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邓广铭治史丛稿 其时，并无“糺军”这一名称，只有到金朝和蒙元，才把契丹王朝统 治时所建置的各个部族糺，合并称为“礼军”。杨若薇同志很同意我 的这一论点，她便极其勤奋地披阅了大量史籍，钩稽了大量资料， 证明了这一论点确能成立，于是而写成了《契丹王朝“糺”之探讨及 部族成边制度》一文，进一步做出了雄辩有力的论证，得到了许多 辽史研究者的赞同；辽金元史的专家杨志玖教授看到这篇论文之 后，更大加赞赏说，这真是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 夫”的成功之作。另外，对于目前正在讨论的，契丹王朝在中京建成 之后，是否即由上京迁都中京的问题，她也写了论文，提出了自己 的意见。 上述种种，都说明杨若薇同志在思考问题的深度和广度方面， 在进行纵的和横的联系方面，都有其特长和独到之处，也说明我对 她的治学精神所得的印象是经得起考验的。故当她的这本著作即 将付印之际，我很高兴地为她写了这篇序文。 1988年5月9日 写于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
《宋史·职官志》快原匡谬 《宋史》为书凡四百九十六卷，在二十四史当中是卷帙最多的 一部。因其卷軼之多，故历来对于它的批评总少不了“芜杂”二字。 其所以芜戴，最可能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宋朝的官史种类特别多， 文字记载特别详备，有《时政记》以记言，《起居注》以记动，又有《日 历》综记言动二者。《日历》之外，既有《实录》，《实录》之外，复有《正 史》。其臣僚士庶的私家著述经奏进或被旨而收入史馆中去的，在 北宋与南宋都非常之多.据《元史·董文炳传》所载，当蒙古军攻陷 南宋的首都临安以后，文炳即将宋史馆中的诸记注尽数收归于燕 京，贮之于国史院中。到元朝臣僚受命纂修胜国史书的时候，这些 旧的记注，自然是绝好的资料。史料虽左右逢源，史官却未必均具 史才，稍一失于剪裁，昧于别择，芜累之弊，便因以不免了。 芜杂二字，若为转换-好的字面，则是详赡。我们现时对于古 代的史事，唯患所知不能详尽。假如《宋史》的毛病只此一点，我们 自不妨一反前人的论断，而予以好评，而不幸《宋史》于此外，还有 很多别种缺点。 《宋史》中的纪、传、表、志、世家，来源极庞杂，抄撮于一书之 内，遂致剌谬疏舛，抵悟矛盾等弊，莫不有之。现且只就其中《志》的 部分而论： 既然南宋史馆中所存史籍俱已收贮于元都的史院之内，则《宋 史》中的各《志》按理应都是由宋代所修各朝正史如《三朝国史》
26 邓广铭治史丛稿 《两朝国史》、《四朝国史》等的旧志脱化而成的。宋代国史，现已全 佚，就辑本《宋会要稿》及李素《续通鉴长编》中所引各朝史志之文， 取与《宋史》各志相照，知《河渠志》、《食货志》、《兵志》等，大都均采 录旧史，少所改易，而《礼志》、《职官志》等，却又不然。今单论《职官 志》： 《职官志(《宋史卷一六一至一七二)的各条当中散见有不少 的“国朝”字样，当是元代史官录用旧文，而失于审订的。这使我们 得知，《职官志》也并非出于元人之撰作。然这些旧文与《会要》、《长 编》中所见的各朝史《职官志》之文每不相合，乃知《宋史》此志必系 七拼八凑而成，而一切问题也便从此发生。今且只就其主要来源之 一加以抉发，并论证其所以失误之故。（以下所引《宋史》文句，全据 涵芬楼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中之《宋史》。) 《宋史·职官志》的开端处，也和其它各志的开端处相同，是一 篇总括的叙论，其中有云： 宋承唐制，抑又甚焉，三师三公不常置，宰相不专任三省 长官，尚书门下并列于外，又别置中书禁中，是为政事堂，与 枢密对掌大政。天下财赋，内庭诸司，中外管库，悉隶三司，中 书省但掌册文，覆奏考帐。门下省主乘舆八宝，朝会版位，流 外考较，诸司附奏挟名而已。台、省、寺、监官，无定员，无专 职，悉皆出入分莅庶务，故三省、六曹、二十四司，类以他官主 判，虽有正官，非别救不治本司事，事之所寄，一亡二三。故中 书令、侍中、尚书令不预朝政，侍郎、给事不领省职，谏议无言 责，起居不记注，中书常阙舍人，门下罕除常侍，司谏正言，非 特旨供职，亦不任谏诤。至于仆射、尚书、丞、郎、员外，居其官 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 其官人受授之别，则有官，有职，有差遣：官以寓禄秩，叙
