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腐败问题的深层解构 (1)1 论 对中国腐败问题的深层解构 一一个多维视野下的范式和悖论 谢海生 由于诸多的原因，关于腐败的诸多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廓清，对其中一些实质性问题，尤 其缺乏实证的研究和深层的探讨。学界似乎因为腐败问题的“马肝式”因素而陷入了一个人 为的无知之幕，①这是一个行为选择偏离认知理性的悖论。理论理性的缺席与我国目前腐 败发展的严峻形势和腐败控制的迫切需要极不相称，也是人们对腐败问题出现认识偏差以 及腐败控制效能阙如的重要原因。笔者拟从政治、法律、社会等多维视角入手，对我国腐败 问题作一粗浅的证伪和求解。 一、现状和特征：一个结构化的特征和趋势 所谓结构，乃是“指某一整体中各部分相互联系的方式”。②结构使社会系统具有相对 稳定的静态的形态特征。相应地，腐败的结构化就是，腐败成为社会系统中各个个体发生相 互联系的惯常而有效的方式，并且这种联系具有相对稳定的形态。腐败结构化的表现是多 种多样的，既表现在社会形态方面，也表现在制度运作以及价值观的精神内核等方面，多要 素的增变和结合构成腐败结构化的整体特征。分析认为，腐败在中国正日益被视为必要、惯 常而有效的方式和现象，成为社会活动和权力运作的重要方式和准则，腐败正呈现出某种结 构化特征和趋势，其主要表现有如下几方面。 从社会关系上看，表现为社会性的结构化。法律社会学的观点认为，“人们相互间关系的 之所以用“解构”一词，是因为“解构的价值在于，它在反对同一性的同时也颠覆了任何形式的慕仿论或表现论，它 解放了形态不一的多样性和个性”。关于“解构”的介绍见尚杰：“解构：另一个发明”，载《读书》2001年第8期，第 123页。在笔者看来，“解构”是一个与肢解、还原、重组、量化等语义有关的表达；笔者在这里不准备对腐败的概念 作过多的分析，但大体上倾向于认同相对广义的腐败概念。本文对腐败问题的分析，将基于对腐败的这样一个概 念预设：腐败是指公共部门的官员在行使职权过程中获取不法利益，或者滥用公共权力及其相关资源。 ①古人认为马肝有毒，不能吃。《史记》载西汉时，辕固与黄生讨论“汤武革命”，一方认为汤武革命是“受命”，一方认为 是“篡弑”，讨论最终被汉景帝禁止：“食肉毋食马肝，未为不知味也：言学者毋言汤武受命，不为感。”于是，“后学者莫 敢言受命放杀者”。后人将“马肝式”问题拟为不能或者难以讨论的问题。这是一个两难的困境，腐败问题亦然。讨 论腐败往往涉及敏感性问题。于是，腐败问题最终可能变成“马肝式”问题。这导致学者往往缺乏实证分析，而多局 限于那些徒劳无功的或人所共知的理论上的证伪，使得对腐收的分析摊以穷形尽相，理论进步对当前我国严峻的腐 败现状也未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②[美]戴维·波普诺著：《社会学》（第十版），李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4页。 ·3· 万方数据
对中国腐败问题的深层解构 {繁专轻 对中国腐败问题的深层解构 ——一个多维视野下的范式和悖论 谢海生 由于诸多的原因，关于腐败的诸多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廓清，对其中一些实质性问题，尤 其缺乏实证的研究和深层的探讨。学界似乎因为腐败问题的“马肝式”因素而陷入了一个人 为的无知之幕，①这是一个行为选择偏离认知理性的悖论。理论理性的缺席与我国目前腐 败发展的严峻形势和腐败控制的迫切需要极不相称，也是人们对腐败问题出现认识偏差以 及腐败控制效能阙如的重要原因。笔者拟从政治、法律、社会等多维视角入手，对我国腐败 问题作一粗浅的证伪和求解。 一、现状和特征：一个结构化的特征和趋势 所谓结构，乃是“指某一整体中各部分相互联系的方式”。④结构使社会系统具有相对 稳定的静态的形态特征。相应地，腐败的结构化就是，腐败成为社会系统中各个个体发生相 互联系的惯常而有效的方式，并且这种联系具有相对稳定的形态。腐败结构化的表现是多 种多样的，既表现在社会形态方面，也表现在制度运作以及价值观的精神内核等方面，多要 素的增变和结合构成腐败结构化的整体特征。分析认为，腐败在中国正日益被视为必要、惯 常而有效的方式和现象，成为社会活动和权力运作的重要方式和准则，腐败正呈现出某种结 构化特征和趋势，其主要表现有如下几方面。 从社会关系上看，表现为社会性的结构化。法律社会学的观点认为，“人们相互间关系的 +之所以用“解构”一词，是因为“解构的价值在于，它在反对同一性的同时也颠覆了任何形式的摹仿论或表现论，它 解放了形态不一的多样性和个性”。关于“解构”的介绍见尚杰：“解构：另一个发明”，载《读书》2001年第8期，第 123页。在笔者看来，“解构”是一个与肢解、还原、重组、量化等语义有关的表达；笔者在这里不准备对腐败的概念 作过多的分析，但大体上倾向于认同相对广义的腐败概念。本文对腐败问题的分析，将基于对腐败的这样一个概 念预设：腐败是指公共部门的官员在行使职权过程中获取不法利益，或者滥用公共权力及其相关资源。 ①古人认为马肝有毒，不能吃。《史记》载西汉时，辕固与黄生讨论“汤武革命”，一方认为汤武革命是“受命”，一方认为 是“篡弑”，讨论最终被汉景帝禁止：“食肉毋食马肝，未为不知味也；言学者毋言汤武受命，不为愚。”于是，“后学者莫 敢言受命放杀者”。后人将“马肝式”问题拟为不能或者难以讨论的问题。这是一个两难的困境，腐败问题亦然。讨 论腐败往往涉及敏感性问题。于是，腐败问题最终可能变成“马肝式”问题。这导致学者往往缺乏实证分析，而多局 限于那些徒劳无功的或人所共知的理论上的证伪，使得对腐败的分析难以穷形尽相，理论进步对当前我国严峻的腐 败现状也未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②[美]戴维·波普诺著：《社会学》(第十版)，李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4页。 ·3 · 万方数据
