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类也。”又如《南山经》谈及苕水中的“酱鱼”时，郭注道： “指鱼狭薄而长头，大者尺余，太湖中今饶之。一名刀鱼。”再如 对《海外东经》“毛民之国”的注释，更是从时间、地点以及 “毛人”的长短、形状、习性、衣着、言语等各个方面作了详尽 的说明。这一切，都大大增强了《山海经》所记事物的具体性和 形象性。 二、利用历史典籍，对《山海经》的内容加以证实。如《中 山经》记“又西二百里曰昆吾之山，其上多赤铜”。郭璞引《尸 子》、《越绝书》为证加以注释：“此山出名铜，色赤如火，以之 作刀，切玉如割泥也。周穆王时西戎献上。《尸子》所谓昆吾之 剑也。《越绝书》日：赤董之山，破而出锡；若耶之谷，涸而出 铜。欧冶子因以为纯钩之剑.汲郡冢中得铜剑一枝，长三尺五寸， 乃今所名为干将剑。汲郡亦皆非铁也。明古者通以锡杂铜为兵器 也。”锡铜合金即青铜。《山海经》产生的时代，正是大量使用青 铜作为兵器的时代。郭璞的注释，补充了某些材料，使记载变得 更加令人信服。 然而，郭璞在引用先人典籍时没有懂得和注意区分“史”与 “文”的不同特点，把浪漫的神话、奇幻故事也当作真实事物的 记载，混淆了“史实”与“虚构”的界限。如《中山经》记“又 东南一百二十里的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引《列仙 传》、《离骚》、《九歌》等对“帝之二女”作了详细的注释和探讨 事实上，无论《列仙传》还是《离骚》、《九歌》，都是在传说基 础上进行想像虚构的产物。郭璞据此证明“帝之二女”乃是“天 帝之女”而非“尧之二女”，实际上是很缺乏说服力的。类似的 情况还见于对西王母的注释。《西山经》载：“又西三百五十里曰 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 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这里的西王母，显然具有半人半 17
兽的特征。郭璞却引《穆天子传》对其进行注释，其中西王母与 穆王的交往，完全符合国与国之间的外交礼仪。此中之西王母俨 然一异国人君，绝不同于《山海经》中半人半兽的凶神恶煞。这 显然是把两个不同形象混为一谈了。 郭璞整理和注释《山海经》，对这部作品的传世和以后中国 小说，特别是志怪、神魔一类小说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 历史功绩是不可抹煞的。但他从“实”的角度肯定《山海经》的 内容时，却把想像、奇幻也等同于史实，这就限制了他的眼光， 产生了许多不能自圆其说的现象。当郭璞冷静下来时，自己也意 识到了有时实在无法客观确凿地证实《山海经》的真实性，在 《海外东经》的一段注释里就表现了这种观点：“若搜之常情，则 无理以然；推之以数，则无往不通。达观之客，宜领其玄致，归 之冥会，则逸义无滞，言奇不废矣。”他最后只能以研究主体的 “达观”、“冥会”精神来肯定、理解和欣赏《山海经》中“闳诞 迂夸，多奇怪俶傥之言”了。 在中国小说注释史上，继郭璞注《山海经》之后，南朝刘孝 标注《世说新语》也负盛名。 《世说新语》一书由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所撰。今本作三卷， 按内容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三十六篇，记载自汉末至东 晋士族的言谈轶事，是魏晋以来志人小说之集大成者。刘孝标的 注历来为世所重。如宋朝高似孙在《纬略》卷九《刘孝标世说 中评日：“宋临川王义庆，采撷汉晋以来佳事佳话，为《世说新 语》，极为精绝，而犹未为奇也。梁刘孝标注此书，引援详确，有 不言之妙。如引汉、魏、吴诸史，及子传地理之书，皆不必言， 只如晋氏一朝史，及晋诸公列传、谱录、文章，凡一百六十六家， 皆出于正史之外，记载特详，闻见未接，实为注书之法。”此论 颇为中肯，故后世所刊《世说新语》，多将此评置于书前。 ·]8
刘孝标(462一521)，名峻，以字行，平原（今山东德州 南)人。历经宋齐梁三朝。据《梁书》卷五十传载，孝标家贫好 学，人有异书，必往借读，有“书淫”之称。曾任荆州户曹参军。 晚年居东阳紫岩山讲学。曾著《汉书注》、《世说抄》等，均已佚 失。明张溥辑有《刘户曹集》一卷。 刘孝标注《世说新语》的一个最为公认的特点，就是广征博 引，并不拘泥于正史的记载。据大略统计，刘注引经史杂著四百 余种，诗赋杂文七十余种。《四库全书总目·世说新语》说：“所 引诸书，今已佚其十之九，惟赖是注以传，故与裴松之《三国志 注》、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同为考证家所引据焉。” 不言而喻，刘注客观上保存了大量佚书书目及部分文字，这对于 辑佚、训诂、古书校勘、晋代历史的考析、《世说新语》的研究 等，都极为重要。