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苏联解体同俄十月革命胜利一样是20世纪里整个世界的两件大事，面世界在20世纪起点和20世纪终端的发展方向都由于色 们而改变，同样，社会主义的命运也因此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只不过十月革命预示着凯欧行进的光明前景，而苏联解体却意味着社 会主义进入了艰难探素的低湖。对苏联的解读则处于方兴未艾的状态，而如何解读、通过这种解读将得出怎样的结论，对中国具有特 殊重要的意义，或许，它将影响中因，进而影响世界在新世纪的命运。 一、如何认识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 有关苏联历史和理论的研究曾长期受制于意识形态的束缚，很多问题因而得不到时论。随着思想禁区被逐步打破，各种观点得以 在严肃而活跃的学术氛围中充分表达，推动人们对问愿的认识趋向深入， (一)对苏联社会生义实践的不同认识 在人类历史上，苏联是第一个在生产力落后的国度里按照社会主义理想和原则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国家，它深刻地改变了俄国乃至 世界发展的方向。这一事件的伟大意义和深远影响，甚至使苏联的敌人都不得不承认。但是，从解体的角度对苏联70年实成及其历史 意涵所得出的结论却呈现出深刻的思想分歧。 西方学者、思想家大多认为，苏联解体说明社会主义道到“战略性失败”：美国卡特玫府时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 《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一书中断言，“共产主义将不可逆转地在历史上衰亡”，苏联“将作为20世纪最反常的政治与理 性畸形物载入史”。对这种断语，中国学者普认为它是反历史的思维。事实上，无论是中国社会主义政苹开放的发展还是俄罗 的转轨都说明历史的发展远远不像“终结论”所断言的那样，苏联的历史似乎就是为自由、民主价值经过“物竟天择”的最终检验面 成为决定世界前景的“绝对”理念提供了一个注脚，这样解读苏联要省力得多，但危险是可能在另一种价值决定论或前定目的论的 导下忽视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因此，本章没有把重点放在对这些观点的拼析上。 在中国学者中，方法论问题得到很多学者的高度关注，也成为切入苏联研究的起点、有的学者采取了制度研究的路径，以制度选 择和制度变迁为中心，从俄罗斯的地缘特点和传统文明的关系、近代以来俄罗斯文明与西方文明的碰撞、俄罗斯和十月革命后苏联独 特的现代化道路、斯大林模式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和持续发展的结构性矛盾、苏联戈尔巴乔夫改革暴露出来的苏联政治经济制度对 制度变迁的深层次制约性等方而提出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有的学者强调要从宏观历史角度来研究苏联。有学者谈到，把苏联 解体归结为任何个别因素或者统一到一种认识模式上都缺乏说服力，应当从综合因索及其有机联系来进行分析：另一方面，在“合力 论”认识基础上，还要突破一般性论述，使所要说明的问愿进一步明朗。也有学者总结了研究这一问题的三个方法论原则，即：采取 历史的态度、进行全面的分析、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它的具体实现形式即具体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运行体制区分开来。 具体到认识和评价苏联社会主义实践问愿，有的学者提出，正确评价成就与失误在认识苏联演变中具有起点和基础的作用，并强 调这两者之问是主要和次要的关系。 首先从经济上，对苏联社会主义70年的评价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方面进行的。 从生产力的角度看，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如果纵向与沙俄时代比较，是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根本改变了回家的面貌，经济发 生了质的变化：如果横向与资本主义国家比较，苏联经济发展速度大大高于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展大 规模经济建设的1928年志到1940年，苏联的工业生产以平均每年增长21%的速度向前发展，迅速超过了英、法、德等威洲发达资本主义 国家，跃居欧洲第一位，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工业强国。同时也要看到，苏联时期在经济建设工作中犯过许多错误，尤其 是20世纪60年代、70年代，面而对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客观上要求经济发展从相放经营转到集约化经营的轨道上来，但苏联没有及时进 行调整与改革，加上经济决策的失误，出现了经济发展速度下降、效益不高、商品供应紧张、人民生活改善不快的现象，这引起了人 民的不清。尽管经济工作中出现过这样那样的失误，存在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问恶，但成绩是主导的方面，这是不可否认的
第六章 苏联解体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一样是20世纪里震撼整个世界的两件大事，而世界在20世纪起点和20世纪终端的发展方向都由于它 们而改变。同样，社会主义的命运也因此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只不过十月革命预示着凯歌行进的光明前景，而苏联解体却意味着社 会主义进入了艰难探索的低潮。对苏联的解读则处于方兴未艾的状态，而如何解读、通过这种解读将得出怎样的结论，对中国具有特 殊重要的意义，或许，它将影响中国，进而影响世界在新世纪的命运。 一、如何认识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 有关苏联历史和理论的研究曾长期受制于意识形态的束缚，很多问题因而得不到讨论。随着思想禁区被逐步打破，各种观点得以 在严肃而活跃的学术氛围中充分表达，推动人们对问题的认识趋向深入。 （一）对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不同认识 在人类历史上，苏联是第一个在生产力落后的国度里按照社会主义理想和原则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国家，它深刻地改变了俄国乃至 世界发展的方向。这一事件的伟大意义和深远影响，甚至使苏联的敌人都不得不承认。但是，从解体的角度对苏联70年实践及其历史 意涵所得出的结论却呈现出深刻的思想分歧。 西方学者、思想家大多认为，苏联解体说明社会主义遭到“战略性失败”；美国卡特政府时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 《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一书中断言：“共产主义将不可逆转地在历史上衰亡”，苏联“将作为20世纪最反常的政治与理 性畸形物载入史册”。对这种断语，中国学者普遍认为它是反历史的思维。事实上，无论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发展还是俄罗斯 的转轨都说明历史的发展远远不像“终结论”所断言的那样，苏联的历史似乎就是为自由、民主价值经过“物竞天择”的最终检验而 成为决定世界前景的“绝对”理念提供了一个注脚，这样解读苏联要省力得多，但危险是可能在另一种价值决定论或前定目的论的引 导下忽视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因此，本章没有把重点放在对这些观点的辨析上。 