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职官志袂原匡谬 29 马承受升拥使华，黄冠道流亦滥朝品。元丰之制，至此大坏。及 宣和末，王糖用事，方且追咎元祐纷更，乃请设局以修官制格， 目为正名，亦何补矣。 这两段也同样见于《文献通考·职官考》的《官制总序》之内，其第 一段且见引于南宋末谢维新的《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后集》卷二六 《职官·六部门》。谢书于“各还所职”句下，紧接“神宗尝论苏绰建 复官制”云云数语，而附注云：“出《四朝志》。”此所谓《四朝志》者， 是指南宋孝宗时候赵雄等所奏进的神、哲、徽、钦四朝国史志而言。 然则根据谢书中的这条夹注，或者可以使人认为《宋史·职宫志》 和《通考·职官考》必全是由《四朝史志》转抄而来的吧，然而跟着 便又有问题。何以《宋史》对于《四朝史志旧文的剪裁，与《通考》不 谋而适同？即何以二者同将“神宗尝论苏绰”云云一段删去不载呢？ 又何以《宋史》自“五年，省台寺监法成”以下一大段，也恰恰与《通 考》大体相同呢？这就不免使人怀疑到《宋史》或不无剽窃《通考》之 嫌了。只是宋代正史中论列到神宗厘正官制一事的，在南宋赵雄等 人所纂修的《四朝史志》之前，当北宋哲宗时候，就曾修成了一部 《神宗正史》，其《职官志》中对此事之论述必特别详尽。现在此书既 已不可得见，《宋史》与《通考》雷同之处，是否同自该书承用而来 呢？对此问题，若不是李焘在《续通鉴长编》中供给了一项材料，我 们几乎是无法解决的。《长编》卷三○七，元丰三年八月乙已载： 诏中书：“联嘉成周以事建官，以爵制禄，小大详要，莫不 有叙，分职率属，而万事条理，监于二代，为备且隆。逮于末 流，道与时降，因革杂驳，无取法焉。惟是字文造周，旁资硕 辅，准古创制，义为可观。国家受命百年，四海承德，岂兹宫 政，尚愧前闻。今将推本制作董正之原，若稽祖述宪章之意， 参的损益，趋时之宜，使台、省、寺、监之官实典职事，领空名
30 邓广铭治史丛稿 者一切罢去，而易之以阶，因以制禄。凡厥悬数，悉如旧章。不 惟朝廷可以循名考正万事，丑使卿士大夫莅官居职，知所责 任，而不失宠禄之实，岂不善欤！其应合行事件，中书条具以 闻。”（原注：“《职官志》篇首云，熙宁未，上欲正官名，始命馆 阁校《唐六典》。元丰三年，以基本赐群臣，遂下此诏云云。”) 《四朝国史》之修纂，与李森之修纂《续通鉴长编》几在同时，李焘且 曾躬与修撰之事，所以《长编》中对于神宗一代典章制度的记载，凡 其云据《食货志》或《兵志》等者，均指《神宗正史》中者而言，则此之 所谓《职官志》，也即是说《神宗正史·职官志》。《宋史》不载此诏， 其“熙宁末”诸语，与《长编所引也不相同，则其不出于神宗史志， 盖可断言。 我说《宋史》中“五年省台寺监法成”一段，与《通考》“大体相 同”，这意思自然暗示也还有些“小异”在内，但由这些“小异”之处 所可证明的，不是两书的关系之疏远，却反而是两书的关系之密 切。兹列举其异同如下： 《宋史》： 《通考》： (一)转行者易以及。及元祐初 一)转行者易以混杂。及元祐初 (二)枢密则加置签书 (二)枢密则加置签书，徽省则既 罢复建 (三)悉仿机廷之号 (三)悉仿机庭之号 (四)乃请设局以修官制格，目为 (四)乃请设局以修官制格目为 正名，亦何补矣 名，书未成而边事起矣 就这四条看来，除最后一条为有意改正《通考》的字句外，其前三条 则全是沿用《通考》原文，而有所脱误者。末条虽是有意的删润，而 乃截取“官制格目”的“目”字使属下读，强凑为“目为正名”之句，上
宋史·职官志扶原匡诱 31 句既被腰斩，下句也极不通，则其为仓猝间生吞活剥《通考》之文 字，必无可疑。 《通考·职官总序》对古往今来张官置吏的沿革得失，均予以 通贯而又概括的叙述，虽或参用旧文，实亦掉以词华，如“走马承 受”及“黄冠道流”等句是也。《宋史》为官修正史，根据东都迄于钱 塘三数百年设官史实，何患其不能生一新的理解，立一新的议论 呢？而乃募缘私人之残溺，以搪塞职责，实觉有些不甚相宜。 虽然，倘使见解恰正相合，对于《通考》中的议论确有先得我心 之感，倒也不必勉强立异以为高。若是，则《宋史·职官志》总论部 分之偶尔采用《通考》中的几段文字，终属情有可原。