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千山独行：我的习史历程/5 与古朴的处世之道在强调功利的美国社会与学院中显然格格不入，对我却有不 少影响。 我的博士论文《元代军事制度》(The Military Establishment of the Yuan Dynasty)是由柯、杨二师联合指导。选择此一题目乃是因为军事制度在元朝的 重要性。蒙元帝国的创建原为一伟大军事成就，建国以后亦主要倚靠武力维持 其政权。因而要了解元代之政治与社会都必须研究其军事制度。此一论文系 以草原与中原的军事传统为经，而以军事制度的三面一一兵制、宿卫与镇 成一为纬，探讨元代军事制度的由来、演变及其与该朝兴亡的关系。并将有 关的重要史料《元史·兵志》译注为英文。这一论文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于1978 年刊行，自此中外学界对元朝的军事制度才有较为全面的认识。 1969年夏天，我自哈佛毕业。第一份教职是在明尼苏达州立圣云大学(St. Cloud State University)。这是一所纯教学的大学，所授皆为通论性课程，学校 亦缺乏研究资源，研究与教学不易配合。 在圣云大学首尾五年，其中一年却是回国担任台大历史系客座副教授。 1971年9月回到台大时，从吾师已逝世一年有余，我被安排在他留下的研究室 中，由于该室已被定名为“姚从吾教授纪念研究室”，室中的陈设与图书与八年 前改变不大，睹物思人，能不怅然？好在同室者尚有晋生兄，当时他已返国数 年，主讲“辽金元史”，我则与他分工，讲授“内陆亚洲史”及“西方对先近代中国 历史研究的评介”二课。这一年在台大颇得教学相长之乐，当时接触到的诸学 弟多已成为今日台湾学术界的领导人物。 (三)星洲坚持 1974年9月，由美归亚，转至新加坡大学历史系任教。当时家岳父执教于 星洲南洋大学，内子国璎因而得以侍奉双亲，欣悦不已。不久她获聘于新大中 文系，我们的工作乃趋于安定，从此栖迟星洲凡二十年。 在生活观上，星洲二十年可说是我们的黄金岁月。新大待遇优渥，而星
6/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 洲的文化与物质生活兼具东西方之利便。但自学术研究观点言之，则是利弊 兼具。新大虽为该国第一学府，定位却是教学大学。而且当时新大历史系与 中文系有一协议，即是历史系仅可教授近代史课程，以致我的工作以讲授近 代史为主。 在教学与研究脱节的情形下，我面临了一个重要块择：改行研究近代史以 配合教学？或是不管教研脱节而继续辽金元之研究？结果我选择了后者，主要 是由于一种使命感的驱策。当时大陆正逢十年浩劫，学术研究完全停顿，而在 台湾由于斯软师及晋生兄出国讲学，年轻一辈尚无人兴起，在中国人世界中，辽 金元研究似乎面临到存亡的危机，我遂兴起一种无法旁贷的责任感，不计现实 利害而继续辽金元研究。好在新大当局甚为宽容，对我的研究与教学是否能够 完全契合并未计较。 对一一个先近代中国史的研究者而言，新加坡的环境并非特别不利。就数据 方面言之，先近代中国史的研究主要需要的是一个具有核心典籍的图书馆。新 大中文古籍收藏尚称丰富，而对大陆书刊的开放远较台湾为早。并且由于新大 为一英文大学，英文书刊之收藏甚为齐全。因此，对我而言，在星洲从事研究并 无严重的资料不足的问题。就研究所需时间言之，虽然每年大部分的时间都花 在讲授近代史上，但新大的寒暑假合计长达四五个月，可以用于研究与写作。 而且由于没有研究计划的压力，一切皆出于自我要求，在写作上反而可以质量 兼顾。在这种自我要求的情形下我的学术渐趋成熟。生平较为受到学界重视 的论著不少是写成于星洲。 在星洲从事蒙元史研究自然面临独学无友的问题。在蕉风椰雨的南洋，北 亚史很难成为一个引人兴趣的范畴，而新加坡的学术社群很小，人人练的都是 独门功夫。因而，我既无商榷切磋的对象，也无法培养后进。由于地缘关系，澳 洲国立大学的罗意果(Igor de Rachewiltz)教授成为合作最密的同道。我曾对 他开玩笑说：“我们是南半球仅有的两个蒙元史学者。”当然，星洲仅是接近南半 球而已，我的戏言不过是彰显我们的孤立与寂宽。但是，历史研究原是一项寂
