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线的身上，毛泽东与此毫无关联。不仅如此，毛还被描绘成是与王明「左倾」肃反路 线斗争的英雄。然而历史的真实却与此相反，毛是苏区极端的肃反政策与实践的始作俑 者。 其实在肃反问题上，毛与中共中央并无原则上的分歧，双方都一致肯定肃反的必 要性，但是随看周恩来等较深人地了解到苏区肃反的真相，中共中央开始调整肃反政策， 并采取了一系列纠偏的措施。同时，原先对毛个人专权的怀疑也在逐渐增长，中共中央 加强了对毛的防范，并果断中止了针对革命阵营内部的大规模的肉体消灭行动。 1931年3月，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启程赴赣后，中共中央在继续强调富田 事变「反革命性质」的同时，开始提及防止肃反「过火化」的问题。1931年7月下旬， 随任弼时等同赴江西苏区的中央巡视员欧阳饮返回上海，他完全接受了苏区存在大量 「AB团」的论断，并将此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1931年8月30日，周恩来在听取欧 阳饮的汇报后，起草了《中共中央致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指示信》，在肯定中央苏 区「反AB团斗争是绝对正确的而必要」的同时，批评了在反「AB团」斗争中存在的「简 单化」和「扩大化」的错误，强调：「不是每一个地主残馀或富农分子便一定是AB团」 「不是每一个党的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和拥护者，每一个落后的农民，每一个犯有错误倾 向或行动的党员或群众便一定是AB团」。@ 周恩来起草的这封信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被略去周的名字，作为王明路线的代表 作受到严厉批判，直至八十年代中期仍被指责。® 周恩来的这封信之所以使毛泽东不能忘怀，盖因为这封信对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 表大会（即赣南会议）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任弼时等依据这封指示信中有关纠正「富 农路线」的精神开始了对毛的不指名批评。 任弼时作为中央代表团团长，在赣南会议上传达了周恩来指示信的精神，但因任 弼时已深深地卷人到「肃A13团」运动，因此赣南会议把重点放在检讨土地政策方面， 而没有深入检讨肃反工作。虽然在赣南会议的《政治决议案》和1931年12月5日苏区 中央局致各级党组织的指示信中，都传达了中共中央对苏区肃反「扩大化」的批评，并 且提出了「坚决的反对极有害的极错误的「肃反中心论」」的口号，但中央苏区的乱打 乱杀并没有得到有效的遏止。 中央苏区大规模的「肃AB团」运动是在1931年底周恩来进人江西苏区后才真正 得以停止。由于苏区肃反与中共中央的「反右倾」路线及与苏区领导层内部的斗争有着 千丝万缕的联系。周恩来不得不采取较为缜密的措施，一方面避免与毛泽东发生直接的 对抗；另一方面大大加强了苏区中央局的权威，才将中央苏区从肃反大恐怖中解脱出来。 周恩来具体了解肃反所造成的惨祸是他在1931年12月中旬从闽西进人到赣南的 途中。此时闽西正在轰轰烈烈开展一场与赣南「肃AB团」平行的肃反运动一「肃社 ①《周恩来年谱》，页212。 ②参见孔永松、林太乙、戴金生：《中央革命根据地史要》（南吕：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258一59。 31 PDF created with pdfFactory Pro trial version www.pdffactory.com
31 路线的身上，毛泽东与此毫无关联。不仅如此，毛还被描绘成是与王明「左倾」肃反路 线斗争的英雄。然而历史的真实却与此相反，毛是苏区极端的肃反政策与实践的始作俑 者。 其实在肃反问题上，毛与中共中央并无原则上的分歧，双方都一致肯定肃反的必 要性，但是随看周恩来等较深人地了解到苏区肃反的真相，中共中央开始调整肃反政策， 并采取了一系列纠偏的措施。同时，原先对毛个人专权的怀疑也在逐渐增长，中共中央 加强了对毛的防范，并果断中止了针对革命阵营内部的大规模的肉体消灭行动。 1931 年 3 月，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启程赴赣后，中共中央在继续强调富田 事变「反革命性质」的同时，开始提及防止肃反「过火化」的问题。