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就是说，专利法应当促进“实用艺术”或日应用技术的发 展。4此外，专利和商标局一贯倾向于将专利限制在可操作性 发明范围内，思想不能授予专利。他们认为，宪法规定，只有 当一项发明具备可证明的、实质性的“用途”时，才能授予专 利。最后，在查克拉巴蒂案例之前，通常认为，活的生物体或 细胞是“自然产物”，不可授予专利。向“新形式”发明领域拓 宽专利保护不适用于生物体（植物除外）。抗生素的专利授予 是基于以“纯粹形式”分离这些自然产物，而不是基于产生抗 生素的细胞或生物体。“自然”是公开和同等地供每个人使用 的，查克拉巴蒂判例为在科学界和文化界诠释“自然”这个词 提供了新途径。 就在美国最高法院宣布“国会认定可授予法律保护的事 物包括太阳下任何人造物品”的同一年里，里根(Ronald Rea- )当选为美国总统，巨额风险资本被注人生物技术行业，这 不仅在法律上开辟了许多“新的前沿领域”，而且可以被恰如 其分地视为正在冉冉升起的、代表知识和力量的“星座”的象 征。6詹姆森(Fredric Jameson)认为，资本主义后期的两大特征 是它的全球性势力和资本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速度向自然界 渗透的能力。？与此相类似的主张，尽管用了不同的行话、不 同的修辞，已经成为各类生物技术公司年度报告的“标准菜 单”。 1980年，国会还通过了专利和商标法修正案，旨在“努力 推动形成统一的专利政策，以鼓励大学和工业界建立合作关 系，最终使政府资助的发明成果离开书架，走向市场。8当 时，政府大约有25种不同的专利政策。这一大堆规章制度倾 向于阻止专有许可协议，反过来使工业界越来越无意投资开 发新产品。新政策的目的，就是鼓励技术进步，鼓励以大学为 基地的科研机构和工业界之间建立更紧密的联系。这个修正
案的条文中明确规定，大学所主持的、受政府资助的科学研 究，必须报告一切从该项研究产生的能被专利化的成果。大 学如果不这样做，根据所谓“递补权利”条款，此种权利自动移 交给政府。”许多大学对这个修正案反应热烈。技术评估办 公室一份题为“生物技术新发展：人体组织和细胞的拥有权” 的报告指出，从1980年到1984年，即里根总统的第一个任期 内，来自大学的、与人类生物学领域相关的专利申请增加了 300%。 政府的作用 生物科学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和道德问题常被说成完全是 商业影响所致，但我们不应忘记，恰恰是美国政府，提供了将 生物科学领域的应用研究和纯粹研究按更紧密、更高产形式 相结合的重要原动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或发展壮大的 政府研究机构和基金会，如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美国科学基 金会等都发展成了巨大的实体，它们逐步取代了在两次世界 大战之间那些年代的关键领域起决策作用的旧有慈善机构。 通过医学研究促进美国人民的健康已经成了一项国策目标。 生物医学研究同时也是经济和官僚制度增长的温床。 以1971年公布的“对癌症宣战”一事为例，它不仅在卫生 保健领域耗费了大量研究基金以获取实质性的成果，还支持 强化了联邦政府在生物医学领域的主导地位。°人们如果记 得，50年代发现脊髓灰质炎的病因并找出治愈方法，主要是 依靠私营机构和民间募集资金，那么就会认识到，短短20年 后，这方面发生了多大的变化。Ⅱ到0年代末期，联邦政府“将 联邦资助研究开发基金的11%注入基础生物医学研究中，而 同时期其他大多数发达国家投人比例在2%~4%”。2当然
无论我们在“保健”研究中的经费投入有多高，与国防研究开 发预算相比就是小巫见大巫了，美国的国防预算在0年代基 本上每年占50%左右，1982年上升到60%，1987年达到74% (主要是由于“星球大战计划”和相关高技术武器系统的研 制)。3投入如此大量资金，旨在通过规范化的纲领来引！导研 究方向，取得实际的效果。 资助重组DNA研究的第一个主要转变，来自联邦政府。 1975年，该领域只有2个研究项目被批准，总投资仅为 20000美元：1976年，国立卫生研究院却资助了123个此类研 究项目，总资助额高达1500万美元。14这些都是以大学为基地 的研究项目。