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 其实《契丹国志》中还有一处有关太祖国号的记载，过去都被人们忽略 了，该书卷首《契丹国九主年谱》云：“太祖大圣皇帝，梁均王贞明二年丙子称 帝，国号大契丹，改元神册。”那么辽太祖所建立的国号，究竟是“契丹”还是 “大契丹”呢？这需要提供可靠的证据。我从辽代石刻材料和五代十国的文 献史料中找到了以下6条证据。 (1)《旧五代史》卷七五《晋高祖纪》载有辽太宗册立石敬瑭为大晋皇帝 册文，起首的几句是“维天显九年，岁次丙申，十一月丙戌朔，十二日丁酉，大 契丹皇帝若日”云云。石敬瑭被册立为帝，是后唐清泰三年(936)的事情，这 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涉及辽朝国号时间最早的一条文字材料，但这条材料存 在着一点疑问。根据《辽史》的记载，后唐清泰三年丙申应是天显十一年；在 五代及北宋文献中，辽朝纪年往往有误，其中天显纪年即比《辽史》的记载要 晚两年，所以五代及宋朝史料均以清泰三年丙申为天显九年。但这篇册文 既然出自辽人之手，照理说不应当有纪年的错误，估计是后人误改的结果。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旧五代史》只是一个辑本，上面那段引文辑自《永乐大 典》，几经辗转，恐怕难免有误；而《新五代史》、《资治通鉴》等书又都不载这 篇册文，故亦无从考校。 (2)近年出土于内蒙古赤峰市的辽《耶律羽之墓志》，首行题为“大契丹 国东京太傅相公墓志铭并序”①。耶律羽之葬于太宗会同五年(942)，这是迄 今出土的石刻材料中有关辽朝国号的最早记载。 (3)据陆游《南唐书》卷一五《契丹传》载，南唐中主李璟保大九年(951)， 遣公乘镕出使契丹，“既至而契丹乱，兀欲被弑，弟述律遗元宗（即李璟）书 日：‘大契丹天顺皇帝谨致书大唐皇帝阙下？”云云。这是辽穆宗于应历二年 (952)春致南唐国主李璟的一封国书，书中自称“大契丹天顺皇帝”。 (4)辽应历五年(955)《陈万墓志》，首行题“大契丹国故前使持节涿州诸 ①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辽耶律羽之墓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第1期
辽朝国号考释/31 军事…陈府君墓志铭并序”①。这方墓志据称建国前出土于辽宁省彰武 县，曾被辽宁省博物馆李文信先生误判为赝品，后经阁万章先生撰文考证， 断定它确系辽代墓志② (5)辽保宁二年(970)《刘承嗣墓志》，首行题为“大契丹国故左骁卫将军 …彭城刘公墓志铭并序”③。此墓志出土于辽宁省朝阳市。 (6)辽保宁十一年(979)《耶律琮神道碑》，首行题“大契丹国推忠奉国佐 运功臣…耶律公口口口铭并序”④。耶律琮墓在内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 以上6例都是在辽圣宗统和元年(983)改称“大契丹”之前所使用的国 号，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其中的4件辽代石刻材料，它们非常确凿地证明了这 样两个问题：第一，辽太祖建国时确实创立了国号；第二，辽太祖创立的国号 是“大契丹”而不是“契丹”。实际上，在目前见到的包括辽朝各个时期在内 的所有汉文石刻材料中，尚未发现一例以“契丹”作为国号的。 三 双重国号制：“大辽”与“大契丹”并称 根据《辽史》的记载，“大辽”国号创立于公元947年。太宗会同十年 (947)正月，辽灭后晋，太宗“备法驾入汴”；“二月丁已朔，建国号大辽，大赦， 改元大同”⑤。