骚，依旧相当遥远。其故即尚未开创出独树一帜、别出风格的史学。 晚近两岸史学日趋同步，因此所面对的问题也极为相似。他们都必 须应付崭新一波西学的挑战，也就是“后现代时代”的降临。表现在史学 上，便是“后现代史学”的碰撞。 “后现代史学”恰似后浪推前浪，亟思取代“现代史学”的地位：尤有 过之，甚至否定所有先前历史存在的正当性。毋怪紧抱现代主义的史家， 视之为“洪水猛兽”。 毋庸讳言，“后现代史学”由于其独特的语言观点，对传统史料与史 著均起了极大的质疑，其破坏力难以估量。另一方面，它所倡导的“叙事 2 转向”(narrative turn)(例如：怀特，Hayden White)与所开发的研究议题 三联讲坛 (例如：福柯，Michel Foucault),却值得吾人深思择取。因此，当下亟需一 部立论持平且能为华文读者设想的著作，让我们有一个高雕远瞩的立足 点，去评估其功过得失，进而掌握自身史学发展的契机。拙著即为此而发 愿，希望不要太令读者失望。 本次三联简体字版特增添“论‘方法'与‘方法论，”一文作为附录二。 该文刊行于二十七年前的《食货月刊》。记得当时领引起学界的讨论，有人 甚至提议历史系应该废止“史学方法论”的授课。鉴于“论方法”一文，与 “后现代史学”的精神有若干相契之处，因此将之编列一起，方便读者覆按。 最后，我想趁这个机会，向两位引领我钻研史学理论的老师，表示深 忱的感谢。在大学的时代，杜维运教授的“史学方法论”，不只启发我对 史学的兴趣，而且打开了西学的窗户。在硕士班，由于陶晋生教授再三的 鼓励，让我完成“历史主义”(historicism)的论文。没有他们先前的教导 今天这本书是无法想象的。 黄进兴 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2008年4月
往事不可追忆（繁体版前言） 一九九八年，史语所为了庆视祝创所七十周年，特举办“新学术之路” 的研讨会。当时的所长杜正胜兄认为，史语所既为学术重镇，理应掌握晚 近西方史学的动向，故嘱我作一个“后现代史学”的报告，以为未雨绸缪 之需。这便是后来撰述本书的缘起。 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 、记得该时只是命题设事。个人则因另有研究计划尚未完成，故只能 在研讨会上作了一个简要的口头报告。真正着手研究此一课题，则是近 1 三年之事了。 在阅读材料的过程中，也曾想到挑选一、两本西著，请人逐译，就此交 差了事。无奈西文作者，贵于立说，勇于辩驳，不论正反两面，动辄失之过 往拿不可追忆 犹不及，并不太适合局外人的阅读。只好回到原点，亲手打造一本适合华 文背景的小册。有鉴于此，拙著首列主题，辅以学术源流，再举出代表性 繁体版前言 的人物，最后方予个人的品评，希望掌握其命脉，明了其得失。 由于个人的成长教育，盖属现代史学，因此必得预先涤除成见，做好 精神移位的准备，以便就教于后现代的大家，故心灵备受煎熬。在完成拙 著之际，仿若佛罗多(Frodo)上魔山，终得将无比诱人的“魔戒”(the Lord of Ring)掷下深渊，顿感超脱清爽。 若说三年的爬梳，个人有任何心得的话，那便是在知识论上，若现代 史学旨在“追忆往事”，那么后现代史学，一言以蔽之，则是主张“往事 不可追忆”(the disremembrance of the past)。读者在掩卷之余，自可知心 体会。 本书的“附录”：“中国近代史学的双重危机”一文，则是个人长期对 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观察；缘于晚近后现代理论的来临关系密切，因此也
收人于后。 最后，在我踉踉跄跄的写作过程中，承蒙余英时老师与师母一路的扶 持，永远铭感于衷。另外，许倬云、李亦园老师的勉励亦不可或缺。余国 藩教授，之前虽未曾谋面，但一见如故，与其请益，如沐春风。我的朋友哈 佛大学的王德威教授、耶鲁大学的孙康宜教授，及加州大学的徐澄琪教 授，与楼一宁先生，均是本书许多篇章的试读者，他们的意见与支持，令人 感动。中央研究院欧美所的方万全兄经常解答我的哲学之惑，史语所西 洋史组的张谷铭、陈正国、戴丽娟、梁其姿以及以前的老同事卢建荣兄都 是我时相请益的对象，一并致谢。 2 三联讲坛 黄进兴 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2006年1月
第一章 绪论：后现代主义与 “历史之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