在中国学者中，方法论问题得到很多学者的高度关注，也成为切入苏联研究的起点、有的学者采取了制度研究的路径，以制度选 择和制度变迁为中心，从俄罗斯的地缘特点和传统文明的关系、近代以来俄罗斯文明与西方文明的碰撞、俄罗斯和十月革命后苏联独 特的现代化道路、斯大林模式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和持续发展的结构性矛盾、苏联戈尔巴乔夫改革暴露出来的苏联政治经济制度对 制度变迁的深层次制约性等方面提出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有的学者强调要从宏观历史角度来研究苏联。有学者谈到，把苏联 解体归结为任何个别因素或者统一到一种认识模式上都缺乏说服力，应当从综合因素及其有机联系来进行分析；另一方面，在“合力 论”认识基础上，还要突破一般性论述，使所要说明的问题进一步明朗。也有学者总结了研究这一问题的三个方法论原则，即：采取 历史的态度、进行全面的分析、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它的具体实现形式即具体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运行体制区分开来。 具体到认识和评价苏联社会主义实践问题，有的学者提出，正确评价成就与失误在认识苏联演变中具有起点和基础的作用，并强 调这两者之间是主要和次要的关系。 首先从经济上，对苏联社会主义70年的评价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方面进行的。 从生产力的角度看，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如果纵向与沙俄时代比较，是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根本改变了国家的面貌，经济发 生了质的变化；如果横向与资本主义国家比较，苏联经济发展速度大大高于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展大 规模经济建设的1928年起到1940年，苏联的工业生产以平均每年增长21%的速度向前发展，迅速超过了英、法、德等欧洲发达资本主义 国家，跃居欧洲第一位，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工业强国。同时也要看到，苏联时期在经济建设工作中犯过许多错误，尤其 是20世纪60年代、70年代，面对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客观上要求经济发展从粗放经营转到集约化经营的轨道上来，但苏联没有及时进 行调整与改革，加上经济决策的失误，出现了经济发展速度下降、效益不高、商品供应紧张、人民生活改善不快的现象，这引起了人 民的不满。尽管经济工作中出现过这样那样的失误，存在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问题，但成绩是主导的方面，这是不可否认的
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先进的社会制度，它是发展经济的巨大推动 力，苏联实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有其历史的由来，在历史上起过积极的作用，问题在于没有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及时进行 改革，因而在后期经济体制、运行机制不适应，甚至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在生产关系体系中，运行机制是从属的，基本制度 则是决定性的。既不能因为运行机制需要改革而否定其历史作用，更不能因此而否定基本制度，进而否定整个社会主义实我。 其次，从政治上看，不可否认，苏联在政治、社会领域犯过许多错误，最严重的错误莫过于肃反扩大化了。由于对阶级斗争形势 估计过于严重，加上工作不当，苏联的肃反的确在惩办应该惩办的反苹命分子的同时，镇压了一些好人，严重地挫伤了群众的感情。 这是需要认真总结并吸取其教训的。然面，如果把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应该承认，这些错误是次要的、第二位 的。那么，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在政治领域的基本事实是什么呢？那就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通过共产党）、工农联盟为基础的苏维埃 政权的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这种经济基璃的形成，使得广大劳动人民摆脱了压追和剥削、成为国家的主人，保证他们得到了最广 的民主权利，对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来说，社会主义制度从根本上消除了异化”。 至于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失误与弊病，应将之放到整个历史时期，从整体上来考察。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绩是第一位的、 主要的，问是第二位的、次要的。而且所出现的失误是在具体工作过程中由于历史条件的制约、人们认识的局限性等主客观原因过 成的，弊端不在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而是在政治体制、经济体制、运行机制的具体环节上出现的，因此通过总结经验、改进工作。 改革体制是可以解决的。抓住具体工作中的失误、具体环节上的弊病，就断言整个社会主义实践逼到“成略性失败”是完全错误的。 李振城也认为，纵观苏联存在的70多年，除了4年卫国战争和最后几年外，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苏联经济都是以较高速度向 前发展的。据估算，到1986年，苏联工业发展水平已经达到关国的80%左右。“在经济、政治、国防、军事、外交等各方面，苏联都 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与此同时，苏联在科技文化教有事业方面也取得了巨大进步和发展。“苏联人民虽然作出了重大牺 任，付出了无数劳动和代价，同时也曾经音遍亭有优越的社会物质文化生活的保障。 俄罗斯国内学者普遍对苏联社会主义实我持反对态度，但也有一些人敢于站出来为历史申辩。例如，维·戈·阿法纳西哪夫认 为，“苏联这段历史中，有不少黑点，但也有光辉和光荣的篇章”。 有些学者认为，体制是分析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的主要问题，无论成就还是失误都不能离开一定的体制，而体制的形成、发展和 改革又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因此应当进行具体的分析。列宁在世时，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杜会主义建设、党的建设进行了积极的探 素，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遗产，但是，真正固化下来而且对苏联的实践产生全而和长期影响的是斯大林模式。“斯大林的执政年 代是胜利和悲剧、苏联人民的英雄业绩和蒙受的巨大苦难交织在一起的时期。”这种体制在动员和承受困难方面有着极为强大的能 力，面苏联人民在社会主义目标和理想的激励下，发挥出了前所未有的劳动热情、英雄主义和爱因主义精神，只要是严肃对待历史的 人，都不能无视和否定这种精神的存在以及在它推动下苏联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模式留下了十分严重的恶 果，带来一系列根源于体制的发展悖论，例如，超平寻常的工业化能力和突出表现为消费短缺型经济之间的矛盾：稳定和创新之间的 矛后：一边是大规模的政治“清洗”，一边是相信“生活会越来越好”的“社会嗜睡症”和集体狂热，等等。