1931 年 7 月下旬， 随任弼时等同赴江西苏区的中央巡视员欧阳钦返回上海，他完全接受了苏区存在大量 「AB 团」的论断，并将此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1931 年 8 月 30 日，周恩来在听取欧 阳钦的汇报后，起草了《中共中央致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指示信》，在肯定中央苏 区「反 AB 团斗争是绝对正确的而必要」的同时，批评了在反「AB 团」斗争中存在的「简 单化」和「扩大化」的错误，强调：「不是每一个地主残馀或富农分子便一定是 AB 团」 「不是每一个党的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和拥护者，每一个落后的农民，每一个犯有错误倾 向或行动的党员或群众便一定是 AB 团」。① 周恩来起草的这封信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被略去周的名字，作为王明路线的代表 作受到严厉批判，直至八十年代中期仍被指责。 ② 周恩来的这封信之所以使毛泽东不能忘怀，盖因为这封信对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 表大会（即赣南会议）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任弼时等依据这封指示信中有关纠正「富 农路线」的精神开始了对毛的不指名批评。 任弼时作为中央代表团团长，在赣南会议上传达了周恩来指示信的精神，但因任 弼时已深深地卷人到「肃 A13 团」运动，因此赣南会议把重点放在检讨土地政策方面， 而没有深入检讨肃反工作。虽然在赣南会议的《政治决议案》和 1931 年 12 月 5 日苏区 中央局致各级党组织的指示信中，都传达了中共中央对苏区肃反「扩大化」的批评，并 且提出了「坚决的反对极有害的极错误的『肃反中心论』」的口号，但中央苏区的乱打 乱杀并没有得到有效的遏止。 中央苏区大规模的「肃 AB 团」运动是在 1931 年底周恩来进人江西苏区后才真正 得以停止。由于苏区肃反与中共中央的「反右倾」路线及与苏区领导层内部的斗争有着 千丝万缕的联系。周恩来不得不采取较为缜密的措施，一方面避免与毛泽东发生直接的 对抗；另一方面大大加强了苏区中央局的权威，才将中央苏区从肃反大恐怖中解脱出来。 周恩来具体了解肃反所造成的惨祸是他在 1931 年 12 月中旬从闽西进人到赣南的 途中。此时闽西正在轰轰烈烈开展一场与赣南「肃 AB 团」平行的肃反运动——「肃社 ①《周恩来年谱》，页 212。 ② 参见孔永松、林太乙、戴金生：《中央革命根据地史要》（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 年），页 258－59。 PDF created with pdfFactory Pro trial version www.pdffactory.com
民党」，这场斗争的残酷性及对闽西苏区造成的巨大破坏，促使周恩来采取紧急措施， 对苏区肃反进行急刹车。 发生在闽西的「肃社会民主党」事件起始于1931年初，到了3月，迅速走向高潮， 在运动规模、肃反手段及残酷程度方面，都与赣南的「肃AB团」难分伯仲。在近一年 的时间里，大批红军干部、地方领导人及普通士兵、群众被扣之以「社党分子」的罪名 被镇压，遇售者总数达6352人。①由此引发了闽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傅伯翠脱离共产 党，拥兵自守的事件，并造成与富田事变类同的1931年5月27日的「坑口事变」。经 这次肃反，闽西苏区元气大伤，党员人数由原先的八千人，减至五千人。。 对于闽西的「肃社民党」事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中央代表邓发、 闽西地方领导人张鼎丞、和中央代表团成员任弼时，各有其不同的责任。 受到共产国际「反右倾」路线影响，中共中央对待闽西「肃社民党」的态度和对 「肃AB团」完全一样：先期全力支持；到了1931年8月后，在继续肯定「肃社民党」 的同时，重点转向防止肃反的「过火化」、「简单化」。 1931年4月4日，经周恩来修改的《中央对福建目前工作决议》发出，要求福建 省委「依据国际路线和四中全会的决议在实际工作中进行全部的彻底的转变」。