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外漫谈 大跃进期间历次中央会议，我同田家英来往最多，交谈也最深。我们在 延安就比较熟识。1941年后，他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国内组，我在《解放日 报》评论部。我们对历史与杂文、诗词都有同好。从1948年起，他就担任 毛主席的专职秘书。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住在中南海。1952年我调来北京， 主管水电工作，跟他隔行隔山，但并未因此减少我们间的共同话题。我在 悼念家英的文章中曾写道：大跃进期间的交往，就不仅限于摆摆龙门阵， 或者跑跑琉璃厂了，而是经常议论时政，忧心国事，臧否人物，乃至推敲 文件。这是真正的交心，当然也是危险的交心。所谓“危险的交心”，就是 有时难免对主公（这是我们谈话时，他对毛泽东的尊称）有所议论：除谈 论老人家独到的长处外，还谈到短处。如说主公有任性之处，这是他有次 同中央办公厅负责人谈到深夜时两人的同感。他还谈到主公常有出尔反尔 之事，有时捉摸不定，高深莫测，令人无所措手足，真是很难侍候。今天 跟上去了，也许明天挨批，还喜欢让人写检讨。田家英还说了这样一件事： 反右派前，为鼓励鸣放，当时批评了放手发动群众的阻力，有来自党内的。 有次主公同民主人士谈话中，举了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田家英不同意鸣放的 例子。田说，根本没有这回事，自己从未反对过鸣放。给我印象最深的是， 一次谈到江青的生活作风及毛泽东周围服务人员的某些情况，他很看不惯， 很是厌恶。他说，他离开中南海的时候，准备向主公提三条意见：一是能 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这是我们不止一次 谈论过的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之事)：三是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第 三条他感触最深，谈过反右派前夕的一些情况。神仙会阶段时，我们的心 情是比较愉快的，以为这次可以真正认真、彻底纠正一下“左”的东西了。 我们都感觉毛泽东对经济建设太外行，去年不到前台来指挥就好了。当时， 关于1958年的种种问题，我同田家英谈得最多。他还讲过这样一副有针对 性的对联：隐身免留千载笑，成书还待十年闲。我们都认为，毛泽东不如 总结中国革命经验，专门从事理论著述为好。 刚上山的7月3日晚饭后，我散步路过胡乔木住处，他让我进去闲谈， 实际上是火车上漫谈的继续。随后陶俦也来了，三人一起谈。 陶铸愿意参加这种漫谈，当然同他当时的思想状态有关，因为广东去年 的教训太大。他在广东省委的理论刊物《上游》1958年第11期发表了《总 路线与工作方法》一文（文章的摘要于7月4日作为“会议文件”印发了）
会外漫谈 大跃进期间历次中央会议，我同田家英来往最多，交谈也最深。我们在 延安就比较熟识。1941 年后，他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国内组，我在《解放日 报》评论部。我们对历史与杂文、诗词都有同好。从 1948 年起，他就担任 毛主席的专职秘书。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住在中南海。1952 年我调来北京， 主管水电工作，跟他隔行隔山，但并未因此减少我们间的共同话题。我在 悼念家英的文章中曾写道：大跃进期间的交往，就不仅限于摆摆龙门阵， 或者跑跑琉璃厂了，而是经常议论时政，忧心国事，臧否人物，乃至推敲 文件。