从小说研究的角度看，刘孝标注对于强调小说 的真实性和增强小说的故事性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就小说的真实性而言，《世说新语》的正文本来就多以片言 只语、言简意远的语录体形式，与魏晋士族崇尚清淡、言谈举止、 点到为止、悟者自悟、明者自明的世风相吻合。然而时过境迁， 况玄远之言，高行之举，本意会居多，形式上又常以它事显此事， 以它言明此言，当时人尚存异议，后人难以正确理解则更不必说 了。刘孝标基于校伪补阙，以免以讹传讹的注书目的，注重考索 史实，对《世说新语》所载人物事迹，一一寻检史籍，考核异同， 强调真实性。如《德行》“庾公乘马有的卢”条，赞美庾公舍己 为人的高尚行为时有“昔孙叔敖杀两头蛇，以为后人，古之美 谈”一句，刘孝标就详引贾谊《新书》中孙叔敖杀两头蛇的事迹 一方面证明正文的确凿性，另一方面也见出赞美者用典的恰到 好处，从而既显出庾公的高节，又衬出言者的渊博。看刘注再读 正文，正文妙处自见了。 ·19·
刘孝标注，或证实，或补充，或存疑，或正误，引文广博， 在客观上极大地增强了《世说新语》的故事性。如《德行》“王 祥事后母朱夫人甚谨”条，刘注层次分明，先引《晋诸公赞》，介 绍王祥的字和籍贯；次引《祥世家》，说明王祥与后母朱夫人身 世关系；三引《晋阳秋》，记后母朱夫人的为人，王祥卧冰取鱼 的故事；四引萧广济《孝子传》，叙述王祥为后母尽心尽力，为 其捕捉黄雀的故事。这些注释，详细介绍了事件发生的背景、地 点以及人物的言行、彼此的关系等，使人明了王祥真有其人，确 立事件的可信性：同时描写细腻曲折，情节完整生动，具有极强 的感染力，成功地帮助原作者达到了著录此文的目的。 自刘孝标注《世说新语》之后，一方面由于需要作注的文言 小说中具有“经典”意义的作品不多，另一方面也由于作注或补 注者大都从文献学的角度出发，而从小说研究的角度上有所发 挥的不多。即使到清代，对于如《聊斋志异》、《蟬史》等作品作 注也未有根本性的突破，故均略而不论了。 第四节辨伪型研究 张之洞在《销轩语》中说“一分真伪，而古书去其半”似乎 危言耸听，然古书羼伪的现象确实大量存在，于古代小说尤其如 此。若真伪不辨，则史实淆乱，是非颠倒，使人无所适从，难求 真实。所以两千多年前孟子即称“尽信书，不如无书”，清人姚 际恒更认为辨伪是“读书第一义”，“真伪莫辨，而尚可谓之读书 乎！”（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序》）所以说，廓清真伪，芟除杂驳， 使是非判断和对历史发展的描述建立在真实可靠的基础上，对 于小说史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 古小说作伪，其表现特征不一而足，概括而论，主要有如下 ·20·
几种表现方式。(1)书伪人伪，即书为后人伪造，作者也是后人 伪托。如《燕丹子》，《隋书·经籍志》始著录，唐时始见引用， 当系隋牛弘购书时，有人掇古书古事增损以献，到《旧唐书·经 籍志》时托名燕太子撰。此书至宋后复亡，而明初所存者，又系 后人杂缀，这又是伪中作伪。(2)真伪相杂。或者真书中杂以伪 作，如司马光的《涑水纪闻》；或者伪书中杂以真作，如《山海 经》。(3)伪托撰者姓名而造成时代错误的，如《神异经》、《海 内十洲记》之托名东方朔撰。事实上，一部古小说往往集各种作 伪的特征于一身，需要从时代、作者、内容、流传等各个角度去 考察，才可大致分辨出它的真与假，伪书虽然有混淆史实的不良 作用，但对文学史来说，只要辨别清楚，也不碍其作为研究文学 发展史的一种材料。古书经、史、子、集四大部类中，以子部中 伪书的比例居高，而子部的小说家类即文言小说，大都有作伪的 嫌疑，但正是这些“伪书”，丰富了古代小说的宝库。所以，理 清历代辨伪学家辨证古小说的成果，总结他们的辨证方法，对于 小说史的研究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古书作伪，其根本原因在于儒家“信而好古”的观念作怪 小说虽然历来被视为“小道”，但流风所及，其作伪的程度不亚 于其他古籍。中国古代又有好古重史的深厚史学传统，这就一方 面使一些依托于历史事件的杂撰和一些关于古代人物的传说， 以及一些有关山川地理的神话作品都被归入“史部”；另一方面， 又好伪托古人以补古史，如先秦两汉时期的小说，主要是一些属 于杂史类的作品，班固以为其所以成“伪书”，主要是由于出自 “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依托的缘故（见《汉书·艺文志》）。实 际上，这两方面相互促进，造就了一大部分真伪相杂的“小说” 魏晋六朝时期，社会虽然动荡不安，文化事业却呈现繁荣景象， 统治者不仅都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而且有的对于书籍蒐集等文 ·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