大幅度增加投资的动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诞 生了许多有明显应用前景的新技术，如克隆等：二是新闻的聚 焦，因为生物安全性和其广义的社会影响等问题引起了日新 火爆的全国性争论。 重组DNA的兴起：1974-1979年 生物技术产业起飞的关键，在于有关重组DNA生物安全 性的争论的异常快速转移和基本明确的解决。这个大标题下 的一系列技术和研究领域，成了发端于70年代初至1975~ 1977年达到高峰的争论的焦点。由于分子生物学界领袖人 物十分及时而有力地作出了回答，到1979年，这一争论已在 美国基本结束。5论战的结束有着难以估量的现实意义，因为 它稳定了重组DNA的研究机构和商业实体的势力范围。如 果不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建立和健全调控机制，如果争论得 到了与现有实验操作低中高风险区分标准不同的指标体系， 如果安全性控制要求“低风险”研究投人大量的资金以强化安 保措施，如果科学领导层内关于寻求生物工程研究技术和科
学进步重要意义的分歧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得以解决，如 果当时在重组DNA的研究中发生一个重大事故一一不管这 一事故是否真的与重组DN的安全性有关一所有这一切， 都将戏剧性地改变政府和商业界资助这项研究的热情。值得 记住的是，重组DA研究终于逃过了这么多的“如果”而走上 了今天的道路。6 有关生物安全性的初步争论，几乎与70年代初伯格 (Paul Berg)完成重组DNA工作同时发生。这一源于伯格实验 室内部的论战，逐步演变戒为确定实验室安全规则的讨论，它 包括废物处置，重组生物个体及材料逃离实验室等对环境和 公众健康可能带来威胁的多方面的考虑。这场讨论还进一步 向政治和哲学方向扩展：把DNA从一个物种转移到另一个物 种的生态学和进化意义究竟是什么？伯格要求延缓对这个问 题做出结论。在那以后，举行了一系列由该领域代表人物出 席的高级会谈。这些会谈、争论和猜测的结果，就是1975年2 月举行了阿西洛马大会，并通过磋商形成了美国、英国及其他 国家对重组DNA的现行管理规则。这一现象在技术应用管 理领域里是独特的：一群高级科学家在对新技术进行评估以 后，编写了应用控制的管理条例，而这些条例最终被政府所采 纳。事实证明，这些管理条例是有远见的、十分成功的，它有 效地防止了局外人（相对于科学界或其非正式精英团体而言） 对该技术的进一步限制。分子生物学界的快速反应缓解了外 界（特别是国会）对该技术的怀疑，尽管它远没有就一系列相 关问题，包括总体风险评估及广泛的伦理道德影响，提供明确 的答案。 到1977年和1978年，大部分人已经相信，重组DNA技术 是受制约的、安全的技术，它很可能成为在商业和保障人体健 康两方面都具有重大应用前景的研究工具。随着经验的积
累、研究工作的加快和投资增多，继1980年连续两次放宽对 重组DNA的管理后，1981年和1983年又出台了更为宽松的 管理条例。”那时，“不仅靠风险资本起动的小型生物技术公 司频频创立，大型跨国公司的兴趣也日渐浓厚，使得国会的有 关听证会和国立卫生研究院大纲修正会的幕后充满了紧张的 商业活动。”8更宽松的宿主一载体条例和区分大规模生产与 小型实验的标准纷纷出台，重组DNA顾问委员会还专门举行 秘密会议以保障专利持有人的利益。难关已经渡过，生物安 全性得到了控制，政府管理人员、国会、商人和科学圈内与此 相关的重要部门皆大欢喜。 策略：申请专利兼公开发表 80年代初，申请专利并公开发表新克隆基因的竞争异常 激烈，有关这方面的法律当时尚不健全。按照学术界的传统， 领先公开发表和领先新研究成果确立科学荣誉。但是，对于 商人来说，率先发表这类象征性的荣誉，相对于专利所能提供 的潜在商业优势，是次要的。生物技术公司的管理层还看到， 公开发表是阻止他人申请发明专利的有效途径。克隆一个新 基因后立即申请美国国家专利保护，然后尽快公开发表的做 法就是在上述认织基础上采取的策略。根据工作中某个层面 上的新发现申请专利保护，继之公开发表，能确立本公司“技 术优先”的地位，并完全剥夺他人或公司，特别是美国本土以 外的地方，再申请专利的可能性。 这种策略，不同于产业界盛行的旧做法—物质结构稍 有变化或特定化学物质的合成，就足以绕过基础性专利保护。 因此，化学物质的结构要保密多年，直至包含信息的专利被公 开。遗传工程研究的竞争如此激烈，如果不尽快发表新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