而今天看来，这种休 最为严重的恶果是，改革的思考和试验在这种体制压力下一次又一次地被延误，到了80年代，正如有的学者所谈到的：“正是这种制 度变迁与深层结构制约性之间的刚性冲突导致了改革战略与决策或者是动氟得咎，或者是仅仅有非常狭小的操作空间，而经不起任何 来自决策层的闪失或目险。当这久病不愈的肌体已经渍败，面手术台边又缺少这么几位高明的医生时，一场毫无把操的手术的结果就 是把病人送进太平何。” 陆南泉教授认为，考察苏联的经济有没有搞好，既要有量的概念，又要有质的概念。“苏联70多年来，其经济发展，不论在量的 方面还是质的方面都存在严重问题，其根本原因，都与传统的经济体制有关。”总的来说，在传统经济体制条件下，由于存在一系列 的内在矛盾，缺乏合理的内在的动力机制，用行政命令方法搞经济，片面追求速度而忽视效益，使经济既失去了持续发展的可能性 又使经济质量大大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最后“陷入速度危机（从停滞到负增长）和效率危机（生要表现在经济增长方式不能转变）。这 两个危机交织在一起，形成人民的信仰危机（人民对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及其经济体制丧失信心）” 杨铮教授也认为，不能站在基本肯定苏联杜会主义模式的立场上来考察苏联刷变：总结苏联剧变不是总结工作，而是研究其终结 的原因。正如一个人的生命终结后不一定都要说上一句“这个人生前身体十分健康”，不可否认，苏联有过一段灿烂时期，例如短期 内实现了工业化。初步改善了人民的生活。在反法西新战争中取得伟大的胜利。不难看出，在粗放经济条件下，通过“国家之
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先进的社会制度，它是发展经济的巨大推动 力。苏联实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有其历史的由来，在历史上起过积极的作用，问题在于没有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及时进行 改革，因而在后期经济体制、运行机制不适应，甚至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在生产关系体系中，运行机制是从属的，基本制度 则是决定性的。既不能因为运行机制需要改革而否定其历史作用，更不能因此而否定基本制度，进而否定整个社会主义实践。 其次，从政治上看，不可否认，苏联在政治、社会领域犯过许多错误，最严重的错误莫过于肃反扩大化了。由于对阶级斗争形势 估计过于严重，加上工作不当，苏联的肃反的确在惩办应该惩办的反革命分子的同时，镇压了一些好人，严重地挫伤了群众的感情。 这是需要认真总结并吸取其教训的。然而，如果把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应该承认，这些错误是次要的、第二位 的。那么，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在政治领域的基本事实是什么呢？那就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通过共产党)、工农联盟为基础的苏维埃 政权的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这种经济基础的形成，使得广大劳动人民摆脱了压迫和剥削、成为国家的主人，保证他们得到了最广泛 的民主权利。对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来说，社会主义制度从根本上消除了异化”。 至于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失误与弊病，应将之放到整个历史时期，从整体上来考察。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绩是第一位的、 主要的，问题是第二位的、次要的。而且所出现的失误是在具体工作过程中由于历史条件的制约、人们认识的局限性等主客观原因造 成的，弊端不在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而是在政治体制、经济体制、运行机制的具体环节上出现的，因此通过总结经验、改进工作、 改革体制是可以解决的。抓住具体工作中的失误、具体环节上的弊病，就断言整个社会主义实践遭到“战略性失败”是完全错误的。 李振城也认为，纵观苏联存在的70多年，除了4年卫国战争和最后几年外，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苏联经济都是以较高速度向 前发展的。据估算，到1986年，苏联工业发展水平已经达到美国的80％左右。“在经济、政治、国防、军事、外交等各方面，苏联都 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与此同时，苏联在科技文化教育事业方面也取得了巨大进步和发展。“苏联人民虽然作出了重大牺 牲，付出了无数劳动和代价，同时也曾经普遍享有优越的社会物质文化生活的保障。” 俄罗斯国内学者普遍对苏联社会主义实践持反对态度，但也有一些人敢于站出来为历史申辩。例如，维·戈·阿法纳西耶夫认 为，“苏联这段历史中，有不少黑点，但也有光辉和光荣的篇章”。 有些学者认为，体制是分析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的主要问题，无论成就还是失误都不能离开一定的体制，而体制的形成、发展和 改革又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因此应当进行具体的分析。列宁在世时，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社会主义建设、党的建设进行了积极的探 索，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遗产，但是，真正固化下来而且对苏联的实践产生全面和长期影响的是斯大林模式。“斯大林的执政年 代是胜利和悲剧、苏联人民的英雄业绩和蒙受的巨大苦难交织在一起的时期。”这种体制在动员和承受困难方面有着极为强大的能 力，而苏联人民在社会主义目标和理想的激励下，发挥出了前所未有的劳动热情、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只要是严肃对待历史的 人，都不能无视和否定这种精神的存在以及在它推动下苏联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模式留下了十分严重的恶 果，带来一系列根源于体制的发展悖论，例如，超乎寻常的工业化能力和突出表现为消费短缺型经济之间的矛盾；稳定和创新之间的 矛盾；一边是大规模的政治“清洗”，一边是相信“生活会越来越好”的“社会嗜睡症”和集体狂热，等等。而今天看来，这种体制 最为严重的恶果是，改革的思考和试验在这种体制压力下一次又一次地被延误，到了80年代，正如有的学者所谈到的：“正是这种制 度变迁与深层结构制约性之间的刚性冲突导致了改革战略与决策或者是动辄得咎，或者是仅仅有非常狭小的操作空间，而经不起任何 来自决策层的闪失或冒险。当这久病不愈的肌体已经溃败，而手术台边又缺少这么几位高明的医生时，一场毫无把握的手术的结果就 是把病人送进太平间。” 陆南泉教授认为，考察苏联的经济有没有搞好，既要有量的概念，又要有质的概念。“苏联70多年来，其经济发展，不论在量的 方面还是质的方面都存在严重问题，其根本原因，都与传统的经济体制有关。”总的来说，在传统经济体制条件下，由于存在一系列 的内在矛盾，缺乏合理的内在的动力机制，用行政命令方法搞经济，片面追求速度而忽视效益，使经济既失去了持续发展的可能性， 又使经济质量大大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最后“陷入速度危机(从停滞到负增长)和效率危机(主要表现在经济增长方式不能转变)。这 两个危机交织在一起，形成人民的信仰危机(人民对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及其经济体制丧失信心)”。 杨铮教授也认为，不能站在基本肯定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立场上来考察苏联剧变；总结苏联剧变不是总结工作，而是研究其终结 的原因。正如一个人的生命终结后不一定都要说上一句“这个人生前身体十分健康”。不可否认，苏联有过一段灿烂时期，例如短期 内实现了工业化，初步改善了人民的生活，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取得伟大的胜利。不难看出，在粗放经济条件下，通过“国家之
