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那种木杆的蘸水钢笔,当然,还有一瓶红墨水.于是,我也开始了自己曾经羡慕的工作 用这支笔蘸着红墨水批改学生的作业,在飞快的勾来划去中,享受着评判的满足 过了几年,批改用的木杆蘸水笔换成了灌水钢笔、圆珠笔,无论笔的模样怎样变,笔 尖下流淌出来的仍是红色的墨水,在孩子们的作业簿上留下一个个不容质疑的评判结果 三十几年里,批改的作业试卷数不胜数,回眸中,我的心开始不安地跳了起来,匆匆 走过的这些年里,我是否因一时的疏忽曾给我的学生带来过误伤?又进而想到,当我用红 钢笔给孩子们留下一个个评判的时候,我的心是否公正,我的评判标准是否正确?…… 敢再想下去了.我深信自己会有误伤,也知道曾经用来评判的标准答案有些是很荒唐的 这意味着什么,我心里非常清楚,意味着我无法纠正的错误,即使忏悔,也无济于事,因 为,孩子的人生不能重新开始,我曾留在他们成长岁月里的痕迹,无法涂改 在那不安的回望中,我想到了自己.我发现,自己真是非常幸运的。我的成长深受红 钢笔的恩惠
的那种木杆的蘸水钢笔，当然，还有一瓶红墨水．于是，我也开始了自己曾经羡慕的工作， 用这支笔蘸着红墨水批改学生的作业，在飞快的勾来划去中，享受着评判的满足． 过了几年，批改用的木杆蘸水笔换成了灌水钢笔、圆珠笔，无论笔的模样怎样变，笔 尖下流淌出来的仍是红色的墨水，在孩子们的作业簿上留下一个个不容质疑的评判结果 三十几年里，批改的作业试卷数不胜数，回眸中，我的心开始不安地跳了起来，匆匆 走过的这些年里，我是否因一时的疏忽曾给我的学生带来过误伤?又进而想到，当我用红 钢笔给孩子们留下一个个评判的时候，我的心是否公正，我的评判标准是否正确?…… 敢再想下去了．我深信自己会有误伤，也知道曾经用来评判的标准答案有些是很荒唐的。 这意味着什么，我心里非常清楚，意味着我无法纠正的错误，即使忏悔，也无济于事，因 为，孩子的人生不能重新开始，我曾留在他们成长岁月里的痕迹，无法涂改． 在那不安的回望中，我想到了自己．我发现，自己真是非常幸运的。我的成长深受红 钢笔的恩惠
幼儿园时期(上世纪的50年代).我在上海的一家教会幼儿园快乐地度过了幸福的童 年,当年的一张“学期评定”一直陪伴我’“辗转”南北,直到“文革”因家被抄而失踪 清晰地记得,那是一张八开的白纸对折起来的铅印的“学期评定”,上面的记载我现在还 记得的有:“能勇敢地从二尺高的地方跳下来”,这应该是表扬我的,我已不记得是幼儿园 有这种从高处跳下的训练课,还是老师看到了我这“勇敢”的行为而表扬我:“有时喜欢 在上课时下地走动”,这应该是批评我的.现在再想想这条批评,感觉很温馨.“下地走动”, 是多么。严重”的问题呀,老师在前面讲课,我居然离开座位随意走来走去,这种行为在 有的幼儿园老师眼里会被看作“捣乱”的呀,可是我的幼儿园老师却用“喜欢”来进行描 述,可以想象,她在写评语的时候,脸上一定洋溢着爱的光彩。 小学时期(上世纪的60年代初).五年级的我,遇到了一位很好的音乐老师,他发现了 我唱歌的天赋,培养我独唱.一次练唱中,我怎么也唱不到那个高度,紧张的我要求老师给 我降调,但老师说:“你行!”然后搬来一张凳子,让我站上去,并且告诉我,站得高也会唱 得高,我相信了,站在凳子上的我真的很容易地唱到了那个高度.当然,老师的方法不免带 有“欺骗性”,但却让我放松了心情,增强了信心.后来,我的唱歌水平提高非常快,“六一” 儿童节的前夕,还被请到市广播电台录制了《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等几首歌,那一年的 “六一”实在是非常快乐,因为我听到收音机里传出了自己的歌声.后来,每每想起这些事 情,都会想起这位培养我的音乐老师。 中学时期(上世纪的60年代中).身为学校和班级干部且成绩优秀的我,到了初三却仍 然不被批准入团。