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文章首先指出,“专家”一语流行,成为时髦和大学求学者追求的目标,“可说是今 日学术界的最大流弊”。然后辨析了学问各科与学问全境的关系,指出学问“是一种对于宇 宙人生全境的探索与追求”,“人生是整个的,支离破碎之后就不是真正的人生”,“若欲 求得彻底的智慧,就必须旁通本门以外的知识”:凡有划时代贡献者,无一是“死抱一隅之 见的人”,如牛顿或达尔文,“他们是专家,但又超过专家;他是通人”。于此拈出“通人” 义 3我们看到,作者对所谓“专家”实无好感。他尖锐指出“专家”“实际并非一个全人”, 实患有“精神上之残废”:即便单就学问而言,某一领域的专家对学问“若真欲明了,却非 注意全局不可”。作者又抨击了当日学术界崇尚专家之弊:人们忘记了一个人除做专家外, 也要做“人”,做一个十足的人一一在一般生活上讲,是“全人”,由学术的立场讲,是“通 人”。至此,文章将人生与学术打通。即:所谓“通人”不但在专业以外注意全局,旁通本 门以外的知识,是学问上的“通人”,在生活上,则还应是“全人”。这真是见道之言!直 指问题的核心。 4作者接着讨论学术界太专的趋势与高等教育制度的密切关系:课程为求“专精”,舍 本逐末,而学生对本门已感应接不暇,更难以再求旁通,真正的精通既谈不到,广泛的博通 又无从求得;结果各大学每年只送出一批一批半生不熟的智识青年,既不能作深刻的专门研 究,又不能正当地应付复杂的人生。而抗战也好,长远目标也罢,“无论做学问,或是做事 业,所需要的都是眼光远大的人才”。这实际上是在力倡“通才教育”。 5所谓“通才教育”,即是主张大学阶段的直接培养目的应该是“通人”,而不是“专 才”:在大学本科阶段,不应过早地追求专门的知识(专识),而应首先接受“知类通达” 的“通识”教育:学校应给学子们以“通识”的滋养,在四年左右本科阶段的课程设置上, 至少要有三分之一属于普通教育,以使每个学生对于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能 达到一定程度上的融会贯通。雷文发表的次年,原清华校长梅贻琦发表著名的《大学一解》 文,也明确指出:“大学期内,通专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换言之,即须 反目前重视专科之倾向”。与雷海宗先生后先呼应 6雷氏文章的最后一段,似是对着大学生而讲:做学问,大学生的在校时期、20岁前 后,最是关键,品格、风趣、嗜好,大半要在此时养成。此时若能立下广泛的兴趣基础,将 来的工作无论如何专精,也不至于害上“精神偏枯病”。针对20世纪学问发展现状,即便 不能百科精通,“但对一门(学问)精通一切,对各门略知梗概,仍当是学者的最高理想 因为人力之有限,每人或者不免要各据一井去活动,但我们不妨时常爬出井外,去领略 下全部天空的伟大!”“精神偏枯病”的提出,一语中的。最后一语,与全文风格有别,饱 含激励之慨,无意中表露了作者的拳拳之心。 7.不幸的是,作者当年指出的观念上和教育实践上的弊病,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仅未 能纠正,反而愈演愈烈。主其事者往往急功近利,而完全忽视了先贤早己经指出的基本宗旨。 正是社会的强大的功利性压力和体制方面的原因,导致求学者与治学者往往忘其根本,难脱 眼界狭窄、专而不通之弊,进而导致精神偏枯,人生亦复支离破碎——一本文所论不但解惑启 蒙,而且切中时弊 随着现代社会知识和信息的迅猛增加,知识分化现象愈演愈烈;人们越来越多地将注 意力集中于专业知识的获取,接受教育更是全为谋生手段;专业教育、尤其是理工科教育于 是大行其道,而人文学科地位则呈下降趋势。实际稍具长远眼光,即可知晓,单重实用科技, 缺少必要的人文熏陶,远非全面教育、通人教育,恰是“精神偏枯病”的病源。无论何时 大学的宗旨,始终应是培养身心俱足、健康发展的全人,通识教育、全面教育、通人教育、 全人教育,自仍应是大学教育追求的目标