(1)2 中国刑事法杂志 2002年第5期 平等性和密切性都倾向于抑制规则的适用”。①平等性和密切性为社会个体提供了讨价还价 的基础，正式的规则将更容易根据实际需要被修正和僭越，规则的援用将容易变得次要。我国 固有的文化传统中，“家国同构”、“舍国全家”、人格依附以及注重伦常人情等道德形态在学界 已为不争之实，不赘述。这种传统文化的积淀，将对法律的援用构成天然的消解和钳制。在特 殊的政治语境下，中国现代社会仍然是伦理社会，而非理性社会，这将注定现代背景下的中国 社会个体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人格依附式的关系。②社会个体之间关系的伦理化和密切化，以 及官员利益取向的伦理化和家族化，③使腐败更易在制度控制的空隙中畅行无阻，并实现对 制度控制的大规模经常化和正常化的规避和僭越。费孝通也深刻地指出，中国人建立了独特 的社会结构和信任关系，即“差序格局”。“在差序社会里，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 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什么关系后，才能拿出什么标准来”。①国外的实证研究论者也认 为：“建立在关系基础上的交易在中国非常盛行”。⑤诚然，经过一系列公开化、规范化的改 革，这种情形正在逐渐的减少。但可以预料到的是，面对有限的制度刚性，行贿者将找到新的 对策，而起作用的将可能是被收买的更高层的官员或者行贿者更为隐秘的串通，国外在这方面 也是有经验教训的。⑧中国问题专家托马斯·海贝勒通过对中国的实证研究后指出：“接受调查 的企业家中有超过四分之三的彝族企业家(76.2%)和超过一半的汉族企业家(60%)认为，‘关 系'在他们的商业生涯中绝对必要并可以带来好处。”⑦于是，当建立在关系基础上的腐败横 行时，广大的社会公众将尽可能地利用关系为自身谋取利益，®这种情形的结构化对腐败 的控制造成了极大的阻力。伦理关系作为一种文化传统的遗存和传承，其对社会个体的思 想意识具有决定性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制度或者文本可以被表面地确立、修正或改写，但历 史和文化的影响将深植于人们的灵魂深处，并深刻地影响着他的思想和行为，寻求文化传统 ①[美]唐纳德·布莱克：“论法律社会学”，载《外国法译评》1997年第2期。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讲的“平等性”导致的 对规则适用的抑制，其重要的前提是缺乏一个权威的第三者，如法律观念等。同样在峡乏权威的第三者的条件下， “不平等性”对规则援用的抑制程度将甚于前者，这对本文的论述将是一个重婴的理论预设。 ②谢遐龄：“中国杜会是伦理社会”，载《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6期。 ③美国著名学者黄仁字指出，官员在获得官职和荣誉的过程中，其家族构成其重要的基础。因此，其对家族负有道义 上的全部责任，保持休贼与共的集体观念。参阅黄仁字著：《万历十五年》，三联书店1998年版。事实上，不独对家 族，官员对所在的政治利益集团也必须同样如此。 ④ 费孝通著：《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35页。 ⑤〔美〕希尔特·鲁特：“中国的腐败已经成为体制性了吗”，载胡鞍钢主编：《中国：挑战腐败》，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第165页。该文还提供了一些实证研究的个案，如一家在中国投资的公司的所谓成功秘决：“只要同一位高层官员坐下 来喝杯茶，谈交易条件就可以了，根本不需要任何文件”，类似的个案可能是我们的实证研究者所熟视无睹的，但对国外 的学者来说，竟成了最能够说明问题的鲜活证据。这种“灯下黑”的情形，对中国学者是一个亟需吸取的教训。 ⑤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在韩国的军事采购中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为了对抗美国的竞争性招标法制度，韩国商人 成立了“互利协会”，按照分肥规则和通过事先的通气确定招标的价格。这些对策行为最后竞导致了美国招标规则 的改变以及韩国政府的干预等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发生。参阅[南非]罗伯特·克海帕德著：《控制腐败》，杨光斌等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⑦[德]托马斯·海贝勒：“转型社会中的企业家及其角色定位”，裁《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1年第3期，第42页。作者 选择彝族企业家作为比较研究对象，乃是基于对社会变迁对不同族群的影响的考虑，因此，该研究结论在某种程度 上更具有典型意义。 一项调查表明，仅有三成不到的人表示不会利用关系为自己谋取通过正常渠道无法实现的利益。详情请查阅袁媛： “百姓评说腐败与反腐败”，截《反腐败导刊》2001年第2期，第10页。笔者认为，根据对调查对象在敏感问题上的规 避心理以及笔者对实际状祝的观察，三成的比例应尚属过高。 ·4· 万方数据
