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性问题/5 此宝归北方。子孙宜慎守，世业当永昌。’”①这就是辽朝正统论的理据所在。 其实辽朝得自后晋的这枚传国玺实为晋高祖石敬瑭所铸，而并非真正 的秦玺，宋人于此多有辨析②。周太祖广顺三年(953)二月，“内司制国宝两 坐，诏太常具制度以闻”，太常寺所上奏疏对石晋传国玺的来历作了详细 交待： 晋主奉表归命于虏主，遣皇子延煦等奉国宝并命印三面送与虏主， 其国宝即天福初所造者也。延煦等回，虏主与晋帝诏日：“所进国宝，验 来非真传国宝，其真宝速进来。”晋主奏日：“真传国宝因清泰末伪主从 珂以宝自焚，自此亡失，先帝登极之初，特制此宝。左右臣僚备知，固不 敢别有藏匿也。”③ 由此看来，辽朝统治者对所谓传国宝的真伪理应是心知肚明的，但为了与宋 朝争华夏之正统，不惜拿这枚伪玺大做文章。 这件事情给了我们一个重要启示，辽朝的正统论是建立在承石晋之统 的基础之上的。金朝末年的修端明确主张：“辽自唐末保有北方，又非篡夺， 复承晋统，…终当为《北史》。”④又《辍耕录》卷三引杨维祯《正统辨》，也有 “议者以辽承晋统”的说法。若以辽承晋统为前提，上文谈到的辽朝德运就 可以得到一个圆满的解释。在宋辽金时代，对五代以下各朝德运的通行解 ①孔平仲：《珩璜新论》卷四。此诗究竟出自哪位辽朝皇帝之手，并无明确记载，清周春《增订 辽诗话》卷上、近人陈衍《辽诗纪事》卷一及陈述《全辽文》卷一均将此诗列在圣宗名下，《全辽文》有按 语云：“宋仁宗当朝亘四十余年，历辽圣宗、兴宗、道宗三帝。辽主者，不得他证，未可必谓为圣宗也。 谨附于后，用示存疑。” ②参见王溥《五代会要》卷一三“符宝郎”、郑文宝《传国玺谱》（宛委山堂本《说郛》卷九七）及 《玉海》卷八四引郑文宝《至道玉玺记》。另据宋人考证，真正的秦玺早已毁于汉末董卓之乱，自魏晋 以下历代所称秦玺其实也都是伪玺，详见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一五、曹彦约《昌谷集》卷二二《玉玺本 末》、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五“制作·宝玺”。 ③《册府元龟》卷五九四掌礼部奏议二二，中华书局，1960年，第7册，7115页。据《宋本册府 元龟》校正。 ④修端：《辩辽宋金正统》，《元文类》卷四五，《四部丛刊本
6/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 释是：唐为土德，“朱梁篡代，…不可以为正统”，故列入闰位；后唐“中兴唐 祚，重兴土运”；此后石晋为金德，刘汉为水德，郭周为木德，赵宋为火德①。 辽朝既以承晋统为其正统论之理据，必定自认代石晋金德为水德，这样就等 于否定了宋王朝的正统性，使宋之火德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基于这种 考虑，我相信金人所称“辽以水为德”确是事实，尽管由于辽代史料极度贫 乏，我们今天已经看不到辽朝人关于本朝德运的第一手记载。 对于辽朝的正统论，宋人肯定是不屑一顾的。欧阳修《新五代史》将辽 朝打人《四夷附录》，曾引起辽人极大不满②，这就是宋人的华夷观念。澶渊 之盟后，宋人甚至对两国往来国书互称南、北朝都不能接受：“始，通和所致 书，皆以南、北朝冠国号之上。将作监丞王曾言：‘古者尊中国、贱夷狄，直若 首足。二汉始失，乃议和亲，然礼亦不至均。今若是，是与之亢立，首足并 处，失孰甚焉。狄固不可启。臣恐久之非但并处，又病倒植。愿如其国号契 丹足矣。’上嘉纳之。”③虽然澶渊之盟规定两国皇帝以兄弟相称，但宋人骨子 里始终视辽朝为夷狄之邦，岂能容忍与之“首足并处”？仁宗皇祐四年 (1052),辽朝遣使贺乾元节，其国书“称北朝而去契丹号”，宋人认为辽朝“意 以自尊大”，亦托辞拒绝④。 自金代以后，对辽朝的正统性普遍持否定态度。在《大金德运图说》所 列历代王朝德运图中，根本就没有辽朝的位置；同书引章宗泰和二年十月二 十五日尚书省上奏说：“辽据一偏，宋有中原，是正统在宋。”