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性问题/25 馆臣之删杨维桢《正统辨》者，其意盖以金为满洲，欲令承辽之统，故曲为之 说耳。不知辽、金皆自起北方，本无所承继，非若宋、元之相承递及，为中华 之主也。”显然，到了乾隆时代，清朝统治者的正统观念已经发生蜕变，他们 从北方民族王朝的立场彻底转向了中国大一统王朝的立场；所以在高宗看 来，清朝与辽、金这些北族王朝之间既没有任何传承关系，也没有任何共同 点，清王朝的正统乃是来自于中原王朝。于是高宗谕令馆臣，不但《辍耕录》 中所载杨维桢《正统辨》不必删除，而且还应将此文补入杨氏《东维子集》，并 让馆臣把他的这篇上谕分别抄录于《辍耕录》和《东维子集》卷首① 其实早在乾隆三十八年，高宗就已对宋辽金正统问题发表过明确见解： “夫宋虽南迁，正统自宜归之宋。至元而宋始亡，辽金固未可当正统也。”这 段话出自他的一首题为《题〈大金德运图说)》的诗序中②，可能不大为人所 知，故四库馆臣在涉及辽金史事时仍不免心存忌讳。自乾隆四十六年以后， 高宗多次向臣下公开表达他的上述观点。是年十月，他在抽查文渊阁本《四 库全书》时，指出《契丹国志》“体例书法讹谬”的问题：“大书辽帝纪元于上， 而以宋祖建隆等年号分注于下，尤为纰谬。夫梁、唐、晋、汉、周僭乱之主，享 国日浅，且或称臣、称儿、称孙于辽，分注纪元尚可。若北宋则中原一统，岂 得以《春秋》分国之例，概予分注于北辽之下？”③《契丹国志》帝纪部分原是以 辽朝纪年为纲，而将北宋年号分注其下，高宗因主张正统在宋不在辽，故对 这种体例极为不满，于是命馆臣将《契丹国志》一书撤出来加以改纂。乾隆 四十七年四月，高宗在为改译辽金元三史所作的序中，再次明确否定辽金王 朝的正统性：“夫辽、金虽称帝，究属偏安。”④ 在如何看待宋辽金正统的问题上，清高宗与明代士人可谓殊途而同归。 ①《命馆臣录存杨维桢〈正统辨》谕》，乾隆四十六年正月。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东维子集》 卷首，并收入高宗《御制文二集》卷八。 ②《御制诗四集》卷一四，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307册，483页。 ③《谕内阁契丹国志体例书法讹谬著纪胸等依例改纂》，乾隆四十六年十月十六日。见《纂修 四库全书档案》下册，1418页。 ④《高宗实录》卷一一五四，乾隆四十七年四月辛已
26/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 明人之所以对宋辽金正闰耿耿于怀，主要是受其华夷观念的主宰，他们强调 的是“严夷夏之大防”；而清高宗之所以要否定辽金正统，则主要是缘于他的 文化立场，他自认代表华夏正统，信奉的是“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信 条。长期以来，人们对清朝统治者的正统观念缺乏深入的了解，总是想当然 地认为他们的立场必定是倾向于辽金元这些北族王朝的，实际情况并非如 此简单。如金毓黻先生谓《四库全书》将《宋史质》和《宋史新编》列入存目， 乃是因为这两部书“尊宋统、抑辽金，大触清廷之忌，意甚显然”①，这个断语 就似是而非。因为清高宗同样也是“尊宋统、抑辽金”的，他不喜欢的只是明 人那种狭隘的华夷观念罢了。 自晚清至民国，由于民族主义思潮盛行，传统的华夷观念又开始抬头， 于是明人的宋辽金史观在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共鸣。金毓黻先生在20世纪 40年代出版的《宋辽金史》一书，开篇《总论》首先讨论正统问题，并全盘接受 了明朝史家的观点，主张当“以宋史为正史，即用元人杨维桢之议，‘挈大宋 之编年，包辽金之纪载’，如明人改修之例是也”。又谓“明人改修《宋史》，取 材未备，而体例极善。将来重修之新《宋史》，取材或胜于旧作，而体例终无 以易之”云云②。在他的另一部著作《中国史学史》中，竟对柯维骐《宋史新 编》有如此的期许：“可取柯书列于正史，而称为《新宋史》。柯劭忞之《新元 史》，藉政府之力得入正史，则维骐之作，何为而不得列入正史？前后二柯， 互相辉映，吾知终必有实现之一日也。”③不过我们注意到，这两部书都写成 于抗战时期。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历史学家惯于以他们所擅长的方式 来表达自己的民族情感，而宋辽金正统之辨不过是充当了一个载体而已。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①《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1957年，140页。 ②金毓黻：《宋辽金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初版，此据台北商务印书馆1982年重印本， 1一2页。 ③见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年初印本147页，建国后再版时已删去此段文字
辽朝国号考释 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辽朝一代的国号变迁远比人们过去所知道的情况要 复杂得多。辽朝建国之初建号大契丹，太宗时一度实行双重国号，在燕云汉地称 大辽，在草原地区仍称大契丹，后来圣宗和道宗时又两次改变国号。而在契丹文 和女真文中，始终称辽朝为哈喇契丹或契丹。国号的复杂性是辽朝二元政治体 制的一种表现。 辽朝国号之谜 由于史料匮乏的缘故，辽朝一代历史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谜团。譬如 这个王朝的国号，就是一个迄今尚未弄清的扑朔迷离的问题。 国人对于辽朝历史的蒙昧，不是晚近以来的事情。金末以降，人们对辽 史已不甚了了，元好问曾经感慨地说：“鸣呼，世无史氏久矣。…泰和中， 诏修《辽史》，书成，寻有南迁之变，简册散失，世复不见。今人语辽事，至不