(1)2 中国刑事法杂志 2002年第5期 平等性和密切性都倾向于抑制规则的适用”。①平等性和密切性为社会个体提供了讨价还价 的基础，正式的规则将更容易根据实际需要被修正和僭越，规则的援用将容易变得次要。我国 固有的文化传统中，“家国同构”、“舍国全家”、人格依附以及注重伦常人情等道德形态在学界 已为不争之实，不赘述。这种传统文化的积淀，将对法律的援用构成天然的消解和钳制。在特 殊的政治语境下，中国现代社会仍然是伦理社会，而非理性社会，这将注定现代背景下的中国 社会个体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人格依附式的关系。②社会个体之间关系的伦理化和密切化，以 及官员利益取向的伦理化和家族化，③使腐败更易在制度控制的空隙中畅行无阻，并实现对 制度控制的大规模经常化和正常化的规避和僭越。费孝通也深刻地指出，中国人建立了独特 的社会结构和信任关系，即“差序格局”。“在差序社会里，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 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什么关系后，才能拿出什么标准来”。④国外的实证研究论者也认 为：“建立在关系基础上的交易在中国非常盛行”。⑤诚然，经过一系列公开化、规范化的改 革，这种情形正在逐渐的减少。但可以预料到的是，面对有限的制度刚性，行贿者将找到新的 对策，而起作用的将可能是被收买的更高层的官员或者行贿者更为隐秘的串通，国外在这方面 也是有经验教训的。⑥中国问题专家托马斯·海贝勒通过对中国的实证研究后指出：“接受调查 的企业家中有超过四分之三的彝族企业家(76．2％)和超过一半的汉族企业家(60％)认为，‘关 系’在他们的商业生涯中绝对必要并可以带来好处。”⑦于是，当建立在关系基础上的腐败横 行时，广大的社会公众将尽可能地利用关系为自身谋取利益，⑧这种情形的结构化对腐败 的控制造成了极大的阻力。伦理关系作为一种文化传统的遗存和传承，其对社会个体的思 想意识具有决定性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制度或者文本可以被表面地确立、修正或改写，但历 史和文化的影响将深植于人们的灵魂深处，并深刻地影响着他的思想和行为，寻求文化传统 ① [美]唐纳德·布莱克：“论法律社会学”，载《外国法译评)1997年第2期。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讲的“平等性”导致的 对规则适用的抑制，其重要的前提是缺乏一个权威的第三者，如法律观念等。同样在缺乏权威的第三者的条件下， “不平等性”对规则援用的抑制程度将甚于前者，这对本文的论述将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预设。 ②谢遐龄：“中国社会是伦理社会”，载《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6期。 ③美国著名学者黄仁宇指出，官员在获得官职和荣誉的过程中，其家族构成其重要的基础。因此，其对家族负有道义 上的全部责任，保持休戚与共的集体观念。参阅黄仁宇著：《万历十五年》，三联书店1998年版。事实上，不独对家 族，官员对所在的政治利益集团也必须同样如此。 ④ 费孝通著：《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35页。 ⑤ [美]希尔特·鲁特：“中国的腐败已经成为体制性了吗”，载胡鞍钢主编：《中国：挑战腐败》，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第165页。该文还提供了一些实证研究的个案，如一家在中国投资的公司的所谓成功秘诀：“只要同一位高层官员坐下 来喝杯茶，谈交易条件就可以了，根本不需要任何文件”，类似的个案可能是我们的实证研究者所熟视无睹的，但对国外 的学者来说，竟成了最能够说明问题的鲜活证据。这种“灯下黑”的情形，对中国学者是一个亟需吸取的教训。 ⑥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在韩国的军事采购中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为了对抗美国的竞争性招标法制度，韩国商人 成立了“互利协会”。按照分肥规则和通过事先的通气确定招标的价格。这些对策行为最后竟导致了美国招标规则 的改变以及韩国政府的干预等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发生。参阅[南非]罗伯特·克海帕德著：《控制腐败》，杨光斌等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⑦ [德]托马斯·海贝勒：“转型社会中的企业家及其角色定位”，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1年第3期，第42页。作者 选择彝族企业家作为比较研究对象，乃是基于对社会变迁对不同族群的影响的考虑，因此，该研究结论在某种程度 上更具有典型意义。 ⑧ 一项调查表明，仅有三成不到的人表示不会利用关系为自己谋取通过正常渠道无法实现的利益。详情请查阅袁媛： “百姓评说腐败与反腐败”，载《反腐败导刊)2001年第2期，第10页。笔者认为，根据对调查对象在敏感问题上的规 避心理以及笔者对实际状祝的观察，三成的比例应尚属过高。 ·4· 万方数据