®中共 中央同日根据闽西给中央的报告，发出致闽粤赣特委信，对肃反工作作了如下的指示： 「普遍的白色恐怖积极的打入到党的组织内和红军中来从事破坏（闽西的所谓社会民主 党、江西的AB团以及其它地方的改组派等)，从蒋介石到傅伯翠都有整个的联系和计 划的」，要求各级党组织应对他们采取「最严厉的手段来镇压」。® 中共中央的4月4日来信，对闽西的肃反起到火上浇油的恶劣作用。这封信究竟 是谁起草的，大陆方面至今仍未公布。根据有关线索分析，周恩来起草的可能性最大。 如前所述，周恩来在政治局内分管苏区和军事工作，凡涉及苏区及军事方面问题的中央 指示信，一般皆由周恩来草拟，就在发出给闽粤赣特委信的当天，周恩来修改的中央对 福建工作指示信也一并发出。同日，周恩来还出席了讨论湘鄂赣边苏区问题的政治局常 委会。作为中央负责人，周恩来对闽西肃反的「过火化」、「扩大化」负有一定的领导 责任。 1931年夏，周恩来对苏区肃反问题的认识发生明显变化，在批评「肃AB团」问题 上的「简单化」、「扩大化」的同时，周恩来也对闽西的「肃社民党」中暴露出的问题 提出了较为直接的批评。 1931年9月中旬前后，由周恩来于8月29日起草的中央致《闽粤赣苏区省委的信》 送达闽西。这封信既肯定了「社民党在闽西和其它地方是存在的」，又对闽西肃反提出 了一系列的疑问： ①（闰西「肃请社会民主党」历史冤案己平反昭雪），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党史通讯》1986年第5期。 ②（中共苏区中央局致闽粤赣省委并转省代表大会的信〉(1932年2月19日），转引自蒋伯英：《闽西革命根据地史》（福州：福建人民 出版社，1988年)，页196。 ③《周恩来年谱》，页209。 ④（中央给闽粤赣特委的信一闺粤赣目前形势和任务〉(1931年4月4日），转引自蒋伯英：《闽西革命根据地史》，页193。 32 PDF created with pdfFactory Pro trial version www.pdffactory.com
32 民党」，这场斗争的残酷性及对闽西苏区造成的巨大破坏，促使周恩来采取紧急措施， 对苏区肃反进行急刹车。 发生在闽西的「肃社会民主党」事件起始于 1931 年初，到了 3 月，迅速走向高潮， 在运动规模、肃反手段及残酷程度方面，都与赣南的「肃 AB 团」难分伯仲。在近一年 的时间里，大批红军干部、地方领导人及普通士兵、群众被扣之以「社党分子」的罪名 被镇压，遇害者总数达 6352 人。①由此引发了闽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傅伯翠脱离共产 党，拥兵自守的事件，并造成与富田事变类同的 1931 年 5 月 27 日的「坑口事变」。经 这次肃反，闽西苏区元气大伤，党员人数由原先的八千人，减至五千人。 ② 对于闽西的「肃社民党」事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中央代表邓发、 闽西地方领导人张鼎丞、和中央代表团成员任弼时，各有其不同的责任。 受到共产国际「反右倾」路线影响，中共中央对待闽西「肃社民党」的态度和对 「肃 AB 团」完全一样：先期全力支持；到了 1931 年 8 月后，在继续肯定「肃社民党」 的同时，重点转向防止肃反的「过火化」、「简单化」。 1931 年 4 月 4 日，经周恩来修改的《中央对福建目前工作决议》发出，要求福建 省委「依据国际路线和四中全会的决议在实际工作中进行全部的彻底的转变」。③中共 中央同日根据闽西给中央的报告，发出致闽粤赣特委信，对肃反工作作了如下的指示： 「普遍的白色恐怖积极的打入到党的组织内和红军中来从事破坏（闽西的所谓社会民主 党、江西的 AB 团以及其它地方的改组派等），从蒋介石到傅伯翠都有整个的联系和计 划的」，要求各级党组织应对他们采取「最严厉的手段来镇压」。 ④ 中共中央的 4 月 4 日来信，对闽西的肃反起到火上浇油的恶劣作用。这封信究竟 是谁起草的，大陆方面至今仍未公布。根据有关线索分析，周恩来起草的可能性最大。 如前所述，周恩来在政治局内分管苏区和军事工作，凡涉及苏区及军事方面问题的中央 指示信，一般皆由周恩来草拟，就在发出给闽粤赣特委信的当天，周恩来修改的中央对 福建工作指示信也一并发出。同日，周恩来还出席了讨论湘鄂赣边苏区问题的政治局常 委会。作为中央负责人，周恩来对闽西肃反的「过火化」、「扩大化」负有一定的领导 责任。 1931 年夏，周恩来对苏区肃反问题的认识发生明显变化，在批评「肃 AB 团」问题 上的「简单化」、「扩大化」的同时，周恩来也对闽西的「肃社民党」中暴露出的问题 提出了较为直接的批评。 1931 年 9 月中旬前后，由周恩来于 8 月 29 日起草的中央致《闽粤赣苏区省委的信》 送达闽西。