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第一章绪论续表届次会期会址会议专题及会后出版物名称81964Stolzenau（德国）植物社会学的系统分类91965Rinteln(德国）实验植物社会学101966Rinteln（德国）群落形态学（结构的研究）111967Rinteln(德国)群落的发育（群落动态）121968Rinteln（德国）植被边界的事实和问题131969Rinteln（德国）植被和基质141970Rinteln(德国）植被社会学中的基本问题和方法151971Rinteln(德国）作为人类生态学对象的植被161972Rinteln（德国）受损害的植被及其维护171973Rinteln（德国）演替的研究181974Rinteln(德国）借助植被进行景观区划191975Rinteln（德国）植被与气候201976Rinteln（德国）植被与动物区系211978Rinteln（德国）复合群丛及其实际应用221979Rinteln（德国）植物群落的产生和消失231980Rinteln(德国)适应型241981Rinteln(德国）群落分类251982Rinteln(德国）森林的结构和演替261983Prag(捷克)植物群落分布学的现象271984Cormientes（阿根廷）自然和半自然植被281985Wageningen（荷兰）依附植物群落291986Bailleul（法国）植被与地形301987Halle(德国)人为植被变化的概括和评估311988Frascati（意大利）居住区的自发植被321989Uppsala(瑞典）世界森林，多样性和动态331990Warschau（波兰）作为地植物学制图对象的植被过程341991Eger(匈牙利)植被动态的机制351992Shanghai（中国）应用植被生态学361993Teneriffa（西班牙）岛屿和高山植被371994Bailleul（法国）大面积的植被调查381995Boston(美国）空间和时间观点对于理解植被格局和过程的重要性391996Lancaster（英国）植被科学和景观生态学401997CeskeBudejovice(捷克）植被制图411998Uppsala（瑞典）植被科学的回顾与展望421999Bilbao（西班牙）植被与气候全球的和区域的植被科学展望：432000Nagano(日本）为21世纪寻求新范式60年代中期，由国际科学协会委员会（ICSU）推动开展的国际生物学规划（IntermationalBiologicalProgramme，IBP）在促进各国对植被研究相互协调方面也发挥
151.4植被生态学在中国的发展了积极的作用。这个计划是关于生产力的生物学基础和人类福利事业。它的研究目的在于了解陆地、淡水、海洋内生物生产力及其开发的可能性，生物群落的保护，生物资源的利用与管理以及人类对不断变化的各种环境条件的适应能力等。这一研究规划从1967年7月开始执行，一直到1972年共5年时间。嗣后陆续发表了26卷专著。其中关于陆生生态系统6卷，淡水生态系统2卷，海洋生态系统2卷，人类生态学5卷，农业生态学5卷，生物资源管理5卷，以及总论1卷。通过上述各项研究，加强了各国间的联系和交流，建立了更多的共同语言。1971年在联合国教科文机构的推动下又开展了一项名为人和生物圈”（ManandBiosphere，MAB)规划，它是IBP规划的扩充和发展。此项规划仍在继续进行，这些研究都有力地推动着植被生态学的发展和深化。1.4植被生态学在中国的发展这门学科在我国起源很早，在2000多年前的古籍中已有这方面内容的记载。例如著于周代（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403年）的《诗经》中就记载有“山有枢，有榆”。枢即刺榆（Hemipteleadawidi），也就是说刺榆分布在山上，榆树（Ulmuspumila)分布在湿润的平地上，这是对这两种非常近似树种生态分布的很好描述。成书于西周的《禹贡》中记述了从华北平原到长江三角洲这一区域植被水平分布地带性的变化，在写到充州的植被时说：“厥草惟，厥木惟条”，意思是草被茂密，树木稀疏；往南到徐州（苏、皖、赣）一带，则是“草木渐色”，形容了草木丛集，覆盖着大地；再到扬州境内（长江下游）已是“汤既敷，厥草惟天，厥木惟乔”，描绘出竹类丛密，草生繁盛，树木高大的景观了。《管子·地员篇》（成书于战国，公元前475～221年）的作者探讨了土地与植物相互关系的规律性，并注意到植物的垂直分布以及阴坡和阳坡的差别。《地员篇》中对于小地形变化引起的植物分布有一段精彩的描述：“凡草土之道，各有谷造，或高或下，各有草物。叶下於攀，攀下於苋，苋下於蒲，蒲下於苇，苇下於藿，藿下於萎，萎下於，下於萧，萧下於薛，薛下於蕉，蕉下於茅，凡彼草物，有十二衰，各有所归”。