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中国刑事法杂志 2002年第5期 遍的额外支付。 二、根源和出路：对政治道德标准的分解与重构 “在过去的年代中提升起来的无论多么伟大的生活方式，对之加以改进、转变是重要的， 甚至是十分关键的。在这样的语境之下，要求古老的文化来适应新事物。稳定性的原理被 要求为运动提供依据”。①面对严峻的现实，面对WTO规则的挑战，对腐败控制的理念和手 段应有一个新的分析和重构。其中，政治道德文化的转变是一个关键的环节，也或许将是我 们解开腐败之结的治本之策。 《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 利益”，“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共产主义奋斗 终身。”这些推则和理念在现实生活中尤其是党的历史上发挥了巨大的整合作用，是中国共 产党先进性的体现，也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源泉。由于党员构成了官 员的最主要成分，这些原则和宗旨，也几乎同样被推及所有的官员。由于整个社会的泛道德 化倾向，这一系列的道德标准甚至在很多时候也被当作衡量一般社会民众的尺度。政治道 德和理想对社会个体的观念的影响是巨大的，执政党的理想追求以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 宜传和政治的社会化，使公众形成一种社会心理，认为‘公正’、‘廉洁’、‘为人民服务'应是社 会秩序的一部分。”②社会个体因此对党和党员以及由党员为主要成分的官员产生了相当 高的道德期望值。而实践这些宗旨和准则的党员和官员乃至公众人物也确实产生了人格和 道德的巨大感召力。零点调查公司进行了一项题为“中国市民心目中的英雄”的调查，在报 告结论中，被选为英雄人物的依次有雷锋、孔繁森、徐虎、李素丽等，并且在中选的理由中， “大公无私、无私奉献”被列为最主要的方面。然而，“道德是非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是理性 判断，而道德的实践则纯属价值判断。”③这解释了人们的道德养成、道德行为和道德取向， 也解释了道德理性和道德价值的某种关系。因此，虽然主流意识形态大力宣传经过注解的 道德形象和要求，社会个体对这些道德的化身也大力推崇，但却难以将其转化到实际行为中 去，这些道德准则在现实中显然没有成为大多数党员、官员和社会个体的共同诉求。过高的 道德准则将难以实现与社会正常需求的契合，于是，道德的理性判断与价值判断在现实中产 生了错位，我们将可能仅仅看到道德理性判断的表面繁华，而忽视甚至漠视道德价值判断的 缺失和贫困。由于其高度的理想化，意识形态化的高尚的道德和行为准则，尤其是那些绝对 化的失之于空泛的道德准则将难以被一以贯之地当作惯常化的标准来指导行为。在长期的 灌输和宣传下，由于缺乏其他合理的道德维度的缓冲和补充，道德对象的实际需求和崇高道 德准则之间出现了一个真空地带，于是，“道德建设化为‘空中楼阁'，从而留下社会个体（包 括官员，笔者注)‘逃避崇高’的后遗症”，④如果不及时予以矫正、引导和补救，加之外界诸 多因素的激烈冲击，社会群体将难以把握自身行为的道德标准，这个道德环境使得社会个体 ①[美]乔治·麦克林著：《传统与超越》，干春松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1版，引文第2页。 ②郝雨凡：“腐败与公共秩序体系的建立”，截《中国社会科学季刊（春季卷）》（香港）1995年2月，第87页。 ⑧③茅于轼著：《中国人的道德前景》，暨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5页。 ④周建漳：“·道德人'：计划经济行为主体的制度假设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夏季卷）》1996年5月第85页。 ·8· 万方数据
(1)6 中国刑事法杂志 2002年第5期 遍的额外支付。 二、根源和出路：对政治道德标准的分解与重构 “在过去的年代中提升起来的无论多么伟大的生活方式，对之加以改进、转变是重要的， 甚至是十分关键的。在这样的语境之下，要求古老的文化来适应新事物。稳定性的原理被 要求为运动提供依据”。①面对严峻的现实，面对WTO规则的挑战，对腐败控制的理念和手 段应有一个新的分析和重构。其中，政治道德文化的转变是一个关键的环节，也或许将是我 们解开腐败之结的治本之策。 《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 利益”，“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共产主义奋斗 终身。”这些准则和理念在现实生活中尤其是党的历史上发挥了巨大的整合作用，是中国共 产党先进性的体现，也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源泉。由于党员构成了官 员的最主要成分，这些原则和宗旨，也几乎同样被推及所有的官员。由于整个社会的泛道德 化倾向，这一系列的道德标准甚至在很多时候也被当作衡量一般社会民众的尺度。政治道 德和理想对社会个体的观念的影响是巨大的，执政党的理想追求以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 宣传和政治的社会化，使公众形成一种社会心理，认为‘公正’、‘廉洁’、‘为人民服务’应是社 会秩序的一部分。”②社会个体因此对党和党员以及由党员为主要成分的官员产生了相当 高的道德期望值。而实践这些宗旨和准则的党员和官员乃至公众人物也确实产生了人格和 道德的巨大感召力。零点调查公司进行了一项题为“中国市民心目中的英雄”的调查，在报 告结论中，被选为英雄人物的依次有雷锋、孔繁森、徐虎、李素丽等，并且在中选的理由中， “大公无私、无私奉献”被列为最主要的方面。