这封信既肯定了「社民党在闽西和其它地方是存在的」，又对闽西肃反提出 了一系列的疑问： ①〈闽西「肃清社会民主党」历史冤案已平反昭雪〉，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党史通讯》1986 年第 5 期。 ②〈中共苏区中央局致闽粤赣省委并转省代表大会的信〉（1932 年 2 月 19 日），转引自蒋伯英：《闽西革命根据地史》（福州：福建人民 出版社，1988 年），页 196。 ③《周恩来年谱》，页 209。 ④〈中央给闽粤赣特委的信——闽粤赣目前形势和任务〉（1931 年 4 月 4 日），转引自蒋伯英：《闽西革命根据地史》，页 193。 PDF created with pdfFactory Pro trial version www.pdffactory.com
(社党分子)既然能广泛的深入我们的党团和红军中去，经迭次破获和逮 捕以后，仍然时常发现他们在我们组织中活动？为什么一部分被欺骗的群众抱 着观望的态度不能自动的自首，甚至害怕加入共产党？这些问题非常值得我们 注意，从你们一系列文件中找不到这些问题的最圆满的回答。 周恩来在肃反问题上的这种新态度，为他在抵达苏区后对恶性肃反进行紧急纠偏， 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基础。然而，在当时具有像周恩来这样有灵活眼光的苏区领导人少之 又少，闽粤赣党的最高负责人邓发，就缺少周恩来的学养和眼光，他在主持闽西肃反时 的狂热态度，直接酿成了闽西肃反惨祸。 1930年12月，受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的派遣，新增选的中央委员邓发到达 闽西的龙岩，担任新成立的中共闽粤赣特委书记。从隶属关系上，邓发应直接受苏区中 央局领导，但由于当时闽西与赣南尚未打通（1931年9月，闽西才与赣南苏区打通， 连成一片)，邓发实际上享有工作中的高度自主权。邓发抵闽西后，即和当地干部邓子 恢、张鼎丞、林一株、罗寿春等组成了新的党与苏维埃领导机构；全面负责起闽西苏区 的工作。 邓发和项英都是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为加强苏区工作，被中共中央派往苏区 的。项英在前往赣西南的途中路经龙岩，曾与先期抵达的邓发见面。项英抵达赣西南后， 立即集中精力处理富田事变的后遗问题，未曾过问闽西的工作。 邓发与项英是中共党内少数出身无产阶级的领导人，在中共早期历史上，两人都 曾声名显赫。邓发更因在省港大罢工期间担任过工人纠察队队长，对「群众专政」的一 套较为熟悉。邓发进入闽西苏区后。一时颇看不惯在农村根据地中盛行的「流氓现象」 和「流氓作风」，当邓发看到苏维埃文化部里，竟有干部抱着两个女人睡觉，就凭直觉 做出判断，闽西党和苏维埃机关里，已混人大量的反革命分子。而当1931年1月初红 十二军（由罗炳辉任军长，谭震林任政委)部分指战员在大会上呼错口号的事件发生后 (1931年1月初，红十二军召开纪念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列宁大会，有十几名红军 指战员由于不了解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的区别，在会上呼喊「拥护第二国际」、「社会 民主党万岁」，邓发便毫不犹豫地发动了「肃社民党」运动。同是六届三中全会派往苏 区的中央代表，邓发缺乏项英所具有的对复杂事物进行缜密分析和慎重判断的能力，邓 发的激烈的性格和狂热的革命气质导致闽西肃反的规模不断扩大。 由邓发主导的闽西肃反具有革命绞肉机的全部特征，指称社党分子，全凭肉刑和 逼供；肃反的唯一手段就是处决；恐怖机器一经开动，就产生了自我驱动的内在动力， 使其疯狂运转，不断依次进人更高阶段，结果是纵火者也与之俱焚一杀人者终被杀！ 1931年3月2日，由处决原红十二军第100团政委林梅汀等十七人而拉开了闽西 苏区肃反大恐怖的帷幕，肃反狂潮迅速波及红军、党和苏维埃各级机构，以及共青团、 少先队、儿童团系统，结果导致地方红军中大部分排以上干部，闽西苏维埃政府三十五 ①（中央致闽粤赣苏区省委的信》(1931年8月29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1)第7册，页349。 33 PDF created with pdfFactory Pro trial version www.pdffactory.com
