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与“李约瑟难题”刍议 ——兼与杨振宁先生商榷 谢金良 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200433) [摘要]杨振宁先生认为“《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中的思维方式,是近代科学没有 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对此观点,本文围绕“李约瑟难题”的症结、近代科学萌生 的原因、《易经》影响与近代科学等相关问题的探讨,予以有力的反驳。本文认为,《易经》 文化影响是催生近代科学的原因之一,而中国没有萌生近代科学是各种因素共同造成的,不 能过分指责《易经》文化 [关鍵词]杨振宁:易经:近代科学:李约瑟难题 2004年9月3日,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2004文化 高峰论坛”上发表了《〈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明确指出“《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 中的思维方式,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清华大学主办的“中国传 统文化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影响论坛”(10月23日)、“博鳌亚洲论坛会议中心举行的新闻发 布会”(11月20日)等重要场合中,杨先生仍坚持自己的观点。尽管杨先生在讲演中没有 挑明,但可以知道他所要探讨的问题之一,其实就是所谓的“李约瑟难题”或“李约瑟命题” 也许正是他把《易经》影响与该重大问题联系在一起,才会引致学术界的激烈争论。关于“李 约瑟难题”,研究成果已相当丰富(可参见《学界关于“李约瑟难题”的部分见解》,详见 http://www.oursci.org/ency/phil/066.htm<关于“李约瑟难题”的资料》,详见 http://www.ihns.ac.cn/readers/fdn.htm刘兵《若干西方学者关于李约瑟工作的评 述》,发表于《自然科学史研究》2003年第1期),此不赘述。本文主要从《易经》文化影 响的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 一、“李约瑟难题”的症结 关于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近九十年来已有不少中外学者致力于该问题的研 究。20世纪50年代以来,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方式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 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全面表述是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序言》中 中国的科学为什么会长期大致停留在经验阶段并且只有原始型和中古型的理论? 如果事情确实是这样,那么中国人又怎么能够在许多重要方面有一些科学技术发明,走 [作者简介]谢金良(1971—),男,哲学博土,福建师大文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 Φ按:杨先生演讲的文稿内容,发布在互联网上的主要有两个版本:一是根据他演讲的录音整理稿(详见 http:/www.kyoo8.com/2004/20040928001.htm),一是杨先生讲演前的底稿并在讲演后(9月23日)略加 修订的定稿(详见http://www.peopleco皿cn/GB/wenhua/40462/40463/3049020html录音稿与修订稿 文字上有些地方表述不同,但主要观点完全一致,区别在于录音稿对事例的分析比较具体,也比较口语化, 可是却有个别地方表达不清。本文所引用的观点,主要根据修订稿,后文不再另注出处
1 《易经》与“李约瑟难题”刍议 ——兼与杨振宁先生商榷 谢金良 （复旦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433） [摘 要] 杨振宁先生认为“《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中的思维方式，是近代科学没有 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对此观点，本文围绕“李约瑟难题”的症结、近代科学萌生 的原因、《易经》影响与近代科学等相关问题的探讨，予以有力的反驳。本文认为，《易经》 文化影响是催生近代科学的原因之一，而中国没有萌生近代科学是各种因素共同造成的，不 能过分指责《易经》文化。 [关键词] 杨振宁；易经；近代科学；李约瑟难题 2004 年 9 月 3 日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2004 文化 高峰论坛”上发表了《〈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①，明确指出“《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 中的思维方式，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清华大学主办的“中国传 统文化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影响论坛”（10 月 23 日）、“博鳌亚洲论坛会议中心举行的新闻发 布会”（11 月 20 日）等重要场合中，杨先生仍坚持自己的观点。尽管杨先生在讲演中没有 挑明，但可以知道他所要探讨的问题之一，其实就是所谓的“李约瑟难题”或“李约瑟命题”。 也许正是他把《易经》影响与该重大问题联系在一起，才会引致学术界的激烈争论。关于“李 约瑟难题”，研究成果已相当丰富（可参见《学界关于“李约瑟难题”的部分见解》，详见 http://www.oursci.org/ency/phil/066.htm ；《 关 于 “ 李 约 瑟 难 题 ” 的资料 》， 详 见 http://www.ihns.ac.cn/readers/fdn.htm ；刘 兵《若干西方学者关于李约瑟工作的评 述 》，发表于《自然科学史研究》2003 年第 1 期），此不赘述。本文主要从《易经》文化影 响的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 一、“李约瑟难题”的症结 关于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近九十年来已有不少中外学者致力于该问题的研 究。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方式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 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全面表述是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序言》中： 中国的科学为什么会长期大致停留在经验阶段，并且只有原始型和中古型的理论？ 如果事情确实是这样，那么中国人又怎么能够在许多重要方面有一些科学技术发明，走 [作者简介] 谢金良（1971— ），男，哲学博士，福建师大文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 ① 按：杨先生演讲的文稿内容，发布在互联网上的主要有两个版本：一是根据他演讲的录音整理稿（详见 http:/www.kyoo8.com/2004/20040928001.htm），一是杨先生讲演前的底稿并在讲演后（9 月 23 日）略加 修订的定稿（详见 http://www.people.com.cn/GB/wenhua/40462/40463/3049020.html）。录音稿与修订稿 文字上有些地方表述不同，但主要观点完全一致，区别在于录音稿对事例的分析比较具体，也比较口语化， 可是却有个别地方表达不清。本文所引用的观点，主要根据修订稿，后文不再另注出处
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 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 科学知识水平?中国在理论和几何方法体系方面所存在的弱点为什么没有妨碍各种科 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涌现?中国的这些发现和发明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 在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关于这一点可以毫不费力地加以证明)欧洲在16世纪以后 就诞生出现代科学,这种科学已经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国 文明却没有能够在亚洲产生与此相似的近代科学,其阻碍因素又是什么?从另一方面 说又是什么因素使得科学在中国早期社会中比在希腊或欧洲中古社会中更容易得到应 用?最后,为什么中国在科学理论方面虽然比较落后,却能产生出有机的自然观?″ 然而,国内外对“李约瑟难题”的理解大多偏离了“命题”的原义。其中最具代表性、影响 最大的是拜纳姆在《科学史词典》中的转述:“李约瑟表明,大约在1400年以前,中国在科 学、技术这两方面都比欧洲先进。他问:那么中国为什么没有像15至16世纪的欧洲那样发 展出现代科学文化?”许多论者在探讨解答“李约瑟命题”时均以这类转述为依据,对李约 瑟命题的各种求解也常以此为前提,且惯于把科学和技术两个词合起来使用,导致对这个问 题的误读。P2如表述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非常发达,为什么近代科学却显得落后?”