⒉文章首先指出，“专家”一语流行，成为时髦和大学求学者追求的目标，“可说是今 日学术界的最大流弊”。然后辨析了学问各科与学问全境的关系，指出学问“是一种对于宇 宙人生全境的探索与追求”，“人生是整个的，支离破碎之后就不是真正的人生”，“若欲 求得彻底的智慧，就必须旁通本门以外的知识”；凡有划时代贡献者，无一是“死抱一隅之 见的人”，如牛顿或达尔文，“他们是专家，但又超过专家；他是通人”。于此拈出“通人” 一义。 ⒊我们看到，作者对所谓“专家”实无好感。他尖锐指出“专家”“实际并非一个全人”， 实患有“精神上之残废”；即便单就学问而言，某一领域的专家对学问“若真欲明了，却非 注意全局不可”。作者又抨击了当日学术界崇尚专家之弊：人们忘记了一个人除做专家外， 也要做“人”，做一个十足的人──在一般生活上讲，是“全人”，由学术的立场讲，是“通 人”。至此，文章将人生与学术打通。即：所谓“通人”不但在专业以外注意全局，旁通本 门以外的知识，是学问上的“通人”，在生活上，则还应是“全人”。这真是见道之言！直 指问题的核心。 ⒋作者接着讨论学术界太专的趋势与高等教育制度的密切关系：课程为求“专精”，舍 本逐末，而学生对本门已感应接不暇，更难以再求旁通，真正的精通既谈不到，广泛的博通 又无从求得；结果各大学每年只送出一批一批半生不熟的智识青年，既不能作深刻的专门研 究，又不能正当地应付复杂的人生。而抗战也好，长远目标也罢，“无论做学问，或是做事 业，所需要的都是眼光远大的人才”。这实际上是在力倡“通才教育”。 ⒌所谓“通才教育”，即是主张大学阶段的直接培养目的应该是“通人”，而不是“专 才”；在大学本科阶段，不应过早地追求专门的知识（专识），而应首先接受“知类通达” 的“通识”教育；学校应给学子们以“通识”的滋养，在四年左右本科阶段的课程设置上， 至少要有三分之一属于普通教育，以使每个学生对于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能 达到一定程度上的融会贯通。雷文发表的次年，原清华校长梅贻琦发表著名的《大学一解》 文，也明确指出：“大学期内，通专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换言之，即须 一反目前重视专科之倾向”。与雷海宗先生后先呼应。 ⒍雷氏文章的最后一段，似是对着大学生而讲：做学问，大学生的在校时期、20 岁前 后，最是关键，品格、风趣、嗜好，大半要在此时养成。此时若能立下广泛的兴趣基础，将 来的工作无论如何专精，也不至于害上“精神偏枯病”。针对 20 世纪学问发展现状，即便 不能百科精通，“但对一门（学问）精通一切，对各门略知梗概，仍当是学者的最高理想”。 “因为人力之有限，每人或者不免要各据一井去活动，但我们不妨时常爬出井外，去领略一 下全部天空的伟大! ”“精神偏枯病”的提出，一语中的。最后一语，与全文风格有别，饱 含激励之慨，无意中表露了作者的拳拳之心。 ⒎不幸的是，作者当年指出的观念上和教育实践上的弊病，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仅未 能纠正，反而愈演愈烈。主其事者往往急功近利，而完全忽视了先贤早已经指出的基本宗旨。 正是社会的强大的功利性压力和体制方面的原因，导致求学者与治学者往往忘其根本，难脱 眼界狭窄、专而不通之弊，进而导致精神偏枯，人生亦复支离破碎──本文所论不但解惑启 蒙，而且切中时弊。 ⒏随着现代社会知识和信息的迅猛增加，知识分化现象愈演愈烈；人们越来越多地将注 意力集中于专业知识的获取，接受教育更是全为谋生手段；专业教育、尤其是理工科教育于 是大行其道，而人文学科地位则呈下降趋势。实际稍具长远眼光，即可知晓，单重实用科技， 缺少必要的人文熏陶，远非全面教育、通人教育，恰是“精神偏枯病”的病源。无论何时， 大学的宗旨，始终应是培养身心俱足、健康发展的全人，通识教育、全面教育、通人教育、 全人教育，自仍应是大学教育追求的目标
