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千山独行：我的习史历程/15 这本书稿虽仍待整理，其中《元代蒙古色目士人阶层的形成与发展》、《元代各族 士人间的文化互动：书缘》及《元代多族士人的雅集》等章节则已发表。总之，上 述这些研究打破了学界对元朝族群关系相沿已久的误解。 (五)传记与人物 研究个时代的历史，必须了解这个时代的重要人物。因此人物研究往往 成为时代史研究的重要基础。在西方汉学发展史上，L.C.Goodrich及恒幕义 (Arthur Hummel)主编的人物传记集便是明、清史研究的里程碑。我和罗意 果、陈学霖教授联合主编的《蒙元前期名人传论》(In the Service of the Khan: Eminent Personalities of the Early Mongol-Yuan Period,1200-1300 元史在这方面的参考著作。此书不是一本历史辞典，而是自成吉思汗至忽必烈 汗时代重要政治、军事、文化人物的传论集，各篇传论以详尽为目标。该书系集 合中、美、德、意、澳等国蒙元史学者所编著。我执笔的有该书导论及出身畏兀 儿族的儒相廉希宪、前期汉军名将史天泽、张柔、严实与平宋大将伯颜、张宏范 等人评传六篇。 其它三篇都是关于成吉思汗、苏天爵及金哈刺等个别人物。《凯撒的还 给凯撒：从传记论中外成吉思汗研究》一文系自传记探讨二十世纪各国成吉 思汗研究的发展，特别强调成吉思汗的政治争议性。笔者希望，随着后意识 形态时代的来临，未来成吉思汗的传记应将历史真面目还给这位蒙古凯撒。 苏天爵为元代最重要的史学家，《苏天爵和他的（元朝名臣事略〉》考述了苏氏 的生平并评估其名著《元朝名臣事略》的史学价值。金哈刺为一出身汪古族 的元季诗人，其《南游寓兴诗集》在中国失传已久，我根据在日本内阁文库发 现的抄本考证了金哈刺之族属、家世、科第、仕历、诗集流传及其文学价值。 元代蒙古、色目人所撰诗文集流传至今者为数极少，任何失传诗文集之重现 皆应具有甚大意义
16/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 (六)综论 一个资深研究者固然应继续从事专题式探讨，将其研究前沿向前推进，但 也应不时登高跳远，为范畴内的重大问题勾勒比较全面的图像，也为自己提供 反思的机会。因而，近年来我撰写了几篇综论文章。《蒙古帝国的崛兴与分裂》 以宏观的视角对蒙古帝国由兴起至分裂的若干主要历史问题作了论述。文中 指出蒙古人耗费三代精力缔造庞大帝国，但不及三代，帝国即已分崩离析，因为 成吉思汗的政治体制的内在矛盾、帝国发展方向的争议及各汗国与土著文明的 涵化皆导致帝国的分裂，可以说是历史的宿命。 《元朝的统一与统合：以汉地、江南为中心》讨论元朝能够统一中国而无法 加以统合。该文指出：元朝所采巩固统一的政策着重因俗而治、多制并举以及 对不同的族群给予差别待遇。这些分化政策导致意识型态、政治参与、民族融 合与社会阶级等方面的统合程度不高。元朝显然始终未能跨越政治学者所谓 “统合的门槛”。蒙元可说是近代殖民政权的先驱，这也是日本侵华时代特别着 重研究“异民族统治中国”经验的原因。 《蒙元统治对中国历史发展影响的省思》旨在检讨与思考蒙元统治的影响。 此文指出：蒙元统治对其后政治发展的影响大于对社会、文化与经济的影响。 明清时代的绝对专制与残暴政治的出现，及国家对社会控制的加强，皆与蒙元 统治不无关联。在社会、文化与经济等层面，蒙元统治的近程冲击虽然不小，却 无深远的影响。宋朝出现的若干属于“近世”的特征在明、清时代未能沿续，与 蒙元统治似无太大关联。总之，蒙元统治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是中国史上的重要 课题，仍待进一步讨论。 五、结言 回顾我的学术生涯，研究数量不算庞大，内容也未必精彩。毕竟人文与自
代序千山独行：我的习史历程/17 然科学性质不同，很难说什么才是突破性的研究。重要的是，每项研究都必须 具有意义，一点一滴的累积，聚沙成塔。我的研究也是如此，谈不上什么惊人发 现，不过是在元代政治、军事、社会、族群、人物等方面，将研究前沿略微向前推 进。如果有任何成就可言，主要由于我对一门冷门学问的执著与坚持，抱着“千 山我独行，何必相送”的襟怀，多几分傻劲，少几分功利。 (原刊于国科会《人文与社会科学简讯3：3[2000.10们，页4一15.)
1961年，与姚从吾师及台大辽金元史研究室同仁。 前排右起：札奇斯软先生、姚师从吾、陶晋生、萧启庆 后排右起：李放、王民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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