或 “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萌生?”或“既然古代中国科学那么发达,为何没有发生类似 16、17世纪的欧洲科学革命,以致从那以后就日益沦于落后?”等等。 这个难题牵涉到对“科学”一词的理解。已有学者指出,“李约瑟之所以会有近代(西 方)科学为什么没有诞生在中国的疑问,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把中国科学和西方科学这两 个不同的概念看成同一个‘科学’概念。在中国传统的哲学和文化背景下任何时候也不会孕 育和诞生出西方科学,这就如同在西方哲学和文化背景下永远也不会诞生出中国的科学 样,都是显而易见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抛弃我们的传统科学而接受西方的科学呢?这当然 是由于西方的近代科学与技术结合在一起,显示出了强大的威力,因此迫使我们不得不这样 做。”四从前提上看,如果把“古代科学”和“近代科学”都看作是具有普适意义的“科学” 或“不同层次的科学”,那么这个难题是真命题。相反,如果仅以西方“近代科学”作为“科 学”的标准范式,中国的“古代科学”就不是所谓的“科学”,那么“李约瑟难题”是个伪 命题。对此,美国的席文和中国的席泽宗、江晓原、吾淳等科技史学家都有过分析和批评 若以真命题而论,不同地区的“科学”发展水平是不一致的,可能有高峰就会有低谷,有先 进者就会有落后者,不可同日而语。从近代以来,西方自然科学发展迅速,犹如找到捷径 般:而中国的科学理论依然固步自封,举步维艰,犹如背受沉重包袱一般。于是,西方科学 领先而富强,中国科学落后而衰落。究竟是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注定无法突破瓶颈,还 是由于各种内在和外在的因素导致中国“古代科学”失去深究宇宙世界和发明创造新物的动 力和机会?不妨从两方面来思考。 方面,假设中国“古代科学”不受任何外来因素的干扰,仍沿着原来的思维方式和科 学理想前进(即使速度很慢),能够逐渐建构出一套与西方近代科学理论相同或完全中国特 2
2 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 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 3 世纪到 13 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 科学知识水平？中国在理论和几何方法体系方面所存在的弱点，为什么没有妨碍各种科 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涌现？中国的这些发现和发明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 在 15 世纪之前更是如此（关于这一点可以毫不费力地加以证明）。欧洲在 16 世纪以后 就诞生出现代科学，这种科学已经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国 文明却没有能够在亚洲产生与此相似的近代科学，其阻碍因素又是什么？从另一方面 说，又是什么因素使得科学在中国早期社会中比在希腊或欧洲中古社会中更容易得到应 用？最后，为什么中国在科学理论方面虽然比较落后，却能产生出有机的自然观？”[1] 然而，国内外对“李约瑟难题”的理解大多偏离了“命题”的原义。其中最具代表性、影响 最大的是拜纳姆在《科学史词典》中的转述：“李约瑟表明，大约在 1400 年以前，中国在科 学、技术这两方面都比欧洲先进。他问：那么中国为什么没有像 15 至 16 世纪的欧洲那样发 展出现代科学文化？”许多论者在探讨解答“李约瑟命题”时均以这类转述为依据，对李约 瑟命题的各种求解也常以此为前提，且惯于把科学和技术两个词合起来使用，导致对这个问 题的误读。[2]如表述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非常发达，为什么近代科学却显得落后？”或 “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萌生？”或“既然古代中国科学那么发达，为何没有发生类似 16、17 世纪的欧洲科学革命，以致从那以后就日益沦于落后？”等等。 这个难题牵涉到对“科学”一词的理解。已有学者指出,“李约瑟之所以会有近代（西 方）科学为什么没有诞生在中国的疑问，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把中国科学和西方科学这两 个不同的概念看成同一个‘科学’概念。在中国传统的哲学和文化背景下任何时候也不会孕 育和诞生出西方科学，这就如同在西方哲学和文化背景下永远也不会诞生出中国的科学一 样，都是显而易见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抛弃我们的传统科学而接受西方的科学呢？这当然 是由于西方的近代科学与技术结合在一起，显示出了强大的威力，因此迫使我们不得不这样 做。” [2]从前提上看，如果把“古代科学”和“近代科学”都看作是具有普适意义的“科学” 或“不同层次的科学”，那么这个难题是真命题。