关于金人的宋辽 正统观，下文将作出具体阐释。 ①参见《宋会要辑稿》运历一之一、《册府元龟》卷四帝王部运历门、王应麟《小学绀珠》卷一“五 运”、金佚名编《大金德运图说》。 ②见《辽史》卷一○四《文学下·刘辉传》。 ③《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五“亲征契丹”，据《长编》卷五八景德元年十二月辛丑条校 正。但《长编》辑本已将王曾语删去大半。 ④张方平：《乐全集》卷三九《昌黎韩君墓志铭》。此事始末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二仁宗 皇祐四年四月丙戌条
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性问题/7 二 金朝的德运之争及其文化选择 金王朝的建立者“生女真”原本是文明程度较低的一个部族，被宋人称 为“夷狄中至贱者”①。女真人主汉地之初，尚无华夏正统观念。自熙宗改制 后，金朝迅速走向汉化道路。到了海陵王时代，女真统治者已经具备中国大 一统王朝的政治伦理观念②。 五德终始说自秦以后成为讨论历代王朝正统性的理论基础和对话平 台，而金朝则是最后一个试图通过“五运”说以寻求其政权合法性的王朝③。 德运之争是金朝历史上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问题，陈学霖先生已对此做过 专题研究④，但仍有许多问题值得继续探讨。首先，在章宗泰和二年(1202) 改定土德之前，金朝究竟奉行什么德运，就有几种不同说法。从金朝官方文 献的记载来看，泰和二年以前毫无疑问应是金德。世宗大定十五年(1175) 册封长白山册文云：“厥惟长白，载我金德。”⑤章宗时讨论德运，翰林学士承 旨党怀英主张“宜依旧为金德”⑥。宣宗朝再议德运，应奉翰林文字黄裳说： “泰和之初，…改金为土。”⑦ 那么，金朝究竟是从何时开始奉行金德的呢？泰和初，刑部尚书李愈 说：“本朝太祖以金为国号，又自国初至今八十余年，以丑为腊。若止以金为 ①《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四引张棣《金虏图经》。 ②关于金朝正统观念的形成过程，宋德金先生已有详细论述，参见氏著《正统观与金代文化》， 《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 ③参见刘复生：《宋代“火运”论略—兼谈“五德转移”政治学说的终结》，《历史研究》1997年 第3期。 Hok-lam Chan,Legitimation in Imperial China:Discussions under the Jurchen-Chin Dynas- ty(1115~1234),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84:陈学霖：《金国号之起源及其释义》， 《辽金史论集》第3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大宋“国号”与“德运”论辩述义》，载《宋史论 集》，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3年。 ⑤《大金集礼》卷三五“长白山封册礼”，《丛书集成初编》本。 ⑥《大金德运图说》载贞祐二年正月二十二日《尚书省判》。 ⑦《大金德运图说》载贞祐二年二月《应奉翰林文字黄裳议》