手”，“运用行政命今手段集中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作为经济发展的支撞点，对任何一个因家来进都是不难做到的。而依罩 这些因素取得的成效是不是社会主义本身优越性发挥的结果，是不是一种制度的活力与生命力的体现，值得研究”。 从事现代化研究的学者将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与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并列，作为实现现代化的基本类型 与模式之一，罗荣渠教授指出，社会主义的新模式与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型在政治上具有鲜明的对立性，并在早期的经济发展速度上显 示出计划体制的优点，但这种新模式也“同样会出现发展性危机”，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发展是“一条上升趋势中伴有更加烈的大 波动的路线”。 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知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虽然怀有社会主义信念，但也认为：苏联的实验是一组在特定时空的历史场合下产 生的特种反应，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它“虽然达到了不起的成就一一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击败德国就非同小可一可是却付出品贵的 代价：令人无法原谅的惨重人命牺性、最终陷入死胡同的，爽经济，以及一个令人不知该说什么才好的政治制度“：“这一类型的社 会主义，若想再复生或振兴，机会不但渺茫，而且也没有人想要它，更毫无必要可言一甚至在有利条件存在时也无必要”。 (二)对“斯大林模式”的研究与评价 在评价斯大林模式之前，首先要搞清楚“斯大林模式”这一概念的内涵。“斯大林模式”，虽然没有人正式对它下一个定义，但 它的含义却是清楚的，是指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式、道路及发展战略。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领导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时 间不长，他只是对社会主义建设提出一些设想，初步进行了一些实践。完整的、系统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以及制度、体制的 确立，是苏联共产党在斯大林领导下提出并进行的。他去世后，尽管苏联政治经济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框 架仍沿袭了“斯大林模式”。因此。大体上可以说。“斯大林模式”是杜会主义在苏联的具体实现形式。就发展战略而言，是指斯大 林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制定的优先发展重工业、迅速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就制度而言，是指斯大林领导下苏联人民建立的社 会主义制度及其具体的政治经济体制 1,“斯大林模式”的产生 一种观点认为，“斯大林模式”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例如，周新城教授提出，从发展战略来看“斯大林模式”，必须指出，在 0年代末、30年代初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环境中，斯大林提出这样的发展战略有其历史的必要性，因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正确 的。 一方面，国际形势十分险恶。帝因主义始终把消灭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根本战略任务，因而当时的苏联形势极为严峻。尤其是 1933年希特勒上台以后，法西斯势力日益铝镢，其进攻矛头显然是指向苏联的。对于这种形势，斯大林曾明确指出：我们不能知道帝 国主义者究竞会在哪一天进攻苏联，打断我国的建设。他们随时都可以利用我国技术上经济上的弱点来进攻我们，这一点却是不容置 疑的。所以，党不得不鞭策因家前进，以免错过时机，而能尽量利用喘息时机，赶快在苏联建立工业化的基础，即苏联富强的基础。 党不可能等待特和应付，它应当实行最高速度的政策 另一方面，苏联从沙俄隙承下来的经济遗产十分落后。斯大林认为：苏维埃政权不能长久地建立在落后的工业基础上，只有不仅 不逊于面且过一个时侯能够超过资本主义各国的现代化大工业才能成为苏维埃政权的真正的和可靠的基础。为了消除资本主义在苏联 恢复的危险（斯大林把它称为“一切可能有的危险中最现实的危险”），同时也为了使苏联人民从根本上摆脱贫困（斯大林说过：如果认 为社会主义能够在贫困的基础上建成…这是对社会主义的讽刺)，斯大林强调，苏联必须集中力量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应当 说，这样的战略思想是正确的。这种发展战略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另一种观点认为，不能因为“斯大林模式”成为历史基本事实而否定苏联社会主义道路还存在其他可能的选择而拒绝进行探讨。 新经济政策的后期，可供迹择的工业化道路有两条：一条是布哈林的主张，即经济上各方面关系保持平衡，即综合平衡的发展道路， 工业与农业要平衡，积累与消费要平衡，尤其是农经重之间的比例要平衡。布哈林（列宁称他为“党内最可贵的最大的理论家”、“革 命的金童”)侣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模式思想是：国家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后，国家不应再作为镇压工具，不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在顺利 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条件下，阶缓斗争到一定时期就要消亡。虽然有时还会激烈、尖锐化，但总的来看，“大规模武装冲突和对阶级敌 人的镇压已成为过去”，国家应是促进合作的和平组织者，革命时期的军事化和行政专衔方式应向民主化和法制化转变。布哈林提出 了一整套建设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思想，如国家领导体制（主张党改职能不能混淆和过分集权于党）、党和国家机关建设（防止形成特制