33 （社党分子）既然能广泛的深入我们的党团和红军中去，经迭次破获和逮 捕以后，仍然时常发现他们在我们组织中活动？为什么一部分被欺骗的群众抱 着观望的态度不能自动的自首，甚至害怕加入共产党？这些问题非常值得我们 注意，从你们一系列文件中找不到这些问题的最圆满的回答。① 周恩来在肃反问题上的这种新态度，为他在抵达苏区后对恶性肃反进行紧急纠偏， 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基础。然而，在当时具有像周恩来这样有灵活眼光的苏区领导人少之 又少，闽粤赣党的最高负责人邓发，就缺少周恩来的学养和眼光，他在主持闽西肃反时 的狂热态度，直接酿成了闽西肃反惨祸。 1930 年 12 月，受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的派遣，新增选的中央委员邓发到达 闽西的龙岩，担任新成立的中共闽粤赣特委书记。从隶属关系上，邓发应直接受苏区中 央局领导，但由于当时闽西与赣南尚未打通（1931 年 9 月，闽西才与赣南苏区打通， 连成一片），邓发实际上享有工作中的高度自主权。邓发抵闽西后，即和当地干部邓子 恢、张鼎丞、林一株、罗寿春等组成了新的党与苏维埃领导机构；全面负责起闽西苏区 的工作。 邓发和项英都是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为加强苏区工作，被中共中央派往苏区 的。项英在前往赣西南的途中路经龙岩，曾与先期抵达的邓发见面。项英抵达赣西南后， 立即集中精力处理富田事变的后遗问题，未曾过问闽西的工作。 邓发与项英是中共党内少数出身无产阶级的领导人，在中共早期历史上，两人都 曾声名显赫。邓发更因在省港大罢工期间担任过工人纠察队队长，对「群众专政」的一 套较为熟悉。邓发进入闽西苏区后。一时颇看不惯在农村根据地中盛行的「流氓现象」 和「流氓作风」，当邓发看到苏维埃文化部里，竟有干部抱着两个女人睡觉，就凭直觉 做出判断，闽西党和苏维埃机关里，已混人大量的反革命分子。而当 1931 年 1 月初红 十二军（由罗炳辉任军长，谭震林任政委）部分指战员在大会上呼错口号的事件发生后 （1931 年 1 月初，红十二军召开纪念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列宁大会，有十几名红军 指战员由于不了解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的区别，在会上呼喊「拥护第二国际」、「社会 民主党万岁」，邓发便毫不犹豫地发动了「肃社民党」运动。同是六届三中全会派往苏 区的中央代表，邓发缺乏项英所具有的对复杂事物进行缜密分析和慎重判断的能力，邓 发的激烈的性格和狂热的革命气质导致闽西肃反的规模不断扩大。 由邓发主导的闽西肃反具有革命绞肉机的全部特征，指称社党分子，全凭肉刑和 逼供；肃反的唯一手段就是处决；恐怖机器一经开动，就产生了自我驱动的内在动力， 使其疯狂运转，不断依次进人更高阶段，结果是纵火者也与之俱焚——杀人者终被杀！ 1931 年 3 月 2 日，由处决原红十二军第 100 团政委林梅汀等十七人而拉开了闽西 苏区肃反大恐怖的帷幕，肃反狂潮迅速波及红军、党和苏维埃各级机构，以及共青团、 少先队、儿童团系统，结果导致地方红军中大部分排以上干部，闽西苏维埃政府三十五 ①〈中央致闽粤赣苏区省委的信〉（1931 年 8 月 29 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1）第 7 册，页 349。 PDF created with pdfFactory Pro trial version www.pdffactory.com
名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的50%，①段奋夫等一批闽西农民暴动的领导者，和永定、龙 岩、杭武等县区的负责人都尽行被消灭。被害者中大多为二十几岁的青年，闽西肃反第 一个牺性者林梅汀被杀时，年仅二十四岁。在被害者中，也有不少少先队、儿童团员， 最小的只有十六岁。®许多五花八门的罪名，诸如参加了「社民党」的「十毫子运动」、 「食烟大同盟」、「姑娘姐妹团」、「找爱团」、「膳食委员会」，都成为被处决的理 由。 在闽西肃反的牺性者中，地富家庭出身的党员干部占有相当的比例，这也反映了 苏区肃反运动的一个带有共性的特征，即在所有清洗运动中地富出身的党员干部都是首 当其冲的整肃对象。在1931年3月2日召开的闽西第一次公审处决大会上，闽西肃反 委员会主席林一株明确宣布惩处「社党分子」的三项原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即出身 不好者处以死刑，其依据是，「地主富农子弟，在斗争中必然会背叛革命」。