这是真正的交心，当然也是危险的交心。所谓“危险的交心”，就是 有时难免对主公（这是我们谈话时，他对毛泽东的尊称）有所议论：除谈 论老人家独到的长处外，还谈到短处。如说主公有任性之处，这是他有次 同中央办公厅负责人谈到深夜时两人的同感。他还谈到主公常有出尔反尔 之事，有时捉摸不定，高深莫测，令人无所措手足，真是很难侍候。今天 跟上去了，也许明天挨批，还喜欢让人写检讨。田家英还说了这样一件事： 反右派前，为鼓励鸣放，当时批评了放手发动群众的阻力，有来自党内的。 有次主公同民主人士谈话中，举了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田家英不同意鸣放的 例子。田说，根本没有这回事，自己从未反对过鸣放。给我印象最深的是， 一次谈到江青的生活作风及毛泽东周围服务人员的某些情况，他很看不惯， 很是厌恶。他说，他离开中南海的时候，准备向主公提三条意见：一是能 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这是我们不止一次 谈论过的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之事）；三是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第 三条他感触最深，谈过反右派前夕的一些情况。神仙会阶段时，我们的心 情是比较愉快的，以为这次可以真正认真、彻底纠正一下“左”的东西了。 我们都感觉毛泽东对经济建设太外行，去年不到前台来指挥就好了。当时， 关于 1958 年的种种问题，我同田家英谈得最多。他还讲过这样一副有针对 性的对联：隐身免留千载笑，成书还待十年闲。我们都认为，毛泽东不如 总结中国革命经验，专门从事理论著述为好。 刚上山的 7 月 3 日晚饭后，我散步路过胡乔木住处，他让我进去闲谈， 实际上是火车上漫谈的继续。随后陶铸也来了，三人一起谈。 陶铸愿意参加这种漫谈，当然同他当时的思想状态有关，因为广东去年 的教训太大。他在广东省委的理论刊物《上游》1958 年第 11 期发表了《总 路线与工作方法》一文（文章的摘要于 7 月 4 日作为“会议文件”印发了）
对建设社会主义的速度和比例有所论述。他认为广东经济建设受反冒进影 响，1957年慢了一些，而1958年下半年又过了一些。原因是没有很好掌握 速度的客观法则，跃进速度是在条件允许之下一定的速度，去年将钢铁生 产强调到无限制的程度。广东近两年仍要贯彻执行农业为主的方针，从去 年实践来看，重工业和基建搞得过多是有问题的：今后两者发展速度，必 须在确保人民的生活资料得到基本满足的前提下进行。以下这些我们三人 的谈话内容，我都记在记录本上，大体上以胡乔木的意见为多： 共产风是北戴河刮起来的，也是公社化后刮起来的。会后，张春桥大肆 迎合，写了《论资产阶级法权》一文，很受毛泽东的欣赏，亲自写了按语， 在《人民日报)转载。因此郑州会议时，柯庆施将张带了去。但当时对共 产风刹得较快，这个问题就没再谈了。毛泽东对徐水等地农民那种“铺天 盖地”的劳动生活（集体劳动，安营扎寨，挑灯夜战等），极为赞赏，希望 推而广之。关于钢翻一番，并非从农业生产而来（当时有不少人持这种看 法)。这个意图，是1958年6月间，毛泽东在游泳池同我的一次淡话中， 听到他说的，这时冶金部还毫无精神准备。我认为此事同1958年各大区安 排1959年指标时，华东区首先刮起钢的上涨风，有最密切的关系。我参加 了华东区的这次计划会议。华东区1959年的钢指标，要达到600一700万 吨，冶金部曾据此计算过，1959年全国可达到3000万吨。因此，促动毛泽 东下决心：何不1958年就翻一番呢。但胡乔木说，这也同他对国务院的领 导不满有关，想以抓纲张目的方法，用此口号来带动其他工作，带动各方 面的大跃进。