手”，“运用行政命令手段集中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作为经济发展的支撑点，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讲都是不难做到的，而依靠 这些因素取得的成效是不是社会主义本身优越性发挥的结果，是不是一种制度的活力与生命力的体现，值得研究”。 从事现代化研究的学者将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与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并列，作为实现现代化的基本类型 与模式之一。罗荣渠教授指出，社会主义的新模式与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型在政治上具有鲜明的对立性，并在早期的经济发展速度上显 示出计划体制的优点，但这种新模式也“同样会出现发展性危机”，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发展是“一条上升趋势中伴有更加剧烈的大 波动的路线”。 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知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虽然怀有社会主义信念，但也认为：苏联的实验是一组在特定时空的历史场合下产 生的特种反应，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它“虽然达到了不起的成就——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击败德国就非同小可—可是却付出昂贵的 代价：令人无法原谅的惨重人命牺牲、最终陷入死胡同的瘫痪经济，以及一个令人不知该说什么才好的政治制度“；“这一类型的社 会主义，若想再复生或振兴，机会不但渺茫，而且也没有人想要它，更毫无必要可言—甚至在有利条件存在时也无必要”。 (二)对“斯大林模式”的研究与评价 在评价斯大林模式之前，首先要搞清楚“斯大林模式”这一概念的内涵。“斯大林模式”，虽然没有人正式对它下一个定义，但 它的含义却是清楚的，是指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式、道路及发展战略。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领导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时 间不长，他只是对社会主义建设提出一些设想，初步进行了一些实践。完整的、系统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以及制度、体制的 确立，是苏联共产党在斯大林领导下提出并进行的。他去世后，尽管苏联政治经济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框 架仍沿袭了“斯大林模式”。因此，大体上可以说，“斯大林模式”是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具体实现形式。就发展战略而言，是指斯大 林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制定的优先发展重工业、迅速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就制度而言，是指斯大林领导下苏联人民建立的社 会主义制度及其具体的政治经济体制。 1.“斯大林模式”的产生 一种观点认为，“斯大林模式”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例如，周新城教授提出，从发展战略来看“斯大林模式”，必须指出，在 20年代末、30年代初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环境中，斯大林提出这样的发展战略有其历史的必要性，因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正确 的。 一方面，国际形势十分险恶。帝国主义始终把消灭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根本战略任务，因而当时的苏联形势极为严峻。尤其是 1933年希特勒上台以后，法西斯势力日益猖獗，其进攻矛头显然是指向苏联的。对于这种形势，斯大林曾明确指出：我们不能知道帝 国主义者究竟会在哪一天进攻苏联，打断我国的建设。他们随时都可以利用我国技术上经济上的弱点来进攻我们，这一点却是不容置 疑的。所以，党不得不鞭策国家前进，以免错过时机，而能尽量利用喘息时机，赶快在苏联建立工业化的基础，即苏联富强的基础。 党不可能等待和应付，它应当实行最高速度的政策。 另一方面，苏联从沙俄继承下来的经济遗产十分落后。斯大林认为：苏维埃政权不能长久地建立在落后的工业基础上，只有不仅 不逊于而且过一个时候能够超过资本主义各国的现代化大工业才能成为苏维埃政权的真正的和可靠的基础。为了消除资本主义在苏联 恢复的危险(斯大林把它称为“一切可能有的危险中最现实的危险”)，同时也为了使苏联人民从根本上摆脱贫困(斯大林说过：如果认 为社会主义能够在贫困的基础上建成……这是对社会主义的讽刺)，斯大林强调，苏联必须集中力量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应当 说，这样的战略思想是正确的。这种发展战略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另一种观点认为，不能因为“斯大林模式”成为历史基本事实而否定苏联社会主义道路还存在其他可能的选择而拒绝进行探讨。 新经济政策的后期，可供选择的工业化道路有两条：一条是布哈林的主张，即经济上各方面关系保持平衡，即综合平衡的发展道路， 工业与农业要平衡，积累与消费要平衡，尤其是农轻重之间的比例要平衡。布哈林(列宁称他为“党内最可贵的最大的理论家”、“革 命的金童”)倡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模式思想是：国家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后，国家不应再作为镇压工具，不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在顺利 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条件下，阶级斗争到一定时期就要消亡。虽然有时还会激烈、尖锐化，但总的来看，“大规模武装冲突和对阶级敌 人的镇压已成为过去”。国家应是促进合作的和平组织者，革命时期的军事化和行政专断方式应向民主化和法制化转变。布哈林提出 了一整套建设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思想，如国家领导体制(主张党政职能不能混淆和过分集权于党)、党和国家机关建设(防止形成特权
的官像主义)、干部选拔制度（取消委任制，主张民主选拔）、建立监督机制（提组公开批评）、扩大群众参政议政的权利（让群众充当管 理国家的角色)，另一条是斯大林的集中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某些学者称：“如果历史迹择了布哈林模式，就可以老免斯大林 模式所造成的弊病了”，“相对于新大林模式的弊病，布哈林模式是最佳模式”。例如，杨铮教授曾设想，“如果苏联沿着另一条（如 列宁、布哈林主张的)社会主义道路，可能获得的成果不知大多少倍” 2.对“斯大林模式”的剖析与评价 在这一问趣上，大致存在基本肯定、完全否定、基本否定等三种主要观点，但这些观点背后的理论前提和研究取向却是多元的 既使貌似接近的观点，理论的出发点可能是截然不同的。 基本肯定的观点主要来自内。 在将“斯大林模式”作为一种制度进行分析评价时，周新城教授首先对“制度”这一概念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读到制度，应该 区分两个层次的内容：一是反映一种杜会经济形态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原则的基本制度，这是第一位的、决定性的：二是这些本质特征 和基本原则的具体实现形式，即具体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这是第二位的、从属性的。