® 由「肃社民党」造成的空前「红色恐怖」使闽西苏区的党员、干部和普通群众陷 入一片惊恐之中，许多干部和战士被迫逃亡，有的甚至飘洋过海以求避难，更多的人则 纷纷逃往由傅伯翠控制的上杭古蛟区。 傅伯翠是蚊洋农民暴动的领导人，曾任红四军四纵队司令员和闽西苏维埃政府财 政部长。傅因在其家乡古蛟区实行「共家制度」受到闽西党组织的批评，其后，又因拒 绝出席党的会议和拒不服从工作调动，在1930年10月，被党组织指称为「第三党观点」 而受到留党察看的处分。邓发担任中共闽粤赣特委书记后。在1931年2月宜布开除傅 伯翠的党籍，并派红军攻打傅的家乡古蛟区，逼使傅伯翠走上拥兵反抗的道路。 1931年3月6日，闽西苏维埃政府发布第二十三号通告，宜布傅伯翠为闽西「社 民党」首领，古蛟区为「社会民主党巢穴」。在大恐怖中，傅伯翠控制的古蛟区成为大 批红军干部战士逃避捕杀的避难所。® 1931年春夏之交，闽西大规模的红色恐怖已发展到动摇共产党社会基础的危险地 步一在闽西政府所辖之下，风声鹤唳，人人自危，根据地的社会秩序受到严重破坏。 在傅伯翠拥兵反抗之后，1931年5月27日，又爆发了在中共历史上鲜为人知的「坑口 兵变」。 「坑口兵变」的发生与被镇压，几乎与赣西南的「富田事变」如出一撤。 在闽西大清洗的高潮阶段，闽西杭武县第三区（现属上杭县溪口乡，太拔乡）区 委书记何登南、县武装第三大队政委陈锦玉等二百人被控以「社党分子」的罪名，被拘 押在坑口和白砂（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5月27日，县武装第三大队大队长李真， 副政委张纯铭，副大队长丘子庭等率众扣押了正在此巡视的闽西苏维埃政府秘书长罗寿 春，迫其书写手令释放被扣人员。当晚，李真等率领三大队包围区苏维埃政府，放出被 ①参见蒋伯英：《闽西革命根据地史》，页194。 ②杭武县苏肃反委员会：（革命法庭）(1931年6月1日)，转引自蒋伯英：《闺西革命根据地史》，页194。 ③（共青团闽西特委对肃清社会民主党工作的决议）(1931年4月6日)，转引自蒋伯英：《闽西革命根据地史》，页191、193。 ④傅伯翠脱离中共后，曾接受国民党委任的（上）杭、（龙）岩、连（城）边界保安总队队长职务。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撤出苏区 后，傅伯翠曾接济过在赣、粤、闽坚持游击战争的共产党游击武装。1949年5月，傅伯翠率所部三千余人归顺中共。1985年5月14日， 中共福建省委发出通知，为傅伯翠平反，宜布其为「同志」，推翻傅身上的「社会民主党领袖」的不实之词。 34 PDF created with pdfFactory Pro trial version www.pdffactory.com
34 名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的 50%，①段奋夫等一批闽西农民暴动的领导者，和永定、龙 岩、杭武等县区的负责人都尽行被消灭。被害者中大多为二十几岁的青年，闽西肃反第 一个牺牲者林梅汀被杀时，年仅二十四岁。在被害者中，也有不少少先队、儿童团员， 最小的只有十六岁。②许多五花八门的罪名，诸如参加了「社民党」的「十毫子运动」、 「食烟大同盟」、「姑娘姐妹团」、「找爱团」、「膳食委员会」，都成为被处决的理 由。 在闽西肃反的牺牲者中，地富家庭出身的党员干部占有相当的比例，这也反映了 苏区肃反运动的一个带有共性的特征，即在所有清洗运动中地富出身的党员干部都是首 当其冲的整肃对象。在 1931 年 3 月 2 日召开的闽西第一次公审处决大会上，闽西肃反 委员会主席林一株明确宣布惩处「社党分子」的三项原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即出身 不好者处以死刑，其依据是，「地主富农子弟，在斗争中必然会背叛革命」。 ③ 由「肃社民党」造成的空前「红色恐怖」使闽西苏区的党员、干部和普通群众陷 入一片惊恐之中，许多干部和战士被迫逃亡，有的甚至飘洋过海以求避难，更多的人则 纷纷逃往由傅伯翠控制的上杭古蛟区。 傅伯翠是蛟洋农民暴动的领导人，曾任红四军四纵队司令员和闽西苏维埃政府财 政部长。傅因在其家乡古蛟区实行「共家制度」受到闽西党组织的批评，其后，又因拒 绝出席党的会议和拒不服从工作调动，在 1930 年 10 月，被党组织指称为「第三党观点」 而受到留党察看的处分。邓发担任中共闽粤赣特委书记后。在 1931 年 2 月宣布开除傅 伯翠的党籍，并派红军攻打傅的家乡古蛟区，逼使傅伯翠走上拥兵反抗的道路。 