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 (一)政治 在政治史方面，由于元朝是一个“少数政权”统治下的多元民族国家，我主 要系自政治文化与政治利益的角度探讨各族群间的政治冲突与调和。蒙元时 代的政治结构前后不同，政治权力分布与政治冲突的性质也先后有异。大蒙古 国时代是以草原为重心，汉地不过为一殖民地，其时政治完全为蒙古人与西域 人所主宰，汉人影响不大。忽必烈建立元朝后，政治重心始行南移，汉人的政治 地位路为上升，但无法改变元朝政权的特质。终元一代，始终有草原派与汉地 派及儒治派与理财派的冲突。我最早的两种论著《忽必烈潜邸旧侣考》与《西域 人与元初政治都是讨论蒙元早期的政治，已如上述。中期政治一向是元史研 究中薄弱的一环。发表于《剑桥中国史》(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第六卷 的《元朝中期政治》(Mid-Yuan Politics).一章部分弥补了这一缺陷。该文的主 旨是从朝廷文化取向与权力结构探讨元朝为何不能在中原落地生根与获致政 治安定。该文指出中期诸帝虽较忽必烈实行更多汉法，但未能根本转化元朝的 政权的性质。源自草原的制度与观念（如蒙古封建与家产制度〔patrimonial-- feudalism)及政权为黄金氏族成员公有的观念)未被根除，而与承袭自中原的各 种制度（如官僚制度及君主集权制度）相互抵梧，冲突不断，以致元朝未能成为 一个真正的中原政权。直至最后，元朝仍带有殖民政权的性质。 “遗民”是中国历代鼎革之际不可或缺的政治、社会与文化现象。汉族王朝 相互更迭之际，士人不仕异朝是由于儒家忠君思想，而元朝兴亡之际则具有统 治族群更迭的意义，或是“由华夏入夷狄”，或是“由夷狄人华夏”，遗民的处境与 意义自然不同。我的《宋元之际的遗民与贰臣》与《元明之际的蒙古色目遗民》 分别探讨宋元与元明之际的遗民现象。《宋元之际》系综论江南人士对宋元鼎 革的种种反应。显示：江南士大夫对元朝灭宋作出迥然不同的反应，有的遁迹 山林，成为“遗民”，有的则改仕新朝，成为“贰臣”，而在遗民之中，政治光谱分布 亦频宽广，从心存复国的“激烈型”到忠宋而不反元的“边缘型”，态度相差甚大
代序千山独行：我的习史历程/11 遗民拒仕新朝主要系受绝对忠君观念之影响，“夷夏之辨”所起作用不大。而且 遗民现象之存在甚为短暂，前后不过二三十年。宋元之际的遗民似不如前辈学 者所说的重要。《元明之际》一文可说是遗民研究的另类思考，因为过去的遗民 研究仅着重汉族王朝覆亡后汉族士人的动向，而此文则以元朝灭亡后蒙古、色 目遗民的行为与思想为探讨对象。蒙古、色目遗民与当时汉族遗民有相同之 处，亦有相异之处。相同之处是各族遗民皆出身士大夫阶层，而且皆因忠君观 念影响而拒仕异代。不同之处是：蒙古、色目遗民与汉族遗民在元、明二朝所处 地位不同，所受明太祖“本土化”政策之冲击亦全然有异，因而蒙古、色目遗民的 亡国之痛与眷怀故国之激情更甚于汉族遗民。蒙古、色目遗民虽无强烈的夷夏 观念，却成为族群政治的牺牲品，与民国初年满族遗民的处境有几分相似。 (二)军事 军事史是我研究元史最早的领域，但自撰写《元代军事制度》以来，对此领 域的研究中断了一段时间，直到1990年左右才重理旧业，发表了两篇文章：《蒙 元水军之兴起与蒙宋战争》及《宋元战史的新丰收》。《水军》一文系探讨水军在 蒙元灭宋中所起之作用。过去学者一致强调：蒙古征服天下主要倚靠骑兵。