因我的“先天不足”是“出身不好”,而我的“后天缺陷”是“骄傲”。初 三毕业前夕,我终于入团了.那时,我并不知道是我的班主任老师为我说了公道话,是他帮 助我实现了入团的愿望.我是后来在“文革”的大字报里得知自己入团的真相:当时班主任 老师不仅在团支部会上对他们“只看出身不看表现”的做法提出了批评,而且对一些人指出 的我的严重缺点“骄傲”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那不是我的缺点,反倒是我的优点,因为 我敢于发表与众不同的见解.我看到那些大字报里批判他“立场反动”,理由是他“让资产 阶级小姐混进共青团组织”,还有“庇护和培养资产阶级小姐”我至今还深深地感谢这位老 师,是他对我的爱护让我拥有了那段快乐的时光 大学时期(上世纪的70年代末).作为“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考生,我如愿进入
幼儿园时期(上世纪的 50 年代)．我在上海的一家教会幼儿园快乐地度过了幸福的童 年，当年的一张“学期评定”一直陪伴我’“辗转”南北，直到“文革”因家被抄而失踪． 清晰地记得，那是一张八开的白纸对折起来的铅印的“学期评定”，上面的记载我现在还 记得的有：“能勇敢地从二尺高的地方跳下来”，这应该是表扬我的，我已不记得是幼儿园 有这种从高处跳下的训练课，还是老师看到了我这“勇敢”的行为而表扬我；“有时喜欢 在上课时下地走动”，这应该是批评我的．现在再想想这条批评，感觉很温馨．“下地走动”， 是多么。严重”的问题呀，老师在前面讲课，我居然离开座位随意走来走去，这种行为在 有的幼儿园老师眼里会被看作“捣乱”的呀，可是我的幼儿园老师却用“喜欢”来进行描 述，可以想象，她在写评语的时候，脸上一定洋溢着爱的光彩。 小学时期(上世纪的 60 年代初)．五年级的我，遇到了一位很好的音乐老师，他发现了 我唱歌的天赋，培养我独唱．一次练唱中，我怎么也唱不到那个高度，紧张的我要求老师给 我降调，但老师说：“你行!”然后搬来一张凳子，让我站上去，并且告诉我，站得高也会唱 得高，我相信了，站在凳子上的我真的很容易地唱到了那个高度．当然，老师的方法不免带 有“欺骗性”，但却让我放松了心情，增强了信心．后来，我的唱歌水平提高非常快，“六一” 儿童节的前夕，还被请到市广播电台录制了《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等几首歌，那一年的 “六一”实在是非常快乐，因为我听到收音机里传出了自己的歌声．后来，每每想起这些事 情，都会想起这位培养我的音乐老师。 中学时期(上世纪的 60 年代中)．身为学校和班级干部且成绩优秀的我，到了初三却仍 然不被批准入团。因我的“先天不足”是“出身不好”，而我的“后天缺陷”是“骄傲”。初 三毕业前夕，我终于入团了．那时，我并不知道是我的班主任老师为我说了公道话，是他帮 助我实现了入团的愿望．我是后来在“文革”的大字报里得知自己入团的真相：当时班主任 老师不仅在团支部会上对他们“只看出身不看表现”的做法提出了批评，而且对-些人指出 的我的严重缺点“骄傲”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那不是我的缺点，反倒是我的优点，因为 我敢于发表与众不同的见解．我看到那些大字报里批判他“立场反动”，理由是他“让资产 阶级小姐混进共青团组织”，还有“庇护和培养资产阶级小姐”．我至今还深深地感谢这位老 师，是他对我的爱护让我拥有了那段快乐的时光． 大学时期(上世纪的 70 年代末)．作为“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考生，我如愿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