对中国腐败问题的深层解构 (1)3 和历史背景的解释，将始终是我们认识腐败的深层根源的重要路径和坐标。① 从道德文化上看，表现为价值观的结构化。在处于现代化快速转型过程的中国社会， “由于人…以工具理性为自己的最基本的生存品质，而以物质世界为自己生存的对象世 界，所以，人就把向物的索取和对物的获得看作自己生命存在的最高能力和最后目标…。 财富的多寡成为人的实在性的衡量尺度，而对自然物进行掠取的能力则被当成对人的尊严 的最有效的说明”。②也由于人的价值观的极度物化，对社会正义、社会良知、公共利益和终极 关怀等的道德诉求几被漠视甚至抹杀，物质利益几乎成为人们对人生价值和外在世界的唯一 诉求。中国社会个体的物质欲望的疯狂和攫取的不择手段以及对道德的扬弃程度，在一系列 的群体嬗变和社会事件中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③甚至高素质的中国人到了国外以后，其对 物质的诉求仍然是第一位的。④这反映了中国的社会个体在价值取向上的极端状况，这同 时也是特殊的道德和文化深层背景对其个体的观念和行为的巨大形塑作用的投影。所有这 些都构成了中国社会最可怕的群体性“道德坍缩”⑤的最直接证据，所有这些文化指令，也 都为以获取物质利益为主要指向的腐败行为和动机提供了道德和文化的基础。现代社会的 道德物化与中国的政治文化形成了一个同质性的契合，“因为在中国社会，地位是最重要的， 而财富则是地位的一种主要标志，没有在奢侈的宴会后结账的能力，官员就会认为这与其身 份是不适应的，他的同僚也会得出这样的结论”。⑧在这里，获得和占有财富的能力与官员 实现其道德和尊严的高位态是一致的，前者更是后者得以实现的重要前提，道德优势和地位 尊严在对物质的控制上得到体现和满足。事实上，不独官员的同僚，公众也会得出同样的结 论，这将对官员形成了一个体制内和体制外的道德压力。这种政治文化传统下的政治道德 ①这一点可以在具有某种儒家文化传统同质性的东亚国家得到进一步证实，如韩国。国外学者通过研究0世纪六七 十年代美国在韩国的军事采购中遇到的问题后指出：“韩国文化中‘强调和睦’与真正的竞争大相异趣…美国人所 追求的是竞争、公开、要约人机会均等、合法的科层式关系、避免腐败以及公平合理的价格，一切活动都依法进行：而 韩国人则宁愿选择协作，隐蔽的交易，要约人之间的等级制，注重个人关系，收受礼品以及外贸收入的增长，一切活 动都在人情和传统习欲的支配之下。”"([南非]罗伯特·克利特著：《控制腐败》，杨光斌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 版，第156页)某种文化特性下的社会习俗以及人际关系对规则形成了巨大的消解和抵御作用。从韩国所发生的例 子中我们可以发现，渊源深厚而惰性巨大的结构性腐败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人们的行为特征，并甚至改变了制度和 历史。但并非因为文化传统的惰性巨大就意味着我们对腐败将无能为力，其出路将是更加严密而量化的制度设计 和更加具体有效的控制行动，对这个问题下文将作浅述，暂且不赘。 ②李鹏程著：《当代文化哲学沉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9一140页。 ③最巢中和形象的证据莫如传销事件，中国人在一一系列的传销事件中表现出来的疯狂和贪婪，确实是一出令人惊诧的 现代闹剧。尤为甚者，据报截，由于中国消费者的欺诈极其严重，著名的美国直销公司安利公司竞不得不取消了全 额无条件退款的承诺，这是该公司迄今为止在全球范围内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作出这样的决定。见死不救乃至趁 火打劫的恶性事件时有所闻。去年在湖南就发生了一起民工哄抢交通事故遇难者钱物的事件，甚至连有的遇难者 的衣物也被剥光！（参阅《深圳商报》2002年2月1日报道）此类事件一旦司空见惯，社会个体将趋于麻木，最终将出 现下文所要讲到的“道德黑洞”。分析此类事件及其根源，绝不能仅仅停留在诸如“社会转型”等一些似是而非的层 面，而应当与整个道德环境尤其是政治道德状况联系起米。对于中国人的道德状况，学者多有研究，参阅茅于轼著： 《中国人的道德前景》，暨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等。 ④孙隆基著：《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集贤社（香港）1992年修订版，第374页。 ⑤“坍缩”是宇宙物理学的一个名词。恒星在耗尽自已的氢和其他核原料后，逐渐冷却并开始收缩，收缩造成了巨大引 力，甚至连光都不能逃逸，最后形成黑洞。坍缩是一个动态的、也是可怕的过程。笔者使用“道德坍缩”一词，旨在形 容道德沦丧可怕的持续的动态特征，“道德黑洞”产生的巨大消耗将使所有关于道德救赎的努力显得软弱无力。 [美]易劳逸著：《流产的革命》，第367-368页，转引自姬金译著：《副析腐败》，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年版，第64页。 ·5· 万方数据
对中国腐败问题的深层解构 (1)3 和历史背景的解释，将始终是我们认识腐败的深层根源的重要路径和坐标。① 从道德文化上看，表现为价值观的结构化。在处于现代化快速转型过程的中国社会， “由于人……以工具理性为自己的最基本的生存品质，而以物质世界为自己生存的对象世 界，所以，人就把向物的索取和对物的获得看作自己生命存在的最高能力和最后目标……。 财富的多寡成为人的实在性的衡量尺度，而对自然物进行掠取的能力则被当成对人的尊严 的最有效的说明”。②也由于人的价值观的极度物化，对社会正义、社会良知、公共利益和终极 关怀等的道德诉求几被漠视甚至抹杀，物质利益几乎成为人们对人生价值和外在世界的唯一 诉求。中国社会个体的物质欲望的疯狂和攫取的不择手段以及对道德的扬弃程度，在一系列 的群体嬗变和社会事件中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⑧甚至高素质的中国人到了国外以后，其对 物质的诉求仍然是第一位的。④这反映了中国的社会个体在价值取向上的极端状况，这同 时也是特殊的道德和文化深层背景对其个体的观念和行为的巨大形塑作用的投影。所有这 些都构成了中国社会最可怕的群体性“道德坍缩”⑤的最直接证据，所有这些文化指令，也 都为以获取物质利益为主要指向的腐败行为和动机提供了道德和文化的基础。现代社会的 道德物化与中国的政治文化形成了一个同质性的契合，“因为在中国社会，地位是最重要的， 而财富则是地位的一种主要标志，没有在奢侈的宴会后结账的能力，官员就会认为这与其身 份是不适应的，他的同僚也会得出这样的结论”。⑥在这里，获得和占有财富的能力与官员 实现其道德和尊严的高位态是一致的，前者更是后者得以实现的重要前提，道德优势和地位 尊严在对物质的控制上得到体现和满足。