代序千山独行：我的习史历程/7 寞的事业，历史学人必须耐得寂寞。星洲二十春，我熬过了寂寞，并因坚持信念 而产生一些成绩。 (四)清华丰收 1994年9月，应清华大学历史所邀约而返台任教。我在同年出版的《蒙元 史研究》序言中说： 今秋此书出版之时，我的工作及生活环境将经历重大的变动。过去二 十年来在新嘉（加）坡的生活可说是安乐丰盈，但对于一个知识分子而言， 总觉此处安身有余，却是立命不足。世间之事，东隅桑榆，不易兼得。取舍 之间，往往因年岁而不同。年轻岁月，不得不为稻梁而营营。中年以后，不 再受追于生计，更期盼精神上的满足。经此抉择，衷心希望研究与教学的 结合更为紧密，或可在辽金元史研究上作出较多的贡献，弱水三千，我取一 别，别无奢求。 六年的清华岁月证明当年作了正确的抉择。 六年来，我又享受到教学相长的乐趣。除去通识课程外，最常讲授的是“辽 金史专题研究”、“元史专题研究”及“汉学述评”等课程。在“辽金史专题研究” 与“元史专题研究”两门课程中，我逐年就这三代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等方 面中的重要课题，选择中外学者的重要论著及史料，与同学们共同阅读讨论，颇 能引起同学兴趣。现在以辽金元史为专业，攻读博士、硕士者各有四人，人数之 多己超过当年台大辽金元史研究室全盛时代的情祝况，也足以比美大陆上任何辽 金元史重点单位。因而辽金元史的教学已成为清华历史所的一项特色。 清华是一个注重研究的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的同仁面临到与理工方面相 同的压力，也必须申请计划，组织团队，评比研究成果的质量及争取奖励与荣 誉。对于做惯个体户，只顾自我要求的我而言，这是一种不同的科研体制。经 过一两年的调适，我融入了这个体制，也力求发挥其优点。几年来，在同仁及同
8/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 学的鼓励与国科会的支持下，完成了几个自认为重要的计划，成果较前丰硕，学 术生涯可说进人了丰收期。 这几年来，我的研究成果得到学术界的肯定，先后获得各种奖励，而膺选院 士则是最近与最大的鼓舞。学术界不因我远离三十年而忘记，也不因我研究的 是一冷门而忽视，我内心充满感激。 三、取径 元朝是中国史上的一个特殊朝代，元史也是一特殊的研究范畴。元朝不仅 是第一个由游牧民族所肇建而统治全国的王朝，而且是一个包拥欧亚的世界帝 国之一部分。当时中外关系的紧密，活跃民族的繁多，以及少数民族语文史料 及域外记载之繁富，在中国史上都可说是绝无仅有的现象。元朝可说是最具世 界性与民族文化多元性的时代。元代历史的特色形成元史研究特有的学风： (一)研究者须如傅斯年先生所说的兼通“汉”“虏”二学，指涉架构包含中原史及 内陆亚洲史二部分。（二）研究者着重非汉文史料的搜求以及各种语文史料的 对勘与名物典章的考释。（三）元史研究是蒙古帝国史的一部分，早已成为世界 性的学问，中国学者不能唯我独尊，最忌闭门造车。蒙元史研究虽是源远流长， 却因上述困难而令人望而却步。 元史研究有两条主轴，一为探讨元朝在中国史上的独特性，一为考察其在 中国史上的延续性。前者着重横向地探讨草原传统及外来文化冲击所造成的 元朝制度与文化上的特色。后者则着重纵向地研析元朝与前后各代之异同及 其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地位。过去蒙元史专家往往偏重前者而忽视后者，而一 般历史则多跳越元朝，对此一朝代在中国史上的地位未能深入探讨。 在研究方法方面，过去学者之偏好亦有所不同。一派着重历史重大问题与 趋势之探讨，另一派则偏重以语言学的方法从事于各种语文史料的比勘与译释 以及名物的考证，可说是文本取向的。蒙元史研究因牵涉甚多不同语文的史
代序千山独行：我的习史历程/9 料，如忽视语文考证往往不能扩张史料，而其研究亦必流于空疏以致产生甚多 讹误。但语文考证派的学者则多落入见树不见林的窘境，以史料研究取代史事 研究，而以语文考证当成历史研究的目的。在中国乃至世界蒙元学界，崛兴于 三十年代的第一代学者偏重语文考证。第二代以后之学者较为着重历史重大 问题与趋势之探讨，但在择题方面比较偏重上述的第一条研究主线。 就研究方法而言，早年师长甚为注重我的语文训练，似乎也期许我在语文 考证方面做出一些成绩。但是，观察学术潮流，我体认到：对一个史学工作者而 言，语文考证是研究的重要基础，而不是目的。几十年来，我的撰述虽以乾嘉考 证和蒙古“小学”为基础，也尽量搜求各种语文的史料，但在择题与概念设定方 面，尽量自宏观的历史学及社会科学概念出发，希望能做到宏观与徽观兼顾。 而且自大学时代以来，我对日本东祥史学及西方东方学的著作一直十分关注， 不断汲取其优长，希望不自外于世界蒙元史研究的主流，也希望对这主流作出 更多贡献。 在研究重心方面，早年我较为着重上述的第一条主轴，如探讨北亚游牧民 族南侵原因，蒙元军事制度，西域人的政治角色之类，都是想探究草原传统对中 原历史的冲击。近年来也重视第二条主轴，如《元朝科举与江南士大夫之延续》 一文探讨江南士大夫家族是否因蒙元统治而中断。当然我也体认到这两条主 轴不可偏废，因而也想结合两条主轴而勾勒出蒙元时代在中国历史及北亚历史 长河中的地位。今后当多写《蒙元统治对中国历史发展影响的省思》这类的 文字。 四、成果 谈到研究成果，我的主要成就在于蒙元史研究。先后出版专著二册、论文 集三册、联合编著一册及论文约五十篇。涵盖蒙元时代的政治、军事、社会、文 化、人物评传与综论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