从这里又谈到在去年大风大浪中顶不顶得住的问题，都认为 计委有责任：陶铸还从王明路线的历史情况，谈到富春是顶不住的。冶金 部的负责人，当然更有责任。在成都会议时，治金部写的报告，强调小高 炉、小转炉作用，大大受到表扬，因此就更加迎合，后来就更加无法抵挡 高指标之风了。三人都谈到必须遵守客观经济规律，不论如何政治挂帅， 也不能违反规律。还认为应当尊重苏联在这方面的经验，而去年刮风以来， 就都避免再提苏联经验了。对毛泽东所讲经济发展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 的，不平衡是永久的、绝对的说法，我们表示很大怀疑。乔木除开再一次 引证了天体运行的规律等外，还举了遵守战争规律的程序：先遵守战争规 律，次遵守革命战争规律，再遵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这是《中国革命战 争的战略问题》中的名言，他本人似乎忘记了。计划工作必须以综合平衡 为主，必须经常保持平衡，不能以此来套矛盾规律。平衡内部即包括矛盾 的两个方面，无矛盾即无所谓平衡。然后又谈到上海会议。上海会议上， 毛泽东大讲海瑞精神。胡乔木说，毛泽东引起海瑞说法的意图有多次，但 是目的在不出海瑞：因为让海瑞出现，这实际上是做不到的。我们正在谈
对建设社会主义的速度和比例有所论述。他认为广东经济建设受反冒进影 响，1957 年慢了一些，而 1958 年下半年又过了一些。原因是没有很好掌握 速度的客观法则，跃进速度是在条件允许之下一定的速度，去年将钢铁生 产强调到无限制的程度。广东近两年仍要贯彻执行农业为主的方针，从去 年实践来看，重工业和基建搞得过多是有问题的；今后两者发展速度，必 须在确保人民的生活资料得到基本满足的前提下进行。以下这些我们三人 的谈话内容，我都记在记录本上，大体上以胡乔木的意见为多： 共产风是北戴河刮起来的，也是公社化后刮起来的。会后，张春桥大肆 迎合，写了《论资产阶级法权》一文，很受毛泽东的欣赏，亲自写了按语， 在《人民日报）转载。因此郑州会议时，柯庆施将张带了去。但当时对共 产风刹得较快，这个问题就没再谈了。毛泽东对徐水等地农民那种“铺天 盖地”的劳动生活（集体劳动，安营扎寨，挑灯夜战等），极为赞赏，希望 推而广之。关于钢翻一番，并非从农业生产而来（当时有不少人持这种看 法）。这个意图，是 1958 年 6 月间，毛泽东在游泳池同我的一次谈话中， 听到他说的，这时冶金部还毫无精神准备。我认为此事同 1958 年各大区安 排 1959 年指标时，华东区首先刮起钢的上涨风，有最密切的关系。我参加 了华东区的这次计划会议。华东区 1959 年的钢指标，要达到 600－700 万 吨，冶金部曾据此计算过，1959 年全国可达到 3000 万吨。因此，促动毛泽 东下决心：何不 1958 年就翻一番呢。但胡乔木说，这也同他对国务院的领 导不满有关，想以抓纲张目的方法，用此口号来带动其他工作，带动各方 面的大跃进。从这里又谈到在去年大风大浪中顶不顶得住的问题，都认为 计委有责任；陶铸还从王明路线的历史情况，谈到富春是顶不住的。冶金 部的负责人，当然更有责任。在成都会议时，冶金部写的报告，强调小高 炉、小转炉作用，大大受到表扬，因此就更加迎合，后来就更加无法抵挡 高指标之风了。三人都谈到必须遵守客观经济规律，不论如何政治挂帅， 也不能违反规律。还认为应当尊重苏联在这方面的经验，而去年刮风以来， 就都避免再提苏联经验了。对毛泽东所讲经济发展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 的，不平衡是永久的、绝对的说法，我们表示很大怀疑。乔木除开再一次 引证了天体运行的规律等外，还举了遵守战争规律的程序：先遵守战争规 律，次遵守革命战争规律，再遵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这是《中国革命战 争的战略问题》中的名言，他本人似乎忘记了。计划工作必须以综合平衡 为主，必须经常保持平衡，不能以此来套矛盾规律。平衡内部即包括矛盾 的两个方面，无矛盾即无所谓平衡。然后又谈到上海会议。上海会议上， 毛泽东大讲海瑞精神。胡乔木说，毛泽东引起海瑞说法的意图有多次，但 是目的在不出海瑞；因为让海瑞出现，这实际上是做不到的。我们正在谈