从制度的角度来评价“斯大林模式”时，也 应该运用这种方法。它所包含的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应区分开来进行分析。对“斯大林模式”中有关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内容，必 须充分肯定。 对于“斯大林模式”中有关具体的政治经济体制、运行机制的内容，情况要复杂得多，需要做具体分析。其中有的是正确的，有 的则是错误的：有的在苏联的具体国情下是正确的，搬到别的国家去则是错误的：更多的情况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正确的，随 着客观条件的变化必须进行改革。苏联社会主义实或中的失误和弊病是在具体的运行机制这一层次上产生的，因而需要根本改革的是 经济体制，即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面不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本身。不能因为这一层次存在问趣就基本否定、甚至全盘 否定整个“断大林模式” 另外，李振城也鲜明地指出，苏联的辉煌历史，是苏联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是“与列宁、斯大林等一大批苏共领导人的卓越贡 献分不开的”。斯大林在领导苏联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卫国战争、反和平演变的30年历史实践中，在许多方面 持了列宁的政治路线和执政谋略思想。他是一位能够在敌手如林、困难如峰的险情绝境中，把历史推向前进的政治伟人。“他不仅对 苏联而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重大贡献， 另一种是完全香定的观点。西方以及俄罗斯国内大多数人均持这种观点 0世纪末期。西方出板了大量的所谓“斯大林学”著作，绝大多数是否定斯大林本人及其建立的经济体制的。其中最典型的大概 要算布热津斯基了，在他的《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一书中，他把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与希特勒的德国法西斯主义等同 起来，说“共产主义作为20世纪的重要政治现象的出现，同法西断主义与纳粹主义的兴起有着前呼后应的关系。事实上，共产主义 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一脉相承，在历史上有联系，在政治上又非常相似。”因此，他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进行的具有历史意义 的反法西斯战争说成为“一种共同信仰的两个派别之间的自相残杀的战争”。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也有一些人 与布热津斯基一样，攻击斯大林是最大的法西斯主义者，说苏德战争不过是“大法西斯反对小法西斯”而已， 在苏联国内，最近一次完全否定斯大林模式的思潮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术90年代初苏联东欧国家政局刷变的时期，其代表人物是 戈尔巴乔夫。以他为代表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者提出要“彻底抛弃斯大林模式”，“粉碎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及其有关的一切东 西”。俄罗斯学术界也普遍接受这种观点，尤里·阿法纳西耶夫在自己的著作中指出，斯大林模式“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劳动人民一方 面同公有制的异化，另一方面同政权的异化。除了新的无可弥补的损失及危机状态，这种道路不可能有别的结果” 第三种情况是对斯大林模式持基本否定的态度，但学者们时论的焦点在于，斯大林模式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扭曲甚至违背了社会主 义原则，以及斯大林模式与苏联社会主义实我遗到承大挫折和解体之间存在怎样的因果关系。国内外有相当一批学者在这方面发表了 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斯大林模式研究》一书的作者们认为，撕大林模式是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没有任何历史经验和特殊的历史条 件下产生和形成的，这一模式对苏联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实行工业化、备战和发展科学技术等方面有过巨大的历史功领。 但是，斯大林模式有自己鲜明的特征，它既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理论上设想的社会主义模式，也不同于列宁晚年所设想和初步实我的
的官僚主义)、干部选拔制度(取消委任制，主张民主选拔)、建立监督机制(提倡公开批评)、扩大群众参政议政的权利(让群众充当管 理国家的角色)。另一条是斯大林的集中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某些学者称：“如果历史选择了布哈林模式，就可以避免斯大林 模式所造成的弊病了”，“相对于斯大林模式的弊病，布哈林模式是最佳模式”。例如，杨铮教授曾设想，“如果苏联沿着另一条(如 列宁、布哈林主张的)社会主义道路，可能获得的成果不知大多少倍”。 2.对“斯大林模式”的剖析与评价 在这一问题上，大致存在基本肯定、完全否定、基本否定等三种主要观点，但这些观点背后的理论前提和研究取向却是多元的， 既使貌似接近的观点，理论的出发点可能是截然不同的。 基本肯定的观点主要来自国内。 在将“斯大林模式”作为一种制度进行分析评价时，周新城教授首先对“制度”这一概念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谈到制度，应该 区分两个层次的内容：一是反映一种社会经济形态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原则的基本制度，这是第一位的、决定性的；二是这些本质特征 和基本原则的具体实现形式，即具体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这是第二位的、从属性的。从制度的角度来评价“斯大林模式”时，也 应该运用这种方法。它所包含的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应区分开来进行分析。对“斯大林模式”中有关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内容，必 须充分肯定。 对于“斯大林模式”中有关具体的政治经济体制、运行机制的内容，情况要复杂得多，需要做具体分析。其中有的是正确的，有 的则是错误的；有的在苏联的具体国情下是正确的，搬到别的国家去则是错误的；更多的情况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正确的，随 着客观条件的变化必须进行改革。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失误和弊病是在具体的运行机制这一层次上产生的，因而需要根本改革的是 经济体制，即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而不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本身。不能因为这一层次存在问题就基本否定、甚至全盘 否定整个“斯大林模式”。 