后，电视“选秀”几乎成了中国电视最普遍和最 基本的节目形态，各个电视台都推出了“选秀”节目，而“选秀”节目也展现了很多新的形 态，如《红楼梦》选秀的“选角”的特殊取向，如从“超女”的女性选秀发展到今天男性选 秀为主的“好男儿”或者“快乐男声”等等，都说明一种以“选秀”为中心的电视文化已经 成为当下文化的重要部分。 现在的情况证实了中国当下大众文化的“草根化”和“青春化”的走向： 有关“草根化”，我认为：“选秀节目的意义在于它最好地发挥了大众的参与。这 里‘海选’的意义在于它真正实现了任何一个人都有 30 秒的机会，任何人都可以想唱就唱。 每个人都有可能在这个节目里获得一个均等的机会，每个人都有实现梦想的可能。这是大众 为之着迷的核心，也是 20 年来新的中国梦的最佳表征。这个中国梦的核心是中国人凭自己 的力量力争上游，争取成功的梦想。过去我们凭着集体的力量争取成功，20 年后，我们则 开始强化个人的力量，希望通过个人成功达到对社会新的结构的创造。每个普通人都有机会 成为明星，都有机会在 30 秒之内展示自己最美的一面。不管评委的语言多么刻薄，不管自
己的表现多么外行,但我们还是狂热地投入其间,陶醉在台上台下、屏上屏下热切的互动之 中。普通人对于《超级女声》的热爱,一面是看到了自己的梦想,一面是看到了许多具有喜 剧感的场面。我觉得‘超女’们的可贵在于她们坦然地面对成功的同时,也认同规则,坦然 地面对失败。这是中国普通人的选择。她们愿意承担竞争和奋斗,那种认为她们被动消极, 只有依赖社会和他人的看法是没有根据的”。今天,这种“选秀文化”已经被大家所适应和 习惯,没有了当初的新奇感和当时的“震惊”的体验,而且像一切事物一样,在它发展的过 程中也肯定开始暴露了越来越多的问题。但“草根”崛起的趋向和电视与互联网、手机短信 等新媒体的融合都有了许多新的发展。“草根”文化正是通过互联网和手机短信等新媒体放 大为一种新兴的文化力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表达空间。这些都在2005年呈现了更为丰富 和多样的特点。“中国梦”仍然是许许多多人在观看选秀节目的基础,“选秀文化”的“励志” 的效应还仍然存在。 “选秀文化”的“青春性”当然也是其中的关键。它说明了青少年已经成为文化 生产和消费的最大的主力。对于“选秀”的青春性,我认为:“这说明80年代后期出生的“尿 不湿一代’对于文化的支配力,他们的代表李宇春和周笔畅在台上,在台下的他们却用短信 决定了一切。他们出生在中国历史上最繁荣的时代,也已经显示了巨大的消费能力。他们没 有历史的重负,非常明亮和阳光,但似乎缺少文化的积淀。他们对于文化的影响当然会长久 地影响我们的未来。今天的这一切需要谨慎的评估和认真地对待。”今天看来,这种状况已 经有了更为明显和更为深刻的发展。而且随着“选秀”活动的多样化,现在女性青少年观众 的能量有了新的发展,形成了一波新的以“男生”为中心的选秀潮流。但这一潮流其实和“超 级女声”鼎盛的2005年一样仍然是青少年文化的结果。不少人在今天像当年指责李宇春和 周笔畅过分男性化一样,批评今天的“好男儿”“快乐男声”过度女性化。其实这都显示了 这里趣味的主导者仍然是青少年,特别是以18岁左右的青少年为中心的文化选择的特点。 在青春期,对于某种“中性化”的追求往往是一种时尚。所以,选秀文化的基本形态还是一 种青少年文化。它往往是生活规划还没有完全确定,生活的道路选择还没完全清晰的年轻人 的“迷恋”的对象。这种文化的影响力说明了在青少年文化和成年人文化之间的“代际”文 化的差异,传统媒体和互联网、短信等新媒体的“媒际”差异已经凸显了出来。今天的电视 剧文化越来越成为一种成年人的文化,而“选秀”这种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结合的产物就成为 种青少年文化的表征。 当然,随着选秀文化的发展和普及化,也暴露了许多值得反思的问题。首先,这 里的娱乐性也还在于它的蜚短流长的传闻,有时的趣味并不高雅。这些当然都可能引起非议。 其次,现在一举成名的愿望过度膨胀也会造成一些青少年沉溺于“选秀”的想法,而忽视了 自身条件的差异。再次,某些选秀节目往往过度商业化,也造成一些选手利用短信等手段进 行不一定完全正当的竞争。这些都是值得人们充分警觉和加以防范的。 无论如何,经过近年的发展,“选秀文化”显示了中国今天大众文化的新走向, 而且己经显示了其强大的影响力,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从心里学角度剖析电视选秀节目是否会持续兴盛下去 栾轶玫 近两年“电视选秀”节目成为一种新的类型化节目被各家媒体广泛复制。如湖南 卫视的《超级女声》、央视的《梦想中国》、《非常6+1》、东方卫视的《莱卡我型我秀》以及 各类电视台层级繁多的“选秀”节目成为当下电视传播的一个显著现象。电视选秀究其实质 是一种平民化的娱乐传播,这类节目有两个显著特点:一、平民化:节目方式与内容上的“平