着，富春进来了。这种谈话也就中断了。大概是由于在火车上我转述了乔 木的意见，富春特来找他漫谈的。 7月6日夜，我到田家英和吴冷西住处（他们住在一起）闲谈，胡乔木 和陈伯达也在座，几个人谈得很晚。以下所记也是胡乔木谈得较多： 综合平衡的问题进一步肯定，多少米煮多少饭，人走路也是要保持平衡 的。平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规律：不平衡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规律， 因此才经常出现危机。（其实当年我们对二次大战后西方经济情况所知甚 少)这个问题当时谈得最久，也是我最感兴趣的问题。我引经据典，举了 不少例子，以说明我的观点：经济工作必须保持经常的平衡，尤其不能人 为地破坏平衡。我们还从理论上搬出，平衡是否即列宁所讲的“均势”，还 把书找出来了，又认为并非如此。随后谈到，社会主义经济现象总是平衡 的，而政治现象才是不平衡的。富春提出“运动中求平衡”也是一种遁词： 认为毛泽东提出这个说法，是为自己1958年的错误辩护，不肯服输。接着 说到比例问题，不按比例，即无真正的速度。“为元帅让路”，去年做到极 点，因而失去其他比例，结果钢铁本身也终于上不去。“以钢为纲”、“三大 元帅”等提法，统统违背了按比例的规律。胡乔木又谈到，对元帅的命令 是要绝对服从的，去年陈云被迫说过这样的话：“乱七八糟，总要过河的。” 实际是过不了河的。关于公社的由来，是受峻岭山、七里营、徐水三地的 影响，当时供给制的思想也是由此而来。公社与供给制的问题，在北戴河 会议时，无人有精神准备。胡乔木还特别谈到，1958年一反常规，毛泽东 当时指示过：报纸刊载中央活动和有关言论要及时。为什么南宁会议、成 都会议都没有要报道呢？可见北戴河会议前后，毛泽东的头脑发热之程度。 武昌会议公布粮产7500亿斤时，陈云曾不同意公布，告诉了胡乔木，而胡 乔木没有向毛泽东汇报。为此，上海会议时胡乔木挨了批评，称赞了陈云： “真理有时在一个人手中。”这时胡乔木说，当时不汇报，是为了保护陈云， 否则上海会议时，陈云也恢复不了名誉。武昌会议时，王稼祥向刘少奇说， 不要公布公社决定，王不敢去汇报，刘少奇向毛泽东转告了，结果毛发了 脾气。胡乔木说，王稼样应当受到表扬。随后大家谈到，自南宁会议后， 柯庆施等人受了夸奖，不久又进了政治局，于是更加发展了迎合之风。反 右派运动后，整得人们不敢讲真话，养成讲假话的习惯。去年讲假话成风， 登峰造极了。 这个期间，我同田家英还有几次单独的闲谈，记得田详谈过他在四川蹲 点调查的情况。关于过分密植的问题，农民很反对，他同李井泉有过很大 争论。他还发现真假两个罗世发的问题。（罗是四川全国人大代表，著名劳 模)罗说，过去高产是干部逼迫下虚报的。田有一个专门调查的材料，我
着，富春进来了。这种谈话也就中断了。大概是由于在火车上我转述了乔 木的意见，富春特来找他漫谈的。 7 月 6 日夜，我到田家英和吴冷西住处（他们住在一起）闲谈，胡乔木 和陈伯达也在座，几个人谈得很晚。以下所记也是胡乔木谈得较多： 综合平衡的问题进一步肯定，多少米煮多少饭，人走路也是要保持平衡 的。平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规律；不平衡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规律， 因此才经常出现危机。