9.雷海宗先生此文,既是一篇谈论治学上的“专”与“通”关系的文章,篇幅不长;同 时也是一篇谈论治学与人生关系的文章——蕴含着大容量的思想资源。今天学子读之,难以 撼动体制巨厦,则首当反求诸己—一求为学术上的“通人”与生活上的“全人”。前者指在 所学专业以外,旁通本门以外的知识;后者指借“旁门”(主要是人文艺术等学科)的知识 和精神,求得彻底的智慧,滋养自己的身心,养成远大的眼光、优雅的品格风趣嗜好,以正 当地应付复杂的人生,如此才可避免“精神偏枯病” 10.不禁有人会问:在知识爆炸的今日,求“通”、求为通人,是否还有可能?今天可能 有的“通”应是怎样的?这问题确实值得学习者结合现下实际思考、讨论。简言之,各人有 不同的具体情况,但求为通人的精神是共同的:“通”之内涵会有变化,但其境界仍值得追 求:放宽视界,调整自己的求学目标乃至生活理想,任何形势下都是必要的 l.人形容作者为“其声如雷,其学如海,史学之宗”。作者既接受过西方学术的严格 训练,又具深厚的国学根底,其文立论正大,说理充分,逻辑严密,遣词运句言简而意赅。 这也是值得我们细心揣摩和学习的 应该说,这是一种比较“规范”的课文分析方法。所谓“规范”,是说从中学语文教参 到一些大学语文教参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分析路子,但是我觉得如果大学语文要避免“高四语 文”的批评,就应该和中学语文拉开档次。现在一些教材编者,仅仅把大学语文和中学语文 的区别理解为课文选篇的不同,这是一个误区。且不说目前还没有哪一种教材能够完全做到 这一点,即使能够做到,也并不能证明你就比中学语文高——雷海宗的《专家与通人》一定 就比中学语文的《义理、考据和辞章》(施东向)、《欢迎“杂家”》(马南邨)等课文更 高”吗?我看不见得。大学语文的“高”,除了应该有一个“高等教育阶段的母语教育” 的课程体系外,再就主要体现在课文的导读、分析、讲解,要讲出不同于中学语文、高于中 学语文的内容。拿这个标准来看上面这篇“详析”,我觉得各段均有语焉不详之 “详析”第1段,介绍20世纪三四十年代教育界学者教授关于“专家与通人”的讨论, 说明了课文的写作背景,尤其提到“蔡元培、胡适、梅贻琦、冯友兰、潘光旦、朱光潜等, 均发表了有关文字,表达了很多真知灼见”,这一介绍很有价值。不足的是不够具体,语焉 不详。蔡元培、胡适、梅贻琦、冯友兰、潘光旦、朱光潜等人,究竟发表了什么文字?表达 了哪些“真知灼见”?让教师自己去查找,费时费力,没有尽到教参的责任。即使像我这样, 为了编写教参不惜工本,用一个多星期时间来研究一篇课文,找到的资料也并不能完全吻合: 蔡元培、胡适、冯友兰等人的意见其实并不属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还有,说雷海宗 这篇文章在当时学术界和教育界“轰动一时”、“掀起轩然大波”,“详析”也没有提供任 何证据。这篇文章发表在重庆《大公报》1940年2月4日,当时正是日本侵略军疯狂进攻 中华民族万分危急之时,查阅那几日《大公报》的内容:2月2日,桂南宾阳、思陇失陷: 2月3日,绥远、五原失陷:2月4日,桂南昆仑关失陷:2月8日,武鸣失陷。再前推几 日,则:1月21日,高宗武、陶希圣在香港致函大公报,揭发汪精卫与日寇所签订的卖国 密约,并提供原文影印件;1月24日蒋介石为“日汪密约”发表“告全国军民书”及“告 友邦人士书”:2月1日,延安各界3万余人举行民众“讨汪”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 《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的演说,并为大会起草了《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 的通电……在这样的背景下,雷海宗这篇谈“专家与通人”的文章能“轰动一时”、“掀起 轩然大波”,令人匪夷所思。当然,“文本详析”既然这样说,必有其依据,问题是应该把 这些依据提供给老师 “详析”第2、3、4、6段都只是简单复述课文内容,加以“这真是见道之言!直指问 题的核心”,“这实际上是在力倡‘通才教育’”,“饱含激励之慨,无意中表露了作者的 拳拳之心”这样泛泛的评价,并没有提供任何新鲜信息。我一直这样认为,假如课文不是非 常深奧,非教参转述教师便看不懂,非教师转述学生便读不懂,那么就完全没有必要作这样