事实上，不独官员的同僚，公众也会得出同样的结 论，这将对官员形成了一个体制内和体制外的道德压力。这种政治文化传统下的政治道德 ①这一点可以在具有某种儒家文化传统同质性的东亚国家得到进一步证实，如韩国。国外学者通过研究20世纪六七 十年代美国在韩国的军事采购中遇到的问题后指出：“韩国文化中‘强调和睦’与真正的竞争大相异趣……美国人所 追求的是竞争、公开、要约人机会均等、合法的科层式关系、避免腐败以及公平合理的价格，一切活动都依法进行；而 韩国人则宁愿选择协作，隐蔽的交易，要约人之间的等级制，注重个人关系，收受礼品以及外贸收入的增长，一切活 动都在人情和传统习欲的支配之下。”([南非]罗伯特·克利特著：《控制腐败》，杨光斌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 版，第156页)某种文化特性下的社会习俗以及人际关系对规则形成了巨大的消解和抵御作用。从韩国所发生的例 子中我们可以发现，渊源深厚而惰性巨大的结构性腐败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人们的行为特征，并甚至改变了制度和 历史。但并非因为文化传统的惰性巨大就意味着我们对腐败将无能为力，其出路将是更加严密而量化的制度设计 和更加具体有效的控制行动，对这个问题下文将作浅述，暂且不赘。 ②李鹏程著：《当代文化哲学沉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9—140页。 ③最集中和形象的证据莫如传销事件，中国人在一系列的传销事件中表现出来的疯狂和贪婪，确实是一出令人惊诧的 现代闹剧。尤为甚者，据报载，由于中国消费者的欺诈极其严重，著名的美国直销公司安利公司竟不得不取消了全 额无条件退款的承诺，这是该公司迄今为止在全球范围内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作出这样的决定。见死不救乃至趁 火打劫的恶性事件时有所闻。去年在湖南就发生了一起民工哄抢交通事故遇难者钱物的事件，甚至连有的遇难者 的衣物也被剥光!(参阅《深圳商报)2002年2月1日报道)此类事件一旦司空见惯，社会个体将趋于麻木，最终将出 现下文所要讲到的“道德黑洞”。分析此类事件及其根源，绝不能仅仅停留在诸如“社会转型”等一些似是而非的层 面，而应当与整个道德环境尤其是政治道德状况联系起来。对于中国人的道德状况，学者多有研究，参阅茅于轼著： 《中国人的道德前景》，暨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等。 ④孙隆基著：《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集贤社(香港)1992年修订版，第374页。 ⑤“坍缩”是宇宙物理学的一个名词。恒星在耗尽自己的氢和其他核原料后，逐渐冷却并开始收缩，收缩造成了巨大引 力，甚至连光都不能逃逸，最后形成黑洞。坍缩是一个动态的、也是可怕的过程。笔者使用“道德坍缩”一词，旨在形 容道德沦丧可怕的持续的动态特征，“道德黑洞”产生的巨大消耗将使所有关于道德救赎的努力显得软弱无力。 ⑥ [美]易劳逸著：《流产的革命》，第367—368页，转引自姬金译著：《剖析腐败》，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年版，第64页。 · 5 · 万方数据
(1)4 中国刑事法杂志 2002年第5期 的“异化”与现代中国社会道德的“物化”具有惊人的因承性、同质性和互通性，对二者来说， 其对物质的获取和占有构成了个体价值的最重要的体现。“一个人的价值观不仅仅是他或 她的文化和传统的反映，而是在这一系列的价值观下，他做了些什么。”①道德和行为具备 了高度的内在同一，行为成为我们解构价值的有力证据。于是，在传统与现代交媾下的道德 畸变中，腐败实现了其在价值域内的结构化。在这个结构域内，清廉者或将难以获得其外在 的道德优势和尊严；而腐败者或许将在变异的道德文化环境中更加游刃有余。 从制度运作上看，表现为体制内的结构化。著名学者王亚南指出，中国官僚群体是一个有 “自有特殊利益”的集团。②作为一个本身具有特殊利益诉求的集团，官僚群体实现其一己之私 的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对公共权力进行集体私有化。为此，他们将建立一个这样的运行机制， 以保障集团对公共权力的私有化和非法占有的实现。对腐败控制和任何旨在削弱其既得利益 的变革具有本能的阻滞和抗拒。“反腐败制度创新最大的阻力来自于那些腐败的政府官员和 靠行贿开路的不法商人，他们作为腐败行为的受益者构成了阻碍改革的既得利益集体。”③日 趋庞大的既得利益官僚集团的阻力削弱了公共权力机构自我调整和代谢的能力，这将促使制 度自身产生内发性的结构化。以笔者之见，这一问题目前在我国也已现端倪。从被揭露的 事实看，这个问题在某些地方的特殊制度环境下甚至达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其中“董阳变 法”和“利辛风暴”就是典型的个案，④在这些被揭露的有限的个案中，主人公的改革，或者更 准确说是，促进制度化和廉洁化的行动最终都以失败告终。这两个个案所折射出的深层次 的权力结构特征，恰恰是作为既得利益者的官僚集团阻滞改革和腐败在体制内呈内发性结 构化的最佳诠释。就如有论者所指出，董阳的行动之所以失败，其重要的原因就是，违反了 “承认现有的权力与利益格局的原则”，虽然这一原则是“非正式政治领导行为规则”，但却 ①「美]乔怡·麦克林著：《传统与超越》，千春松等译，华夏出版杜2000年第1版，第66页。 ② 王亚南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1页。 ③ 何增科：“迈向善治的反腐败制度创新”，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1年第4期，第64页。 “董阳变法”和“利辛风暴”都是新闻界的命名。1996年，董阳新任湖北省黄石市石灰窑区河口镇党委书记。上任伊始， 董阳针对财政困境和机关作风等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如严格接待制度、处分违纪干部、改革机构等，如此不到半 年的时间，河口镇机关包括6名镇领导在内的18名干部联名上书区委，要求调走董阳，与此相反的是，河口镇所辖11 个村的主要干部及镇里的部分企业负责人联名向区委写信，强烈要求留住董阳。但是董阳最后还是被调离了。董阳风 被引起了严重关注。湖北省委书记贾志杰批示：“应该旗帜鲜明地伸张正义，是非不分，还算共产党？”然面，高层的态度 并没有改变戴阳的命运，也没有改变改革的命运，反而给已经调任区科技局局长的董阳造成更大的压力，他已经“决计 辞职”。“利辛风暴”的主人公夏一松是一个和董阳有着惊人相似的命运的悲剧式人物。他于1999年底调任安徽省利 辛县县委书记之前的近10年间，利辛县前后调走7任书记和9任县长，其原因就是利辛的特殊性：干部纪律松散；形成 利益集团：行贿受贿：用人照箱操作，跑官买官，大量制造“三假”干部（假领导签名、假文凭、假挡案）等等，其中最重要的 是当地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排外的既得利益官僚集团。夏一松一到任，这个集团就对其实行了集团的拉拢和腐蚀。 不少人以汇报工作为名，大肆送礼，在其上任不到一个月里，就在其利辛宾馆的宿名里收到“礼金”22万元。不久，其因 伤而在宿舍办公，干部排队“探病”，短短的时间内竞收到“礼金”近60万元！而利辛的普通干部月平均工资只有40 元。夏进行了整肃，责令退回“礼金”，并对“三假”干部问题进行查处，规范、改革了用人制度等。夏因为退回“礼金”的 “事迹”还上了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这时，利辛的官僚集团开始露出狰狞的面目。威胁、恐吓，无所不用其极。最 后，上级竞然要安排夏住进位于武警中队的住房！2000年的4月份，夏被调离了，其在利辛的时间前后不到半年，他落 人了和他的前任们-一样的宿命和轮回。详细请阅《南方周末》1998年6月25日及2000年5月10日第1版文章。至 2001年11月7日本文即将付梓之际，新华社发出消息：利辛人事腐败案终被查处，共有38名干部受到追究。 ÷6▣ 万方数据
(1)4 中国刑事法杂志 2002年第5期 的“异化”与现代中国社会道德的“物化”具有惊人的因承性、同质性和互通性，对二者来说， 其对物质的获取和占有构成了个体价值的最重要的体现。“一个人的价值观不仅仅是他或 她的文化和传统的反映，而是在这一系列的价值观下，他做了些什么。”①道德和行为具备 了高度的内在同一，行为成为我们解构价值的有力证据。于是，在传统与现代交媾下的道德 畸变中，腐败实现了其在价值域内的结构化。在这个结构域内，清廉者或将难以获得其外在 的道德优势和尊严；而腐败者或许将在变异的道德文化环境中更加游刃有余。 从制度运作上看，表现为体制内的结构化。著名学者王亚南指出，中国官僚群体是一个有 “自有特殊利益”的集团。②作为一个本身具有特殊利益诉求的集团，官僚群体实现其一已之私 的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对公共权力进行集体私有化。为此，他们将建立一个这样的运行机制， 以保障集团对公共权力的私有化和非法占有的实现。对腐败控制和任何旨在削弱其既得利益 的变革具有本能的阻滞和抗拒。“反腐败制度创新最大的阻力来自于那些腐败的政府官员和 靠行贿开路的不法商人，他们作为腐败行为的受益者构成了阻碍改革的既得利益集体。”④日 趋庞大的既得利益官僚集团的阻力削弱了公共权力机构自我调整和代谢的能力，这将促使制 度自身产生内发性的结构化。以笔者之见，这一问题目前在我国也已初现端倪。从被揭露的 事实看，这个问题在某些地方的特殊制度环境下甚至达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其中“董阳变 法”和“利辛风暴”就是典型的个案，④在这些被揭露的有限的个案中，主人公的改革，或者更 准确说是，促进制度化和廉洁化的行动最终都以失败告终。这两个个案所折射出的深层次 的权力结构特征，恰恰是作为既得利益者的官僚集团阻滞改革和腐败在体制内呈内发性结 构化的最佳诠释。就如有论者所指出，董阳的行动之所以失败，其重要的原因就是，违反了 “承认现有的权力与利益格局的原则”，虽然这一原则是“非正式政治领导行为规则”，但却 ① [美]乔治·麦克林著：《传统与超越》，干春松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66页。 ② 王亚南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1页。 ③何增科：“迈向善治的反腐败制度创新”，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1年第4期，第64页。 ④ “董阳变法”和“利辛风暴”都是新闻界的命名。1996年，董阳新任湖北省黄石市石灰窑区河口镇党委书记。上任伊始， 董阳针对财政困境和机关作风等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如严格接待制度、处分违纪干部、改革机构等，如此不到半 年的时间，河口镇机关包括6名镇领导在内的18名干部联名上书区委，要求调走董阳，与此相反的是，河口镇所辖11 个村的主要干部及镇里的部分企业负责人联名向区委写信，强烈要求留住董阳。但是董阳最后还是被调离了。董阳风 波引起了严重关注。湖北省委书记贾志杰批示：“应该旗帜鲜明地伸张正义，是非不分，还算共产党?”然而，高层的态度 并没有改变董阳的命运，也没有改变改革的命运，反而给已经调任区科技局局长的董阳造成更大的压力，他已经“决计 辞职”。“利辛风暴”的主人公夏一松是一个和董阳有着惊人相似的命运的悲剧式人物。