（其实当年我们对二次大战后西方经济情况所知甚 少）这个问题当时谈得最久，也是我最感兴趣的问题。我引经据典，举了 不少例子，以说明我的观点：经济工作必须保持经常的平衡，尤其不能人 为地破坏平衡。我们还从理论上搬出，平衡是否即列宁所讲的“均势”，还 把书找出来了，又认为并非如此。随后谈到，社会主义经济现象总是平衡 的，而政治现象才是不平衡的。富春提出“运动中求平衡”也是一种遁词； 认为毛泽东提出这个说法，是为自己 1958 年的错误辩护，不肯服输。接着 说到比例问题，不按比例，即无真正的速度。“为元帅让路”，去年做到极 点，因而失去其他比例，结果钢铁本身也终于上不去。“以钢为纲”、“三大 元帅”等提法，统统违背了按比例的规律。胡乔木又谈到，对元帅的命令 是要绝对服从的，去年陈云被迫说过这样的话：“乱七八糟，总要过河的。” 实际是过不了河的。关于公社的由来，是受峻岭山、七里营、徐水三地的 影响，当时供给制的思想也是由此而来。公社与供给制的问题，在北戴河 会议时，无人有精神准备。胡乔木还特别谈到，1958 年一反常规，毛泽东 当时指示过：报纸刊载中央活动和有关言论要及时。为什么南宁会议、成 都会议都没有要报道呢？可见北戴河会议前后，毛泽东的头脑发热之程度。 武昌会议公布粮产 7500 亿斤时，陈云曾不同意公布，告诉了胡乔木，而胡 乔木没有向毛泽东汇报。为此，上海会议时胡乔木挨了批评，称赞了陈云： “真理有时在一个人手中。”这时胡乔木说，当时不汇报，是为了保护陈云， 否则上海会议时，陈云也恢复不了名誉。武昌会议时，王稼祥向刘少奇说， 不要公布公社决定，王不敢去汇报，刘少奇向毛泽东转告了，结果毛发了 脾气。胡乔木说，王稼祥应当受到表扬。随后大家谈到，自南宁会议后， 柯庆施等人受了夸奖，不久又进了政治局，于是更加发展了迎合之风。反 右派运动后，整得人们不敢讲真话，养成讲假话的习惯。去年讲假话成风， 登峰造极了。 这个期间，我同田家英还有几次单独的闲谈，记得田详谈过他在四川蹲 点调查的情况。关于过分密植的问题，农民很反对，他同李井泉有过很大 争论。他还发现真假两个罗世发的问题。（罗是四川全国人大代表，著名劳 模）罗说，过去高产是干部逼迫下虚报的。田有一个专门调查的材料，我
催促他赶紧弄好，送与主席一阅。吴冷西也同我谈过，书记处开会，有些 意见都是让胡乔木去反映的。 1959年五六月间，为查看一些水电工程，我从四川川、贵州、广西转到 湖南（资水柘溪水电站正开工），6月初到长沙。1949年到1952年我在湖 南工作时，周小舟与我是正副职关系。他是一个讲究实际的人，当年我们 一见如故，朝夕相处，意气相投，凡事直来直去，建立了友谊和一定的交 心关系。这次我在长沙只停了两天，小舟约我到家中长谈了一夜。他正从 湘西调查一个月回来，途经湘潭、邵阳，丰富了第一手材料，曾边检查边 解决实际问题。5月底开了省委常委会。他在会上，就公社、供给制、公共 食堂、作业组。大队核算、怕不怕发生资本主义、人心思定、山区经济、 湖区负担。粮食与钢铁指标，以及农民积极性与劳动生产率等十多个问题， 作了长篇汇报，对大跃进、公社化以来的“五风”等“左”倾错误，提出 了尖锐的批评，着手布置较全面的纠“左”。1981年我在怀念小舟文章中回 顾了这夜的谈话：关于一年来的看法，我们毫无顾忌，交换见闻，观点一 致。虽是忧心仲仲，仍然谈笑风生。小舟是一个平易而谦虚的人，并不固 执己见，尤不愿谈自己。这夜的长谈，他却禁不住讲到他的先见之明。他 说，湖南去年老挨批评，被插过白旗。可结果是插红旗的省粮食少些，插 白旗的省多些。1958年11月郑州会议之后，对粮食估产，他跟左邻右舍有 过争论：要么你是官僚主义，要么我是官僚主义，因为湖南估得低，邻省 估得高。还有密植问题，有的省过密，湖南较稀。从农民的一句老实话，“做 了一天活，身上冇（没有）出汗”，提出农民积极性问题。他不赞成办常年 食堂，办食堂浪费人力物力。说公社供给制，穷的时候不能搞，富的时候 也不能搞。