显而易见，这是一个完整的水生生态系列的叙述（图1-3）。从这-一叙述可知，早在两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对植物生态分布的观察已达到十分细致的程度。北宋沈括（1031～1095）已经注意到南北纬度不同和海拔高度不同处植物物候期的差别。在他所著的《梦溪笔谈》一书中写到：“缘土气有早晚，天时有惩伏，如平地三月花者，深山则四月花。白乐天游大林寺诗云：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盖常理也，此天势高下之不同也，·岭娇微草
第一章绪论16凌冬不调；并汾乔木，望秋先陨，诸越则桃李冬实；朔漠则桃李夏荣，此天气之不同也”。明末徐霞客（1586～1641)遍游祖国名山大川，南北各地，所到之处，对那里的植被也有不少观察和记载。如在崇祯六年（1633年）游恒山时曾写道：“俯瞰北山崩崖乱坠，杂树密，是山土山无树，石山则有，故树皆北”，注意到了南北坡土壤、植被的不同；崇祯十二年（1639年）游保山西北之石城时，记述了当地亚热带森林的外貌：“万木森空，藤藓交拥。”莊IN想业进XM茅薛萧（白茅）益笋苔藝艾餐A母弟草菱蒲（早生）叶觅骨草草舞芦嵩香荆荷菱小芦蒲111角校第图1-3《地员篇》中所描述的植被随小地形分布示意图在2000多年前我国植物地理学家已经注意到在平原地区，从水边到陆地小地形如何影响植物分布。（引自：夏纬瑛，1958）遗撼的是，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禁，尤其是满清入主中原后所推行的文化专制制度和闭关自守政策，严重地阻碍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古代先进的植被生态学思想并未能促成现代植被生态学及早诞生。鸦片战争（1840～1842）之后，随着帝国主义势力的入侵，西方列强相继派员来华调查植物资源，除了整理和报道植物种类外，对于各地植被也偶有记述。甲午之战后，1895年日本侵占台湾，在岛上进行的植物调查亦多偏重于植物采集，对植被描述零星片断。国人把植被作为一门现代科学进行研究开始较晚。最早发表这方面研究论文的是钱崇澍，他于1927年刊布了《安徽黄山植被和区系的初步记录》，1932年又发表了《南京钟山岩脊的植被》。刘慎聘1929年在法国发表了他的博士论文《高斯山植物地理的研究》，30年代回国后进行了大量的植被调查，并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中国北部及西部植物地理概论》（1934）、《河北渤海湾沿岸植物分布之研究》（1935）、《中国南部及西部植物地理概论》、《黄山植物分布概要》（1937)等。这时期发表的文章还有樊庆笙的《安徽九华山植生区之观察》（1935）、杨承元的《西山和小五台山的森林植被》（1937）、郑万钧等的《峨边森林调查报告》（1938）以及王启无的《云南植被的初步研究》（1939)等。李顺卿于1924年在美国发表的博士论文《明
171.4植被生态学在中国的发展尼苏达州Itaska湖附近森林演替因素》，也是国人写的一篇重要的植被生态学文献。40年代侯学煜开始在植被和土壤关系方面做了许多调查，发表了《贵州中北部植物的分布与土壤》（1941），50年代初集成专著《指示植物》（1954)出版。这一时期，张宏达于1947年赴西沙群岛进行植被调查，1948年发表了《西沙群岛的植被》。郑万钧的《湖南葬山之森林观察》也于1949年发表。邓叔群相继发表了《甘肃的森林区及其生态概况》（1947）、《藏东高原的森林地理》（1948）和《中国森林地理纲要》（1948），这是对中国植被，特别是森林植被研究的阶段性总结。50年代初曲仲湘（1952，1953)发表了几篇有关南京附近地区森林植被的文章。随着在全国范围内土地利用、橡胶宜林地勘察、水土保持、沙漠改造以及自然资源考察和自然规划等工作的开展，植被生态学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其中几次规模较大的勘察有：1952～1955年的华南垦殖橡胶宜林地的勘察，19531955年的黄河中游水土保持考察，1956~1959年的黑龙江流域综合考察和新疆综合考察，1957～1961年的西南（滇、黔、川)热带生物资源综合考察，1958～1961年的华南热带生物资源考察，1958~1960年的甘、青综合考察以及1951年开始的西藏考察等。这些考察促进了植被生态学的发展，陆续出版了一批著作，如钱崇澍、吴征镒、陈昌笃主编的《中国植被区划草案》（1956），以及随后由中科院植物研究所主编的《中国植被区划》（初稿）（1960)，侯学煜的《中国的植被》（1960)等著作。