对于《辽史》的这一记载，人们历来深信不疑，至今仍被视为 定论。 但是，在五代及宋朝方面的史料中，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新五代史》卷 七二《四夷附录》云：“契丹当庄宗、明宗时，攻陷营、平二州，及已立晋，又得 雁门以北幽州节度管内，合一十六州。乃以幽州为燕京，改天显十一年为会 ①向南编著：《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15页。 ②1 阎万章：《辽（陈万墓志铭）考证》，《辽金史论集)第5辑，文津出版社，1991年。 ③ 《辽代石刻文编》，47页。参见王成生：《辽宁朝阳市辽刘承嗣族幕》，《考古》1987年第2期。 ④李逸友：《辽耶律琮墓石刻及神道碑铭》，《东北考古与历史第1辑，文物出版社，1982年。 ⑤《辽史》卷四《太宗纪下》
32/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 同元年，更其国号大辽。”这是目前能够看到的有关这种说法的最早记载，虽 然辑本《旧五代史》中没有这段文字，但我估计很可能是原本的阙佚所造成 的结果。《东都事略》卷一二三《契丹传》也说：“天福三年，改元曰会同，国号 大辽。”在五代及宋朝史料中，均以后晋天福三年即公元938年为辽天显十一 年（是年实为天显十三年），故《东都事略》的记载与《新五代史》是完全一致 的。另外一些宋代文献对此事的记载在时间上稍有出入，《资治通鉴》卷二 八一在后晋天福二年(937)下记述说：“是岁，契丹改元会同，国号大辽。”《契 丹国志》卷二《太宗嗣圣皇帝上》袭取《通鉴》原文，所以也将此事系于天福 二年。 对于上述记载，清代学者曾经有过不同看法。由《四库全书》馆总裁于 敏中领衔修订的《日下旧闻考》，在卷三中有一段按语说： 考《辽史·太宗纪》，会同十年正月入汴，二月丁已朔建国号大辽， 改元大同。是辽灭晋始更国号，而欧阳修《五代史》则书更国号于会同 元年之下；至会同十年改元，薛史、欧史皆不书，而书改晋国日大辽国。 与《辽史》皆不符，盖传闻异辞耳。 显然，这段按语的作者是坚信《辽史》的说法的，故以为宋人记载皆传闻异 辞，不足凭信。但另外一部同样为清朝官修的著作《续通志》，在会同元年 “大赦改元，建国号日大辽”句下有这样一条小注：“《辽史》此语系之大同元 年，其实大同元年以晋百官言中外皆愿戴皇帝，故改旧号为辽，而辽之建号 则自在此时也。今并据《五代史》及《契丹国志》改辑。”①这种看法与《日下旧 闻考》的意见完全相反，认为大辽国号始创于会同元年(938)，大同元年 (947)只是改晋为辽而已。 30年代初，冯家昇先生在《契丹名号考释》一文中针对《日下旧闻考》的 那条按语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①《续通志卷四一《辽纪一》
辽朝国号考释/33 于敏中等以新旧《五代史》与《辽史》不符，为传闻异辞。揆其意，似 以《辽史》可靠。第考《辽史》乃依耶律俨诸帝《实录》、陈大任书成之。 所谓《实录》，辽圣宗始命置局编修，圣宗以前事，皆是时所追述。是太 宗入汴、改元、建号等记载，并非依当时《实录》无疑。薛史则全采《实 录》，《晋少帝实录》虽成周广顺中，相去仅五六年，目击亲见者甚多，改 元大事，岂能不知？…何得谓之传闻？ 冯家昇先生虽然对《日下旧闻考》的说法不以为然，但他实际上还是倾向于 《辽史》的记载，谓大同元年(947)改号大辽，“大抵一致，故可靠”；又谓会同 元年(938)改号一事，“既无直接之确据，又乏可靠之旁证，孰是孰非，尚有待 于地下发现也”①。他采取了较为审慎的态度，没有对此下一结论。 80年代以来，曾先后有两位学者撰文讨论这个问题，他们均认为会同元 年(938)即已改国号为大辽，而大同元年(947)则是改后晋为大辽②。