还谈到1958年韶山大吃偏饭，粮食也只增产14%。他的总的看 法是人心思定，需要冷静下来，总结经验教训。路过长沙时，我同周惠也 有过两次闲谈，觉得关于粮食安排，食堂问题，大炼钢铁等，湖南做得比 较好。有3万小土炉没让点火。中央关于自留地和粮食分配到户的指示， 湖南提出不同意见，中央也接受了。印象深的是，他谈到广州开会，压粮 食高产指标，谭震林嫌湖南低了，被摘了白旗：他同谭为此有过几次争论。 上庐山之前，毛泽东一路视察了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四省，对许多 情况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因此，前后酝酿了18个问题。去湖南时，王任 重同行，似乎也是有意让王接触湖南情况。当时湖北粮食与市场全面紧张， 想向湖南借粮。到湖南后，对毛泽东来说，这大概是当时印象较好的一个 省，频为称赞，因而采纳了小舟对去年总结的三句话，作为庐山会议的基 调。周惠有基层工作经验，虽然有时思想也难免“左”（反右时欠了账，后 来作了检讨)，但1958年粮食抓得很紧，对大炼钢铁等一套做法是怀疑的
催促他赶紧弄好，送与主席一阅。吴冷西也同我谈过，书记处开会，有些 意见都是让胡乔木去反映的。 1959 年五六月间，为查看一些水电工程，我从四川、贵州、广西转到 湖南（资水柘溪水电站正开工），6 月初到长沙。1949 年到 1952 年我在湖 南工作时，周小舟与我是正副职关系。他是一个讲究实际的人，当年我们 一见如故，朝夕相处，意气相投，凡事直来直去，建立了友谊和一定的交 心关系。这次我在长沙只停了两天，小舟约我到家中长谈了一夜。他正从 湘西调查一个月回来，途经湘潭、邵阳，丰富了第一手材料，曾边检查边 解决实际问题。5 月底开了省委常委会。他在会上，就公社、供给制、公共 食堂、作业组。大队核算、怕不怕发生资本主义、人心思定、山区经济、 湖区负担。粮食与钢铁指标，以及农民积极性与劳动生产率等十多个问题， 作了长篇汇报，对大跃进、公社化以来的“五风”等“左”倾错误，提出 了尖锐的批评，着手布置较全面的纠“左”。1981 年我在怀念小舟文章中回 顾了这夜的谈话：关于一年来的看法，我们毫无顾忌，交换见闻，观点一 致。虽是忧心忡忡，仍然谈笑风生。小舟是一个平易而谦虚的人，并不固 执己见，尤不愿谈自己。这夜的长谈，他却禁不住讲到他的先见之明。他 说，湖南去年老挨批评，被插过白旗。可结果是插红旗的省粮食少些，插 白旗的省多些。1958 年 11 月郑州会议之后，对粮食估产，他跟左邻右舍有 过争论：要么你是官僚主义，要么我是官僚主义，因为湖南估得低，邻省 估得高。还有密植问题，有的省过密，湖南较稀。从农民的一句老实话，“做 了一天活，身上冇（没有）出汗”，提出农民积极性问题。他不赞成办常年 食堂，办食堂浪费人力物力。说公社供给制，穷的时候不能搞，富的时候 也不能搞。还谈到 1958 年韶山大吃偏饭，粮食也只增产 14%。他的总的看 法是人心思定，需要冷静下来，总结经验教训。路过长沙时，我同周惠也 有过两次闲谈，觉得关于粮食安排，食堂问题，大炼钢铁等，湖南做得比 较好。有 3 万小土炉没让点火。中央关于自留地和粮食分配到户的指示， 湖南提出不同意见，中央也接受了。印象深的是，他谈到广州开会，压粮 食高产指标，谭震林嫌湖南低了，被摘了白旗；他同谭为此有过几次争论。 上庐山之前，毛泽东一路视察了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四省，对许多 情况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因此，前后酝酿了 18 个问题。去湖南时，王任 重同行，似乎也是有意让王接触湖南情况。当时湖北粮食与市场全面紧张， 想向湖南借粮。到湖南后，对毛泽东来说，这大概是当时印象较好的一个 省，颇为称赞，因而采纳了小舟对去年总结的三句话，作为庐山会议的基 调。周惠有基层工作经验，虽然有时思想也难免“左”（反右时欠了账，后 来作了检讨），但 1958 年粮食抓得很紧，对大炼钢铁等一套做法是怀疑的