28/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 知起灭凡几主，下者不论也。”①元人所修的《辽史》，可以说是二十四史中内 容最简陋而错误又最多的一种，这并非元朝史官不肯尽职，主要原因还是保 存下来的原始史料太少。 关于辽朝的国号，《辽史》中惟一的一条记载是：太宗大同元年(947)二 月丁已朔，“建国号大辽”②。然而根据宋代文献的记载来看，辽朝曾经先后 几次更改国号，故清代学者在这一点上屡屡指责《辽史》的疏漏，钱大昕《廿 二史考异》卷八三云：“按辽自太宗建国号大辽；至圣宗统和元年，去辽号，仍 称大契丹；道宗咸雍二年，复称大辽。《辽史》皆没而不书。”赵翼《廿二史札 记》卷二七“辽史疏漏处”条也指出说：“《辽史》又有太疏漏者。《东都事略》 记辽太宗建国大辽，圣宗即位，改大辽为大契丹，道宗又改大契丹为大辽。 改号复号，一朝大事，而《辽史》不书。”《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六《辽史》提要以 辽重熙十六年《释迦佛舍利铁塔记》所称“大契丹国”来印证《东都事略》的记 载，讥评《辽史》“于国号之更改尚未详也”。确实，国号之变动，可谓政治史 上的头等大事，《辽史》之疏漏，莫此为甚。 对于辽朝国号的演变，今天学术界已经基本上形成定论，陈述先生的说 法代表着最通行的观点：公元91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称帝建国，国号契 丹；太宗大同元年(947)，改国号为大辽；圣宗统和元年(983)，又改称大契 丹；道宗咸雍二年(1066)，复号大辽③。蔡美彪先生的说法与此稍有不同： “916年，辽太祖耶律亿（阿保机）在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流域建契丹国，947 年建国号辽。…”④这后一种说法较为审慎，它不明确肯定太祖916年创 立国号契丹，也不说太宗947年“改”国号大辽；按这种说法，似乎辽朝的国号 是从947年以后才有的。除了这一点细微的差别之外，上述两说基本上是一 ①《故金漆水郡侯耶律公基志铭》，《元文类》卷五一，《四部丛刊》本。 ②《辽史》卷四《太宗纪下》。 ③《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契丹”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又见陈述《契丹政 治史稿》，人民出版社，1986年，10页。 ④《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辽”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又岛田正郎 《意朝史)研究》（东京，创文社，1979年，61一63页）与此说完全相同，这可以代表日本学者的观点
辽朝国号考释/29 致的①。 然而我要指出的是，辽朝国号的演变远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 二 太祖建号“大契丹” 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称帝建国，《辽史》卷一《太祖纪》记载此事说：群 臣“上尊号曰大圣大明天皇帝，后曰应天大明地皇后。大赦，建元神册。 …立子倍为皇太子”。既然建国，必有国号，但令人奇怪的是，《辽史》居然 没有说明耶律阿保机称帝时是否建立国号，建立的国号是什么。在传世文 献中，只有《契丹国志》明确记载了辽太祖建国时的国号，该书卷一《太祖大 圣皇帝纪》云：“神册元年，…阿保机始自称皇帝，国人谓之天皇王。… 建元曰神册，国号契丹。”陈述先生谓辽太祖国号契丹，就是依据的这条史 料。不过像《契丹国志》这样一部来历不明的书，它的记载是否可靠，不能不 令人怀疑，所以蔡美彪先生就不取此说，只是含含糊糊地说辽太祖“建契丹 国”。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太祖建国时必定就已创立了国号，断不会等到 太宗大同元年(947)才始创国号大辽②。 ①这里还应提到的是，周绍良先生《从石刻探讨契丹之改易国号》一文(《北京社会科学》1986 年第2期)曾根据《（全辽文》和房山石经题记等石刻资料中有关辽朝国号的记载得出如下结论：从辽 朝建国至应历四年(954)，国号为“契丹”：应历五年(955)至保宁元年(969)，国号为“大辽”；保宁二年 (970)至咸雍元年(1065)，国号为“哭丹”；咸雍二年(1066)至辽末，国号为“大辽”。此说与文献记载 颇有出人，主要原因在于作者对石刻资料的统计很不完整，《全辽文》中所收辽代石刻资料尚不及近 年出版的《辽代石刻文编》的一半，况且周文对《全辽文》和房山石经题记也仅仅是做了一个不完全的 统计而已，根据这样的统计结果而得出的上述结论显然与史实有较大的出人，故不为辽金史学界所 认同。 ②周绍良《从石刻探讨契丹之改易国号》一文说：“似乎耶律阿保机原来并没建立国号，一直是 沿用部族名称，…以‘契丹’为号。”他根据新旧《五代史有关辽太宗大同元年“改晋国为大辽国”的 记载，认为“这足以说明在使用大辽为国号之前，契丹是以晋为国号的，因之在建立大辽国国号之前， ‘契丹’之称，事实是部族之称”。这种说法很难令人信服。众所周知，石晋自始就是辽朝的附庸之 国，石敬瑭甚至向辽太宗称儿皇帝，辽朝怎么可能反过来用后晋的国号呢？下文列举的证据将表明， 辽朝的国号肯定不始于“大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