但他们 的意见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 我们不妨对会同元年(938)改号大辽说做一点背景分析。首先需要解 释的是宋代文献中有关此事的系年分歧，按《新五代史》和《东都事略》的说 法，改号大辽是后晋天福三年(938)的事情，而《资治通鉴》和《契丹国志》则 将此事记在天福二年(937)。但它们的一个共同之处，则是都说改国号为大 辽是与改元会同同时的。按《辽史》的纪年，改元会同是太宗天显十三年 (938)的事情，这是有石刻材料可以为据的，故《资治通鉴》和《契丹国志》的 系年肯定有误。 如果会同元年(938)确曾改号大辽，那么更改国号的缘由是什么呢？这 显然与燕云十六州的入辽有关。但是关于燕云十六州的交割时间，南北双 方史料还存在着分歧。据《辽史·太宗纪》载，天显十二年(937)六月，“晋遣 ①《契丹名号考释》，原载《燕京学报》第13期，1932年；收入《冯家昇论著辑粹》，中华书局， 1987年。 ②佟家江：《契丹首次改辽年代考》，《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刘凤翥：《哭丹王朝何时何故改 称大辽？》，台北《历史月刊》第36期，1991年1月
34/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 户部尚书聂延祚等请上尊号，及归雁门以北与幽、蓟之地，仍岁贡帛三十万 疋，诏不许”；十三年(938)五月，“晋复遣使请上尊号，从之”；同年十一月，晋 使冯道、刘昫等上辽太宗及述律太后尊号，“大赦，改元会同。是月，晋复遣 赵莹奉表来贺，以幽、蓟、瀛、莫、涿、檀、顺、妫、儒、新、武、云、应、朔、寰、蔚十 六州并图籍来献。于是诏以皇都为上京，府曰临潢；升幽州为南京，南京为 东京”。《辽史》的记载表明，燕云十六州的交割是天显十三年的事情，石晋 上尊号及大赦、改元等一系列事件，显然都与此事有关。 然而宋人的记载却与《辽史》不同。《新五代史》卷八《晋高祖纪》载，天 福元年(936)“十一月丁酉，皇帝即位，国号晋。以幽、涿、蓟、檀、顺、瀛、莫、 蔚、朔、云、应、新、妫、儒、武、寰州入于契丹”。《资治通鉴》卷二八○也把燕 云十六州的割让记在天福元年十一月。其实只要分析一下当时的情形，就 知道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天福元年十一月，辽太宗在晋阳（今山西省太 原市)册命石敬瑭为大晋皇帝时，燕云十六州大都还在后唐的控制之下，此 时石敬瑭尚未人洛攻灭后唐，怎么可能正式割地呢？看看《旧五代史》的记 载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天福元年十一月丁酉，辽立石敬瑭为晋帝，“是日， 帝言于戎王，愿以雁门已北及幽州之地为戎王寿，仍约岁输帛三十万，戎王 许之”①。这里说得很清楚，石敬瑭被立为帝时，只是向辽许下割让燕云十六 州和岁输帛三十万的诺言，当时并未兑现。看来欧阳修和司马光都误解了 《旧五代史》的意思。 但另外还有一条史料似乎与《辽史》的记载相互矛盾。《旧五代史》卷七 六《晋高祖纪二》载：天福二年(937)正月庚申，“定州奏，契丹改幽州为南 京”。这条史料亦见于《资治通鉴》卷二八一。据《辽史》说，升幽州为南京是 会同元年十一月交割燕云十六州以后的事情。那么这条史料当作何解释 呢？天显十一年(936)十一月，辽太宗在晋阳立石敬瑭为帝时，后唐遣张敬 达率军来攻，同时又命卢龙节度使赵德钧、赵延寿父子统兵应援，结果张敬 ①《旧五代史》卷七五《晋高祖纪一》。王溥《五代会要》卷二九“契丹”与此说大致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