另外，李振城也鲜明地指出，苏联的辉煌历史，是苏联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是“与列宁、斯大林等一大批苏共领导人的卓越贡 献分不开的”。斯大林在领导苏联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卫国战争、反和平演变的30年历史实践中，在许多方面坚 持了列宁的政治路线和执政谋略思想。他是一位能够在敌手如林、困难如峰的险情绝境中，把历史推向前进的政治伟人。“他不仅对 苏联而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重大贡献。” 另一种是完全否定的观点。西方以及俄罗斯国内大多数人均持这种观点。 20世纪末期，西方出版了大量的所谓“斯大林学”著作，绝大多数是否定斯大林本人及其建立的经济体制的。其中最典型的大概 要算布热津斯基了，在他的《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一书中，他把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与希特勒的德国法西斯主义等同 起来，说“共产主义作为20世纪的重要政治现象的出现，同法西斯主义与纳粹主义的兴起有着前呼后应的关系。事实上，共产主义、 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一脉相承，在历史上有联系，在政治上又非常相似。”因此，他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进行的具有历史意义 的反法西斯战争说成为“一种共同信仰的两个派别之间的自相残杀的战争”。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也有一些人 与布热津斯基一样，攻击斯大林是最大的法西斯主义者，说苏德战争不过是“大法西斯反对小法西斯”而已。 在苏联国内，最近一次完全否定斯大林模式的思潮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国家政局剧变的时期，其代表人物是 戈尔巴乔夫。以他为代表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者提出要“彻底抛弃斯大林模式”，“粉碎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及其有关的一切东 西”。俄罗斯学术界也普遍接受这种观点，尤里·阿法纳西耶夫在自己的著作中指出，斯大林模式“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劳动人民一方 面同公有制的异化，另一方面同政权的异化。除了新的无可弥补的损失及危机状态，这种道路不可能有别的结果”。 第三种情况是对斯大林模式持基本否定的态度，但学者们讨论的焦点在于，斯大林模式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扭曲甚至违背了社会主 义原则，以及斯大林模式与苏联社会主义实践遭到重大挫折和解体之间存在怎样的因果关系。国内外有相当一批学者在这方面发表了 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斯大林模式研究》一书的作者们认为，斯大林模式是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没有任何历史经验和特殊的历史条 件下产生和形成的，这一模式对苏联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实行工业化、备战和发展科学技术等方面有过巨大的历史功绩。 但是，斯大林模式有自己鲜明的特征，它既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理论上设想的社会主义模式，也不同于列宁晚年所设想和初步实践的
通过新经济政策走向社会丰义的模式。斯大林模式是一种独具特色的高度集权的国家社会主义榄式，这一横式也可以说是由经济模 式、政治模式和一定的理论体系（有的学者认为，“社会主义速成论” 、“空地上创造经济形式论”和“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论”是斯 大林理论体系中具有支柱意义的三个战略性问题组成的三位一体的模式，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有机整体。斯大林模式（苏联模 式)运行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表明，这一模式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是不成功的。本来这一模式可以根据实我的发展，不断改苹、不 断前进，但是由于这种模式具有很大的保守性，封闭性，特别是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僵化和对特马克思主义所采取的教条主义态度，使 这种模式不仅长期得不到有效的政革，反而使它越来越僵化，甚至人为地把它凝固化、神圣化，制约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的不断提 高，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大大增加了改革的难度。苏联社会主义模式长期积累下来的矛盾和问题，只能靠恰当的改革来解 决，否则就会造成更大的灾难性结果。可悲的是，在戈尔巴乔夫发动的改革浪潮中，苏联模式没有经受住历史的考验。综观苏联发展 和改革的历程，它的失败绝不是偶然的。 一、有关苏联东欧国家演变的论点争鸣 (一)分析的方法与基本观点 对苏联剧变的不同认识，同样涉及分析方法问愿。中国学者对必须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加以分析，都无异 议，对如何运用这一方法，仍存在着不同的理解，所形成的具体结论也就有所不同， 中国学者不约而同地指出，苏联东欧的刷变作为一个复杂的历史事件，无疑是多方面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既有现实原因，也有 历史原因：既有内因，也有外因：既有领导者的错误，也有改革本身的难度：既有经济原因，又有政治、意识形态、民族以及文化传 统因素：等等。只有全面分析各种因素，才能把操这一历史事件。同时大家也多认为应该认清问题的主要症结，抓住事物的主要矛 居，强调内因、现实原因是主要的。当然，并非所论者都赞同找寻事件的最主要原因、最主要矛盾的做法，认为任何这类分析都是成 问题的、武断的甚至是危险的，俄罗断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季塔连科博士认为，“苏联解休的原因很复杂，很难说哪一个是主要原 因”。他又尽量加以总结说：“总之，苏联解体的原因是：第一是党的危机，第二是民族危机，第三是经济无效益。”但一般来说 人们大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寻求把提问题的症结。 关于究竞什么是苏东剧变根本原因、主要原因的分歧，主要是论者在分析、判定苏东因家内部存在的各种问题对苏东剧变的作用 时各有侧重，分别强调不同的问愿或问愿的不同方面。在中国学者之间，在坚持辩证唯物论、特别是合力论与内因主导论以及坚持社 会主义信念、反对“历史终结论”的基础上，可以说这种分歧往往并非根本性的立场对立与理论分歧，而更多的是具体的分析路径与 现实关切点上的差异，以及概括方式的差异。不过这种分歧和差异在哲学和政治学上仍是有意义的，涉及对个人的历史作用、经济的 根本性决定作用与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执改党的政治方略以及阶级斗争观点的解释力等问题更细致的追问。 由于并非所有论者都将“根本原因”、“主要原因” “直接原因”、“深层次原因”等概念的确切含义以及它们之间的区别气 联系加以清楚地定义，因而，对有些观点的准确定位是相当困难的。