然而，“道德是非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是理性 判断，而道德的实践则纯属价值判断。”③这解释了人们的道德养成、道德行为和道德取向， 也解释了道德理性和道德价值的某种关系。因此，虽然主流意识形态大力宣传经过注解的 道德形象和要求，社会个体对这些道德的化身也大力推崇，但却难以将其转化到实际行为中 去，这些道德准则在现实中显然没有成为大多数党员、官员和社会个体的共同诉求。过高的 道德准则将难以实现与社会正常需求的契合，于是，道德的理性判断与价值判断在现实中产 生了错位，我们将可能仅仅看到道德理性判断的表面繁华，而忽视甚至漠视道德价值判断的 缺失和贫困。由于其高度的理想化，意识形态化的高尚的道德和行为准则，尤其是那些绝对 化的失之于空泛的道德准则将难以被一以贯之地当作惯常化的标准来指导行为。在长期的 灌输和宣传下，由于缺乏其他合理的道德维度的缓冲和补充，道德对象的实际需求和崇高道 德准则之间出现了一个真空地带，于是，“道德建设化为‘空中楼阁’，从而留下社会个体(包 括官员，笔者注)‘逃避崇高’的后遗症”，④如果不及时予以矫正、引导和补救，加之外界诸 多因素的激烈冲击，社会群体将难以把握自身行为的道德标准，这个道德环境使得社会个体 [美]乔治·麦克林著：《传统与超越》，干春松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1版，引文第2页。 郝雨凡：“腐败与公共秩序体系的建立”，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春季卷)》(香港)1995年2月，第87页。 茅于轼著：《中国人的道德前景》，暨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5页。 周建漳：“‘道德人’：计划经济行为主体的制度假设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夏季卷)))1996年5月第85页。 ·8 · 万方数据
对中国腐败同题的深层解构 (1)7 无所适从，社会道德也表现出一种严重不稳定的脆弱和混乱的状态，我们称之为间歇性的 “道德迷失”或“道德倒错”。①于是，最终将可能呈现一幅颇具怪诞和讽刺意味的现实图景： 人们的声音在道德的高地上死守，但行为却与道德的敌人沆瀣一气。 与此同时，当对道德理想的强制性遵守本身成为一种目的，则道德体系的僵化将不可避 免。“随着文化理想与某种固定的社会秩序图象的同一，道德被‘法律化’。在此过程中，道 德秩序脱离伦理范畴；遵奉本身成了一种目的，从而使文化理想的批判功能得到削弱，甚至 被彻底抛弃…法律道德主义的重大代价，就是降低了在变化的社会情势扩大了理想和规 定之间的差距时重新解释文化愿望的能力”。②“空中楼阁”式的崇高道德体系一旦出现僵 化，并且由于党员身份在某种情况下所具有的明显的功利特征，③道德准则将有被社会个 体所修正、僭越、抛弃甚至践踏的危险。这种情况曾经在前苏联发展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 并最终导致信仰体系和国家的崩遗。有国外学者甚至认为，前苏联解体其主要原因就是“共 产党员不是根据思想、信念而是为了取得在国家机关或社会组织谋取优惠待遇所必不可少 的条件而入党。”④其实，布尔什维克党人的道德堕落可能并不能成为前苏联解体的充分条 件，但无庸置疑的是，它却是引致一系列社会剧变的重要根源。在谈到政治道德对国家和社 会的巨大影响和作用时，19世纪法国著名的政治学家路易斯·博洛尔更指出：“腐败的政治 道德改变了法国的国民性格。”⑤事实上，这仅仅是一个基于政治道德行为对社会的巨大的 示范效应的最简单的判断和有力的证据。诚然，对我国来说，党员和官员政治道德的腐败状 况断不可与前苏联等量齐观，但其在一定程度上的严重存在却是所有有理性和勇气的人所 无法否认的，其可能对国家和社会造成的巨大影响，将是我们不得不认真对待和思考的。 针对党员干部政治信念淡化以及腐败问题的日趋严重，邓小平同志早在1985年党的全 国代表大会上就非常有见地地指出：“改善社会风气要从教育人手。教育一定要联系实际。”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反腐败要“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令是保障，监 督是关键。”这些论述都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腐败的根源和控制的方向，其中的一个方面就 是教育问题。教育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强化党员和官员的思想政治道德的问题，而教育又涉 及到道德准则以及价值观的预设问题，也即教育活动得以持续并有效开展的前提性问题。 现在，是我们对道德和价值观预设这些最基本的问题进行认真的审视和重新界定的时候了。 “不论我们是否喜欢，世界都在运动，没有任何人能与他的时代逆流而行。法律必须理解为 指那些有利于社会的东西。”®“法律上的效力只能在毫不脱离民众生活实际的情况下才能 实现，否则民众生活就会拒绝服从它；一项法律只有在其实际运用于大多数时刻下都能指望 ①“倒错”是精神病学上的名词，是指人的一种“违背自然的”偏离常规的精神和行为状态，是一个与“变态”有关的表 达。“倒错”是一个具有一定较长的持续时间，并且已经付诸行动，或者因此而感到压抑的状态。笔者提出“道德倒 错”，旨在借用“倒错”的语义以形容道德及其相关行为违背正常规律、偏离常态的静态和动态特征。“倒错"概念请 参阅[英]Ronald Blackburn著：《犯罪行为心理学》，吴宗宪、刘邦惠等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0年版。 ②[美]诺内特·塞尔兹尼克著：《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张志铭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杜1994年版，第54一55页。 ③[美]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著：《中国政治》，顾速、董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版，第241页。 ④王梦奎著：《迈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国言实出版社1996年版，第184页。 ⑤[法]路易斯·博洛尔著：《政治的罪恶》，蒋庆等译，改革出版社1999年版，第302页。 )〔美]波斯纳著：《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77页。 ·9· 万方数据
对中国腐败问题的深层解构 无所适从，社会道德也表现出一种严重不稳定的脆弱和混乱的状态，我们称之为间歇性的 “道德迷失”或“道德倒错”。①于是，最终将可能呈现一幅颇具怪诞和讽刺意味的现实图景： 人们的声音在道德的高地上死守，但行为却与道德的敌人沆瀣一气。 与此同时，当对道德理想的强制性遵守本身成为一种目的，则道德体系的僵化将不可避 免。“随着文化理想与某种固定的社会秩序图象的同一，道德被‘法律化’。在此过程中，道 德秩序脱离伦理范畴；遵奉本身成了一种目的，从而使文化理想的批判功能得到削弱，甚至 被彻底抛弃……法律道德主义的重大代价，就是降低了在变化的社会情势扩大了理想和规 定之间的差距时重新解释文化愿望的能力”。②“空中楼阁”式的崇高道德体系一旦出现僵 化，并且由于党员身份在某种情况下所具有的明显的功利特征，③道德准则将有被社会个 体所修正、僭越、抛弃甚至践踏的危险。这种情况曾经在前苏联发展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 并最终导致信仰体系和国家的崩溃。有国外学者甚至认为，前苏联解体其主要原因就是“共 产党员不是根据思想、信念而是为了取得在国家机关或社会组织谋取优惠待遇所必不可少 的条件而入党。”④其实，布尔什维克党人的道德堕落可能并不能成为前苏联解体的充分条 件，但无庸置疑的是，它却是引致一系列社会剧变的重要根源。在谈到政治道德对国家和社 会的巨大影响和作用时，19世纪法国著名的政治学家路易斯·博洛尔更指出：“腐败的政治 道德改变了法国的国民性格。”⑤事实上，这仅仅是一个基于政治道德行为对社会的巨大的 示范效应的最简单的判断和有力的证据。诚然，对我国来说，党员和官员政治道德的腐败状 况断不可与前苏联等量齐观，但其在一定程度上的严重存在却是所有有理性和勇气的人所 无法否认的，其可能对国家和社会造成的巨大影响，将是我们不得不认真对待和思考的。 针对党员干部政治信念淡化以及腐败问题的日趋严重，邓小平同志早在1985年党的全 国代表大会上就非常有见地地指出：“改善社会风气要从教育人手。教育一定要联系实际。”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反腐败要“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令是保障，监 督是关键。”这些论述都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腐败的根源和控制的方向，其中的一个方面就 是教育问题。教育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强化党员和官员的思想政治道德的问题，而教育又涉 及到道德准则以及价值观的预设问题，也即教育活动得以持续并有效开展的前提性问题。 现在，是我们对道德和价值观预设这些最基本的问题进行认真的审视和重新界定的时候了。 “不论我们是否喜欢，世界都在运动，没有任何人能与他的时代逆流而行。法律必须理解为 指那些有利于社会的东西。”⑥“法律上的效力只能在毫不脱离民众生活实际的情况下才能 实现，否则民众生活就会拒绝服从它；一项法律只有在其实际运用于大多数时刻下都能指望 ①“倒错”是精神病学上的名词，是指人的一种“违背自然的”偏离常规的精神和行为状态，是一个与“变态”有关的表 达。“倒错”是一个具有一定较长的持续时间，并且已经付诸行动，或者因此而感到压抑的状态。笔者提出“道德倒 错”，旨在借用“倒错”的语义以形容道德及其相关行为违背正常规律、偏离常态的静态和动态特征。“倒错”概念请 参阅[英]Ronald Blackburn著：《犯罪行为心理学》，吴宗宪、刘邦惠等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0年版。 ② [美]诺内特-塞尔兹尼克著：《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张志铭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4—55页。 ③ [美]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著：《中国政治》，顾速、董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版，第241页。 ④王梦奎著：《迈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国言实出版社1996年版，第184页。 ⑤ [法]路易斯·博洛尔著：《政治的罪恶》，蒋庆等译，改革出版社1999年版，第302页。 ⑥[美]波斯纳著：《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77页。 · 9 · 万方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