至于史实方 面，则如前所述，当伯颜攻陷临安之后，已将其历朝史籍捆载而北， 《实录》、《会要》，《正史》，莫不有之，在在可以参稽，可供采择，似只 嫌文献之多，而绝不至患其不足，当无须再仰赖《通考》等私家纂辑 之类书以为资据；而究其实又颇不然。兹姑举显而易见的几事为 例： 《通考》卷五四《职官》八于记述诸殿学士、诸阁学士、直学士及 诸阁待制之前，均各冠以总论一段，其《总殿学士》云： 宋朝殿学士，有观文殿大学士、学士，资政殿大学士、学 士，端明殿学士。殿学士资望极峻，无吏守，无典掌，惟出入侍 从，备顾问而已。观文殿大学士，非曾为宰相不除；观文殿学 士，资政殿大学士及学士，并以宠辅臣之去位者。端明殿学 士，惟学士久次者始除，近岁以待签枢云。 其《总阁学士直学士》云： 宋朝庶官之外，别加职名，所以厉行义文学之士，高法备 顾问，其次与议论、典校雠，得之为荣，选择尤精。元丰中，修 三省寺监之制，其职并罢，满岁补外，然后加恩兼职：直龙图
32 邓广铭治史丛稿 阁，省郎、寺监长贰补外，或领监司帅臣，则除之：待制、杂学 士，给谏以上补外则除之；系一时恩旨，非有必得之理。元祐 二年，诏增复馆职及职事官并许带职：尚书，二年加直学士； 中丞、侍郎、给舍、谏议，通及一年加待制。绍圣三年，诏职事 官罢带职，非职事之官仍旧。中兴后，学士率以授中司、列曹 尚书、翰林学士之补外者；权尚书、给谏、侍郎，则带直学士、 待制。 其《总待制》云： 宋朝景德元年置龙图阁待制，以杜镐、戚纶充，并依旧充 职。祥符二年，诏班视知制诰，列其下。元祐令从四品，掌侍 从，备顽问，有所献纳，则请到（按：当作“对”）或奏对。刘挚 言：待制学士之选太滥（原注：“见学士门”）。王岩叟亦言：待 制，祖宗之时，其选最精，出入朝廷才一二人，今立法无定贡， 将一年待制满朝，必有“车载斗量”之谣。 每条总论，实际是简括地综述前后制度的因革，与各条本文（如规 文殿大学士条等，)也都有些互为详略的关系。《宋史》于龙图阁学 士条前，一字不易地抄袭了《通考》中《总阁学士直学士》条，而《总 殿学士》与《总待制》两条却没有袭用，只于《观文殿大学士》条的起 首处云： 学士之职，资望极唆，无更守，无职掌，唯出入侍从，备顾 问而已。 这明明是没有看明白《通考》中编置次第的用意，便妄为改删，而不 知因为删改之无当，反更露了破绽出来。《通考·总殿学士》条，本 以诸殿大学士及学士为限，《宋史》删去了“殿”字，而唯日“学士之 职”云云，是则翰林学士及诸阁学士，似已悉数包括在内，稍明宋代 史事的人，当绝不至发生此等错误。这便可以十足地证明，《宋史》
《宋史·职官志》换原巨误 33 此条绝不是另有所本，乃是完全因为要掩饰抄袭《通考》之迹，妄为 并改，而致铸成此错的。 然而其荒谬处还不止于此。 《通考》之叙述诸殿大学士、学士及诸阁学士、待制等，均以-一 殿或·阁作单位，而将大学士、学士或直学士、待制等合并叙述于 一条之下。至于马端临本人的考证，以及所征引各家的议论，则均 低一格或两格，而附录于各条正文之后。《宋史》诸殿学十、诸阁学 土各条文字，均与《通考完全相同，其为抄自《通考》毫无可疑。然 所抄均为《通考》正文，其所附录的考订议论文字，则一概屏弃不 取，而独将观文殿大学上及学士分条叙述，于《观文殿大学土》条， 既照抄了《通考·观文殿大学士学士》条的全文，而于其后却又另 出《观文殿学士》一条。查《通考·观文殿大学士学士》条云： 宋朝观文殿即旧日延恩殿也。庆历七年，以文明殿学士称 呼司真宗谥号，…更名观文殿，皇祐元年，诏置观文殿大学 士宠待旧相，今后须曾任宰相，乃得除授。时贾昌朝由使相右 仆射观文殿大学士爿尚书都省，观文殿置大学士，自昌朝始。 三年，诏班在观文殿学士之前、六尚之上。自是曾任宰相者， 出必为大学士。熙宁中，韩绛宣抚陕西、河东，得罪，罢守本官。 四年，用明堂赦授观文殿学÷。宰相不为大学士，自绛始。中 兴后，非宰相而除者，自绍兴二十年秦培(《宋史》误作蔡嬉) 始。嬉知枢密院，郊祀大礼使，礼成，以学士迁，且视仪揆路，非 典故也。乾道四年，狂撤旧以枢密使为学士迁。九年，王炎以 枢密使为西川安抚使除。至庆元间，赵彦逾自工部尚书为端明 殿学士，直以序迁至焉。曾为宰相而不为大学士者，自绍兴元 年范宗尹始。 这里所讲的，不但是观文殿大学士，也包括观文殿学士在内，《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