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往按星期或月计算)，其他研究组就可能抢先发表。由于 某个基因的克隆迟早都会被发表，自己不抢先发表，后果是挫 伤本公司科学家的积极性，树立二流公司的形象。 其次，这一申请专利兼公开发表策略，是用于缩小大学与 产业界之间差距的手段。大学与产业中的生物科学界曾经有 很大的差别，现在，这种差别已经由于双方的努力而消失或缩 小了。在其领袖人物的带动下，大学里的许多科学家热情地 响应了新专利政策。考虑到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有关的信息 终将被很快地公开发表，产业界认为，公开发表科学家的新发 现，让科学家在更大范围内得到承认并获得荣誉，有利于吸引 和保留高水平的学者。同时，这一策略还促进了公司与大学 科学家的联系，因为它解除了科学家最普遍的恐惧心理：一且 与公司合作，公司为了获取最大的商业利润，将强迫科学家保 守秘密。 最后，相对于大学同行，在西特斯公司或基因技术公司工 作的生物科学家，常常由于他们队伍庞大，有可观的实验场所 和设备，有机动性较强的实验辅助人员临时服务于各种特殊 的研究项目，而在竞争中占有优势地位。生物技术研究场所 的设计，也反映了促进信息交流的科学和商业方面的策略。 一位受雇于生物基因公司、专职设计新实验场所的设计师这 样写道：“公司管理层认为，公司是科学和商业的有机结合 体，.为此我们设计了几个非正式的会晤区，供科学工作者 在喝咖啡、看报读书时聊天闲谈、相互沟通。用玻璃隔开的会 晤区也给人一种公开交流的感觉。”9当然，“有一个好的物质 环境肯定很重要，但有一个好的信息交流环境可能更重要。 科学家一定要沉浸在永不停息的信息流中，还必须积极主动 地参与这个交流的过程。”0为了及时了解可供申请专利的各 种点子，公司的律师被要求参加公司内部的学术讲座，而凡是
参加这些活动的外部来访者，都受到保密条款的约束。 新生的生物技术世界，重新谈判确定了一系列重要的边 界。在学术圈内，克隆和分析一个新的基因当然被看作基础 研究，在公司里就不一定了。由于经费来源、项目归属及其在 医疗保健方面的应用前景，而很可能同时被看成是基础研究 (因为尚无纯学术的实验室克隆到这个基因)和应用研究。以 分子生物学为基础的生物科学多学科交叉，在新成立的公司 里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一个富有洞察力的早期生物技 术分析家肯尼(Martin Kenney)指出，8O年代初，连不少大型跨 国公司也向这些新成立的小公司学习。更有意义的是，他猜 测说，这些新的研究开发机构模式间接地（有时是直接地）对 部分生物科学学术机构的重组施加了压力。1肯尼还指出，在 新成立的生物技术公司里，高级科学家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因 为他们是维系公司管理层（包括科技顾问委员会）与实施由高 级科学家所挑选和设计的项目的前台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之间 的重要纽带。 无形资本与有形资本 公平地说，技术持续进步和管理条例之争日趋平稳的0 年代末，确实跨过了一个新门槛，翻过了历史性的一页。“仅 各类生物技术公司的总投资额，就从1978年的5000万美元增 加到1981年的超过8亿美元。”2受国会和生物科学界领袖人 物的双重支持，美国政府中负贵研究经费的各种机构不断向 生物技术研究和开发倾斜，致使1978到1982年间，重组DNA 研究总经费每年增加34%。不用说，这些钱主要用于大学科 研。从其他重要渠道也开始有资本流向生物技术研究。这些 资本的主要来源是一大批跨国公司，包括主要取守势和骑墙
策略，但仅仅因为害怕他人独占这块肥肉而不得不投资的巨 型制药公司，以及一些寻求投资组合多元化的大公司，它们的 投资往往是为了在某些特殊研究项目土得到新生小公司的经 验或帮助。在生物技术行业萌发和成长过程中，唱主角的是 风险资本投资商和新生小公司。顾名思义，风险资本投资商 把钱投向高回报率未经证实的研究领域。按照最近的行情， 新技术主要是指成群地发源于美国旧金山和波士顿地区的计 算机和集成电路行业，它们拥有大批技术熟练的科学工作者 和丰富、多彩的学术环境。大多数新兴的生物技术公司也诞 生在这两个地方。 在这个羽翼未丰的行业，如果推算一下从研究项目启动 到产品赚钱的平均时间，那么，即使最富有热情的商业计划也 不得不承认，赚钱可能是若干年以后的事。所以，迫切需要有 一个机制来保证投资的正确性。投资者认可的金本位，是科 学影响力。