关于粮食估产，他同广东、湖北都发生过争论。他挖苦过陶铸：广东粮多， 你卖给湖南一两亿斤吧。因此，随后也通知周惠上山开会。我同周惠在延 安中央青委工作时即熟识，南下湖南时又碰到一起，在山上自然也是很谈 得来的。 神仙会阶段，我与二周同在中南组。我们脑子中都装了一堆问题，他们 装的农业方面的多，我装的工业方面的多，正好互相补充。小组会的各家 发言，自然也是我们闲谈的话题。他们认为农业的高指标是由上而下压下 去的，“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根子还在毛泽东。因此，去年讲大话。吹 牛皮的一些人，一个时候很吃得开。小舟认为那些拆房并居、砸锅炼铁之 举，简直是反动的。周惠说，去年第一书记应当各打五十大板。我们都认 为在小组会上还难以畅所欲言。例如我惟一的一次短的发言，就有人将我 顶住：又听说田家英在西南组的发言，挨了批评。因此，觉得会议确实还 有压力。 由于都是老关系，我在上述的两处闲谈，自然择其印象深而观点一致的 互相沟通。小舟同乔木还有过单独的交谈。这种“危险的交心”，当时是无 “危险”之感的，而且颇感我们的看法居于上风。胡乔木与回家英在华东 组，其他几个组的情况大体相似，这时会议《简报》发得不多。彭德怀在 西北小组的发言，是后来听说的，当时并不知道。那时也没多打听别组讨 论的情况。北京来的工交各部委的人，都没参加过两次郑州会议，对综合 平衡等问题的看法意见相差不多。“钢铁元帅升帐”之后，一机部同治金部 的矛盾最大，因为钢材品种特别是生铁质量不合格，一机部非常为难。上 海会议时，赵尔陆同我详谈过这方面的问题，这次听说他带了几箱不合格 的生铁上山，准备让会议的印象更深刻一些，后来也并没有摆出来
关于粮食估产，他同广东、湖北都发生过争论。他挖苦过陶铸：广东粮多， 你卖给湖南一两亿斤吧。因此，随后也通知周惠上山开会。我同周惠在延 安中央青委工作时即熟识，南下湖南时又碰到一起，在山上自然也是很谈 得来的。 神仙会阶段，我与二周同在中南组。我们脑子中都装了一堆问题，他们 装的农业方面的多，我装的工业方面的多，正好互相补充。小组会的各家 发言，自然也是我们闲谈的话题。他们认为农业的高指标是由上而下压下 去的，“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根子还在毛泽东。因此，去年讲大话。吹 牛皮的一些人，一个时候很吃得开。小舟认为那些拆房并居、砸锅炼铁之 举，简直是反动的。周惠说，去年第一书记应当各打五十大板。我们都认 为在小组会上还难以畅所欲言。例如我惟一的一次短的发言，就有人将我 顶住；又听说田家英在西南组的发言，挨了批评。因此，觉得会议确实还 有压力。 由于都是老关系，我在上述的两处闲谈，自然择其印象深而观点一致的 互相沟通。小舟同乔木还有过单独的交谈。这种“危险的交心”，当时是无 “危险”之感的，而且颇感我们的看法居于上风。胡乔木与回家英在华东 组，其他几个组的情况大体相似，这时会议《简报》发得不多。彭德怀在 西北小组的发言，是后来听说的，当时并不知道。那时也没多打听别组讨 论的情况。北京来的工交各部委的人，都没参加过两次郑州会议，对综合 平衡等问题的看法意见相差不多。“钢铁元帅升帐”之后，一机部同冶金部 的矛盾最大，因为钢材品种特别是生铁质量不合格，一机部非常为难。上 海会议时，赵尔陆同我详谈过这方面的问题，这次听说他带了几箱不合格 的生铁上山，准备让会议的印象更深刻一些，后来也并没有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