己的表现多么外行，但我们还是狂热地投入其间，陶醉在台上台下、屏上屏下热切的互动之 中。普通人对于《超级女声》的热爱，一面是看到了自己的梦想，一面是看到了许多具有喜 剧感的场面。我觉得‘超女’们的可贵在于她们坦然地面对成功的同时，也认同规则，坦然 地面对失败。这是中国普通人的选择。她们愿意承担竞争和奋斗，那种认为她们被动消极， 只有依赖社会和他人的看法是没有根据的”。今天，这种“选秀文化”已经被大家所适应和 习惯，没有了当初的新奇感和当时的“震惊”的体验，而且像一切事物一样，在它发展的过 程中也肯定开始暴露了越来越多的问题。但“草根”崛起的趋向和电视与互联网、手机短信 等新媒体的融合都有了许多新的发展。“草根”文化正是通过互联网和手机短信等新媒体放 大为一种新兴的文化力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表达空间。这些都在 2005 年呈现了更为丰富 和多样的特点。“中国梦”仍然是许许多多人在观看选秀节目的基础，“选秀文化”的“励志” 的效应还仍然存在。 “选秀文化”的“青春性”当然也是其中的关键。它说明了青少年已经成为文化 生产和消费的最大的主力。对于“选秀”的青春性，我认为：“这说明 80 年代后期出生的‘尿 不湿一代’对于文化的支配力，他们的代表李宇春和周笔畅在台上，在台下的他们却用短信 决定了一切。他们出生在中国历史上最繁荣的时代，也已经显示了巨大的消费能力。他们没 有历史的重负，非常明亮和阳光，但似乎缺少文化的积淀。他们对于文化的影响当然会长久 地影响我们的未来。今天的这一切需要谨慎的评估和认真地对待。”今天看来，这种状况已 经有了更为明显和更为深刻的发展。而且随着“选秀”活动的多样化，现在女性青少年观众 的能量有了新的发展，形成了一波新的以“男生”为中心的选秀潮流。但这一潮流其实和“超 级女声”鼎盛的 2005 年一样仍然是青少年文化的结果。不少人在今天像当年指责李宇春和 周笔畅过分男性化一样，批评今天的“好男儿”“快乐男声”过度女性化。其实这都显示了 这里趣味的主导者仍然是青少年，特别是以 18 岁左右的青少年为中心的文化选择的特点。 在青春期，对于某种“中性化”的追求往往是一种时尚。所以，选秀文化的基本形态还是一 种青少年文化。它往往是生活规划还没有完全确定，生活的道路选择还没完全清晰的年轻人 的“迷恋”的对象。这种文化的影响力说明了在青少年文化和成年人文化之间的“代际”文 化的差异，传统媒体和互联网、短信等新媒体的“媒际”差异已经凸显了出来。今天的电视 剧文化越来越成为一种成年人的文化，而“选秀”这种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结合的产物就成为 一种青少年文化的表征。 当然，随着选秀文化的发展和普及化，也暴露了许多值得反思的问题。首先，这 里的娱乐性也还在于它的蜚短流长的传闻，有时的趣味并不高雅。这些当然都可能引起非议。 其次，现在一举成名的愿望过度膨胀也会造成一些青少年沉溺于“选秀”的想法，而忽视了 自身条件的差异。再次，某些选秀节目往往过度商业化，也造成一些选手利用短信等手段进 行不一定完全正当的竞争。这些都是值得人们充分警觉和加以防范的。 无论如何，经过近年的发展，“选秀文化”显示了中国今天大众文化的新走向， 而且已经显示了其强大的影响力，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从心里学角度剖析电视选秀节目是否会持续兴盛下去 栾轶玫 近两年“电视选秀”节目成为一种新的类型化节目被各家媒体广泛复制。如湖南 卫视的《超级女声》、央视的《梦想中国》、《非常 6+1》、东方卫视的《莱卡我型我秀》以及 各类电视台层级繁多的“选秀”节目成为当下电视传播的一个显著现象。电视选秀究其实质 是一种平民化的娱乐传播，这类节目有两个显著特点：一、平民化：节目方式与内容上的“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