《宋史·阳官志》妆原匡诉 27 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别为差遣以治内外之事。其次又有 阶，有勋，有爵。故仕人以登台阁、升禁从为显宦，而不以宫之 迟速为荣带；以差道要剧为贵途，而不以阶、勋、爵、邑有无为 轻重。时人语曰：“宁登赢，不为卿；宁抱椠，不为监。”虚名不 足以砥砺天下若此。 这两段文字，在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卷四七《职官考》一《官制总 序》中也找得出来，字句间并没有大不相同之处，只是《通考》于此 段之前，先对宋以前各朝的职官加以论述，故于此段开首数语作： “宋朝(“宋”字疑原作“国”字，当由后来刻《通考》者所改。《通考》中 所有“宋朝”字样均然。)设官之制，名号品秩一切袭用唐旧，然三师 三公不常置。”此外则： 类以他官主判，《通考》作“互以他官典领”。 谏议无言责，起居不记注，《通考》作“左右谏议无言责，而起居 郎、起居舍人不执记事之笔”。 司谏正言，非特旨供职亦不任谏诤，《通考》作“补阙拾遗，改为 司谏正言，而非特旨供职，亦不任谏诤”。 丞、郎、员外，《通考》作“丞、郎、郎中、员外”。 十常八九，《通考》作“十常七八”。 官人受授之制，《通考》作“官人授受之别”。 于“十常七八”句下，《通考》更有“秘书殿中二省名存实废”云 云一大段，其下方接以“至于官人授受之别”一段。 两书中的文句，虽然是小异而大同，但二者或许是同出于一 源。《文献通考》一书本也是纂辑之功多，而撰作之处较少，所以我 们不能根据上面的比较，就贸贸然断定其孰为撰作，孰为抄袭：或 孰为首抄，孰为转抄。我们再把《宋史·职官志》篇首的文字看下 去：
28 邓广铭治史丛稽 故自真宗、仁宗以来，议者多以正名为请。咸立中，杨亿首 言：“文昌会府，有名无实，宜复其旧。”既而言者相继，乞复二 十四司之制。至和中，吴育亦言：“尚书省，天下之大有司，面废 为闲所，当渐复之。”然朝论异同，未遑厘正。神宗即位，慨然欲 更其制。熙宁末，始命馆阁校《唐六典》。元丰三年，以摹本赐 群臣。乃置局中书，命翰林学士张璪等详定。八月，下诏肇新 官制，省台寺监领空名者，一切罢去，而易之以阶。九月，详定 所上《寄绿格》。会明堂礼成，近臣迁秩，即用新制，而省台寺监 之官各还所职矣。 五年，省台寺监法成，六年，尚书新省成。帝亲临幸，召六 曹长贰以下，询以职事，因诫敕焉。初，新阶尚少，而转行者易 以及；元祐初，于朝议大夫六阶以上，始分左右；既又以流品无 别，乃诏寄禄官悉分左右，词人为左，余人为右。绍圣中罢之。 崇宁初，以议者有请，自承直至将仕郎，凡换选人七阶。大观 初，文增宣奉至奉直大夫四阶。政和末，自从政至迪功郎，又政 选人三阶。于是文阶始备，而武阶亦诏易以新名：正使为大夫， 副使为郎，而横班十二阶使副亦然，故有郎居大夫之上者。继 以新名未具，增置宣正、履正大夫郎，凡十阶，通为横班，而文 武官制，益加详矣。 大抵自元祐以后，渐更元丰之制：二府不分班奏事：枢密 加置签书；户部则不令右曹专典常平，而总于其长；起居郎、舍 人则通记起居，而不分言、动；馆职则增置校勘黄本；凡此皆与 元丰稍异也。其后蔡京当国，率意自用，然动以继志为言，首更 开封守臣为尹牧。由是府分六曹，县分六案，又内侍省职，悉仿 机廷之号。已而修六尚局，建三卫郎，又更两省之长为左辅右 弼，易端揆之称为太宰少宰。是时员既滥冗，名且紊杂，甚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