⒐雷海宗先生此文，既是一篇谈论治学上的“专”与“通”关系的文章，篇幅不长；同 时也是一篇谈论治学与人生关系的文章──蕴含着大容量的思想资源。今天学子读之，难以 撼动体制巨厦，则首当反求诸己──求为学术上的“通人”与生活上的“全人”。前者指在 所学专业以外，旁通本门以外的知识；后者指借“旁门”（主要是人文艺术等学科）的知识 和精神，求得彻底的智慧，滋养自己的身心，养成远大的眼光、优雅的品格风趣嗜好，以正 当地应付复杂的人生，如此才可避免“精神偏枯病”。 ⒑不禁有人会问：在知识爆炸的今日，求“通”、求为通人，是否还有可能？今天可能 有的“通”应是怎样的？这问题确实值得学习者结合现下实际思考、讨论。简言之，各人有 不同的具体情况，但求为通人的精神是共同的；“通”之内涵会有变化，但其境界仍值得追 求；放宽视界，调整自己的求学目标乃至生活理想，任何形势下都是必要的。 ⒒有人形容作者为“其声如雷，其学如海，史学之宗”。作者既接受过西方学术的严格 训练，又具深厚的国学根底，其文立论正大，说理充分，逻辑严密，遣词运句言简而意赅。 这也是值得我们细心揣摩和学习的。 应该说，这是一种比较“规范”的课文分析方法。所谓“规范”，是说从中学语文教参 到一些大学语文教参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分析路子，但是我觉得如果大学语文要避免“高四语 文”的批评，就应该和中学语文拉开档次。现在一些教材编者，仅仅把大学语文和中学语文 的区别理解为课文选篇的不同，这是一个误区。且不说目前还没有哪一种教材能够完全做到 这一点，即使能够做到，也并不能证明你就比中学语文高——雷海宗的《专家与通人》一定 就比中学语文的《义理、考据和辞章》（施东向）、《欢迎“杂家”》（马南邨）等课文更 “高”吗？我看不见得。大学语文的“高”，除了应该有一个“高等教育阶段的母语教育” 的课程体系外，再就主要体现在课文的导读、分析、讲解，要讲出不同于中学语文、高于中 学语文的内容。拿这个标准来看上面这篇“详析”，我觉得各段均有语焉不详之处。 “详析”第 1 段，介绍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教育界学者教授关于“专家与通人”的讨论， 说明了课文的写作背景，尤其提到“蔡元培、胡适、梅贻琦、冯友兰、潘光旦、朱光潜等， 均发表了有关文字，表达了很多真知灼见”，这一介绍很有价值。不足的是不够具体，语焉 不详。蔡元培、胡适、梅贻琦、冯友兰、潘光旦、朱光潜等人，究竟发表了什么文字？表达 了哪些“真知灼见”？让教师自己去查找，费时费力，没有尽到教参的责任。即使像我这样， 为了编写教参不惜工本，用一个多星期时间来研究一篇课文，找到的资料也并不能完全吻合： 蔡元培、胡适、冯友兰等人的意见其实并不属于“20 世纪三四十年代”。还有，说雷海宗 这篇文章在当时学术界和教育界“轰动一时”、“掀起轩然大波”，“详析”也没有提供任 何证据。这篇文章发表在重庆《大公报》1940 年 2 月 4 日，当时正是日本侵略军疯狂进攻， 中华民族万分危急之时，查阅那几日《大公报》的内容：2 月 2 日，桂南宾阳、思陇失陷； 2 月 3 日，绥远、五原失陷；2 月 4 日，桂南昆仑关失陷；2 月 8 日，武鸣失陷。再前推几 日，则：1 月 21 日，高宗武、陶希圣在香港致函大公报，揭发汪精卫与日寇所签订的卖国 密约，并提供原文影印件；1 月 24 日蒋介石为“日汪密约”发表“告全国军民书”及“告 友邦人士书”；2 月 1 日，延安各界 3 万余人举行民众“讨汪”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 《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的演说，并为大会起草了《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 的通电……在这样的背景下，雷海宗这篇谈“专家与通人”的文章能“轰动一时”、“掀起 轩然大波”，令人匪夷所思。当然，“文本详析”既然这样说，必有其依据，问题是应该把 这些依据提供给老师。 “详析”第 2、3、4、6 段都只是简单复述课文内容，加以“这真是见道之言！直指问 题的核心”，“这实际上是在力倡‘通才教育’”，“饱含激励之慨，无意中表露了作者的 拳拳之心”这样泛泛的评价，并没有提供任何新鲜信息。我一直这样认为，假如课文不是非 常深奥，非教参转述教师便看不懂，非教师转述学生便读不懂，那么就完全没有必要作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