1931 年 3 月 6 日，闽西苏维埃政府发布第二十三号通告，宣布傅伯翠为闽西「社 民党」首领，古蛟区为「社会民主党巢穴」。在大恐怖中，傅伯翠控制的古蛟区成为大 批红军干部战士逃避捕杀的避难所。④ 1931 年春夏之交，闽西大规模的红色恐怖已发展到动摇共产党社会基础的危险地 步——在闽西政府所辖之下，风声鹤唳，人人自危，根据地的社会秩序受到严重破坏。 在傅伯翠拥兵反抗之后，1931 年 5 月 27 日，又爆发了在中共历史上鲜为人知的「坑口 兵变」。 「坑口兵变」的发生与被镇压，几乎与赣西南的「富田事变」如出一辙。 在闽西大清洗的高潮阶段，闽西杭武县第三区（现属上杭县溪口乡，太拔乡）区 委书记何登南、县武装第三大队政委陈锦玉等二百人被控以「社党分子」的罪名，被拘 押在坑口和白砂（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5 月 27 日，县武装第三大队大队长李真， 副政委张纯铭，副大队长丘子庭等率众扣押了正在此巡视的闽西苏维埃政府秘书长罗寿 春，迫其书写手令释放被扣人员。当晚，李真等率领三大队包围区苏维埃政府，放出被 ①参见蒋伯英：《闽西革命根据地史》，页 194。 ②杭武县苏肃反委员会：〈革命法庭〉（1931 年 6 月 1 日），转引自蒋伯英：《闽西革命根据地史》，页 194。 ③〈共青团闽西特委对肃清社会民主党工作的决议〉（1931 年 4 月 6 日），转引自蒋伯英：《闽西革命根据地史》，页 191、193。 ④傅伯翠脱离中共后，曾接受国民党委任的（上）杭、（龙）岩、连（城）边界保安总队队长职务。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撤出苏区 后，傅伯翠曾接济过在赣、粤、闽坚持游击战争的共产党游击武装。1949 年 5 月，傅伯翠率所部三千余人归顺中共。1985 年 5 月 14 日， 中共福建省委发出通知，为傅伯翠平反，宣布其为「同志」，推翻傅身上的「社会民主党领袖」的不实之词。 PDF created with pdfFactory Pro trial version www.pdffactory.com
捕人员。同时又派出一部分人员前往白砂，以罗寿春的手令，将被关押的第三区人员带 回释放。 以邓发为书记的中共闽粤赣省委（1931年5月，原特委易名为省委)得知「坑口 事变」消息，立即认定属于「反革命暴动性质」，随即抽调新红十二军进攻杭武第三区， 至5月29日，除少数人逃亡外，第三大队的大部分人员被缴械逮捕，两天前刚被释放 的人员又再次被捕。同日，闽粤赣省委作出决议，指示：「对于已经被捕的社党，应多 方审讯以破获其整个组织，同时要很快地处决」。①于是，李真、何登南、丘子庭及第 三大队绝大多数被捕干部、战士尽被处决。 5月29日的镇压虽然极为严厉，但是并没有完全压下闽西苏区军民对肃反的极度 愤怒。6月1日，杭武县第二区部分干部与地方武装又发动反抗，在此前后，永定的溪 南和虎岗，也发生类似自发的反抗行动，但全部遭到镇压。⑧ 邓发作为中共闽西苏区党的最高领导人，对于所发生的这一切极端行为，应负有 直接的、第一位的责任。 在闽西肃反问题上，担任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的张鼎丞与充满肃反狂热的邓发相 比，其态度要相对温和一些，但是他最终还是屈从于邓发的意志。 张鼎丞是闽西党和苏维埃政权的主要创始者，极为熟悉闽西革命历史和干部状况， 是闽西地方干部的代表人物。邓发抵达闽西后，张鼎丞作为邓发的副手，有责任向邓发 介绍他所了解的闽西干部的真实情况，并在肃反袭来时尽全力保护干部。但是迄今为止， 这类事例还很少披露。相反，所能发现的，尽是以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的名义所 发布的肃反通告。在这类文告中，尤以张鼎丞在1931年2月21日发布的「裁字」第一 号、第二号给闽西造成的危害最为严重。 在发动「肃反」之初，张鼎丞曾在文告中规定，社党主要负责人，应扣留严办， 一般成员在交待其行为后，令其自首，处以禁闭和警告。®闽西政府还曾公布《反动政 治犯自首条例》，明文规定凡在半个月内自首者，不论其职务高低，概行免去处罚。然 而，这些规定并没有真正实行，随着处决权迅速下放，这类政策条令形同一纸废文。 1931年3月18日，闽西政府发出第二十五号通告，修改了处决人犯需报请闽西政 府批准的规定。明确宣布，「如有迫不及待要先处决的」，可先行刑，再「补报到本政 府追认」。®这个新规定，造成大处决迅速蔓延，苏区各级组织甚至包括医院，都有权 随意逮捕、处决「社党分子」。