侧如，在对苏联刷变原因的讨论中构成了激烈争论与重大分歧的 对立观点，当属政治主因论与经济主因论之间，以及制度主因论与路线主因论、领袖主因论之间的争执。也就是说，苏东剧变的主要 原因是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是制度或体制问题。还是领导人的问题或党的路线问题。后三种观点基本上都强调政治层面上的问题 《经济制度在根本上实为政治问圈)，分别突出了结构的、力量的与个人的因素。其中，又可以将路线主因论与领袖主因论大体归为 类观点，暂且称之为“戈尔巴乔夫路线主因论”，因为就它们所针对的现象与问题来说，无论矛头直指“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 义”还是戈尔巴乔夫本人，二者都强调了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苏联共产党所奉行的改苹路线、方针、政策的失误与错误对苏东刷变的 决定性影响。但在论辩中，被戈尔巴乔夫路线主因论指斥的制度主因论、经济主因论中，大多不排除戈尔巴乔夫路线的作用，而只是 将其定位为“直接原因”，而“直接原因”这种说法有时也被戈尔巴乔夫路线主因论者所采钠。这样就使人们感到模糊与困惑，也意 味着在薇念的清晰与论证的严密方面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工作。 二)端变的讨程 像任何事物的变化一样，苏联的演变有一·个发展过程。吴仁彰等人从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入手，将从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任苏共 中央总书记起，至1991年12月苏共失败、苏联解体止，共6年9个月的时间，划分为四个阶段：
通过新经济政策走向社会主义的模式。斯大林模式是一种独具特色的高度集权的国家社会主义模式。这一模式也可以说是由经济模 式、政治模式和一定的理论体系(有的学者认为，“社会主义速成论”、“空地上创造经济形式论”和“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论”是斯 大林理论体系中具有支柱意义的三个战略性问题组成的三位一体的模式，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有机整体。斯大林模式(苏联模 式)运行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表明，这一模式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是不成功的。本来这一模式可以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改革、不 断前进，但是由于这种模式具有很大的保守性、封闭性，特别是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僵化和对待马克思主义所采取的教条主义态度，使 这种模式不仅长期得不到有效的改革，反而使它越来越僵化，甚至人为地把它凝固化、神圣化，制约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的不断提 高，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大大增加了改革的难度。苏联社会主义模式长期积累下来的矛盾和问题，只能靠恰当的改革来解 决，否则就会造成更大的灾难性结果。可悲的是，在戈尔巴乔夫发动的改革浪潮中，苏联模式没有经受住历史的考验。综观苏联发展 和改革的历程，它的失败绝不是偶然的。 二、有关苏联东欧国家演变的论点争鸣 (一)分析的方法与基本观点 对苏联剧变的不同认识，同样涉及分析方法问题。中国学者对必须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加以分析，都无异 议，对如何运用这一方法，仍存在着不同的理解，所形成的具体结论也就有所不同。 中国学者不约而同地指出，苏联东欧的剧变作为一个复杂的历史事件，无疑是多方面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既有现实原因，也有 历史原因；既有内因，也有外因；既有领导者的错误，也有改革本身的难度；既有经济原因，又有政治、意识形态、民族以及文化传 统因素；等等。只有全面分析各种因素，才能把握这一历史事件。同时大家也多认为应该认清问题的主要症结，抓住事物的主要矛 盾，强调内因、现实原因是主要的。当然，并非所论者都赞同找寻事件的最主要原因、最主要矛盾的做法，认为任何这类分析都是成 问题的、武断的甚至是危险的。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季塔连科博士认为，“苏联解体的原因很复杂，很难说哪一个是主要原 因”。他又尽量加以总结说：“总之，苏联解体的原因是：第一是党的危机，第二是民族危机，第三是经济无效益。”但一般来说， 人们大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寻求把握问题的症结。 关于究竟什么是苏东剧变根本原因、主要原因的分歧，主要是论者在分析、判定苏东国家内部存在的各种问题对苏东剧变的作用 时各有侧重，分别强调不同的问题或问题的不同方面。在中国学者之间，在坚持辩证唯物论、特别是合力论与内因主导论以及坚持社 会主义信念、反对“历史终结论”的基础上，可以说这种分歧往往并非根本性的立场对立与理论分歧，而更多的是具体的分析路径与 现实关切点上的差异，以及概括方式的差异。不过这种分歧和差异在哲学和政治学上仍是有意义的，涉及对个人的历史作用、经济的 根本性决定作用与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执政党的政治方略以及阶级斗争观点的解释力等问题更细致的追问。 由于并非所有论者都将“根本原因”、“主要原因”、“直接原因”、“深层次原因”等概念的确切含义以及它们之间的区别与 联系加以清楚地定义，因而，对有些观点的准确定位是相当困难的。例如，在对苏联剧变原因的讨论中构成了激烈争论与重大分歧的 对立观点，当属政治主因论与经济主因论之间，以及制度主因论与路线主因论、领袖主因论之间的争执。也就是说，苏东剧变的主要 原因是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是制度或体制问题，还是领导人的问题或党的路线问题。后三种观点基本上都强调政治层面上的问题 (经济制度在根本上实为政治问题)，分别突出了结构的、力量的与个人的因素。其中，又可以将路线主因论与领袖主因论大体归为一 类观点，暂且称之为“戈尔巴乔夫路线主因论”，因为就它们所针对的现象与问题来说，无论矛头直指“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 义”还是戈尔巴乔夫本人，二者都强调了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苏联共产党所奉行的改革路线、方针、政策的失误与错误对苏东剧变的 决定性影响。但在论辩中，被戈尔巴乔夫路线主因论指斥的制度主因论、经济主因论中，大多不排除戈尔巴乔夫路线的作用，而只是 将其定位为“直接原因”，而“直接原因”这种说法有时也被戈尔巴乔夫路线主因论者所采纳。这样就使人们感到模糊与困惑，也意 味着在概念的清晰与论证的严密方面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工作。 (二)演变的过程 像任何事物的变化一样，苏联的演变有一个发展过程。吴仁彰等人从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入手，将从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任苏共 中央总书记起，至1991年12月苏共失败、苏联解体止，共6年9个月的时间，划分为四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