他于1999年底调任安徽省利 辛县县委书记之前的近10年间，利辛县前后调走7任书记和9任县长，其原因就是利辛的特殊性：干部纪律松散；形成 利益集团；行贿受贿；用人黑箱操作，跑官买官，大量制造“三假”干部(假领导签名、假文凭、假挡案)等等，其中最重要的 是当地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排外的既得利益官僚集团。夏一松一到任，这个集团就对其实行了集团的拉拢和腐蚀。 不少人以汇报工作为名，大肆送礼，在其上任不到一个月里，就在其利辛宾馆的宿舍里收到“礼金”22万元。不久，其因 伤而在宿舍办公，干部排队“探病”，短短的时间内竟收到“礼金”近60万元!而利辛的普通干部月平均工资只有400 元。夏进行了整肃，责令退回“礼金”，并对“三假”干部问题进行查处，规范、改革了用人制度等。夏因为退回“礼金”的 “事迹”还上了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这时，利辛的官僚集团开始露出狰狞的面目。威胁、恐吓，无所不用其极。最 后，上级竟然要安排夏住进位于武警中队的住房1 2000年的4月份，夏被调离了，其在利辛的时间前后不到半年，他落 人了和他的前任们一样的宿命和轮回。详细请阅《南方周末》1998年6月25日及2000年5月10日第1版文章。至 2001年11月7日本文即将付梓之际，新华社发出消息：利辛人事腐败案终被查处，共有38名干部受到追究。 · 6· 万方数据
对中国腐败问题的深层解构 (1)5 “比大的政治原则对领导人的政治行为更有约束力”。①这些“非正式政治领导行为规则”的 大量的实际的存在，是长期的集体对策行为和集体分肥行动的结果，是一种对正式的政治原 则的集体反动和背离，这将为腐败提供非正式但却是可行有效的制度文化环境。符合意识 形态要求的变革行动无法在现行的体制下获得支持，尤其是行动不仅没有获得作为改革对 象的基层官僚体制的支持，也没有获得作为意识形态的“终审法院”的高层的实际而有力的 支持，个中深意颇堪玩味，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官僚体系的实际运作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偏 离了意识形态的要求和制度设计的初衷。 从交往方式上看，表现为行为模式的结构化。所谓行为模式，就是社会个体的行为遵循 一定的固定的程式和规律，并形成相对稳定的形态。我们可以这样讲，在某种程度上，中国 的腐败几乎已经成为社会个体的一种行为的模式和行动选择，并在社会活动中惯常化、结构 化。对这个问题，我们将从某些社会现象和文化迹象中找到证据。例如“红包”。由于长期 的集体行为，现代中国社会竟然创造了一个令人深思的新名词：“红包”。“红包”是现代中国 人对贿金（或者涉及金钱的正常人情往来，但主要是贿金）的形容，是一个关于行贿过程、手 段、性质的概念，是现代中国公共权力部门严重存在的灰色收人的最集中有力的证据。“红 包”虽然尚未被真正认识和重视，但它却实实在在地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对现代 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致于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道德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 选择，并成为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现象。这将在中国文化历史中成为一个足以与古代类似 情形相提并论的文化现象。在中国历史上腐败盛行的某些时期，就出现了类似的情形。如 明清时期的门包、耗羡等。②无独有偶，世界一些严重腐败的国家也存在与之相类似的说 法。“很多国家（例如鸟克兰、俄罗斯和印度尼西亚），企业特别是小企业往往受公共官员所 迫而支付特定的费用，以便继续其经营活动。例如，在印尼，就有一个专门的术语称呼这种 费用支付，即‘Pungli”。③这个“Pungli'”大概相当于中国的“红包”，类似的费用支付在中国比 比皆是，尤其是在一些涉及到企业的经营活动如消防、税收、环保、特种行业等的公共权力行 使过程中，更加广泛而严重地存在这种支付。“红包”正是社会个体类似支付惯常化的集中 表达，是腐败在社会行为模式上结构化和普遍化的集中体现。在目前的情况下，“红包”在形 式上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其本质仍然是一种深深渗透到经济运作和社会生活当中的普 ①刘应杰等著：《中国社会现象分析》，中国城市出版社1998年版，第466一468页。所谓的“非正式规则”是一个传统， 习俗以及对策规则等元素糅合一体的混合物，其普遍存在于制度的实际运作当中。 ②门包和耗茂均是明清时期官场陋习的体现。门包指到上级机构办事的下级办事人员送给上级机构的礼金等：耗羡 的清朝官员在税收之外的提成，由于耗美的普遍化，雍正时期甚至将其合法化。这个历史事实也反映了腐败的结构 化所产生的巨大的情性和能量。详细请参阅明清有关史料。 胡骸钢著：《中国：挑战腐败》，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9页。当笔者将“Pungli'”"敲进电脑，电脑自动在其下面 划了一条红色的波浪浅，笔者意识到自已输进了一个错别字或电脑没有见过的单词，这激发了笔者考据的兴致。果 然，避查《牛津英语词典》和（朗文英语词典》均未发现“Pungli'"的踪影。有一单词pungency,意为“辛辣、尖刻”，不知 两者有何联系。虽然“Pugi"的出处不得而知，但大致可以断定的是，这是一个在来源上具有“印尼特色”的新单词。 笔者又查考了一下与“Pungli'”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中国称谓的“红包”，在1999年版《辞海》中没有找到“红包”，但却 另有收获，发现了前文所讲的与“红包”的“老祖宗”一“门包”等名词。从文字学和文化学来讲，“红包”与“门包”一 样将是一个不能被忽视的语言和文化现象。以兼容和时效著称的《辞海》对其视若不见，实乃事。笔者再查《汉语 大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3版，第6601页）终于找到，其解释为“用红色布帛或者红纸包装的礼金、红利等”，殊 感不足的是，解释极其简约，不及其余，连该词的历史背景都未交代。不过，将其作为词条收录尚算聊胜于无。 7 万方数据