英 国军事史权威李德·哈特(B.H.Liddell-Hart)曾说：“运用单一军种一骑 兵，是蒙古人不断胜利的秘密”，“运动力为其战略及战术上的王牌”。实际 上蒙古征战地区地形复杂，单靠骑兵不足以成大事。《水军》一文显示：蒙古之 能征服亚欧并统一华夏，优势骑兵并非唯一原因。为适应不同环境，不断建立 新兵种，吸收新战法，并充分动员当地一切资源以供作战之需才是蒙古“不断胜 利的秘密”。建立水军并恃以灭宋便是最佳例证。而《新丰收》则评介了海峡两 岸近年出版有关宋元战争的三部新著，并探讨了此一战争中若干具有争议性的 问题
12/内北国而外中国：浆元史研究 (三)社会 元代社会是我用力最多的一个领域。元代是一个多元族群与多元文化的 社会。元代的社会阶层结构、族群等级、族群文化关系与前后各代皆有甚大的 不同。在社会阶层方面与前代的主要差异在于新旧菁英阶层的更替，即是中原 社会中的传统菁英一士人（儒士）一地位较前低落，代之而起的则为一个皇 室家臣集团，亦即当时所谓“大根脚”家族。我的《元代的儒户：儒士地位演进史 上的一章》系探讨儒士的地位，而《元代四大蒙古家族》、《元代几个汉军世家的 仕宦与婚姻》及《蒙元时代高昌偰氏的仕宦与汉化》等三文则系探讨新菁英阶层 的性质与地位。 关于儒士在元朝的地位，过去学者因受南宋遗民“九儒十丐”说法的影响而 认为特别卑下。元朝儒士大多编为“儒户”，《元代的儒户》一文系透过儒户的法 定权利与义务而探讨儒士在元代社会中的实际地位。该文显示：儒士虽失去唯 我独尊的传统地位，但与当时僧道相当，仍然享有不少经济上的优待，仅是仕进 之路较前狭隘。因此，在士人地位演变史上，元朝儒士地位特殊，却非特别 卑下。 元朝的新统治菁英阶层与其它各代不同，具有两项特色：一为族群多元化， 包括蒙古、色目、汉人及少数南人。另一为闭锁性：统治菁英阶层甚少吸收新 血，层次愈高，愈是如此。《四大蒙古家族》一文系自四个最为潢贵的家族之历 史，研析蒙古统治菁英阶层的性质与演变，反映出蒙元政权具有韦伯(Max We- ber)所说的“家产制”性格，即是政府为皇室家务组织的扩张，而皇室家臣则构 成最高统治阶层。忽必烈虽然采用官僚制组织，但未削减家产制的影响，以致 统治菁英阶层的性质并未改变。《几个汉军世家》一文研析六个重要汉军世家 的历史，显示：汉军世家因在征服中原过程中立有大功，取得家臣身份，成为蒙 元社会中的最上层。《高昌楔氏》系以一个家族的历史检视色目背英阶层的政 治与文化演变。该文指出偰氏原为突厥、回纥、畏兀儿等国世家，因归降蒙古时
代序千山独行：我的习史历程/13 代较早，亦跻身皇室家臣之列，以致仕宦不绝，但汉化较深，故兼具“根脚”与“科 第”双重世家身份，情形较为特殊。总之元朝统治菁英阶层甚为闭锁，重家世而 轻成就，与中国近世各代的情形大不相同。 科举制度正是造成近世儒士地位及高度社会流动率的一个重要机制，元朝 儒士地位低落的一个原因是科举制度未受重视。元代政治社会环境与汉族王 朝时代迥异，故科举的机制及其影响亦不相同。可惜过去学者对科举制度对元 代社会的影响未加研究。多年来我一直从事“元代的科举与社会”的计划。这 一计划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为《进士录》之重建。第二部分则是根据《进士录》 探讨科举恢复对当时菁英构成及中国近世社会发展的影响。第一部分现已杀 青，各科《进士辑录》并已陆续在各学报发表。第二部分亦已大体完成。第二部 分之研究显示：就科举制度的规模而言，由于元朝恢复科举之目的仅在于为原 有以特定标准选官用人的方法增添一个补充途径，因而考试规模始终窄隘，竞 争空前激烈。