8/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 德运，则合天心、合人道、合祖训。”李愈以“大金”国号附会金德，当时即已遭 到有力反驳：“李愈所论太祖圣训，即是分别白、黑之姓，非关五行之叙。”①也 就是说，太祖称帝时所谓“金之色白，完颜部色尚白”云云，是指白号、黑号之 姓而言（完颜部属白号之姓），与德运无关。李愈又谓“自国初至今八十余 年，以丑为腊”②，这一说法也得不到史料支持。据我了解，金代文献中有关 金德的消息最早见于世宗朝。大定三年(1163)十二月丁丑，“腊，猎于近郊， 以所获荐山陵，自是岁以为常”③。这就是“以丑为腊”的最早记录。其实，不 仅我们今天看不到有关金德的更早记载，就连金人也没有金朝前期奉行金 德的文本依据。宣宗朝再议德运时，赞成金德说的右拾遗田庭芳认为：“向 来以丑为腊者八十余年，应是当时已有定论，后疑失其文本，不得其详尔。”④ 头一句话乃是拾李愈之牙慧，后面的疑似之词才透露了实情，原来主金德说 者对金德的渊源也“不得其详”。须知在完颜阿骨打建国之时，女真人根本 就没有华夏正统观念，怎么谈得上德运之说呢？ 有证据表明，直至海陵王时代，金朝尚未确定其德运所尚。清人辑本 《大金德运图说》，最后有一通《省奏》云： 尚书省奏：“准尚书礼部举，窃闻王者受命开统，皆应乎五行之气， 更王为德。方今并有辽、宋，统一区夏，犹未定其所王。伏睹今来方以 营造都邑并宗庙社稷，窃恐随代制度不一，有无委所司一就详定。”奏 讫，奉圣旨：“分付详定，须议指挥。”右下详定内外制度仪式所，可照检 依准所奉圣旨详定讫，分朗开立状申，以凭再具闻奏施行，不得住滞错 失。付详定所。准此。 《金文最》卷五六收录此文，改题为《集议德运省剖》，并注明“贞祐二年”。陈 ①《大金德运图说》，贞祐二年正月省判引泰和二年十月二十五日尚书省奏。 ②按金德以丑日为腊。《太平御览》卷三三引《魏台访议》云：“金始生于已，盛于酉，终于丑。 故金行之君，以酉祖丑腊。” ③《金史》卷六《世宗纪上》。 ④《大金德运图说》载贞祐二年二月《右拾遗田庭芳议》
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性问题/9 学霖先生认为，这份省奏可能是贞祐二年(1214)德运论辩之初呈给宣宗 的①。我觉得这一结论还值得斟酌。据我判断，此段文字不应该是《大金德 运图说》的原文。《大金德运图说》收录的是宣宗贞祐二年讨论德运的档案 材料，系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而根据以下三点内容，可以完全排 除这份省奏作于贞祐二年的可能性。 第一，如上所述，金朝德运之确定，最迟不晚于世宗大定三年，而省奏谓 “方今并有辽、宋，统一区夏，犹未定其所王”，则显然是世宗以前的口气。 第二，“伏睹今来方以营造都邑并宗庙社稷”句，对于确定该省奏的系年 很有帮助。贞祐二年宣宗迫于蒙古的军事进攻而临时决定迁都南京，是一 个非常仓促的行动，根本来不及进行土木建设；况且宣宗南迁在当时被称为 “巡幸南京”，金朝政府从不承认迁都南京的事实，按照官方的说法，南京只 是“行宫”而已，故“营造都邑”肯定不是指营建南京。至于金朝前期的国都 上京会宁府，规模相当简陋，从未进行过认真的“营造”。惟有海陵王迁都之 前曾对新都燕京城进行过大规模建设，时在天德三年至贞元元年间(1151一 1153)。 第三，省奏提到的“详定内外制度仪式所”也有助于判断其大致年代。 此官司在《金史》中缺乏明确记载，仅见于《大金集礼》卷四○“朝会”门：“天 眷二年五月十三日，详定内外制度仪式所定到常朝及朔望仪式。”又皇统三 年(1143)《时立爱墓志铭》云：“特进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太常卿修国史详 定内外制度仪式上柱国郇国公食邑三千户食实封三百户臣宇文虚中奉敕 撰。”②据此判断，详定内外制度仪式所应是熙宗天眷改制时创建的一个机 构，估计至海陵初仍然存在。 综上所述，我认为这份尚书省奏当作于海陵王天德三年至贞元元年间， 被四库馆臣错误地辑入了《大金德运图说》；至于它原来出自《永乐大典》所 Legitimation in Imperial China,p.169. ②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新城县北场村金时立爱和时丰墓发掘记》，《考古1962年 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