肯尼看到了这一新情况，他说：“在不到10年时间 里.一个新的产业及其劳动队伍就被创造出来了，位于这 阵旋风中心的是‘纯’科学工作者一分子生物学家。.教 授们在管理和指导新兴生物技术公司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全面 才干，是商业史上从未有过的。"四当然，受过高等训练、握有 高级文凭的科学家加盟工业界，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但由教授 们或者那些职业取向及生活方式甚至只要在10年前就肯定 是纯学术型的学者们，来领导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这一点确 实闻所未闻。 除了赚钱等传统意义上的动机之外，大学研究条件的改 变也是促进著名科学家（以不同方式）走向公司的重要动力。 肯尼指出，随着联邦政府资助机构的不断增加，衡量成功的生 物医学科学家的基本要素之一，是弄到经费，包括巧妙应付官 僚政治和官僚思想的能力。调查表明，大学研究人员把30%
到40%的时间花在申请研究经费的过程中。4头面科学家已 经习惯于把大量时间花在自己实验室以外的地方，谈判支持 研究辅助人员、装备并运行最现代化实验室所必需的日渐增 长的大笔经费，加固有助于提高自身知名度和获得进一步资 助的名利和权力网，找到或推动形成联邦经费资助的“热点” 领域及所有与提高自己在科学上的声望地位相关的工作。知 道了这一切，人们就不难理解，去公司工作，既不用花时间找 研究经费，还很可能立即或在将来（以股票形式）获得高额金 钱回报，这种前景对许多科学家颇有吸引力。 诺贝尔奖得主科恩伯格(Arthur Komberg)精辟地总结了 这一点，他说： 有能力的科学家对产业感兴趣。因为他们中的一部 分人不满于自己所置身的大学院系环境：强调获取研究 经费的企业家式本领：科研人员与官僚主义的大学领导 层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冲突；常常被迫参加各种咨询 机构：繁重的教学任务：以及，面对选择研究方向的压力， 所选的课题必须既安全、时髦，又能根据下一个项目的申 请及提高自身学术地位的需要发表科研论文。面对这一 系列问题，不难看到去企业界工作的好处：资源丰富，研 究课题与自已所感兴趣的科学领域相一致，无需分心旁 骛，以及尽快获得科研成果所必须的团队精神。” 这种变化，包括重新划分产业和学术的界线，也包括无形资本 与有形资本的可转换性，是在生物科学界领袖人物认可的基 础上发生的。在这一转折的早期，为数众多的诺贝尔奖得主 都热情支持了重新定义科学与产业的合法性，尽管这可能不 是他们的首要动机。 诺贝尔酬金 请知名科学家做顾问，是新兴生物技术公司早期的一个
重要特征。促使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们聚集在一起的是一个令 人敬畏的三角：金钱，权力和（科技）进展。公司的科技顾问们 一般每年可获得1万至3万美元的报酬，而他们的义务仅仅 是参加几次咨询会，并在电话上为公司出些点子。他们还常 常在公司股票上市之前得到高额票面价值的股票，或者得到 可能赢利亦可能不赢利，但极具获利潜力的优先认股权。观 察家们都同意，为数不多的生物科学领域诺贝尔奖得主大都 来自不怎么富裕的家庭，在他们眼中，金钱并不具有附于其身 的环名声。6科技顾问委员会（简称SAB)的责任并不重，无非 是偶尔与一些老相识会会面，在电话上对某些研究项目做些 分析预测，或者“恭候”光顾问询。尽管在风险资本的支持下， 新兴生物技术公司为它们的顾问们提供了把自己的想法付诸 实施的机会，SAB成员们仍然常常蔑视公司的商业管理层。 他们有更高的目标。在下面这段有代表性的文字里，科恩伯 格用不容置疑的口吻描述了学术与产业的关系： 我们承认，科学和技术互为依靠，往往有紧密的联 系。我们知道，科学的发展依赖于技术的进步，而技术的 进步又依赖于商业开发中的革新和进取。当复杂的仪器 和优良的生物化学制品成为买得起的商品时，科学研究 就会迅狂发展。？ 科恩伯格无疑表达了由此得到的报酬和相应的地位：“为基因 的化学、免疫操作提供设想、试剂、技术、仪器和实验技术人员 的科学家、大学或其他部门，当然不愿被排挤在他们所十分需 要的金钱回报之外。”3他只字未提这样做可能会在伦理道德 或其他方面带来问题。 其次，权力和影响也在起作用。“这些家伙都很傲慢，知 道自己掌握了别人所不懂的知识，因此，也非常愿意就项目的 操作提出方案。”的作为SAB成员还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