就菁英流动率而言，元朝科举产生的官场新血少于宋金明清等 朝，但考试对各族群之影响大小不一，甚多蒙古、色目、汉人进士来自元朝官宦 家庭，不少南人进士则出身于南宋仕宦家族。就科举对文官构成之影响而言， 元代进士多数以中品官职终仕，而有五分之一仕至高官，但因进士仅占当时文 官的3.4%，显示科举对元朝政权的封闭性的特质影响甚小。此一研究第二部 分中现已发表的章节包括《元朝蒙古色目进士背景的分析》、《元朝科举与江南 士大夫之延续》、《元朝南人进士分布与近世区域人才升沉》。 (四)族群文化 由于元朝是一个多元族群杜社会，各族群的政治地位与文化背景相互歧异， 族群关系空前复杂。族群政策与族群关系因而成为元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也是我多年来注意的一个焦点，发表过几篇论著，或综论当时的族群政策与族 群关系，或探讨蒙古人的汉学与汉化，或考述多族士人圈的形成。 《内北国而外中国：元朝的族群政策与族群关系》显示元朝族群政策之宗旨
14/内北国面外中国：蒙元史研究 不在于达致族群的和谐与统合，而是对被征服民族实行压制与分化。这一政策 严重影响族群关系，造成族群关系在各方面产生很大的落差。在社会、文化方 面，元朝中期以后各族群已呈现融合之趋势，但在政治、经济方面，蒙古、色目与 汉族间的关系始终以压迫与剥削为主调，导致族群的对立与冲突，而元朝之覆 亡与族群关系之恶化具有密切关联。 《元代蒙古人的汉学》与《论元代蒙古人之汉化》等二文探讨了汉文化对蒙 古族的影响。过去学者多认为元代蒙古人与汉族士大夫文化始终格格不入，与 色目人不同。《汉学》一文考述了一一七名蒙古儒者、诗人、曲家及书画家的生 平及造诣，显示不少蒙古士人的汉学造诣深湛，足与当世汉族及色目名家争胜。 论者多谓此文可与陈垣名著《元西域人华化考》并行。《论汉化》一文则全面评 估元朝蒙古人所受汉文化影响之程度并检讨其无法完全汉化的原因。该文就 名字、礼俗及汉学等三方面具体衡量蒙古人所受汉文化影响的程度。我同意魏 复光(Karl A.Wittfogel)所说：只要征服状态不变，征服民族群便不会放弃其原 有族群认同而真正与被征服民族同化。但是征服状态既不能隔绝二民族之间 的交流，亦无法阻止蒙古人受到汉文化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前辈学者显然低估 汉文化对蒙古人的影响。 十余年前笔者在撰写《汉学》一文时即已体认到：元代中后期熟谙汉族士大 夫文化的蒙古、色目人士日益增多，业已形成一个士人阶层，此一新兴的蒙古、 色目土人阶层并非孤立于汉族士人主流之外，而是基于共同的文化造诣、兴趣 与品昧，与后者紧密结纳，相互之间存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由于这一体认，笔者 遂萌发了“多族士人圈”的概念。五年以前我写了《元朝多族士人圈的形成初 探》一文，又扩张成为一本小书，其宗旨即在证明元朝中期以后一个多族士人圈 业已形成。各族士人透过姻戚、师生、座师、同年、同僚、同乡等关系，建立紧密 的社会网络，并且共同参与诗文唱酬、雅集游宴、书画题跋及著作编刊等文化活 动，频繁互动，各族士人并且具有共同的群体意识一信仰、价值、行为规范及 政治理念一乃能融为一体。多族士人圈之形成为族群统合跨出重大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