在钱崇澍、李继侗、侯学煜主持下，从1955~1960年陆续出版了《植物生态学与地植物学资料丛刊》，共22期，后于1963年正式改为《植物生态学与地植物学丛刊》的半年刊，直到1966年为止。在这期间许多大学开设了“地植物学”，“植物地理学”以及“生态学”，培养了一批专门人才，同时在各大学学报以及科学院出版的刊物上也发表了不少植被生态学的文章。60年代中期，植被生态学的研究曾因人为干扰而有过一段时间的停滞，然而仍有一批科学工作者利用各种条件坚持工作。1980年出版的《中国植被》就是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组织编写的。70年代后期，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和改革开放政策的执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环境和维护生态平衡以及国际间“人和生物圈”科研项目的实施，植被生态学研究又开始了蓬勃的发展。《中国植被》（1980）一书出版的前后，一些省区植被专著陆续问世，如：《广东植被》（1976）、《四川植被》（1980）、《安徽植被》（1983）等。近年来，《云南植被》（1987）、《青海植被》（1987）、《新疆植被》（1989）、《贵州植被》（1988）、《福建植被》（1990）、《湖南植被》（1990）、《台湾植被》（1993）、《河北植被》
18第一章绪论（1996）、《陕西植被》（1999)也相继出版。此外，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翻译的一批反映本门学科进展的著作，如《农田生态学》（1976）、《数学生态学引论》（1978）、《生态学模型》（1979）、《理论生态学》（1982）、《植被分类》（1985）、《植被排序》（1986）、《植被动态》（1986)以及一批实验手册和介绍文章的陆续出版都为国内植被生态学研究注人了新的活力。《植物生态学的数量分类方法》（1981）一书的出版对推动我国植被数量生态学的研究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台湾地区自1945年光复后，国人开始了台湾地区的植被调查，前期多以林型分析为主，60年代出版了一批著作，如：刘棠瑞的《台湾森林植物的植物地理学考察》（1962）、章乐民的《红桧、台湾扁柏混交林生态之研究》（1963）和《恒春半岛季风林生态之研究》（1967)以及柳的《台湾主要林型生态之调查》（1961）和《台湾植物群落分类之研究》（1968）等。第一版《台湾植物志》1~6卷（1975~1979）完成后，各大学有关植物调查逐渐转向植被研究，在自然保护和建设国家公园工作的推动下，70年代和80年代发表了不少地区性的植被调查报告，90年代出版了《台湾植被志》（陈玉峰，1995，1997），为全岛植被研究的综合和进一步深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5当前植被生态学研究的热点和动向H.Carson的警世著作《寂静的春天》（1962）一书的出版，唤起了人们的生态觉醒。人类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等问题促进了60年代以来的生态学大发展，植被生态学因其与生物生产力的开发、生物群落的保护、生物资源的利用与管理以及人类面临的诸多环境问题的密切联系，同时也由于它的理论成熟以及遥感分析等新技术的应用，有了迅速的发展和进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5.1群落的生物量和生产力以及生态系统中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的研究1965~1972年间国际生物学规划的执行掀起了对陆地、淡水、海洋中各类生物群落生物量、生产力的研究，通过这些研究使人们对各类生态系统的生产力以及它们的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这些研究成果使得H.Lieth和R.H.Whittaker编写出《生物圈的初级生产力》（1975）一书，这本著作总结了有关初级生产力的测定方法，并对全球初级生产力分布格局进行了估算，同时还讨论了人类与生物圈的关系。近年来全球气候的明显变暖，激发了人们对碳循环研究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