对中国腐败问题的深层解构 “比大的政治原则对领导人的政治行为更有约束力”。①这些“非正式政治领导行为规则”的 大量的实际的存在，是长期的集体对策行为和集体分肥行动的结果，是一种对正式的政治原 则的集体反动和背离，这将为腐败提供非正式但却是可行有效的制度文化环境。符合意识 形态要求的变革行动无法在现行的体制下获得支持，尤其是行动不仅没有获得作为改革对 象的基层官僚体制的支持，也没有获得作为意识形态的“终审法院”的高层的实际而有力的 支持，个中深意颇堪玩味，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官僚体系的实际运作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偏 离了意识形态的要求和制度设计的初衷。 从交往方式上看，表现为行为模式的结构化。所谓行为模式，就是社会个体的行为遵循 一定的固定的程式和规律，并形成相对稳定的形态。我们可以这样讲，在某种程度上，中国 的腐败几乎已经成为社会个体的一种行为的模式和行动选择，并在社会活动中惯常化、结构 化。对这个问题，我们将从某些社会现象和文化迹象中找到证据。例如“红包”。由于长期 的集体行为，现代中国社会竟然创造了一个令人深思的新名词：“红包”。“红包”是现代中国 人对贿金(或者涉及金钱的正常人情往来，但主要是贿金)的形容，是一个关于行贿过程、手 段、性质的概念，是现代中国公共权力部门严重存在的灰色收入的最集中有力的证据。“红 包”虽然尚未被真正认识和重视，但它却实实在在地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对现代 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致于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道德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 选择，并成为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现象。这将在中国文化历史中成为一个足以与古代类似 情形相提并论的文化现象。在中国历史上腐败盛行的某些时期，就出现了类似的情形。如 明清时期的门包、耗羡等。②无独有偶，世界一些严重腐败的国家也存在与之相类似的说 法。“很多国家(例如乌克兰、俄罗斯和印度尼西亚)，企业特别是小企业往往受公共官员所 迫而支付特定的费用，以便继续其经营活动。例如，在印尼，就有一个专门的术语称呼这种 费用支付，即‘Pungli”。③这个“Pungli”大概相当于中国的“红包”，类似的费用支付在中国比 比皆是，尤其是在一些涉及到企业的经营活动如消防、税收、环保、特种行业等的公共权力行 使过程中，更加广泛而严重地存在这种支付。“红包”正是社会个体类似支付惯常化的集中 表达，是腐败在社会行为模式上结构化和普遍化的集中体现。在目前的情况下，“红包”在形 式上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其本质仍然是一种深深渗透到经济运作和社会生活当中的普 ①刘应杰等著：《中国社会现象分析》，中国城市出版社1998年版，第466—468页。所谓的“非正式规则”是一个传统、 习俗以及对策规则等元素糅合一体的混合物，其普遍存在于制度的实际运作当中。 ② 门包和耗羡均是明清时期官场陋习的体现。门包指到上级机构办事的下级办事人员送给上级机构的礼金等；耗羡 的清朝官员在税收之外的提成，由于耗羡的普遍化，雍正时期甚至将其合法化。这个历史事实也反映了腐败的结构 化所产生的巨大的惰性和能量。详细请参阅明清有关史料。 ③胡鞍钢著：《中国：挑战腐败》，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9页。当笔者将“Pungli”敲进电脑，电脑自动在其下面 划了一条红色的波浪浅，笔者意识到自己输进了一个错别字或电脑没有见过的单词，这激发了笔者考据的兴致。果 然，遍查《牛津英语词典》和《朗文英语词典》均未发现“Pungli”的踪影。有一单词pungency，意为“辛辣、尖刻”，不知 两者有何联系。虽然“Pungli”的出处不得而知，但大致可以断定的是，这是一个在来源上具有“印尼特色”的新单词。 笔者又查考了一下与“Pungli”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中国称谓的“红包”，在1999年版《辞海》中没有找到“红包”，但却 另有收获，发现了前文所讲的与“红包”的“老祖宗”——“门包”等名词。从文字学和文化学来讲，“红包”与“门包”一 样将是一个不能被忽视的语言和文化现象。以兼容和时效著称的《辞海》对其视若不见，实乃憾事。笔者再查《汉语 大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3版，第6601页)终于找到，其解释为“用红色布帛或者红纸包装的礼金、红利等”，殊 感不足的是，解释极其简约，不及其余，连该词的历史背景都未交代。不过，将其作为词条收录尚算聊胜于无。 · 1 · 万方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