而在当时的狂热气氛下，指称「社党分子」全凭肉刑和 逼供，结果被捕者屈打成招，胡乱招供，形成恐怖的「瓜蔓抄」，甚至在少先队、儿童 团也多次破获「社党」。 自1931年3月处决权下放后，在近一年的时间里，肃反成了闽西一切工作的中心。 闽西政府要求各地在两个月内肃清「社党」。在上级号召的推动下，各级组织均以捕人 ①（中共阅粤赣省委关于杭武第三区事变决议）(1931年5月29日)转引自蒋伯英：《阅西革命根据地史》，页197。 ②参见蒋伯英：《闽西革命根据地史》，页197。 ③（阅西苏维埃政府通告第二十号）（裁字第二号）(1931年2月21日)转引自蒋伯英：《闽西革命根据地史》，页188。 ④（闽西苏维埃政府通告第二十五号（裁字第四号）》(1931年3月18日)，转引自蒋伯英：《闽西革命根据地史》，页191。 35 PDF created with pdfFactory Pro trial version www.pdffactory.com
35 捕人员。同时又派出一部分人员前往白砂，以罗寿春的手令，将被关押的第三区人员带 回释放。 以邓发为书记的中共闽粤赣省委（1931 年 5 月，原特委易名为省委）得知「坑口 事变」消息，立即认定属于「反革命暴动性质」，随即抽调新红十二军进攻杭武第三区， 至 5 月 29 日，除少数人逃亡外，第三大队的大部分人员被缴械逮捕，两天前刚被释放 的人员又再次被捕。同日，闽粤赣省委作出决议，指示：「对于已经被捕的社党，应多 方审讯以破获其整个组织，同时要很快地处决」。①于是，李真、何登南、丘子庭及第 三大队绝大多数被捕干部、战士尽被处决。 5 月 29 日的镇压虽然极为严厉，但是并没有完全压下闽西苏区军民对肃反的极度 愤怒。6 月 1 日，杭武县第二区部分干部与地方武装又发动反抗，在此前后，永定的溪 南和虎岗，也发生类似自发的反抗行动，但全部遭到镇压。② 邓发作为中共闽西苏区党的最高领导人，对于所发生的这一切极端行为，应负有 直接的、第一位的责任。 在闽西肃反问题上，担任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的张鼎丞与充满肃反狂热的邓发相 比，其态度要相对温和一些，但是他最终还是屈从于邓发的意志。 张鼎丞是闽西党和苏维埃政权的主要创始者，极为熟悉闽西革命历史和干部状况， 是闽西地方干部的代表人物。邓发抵达闽西后，张鼎丞作为邓发的副手，有责任向邓发 介绍他所了解的闽西干部的真实情况，并在肃反袭来时尽全力保护干部。但是迄今为止， 这类事例还很少披露。相反，所能发现的，尽是以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的名义所 发布的肃反通告。在这类文告中，尤以张鼎丞在 1931 年 2 月 21 日发布的「裁字」第一 号、第二号给闽西造成的危害最为严重。 在发动「肃反」之初，张鼎丞曾在文告中规定，社党主要负责人，应扣留严办， 一般成员在交待其行为后，令其自首，处以禁闭和警告。③闽西政府还曾公布《反动政 治犯自首条例》，明文规定凡在半个月内自首者，不论其职务高低，概行免去处罚。然 而，这些规定并没有真正实行，随着处决权迅速下放，这类政策条令形同一纸废文。 1931 年 3 月 18 日，闽西政府发出第二十五号通告，修改了处决人犯需报请闽西政 府批准的规定。明确宣布，「如有迫不及待要先处决的」，可先行刑，再「补报到本政 府追认」。④这个新规定，造成大处决迅速蔓延，苏区各级组织甚至包括医院，都有权 随意逮捕、处决「社党分子」。而在当时的狂热气氛下，指称「社党分子」全凭肉刑和 逼供，结果被捕者屈打成招，胡乱招供，形成恐怖的「瓜蔓抄」，甚至在少先队、儿童 团也多次破获「社党」。 自 1931 年 3 月处决权下放后，在近一年的时间里，肃反成了闽西一切工作的中心。 闽西政府要求各地在两个月内肃清「社党」。在上级号召的推动下，各级组织均以捕人 ①〈中共闽粤赣省委关于杭武第三区事变决议〉（1931 年 5 月 29 日）转引自蒋伯英：《闽西革命根据地史》，页 197。 ②参见蒋伯英：《闽西革命根据地史》，页 197。 ③〈闽西苏维埃政府通告第二十号〉（裁字第二号）（1931 年 2 月 21 日）转引自蒋伯英：《闽西革命根据地史》，页 188。 ④ 〈闽西苏维埃政府通告第二十五号（裁字第四号）〉（1931 年 3 月 18 日），转引自蒋伯英：《闽西革命根据地史》，页 191。 PDF created with pdfFactory Pro trial version www.pdffactor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