相反，如果仅以西方“近代科学”作为“科 学”的标准范式，中国的“古代科学”就不是所谓的“科学”，那么“李约瑟难题”是个伪 命题。对此，美国的席文和中国的席泽宗、江晓原、吾淳等科技史学家都有过分析和批评。 若以真命题而论，不同地区的“科学”发展水平是不一致的，可能有高峰就会有低谷，有先 进者就会有落后者，不可同日而语。从近代以来，西方自然科学发展迅速，犹如找到捷径一 般；而中国的科学理论依然固步自封，举步维艰，犹如背受沉重包袱一般。于是，西方科学 领先而富强，中国科学落后而衰落。究竟是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注定无法突破瓶颈，还 是由于各种内在和外在的因素导致中国“古代科学”失去深究宇宙世界和发明创造新物的动 力和机会？不妨从两方面来思考。 一方面，假设中国“古代科学”不受任何外来因素的干扰，仍沿着原来的思维方式和科 学理想前进（即使速度很慢），能够逐渐建构出一套与西方近代科学理论相同或完全中国特
色的思想体系吗?或者说,能够发明出电、电脑、电子、飞机、核武器等东西吗?或是发明 出一系列有助人类过上幸福生活的理论和工具吗?另一方面,假设中国“古代科学”仍然不 断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但是不存在西方“近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所带来的思想冲 击,能否有突破瓶颈的可能?这两方面的问题不容易回答,也是不容回答的,因为历史的发 展并不支持此两种假设事实的存在。与假设相反的事实,必然要发生,也的确已经发生。不 断消失的历史进程所呈现的结果表明,科学的发达与落后并不取决于人类的某些单方面行 为,而是取决于不断变异的人类本身。通俗地说,中国“古代科学”发达,不是因为中国古 人比同时代的外国人聪明,而是因为中国古代具有更适合“科学”发展的特殊环境。同理, 西方“近代科学”发达,也是因为具备更好的特殊环境。不断变异的人类本身,对自身环境 有不同的需求。当发达的中国“古代科学”得以满足古代中国人的环境需求时,试图改变旧 环境而去探求新环境的人一—所谓的“科学家”,自然数量减少,甚至是丧失探研的激情。 而相对落后的古代西方人,在接触中国文明之后开始看到差距,于是无法满足旧环境而试图 改变,于是在人类原有科学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又开辟出新的天地,取得新的收获。可以想见 当所谓的“科学”为人类自身打造出共同满足得无忧无虑的环境时,人类的“科学技术”肯 定会处于停滞不前或缓慢发展的阶段。如果这种设想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李约瑟难题”的 解决就不应该仅仅从古代和近代中国的文化、思维、制度、教育等枝节上去寻找原因,而应 该从人类本身的各种特质和环境中去发现事实的真相。其实,真相永远是公开地隐藏,而且 不依个人的主观意志所转移,因为人类本身的变异总是那么的复杂、细微和出人意料,可以 说是不可思议的。据此而论,“李约瑟难题”的探讨只能不断增加一些由材料、方法和观点 组成的研究成果,而不可能取得真正解决难题的真实结论,尽管有些探讨对某些工作而言仍 具有相当的价值和意义,但片面和虚妄的结论迟早都会被人抛弃。 二、近代科学萌生的原因 近代科学萌生的原因是什么呢?美国著名科技史学家理查德·S·韦斯特福尔 ( Richards· Westfall,l1924-1996)在《近代科学的建构:机械论与力学》一书中指出:“近 代科学建立在经验事实的牢靠基础之上;当人们从中世纪经院哲学的空洞说辩转向对自然的 直接观察,近代科学就诞生了。”3-P20近代科学不在中国萌生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如前所言 这是一个与“李约瑟难题”几乎等同的问题,是一个难以道破天机的谜题。中国近代科学的 先驱、中国科学社的创始人任鸿隽(186-19%61)早在1915年创办《科学》杂志之时,就探 讨了“说中国之无科学的原因”,认为“无归纳法为无科学之大原因”。1920年,梁启超 (1873-1929)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认为:清代“朴学”的研究法,已“近於‘科学的’”, 而自然科学不发达,是因为我国人有“‘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之观念,因袭已久,本不易 骤然解放,其对於自然界物象之硏究,素乏趣味”,又因为清代中国没有学校、学会、报馆 之类的建制,科学上之发明不能流传和交流,“因秘而失传者,盖不少矣”。1924年,他在 《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史》中进一步认为,自然科学未能发展起来的原因,最大的障碍物, 自然是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化学家王阵(18881966)在1922年《科学》杂志上,发表了 《中国之科学思想》一文。他认为中国科学不振之原因,不仅是“吾国学者之不知归纳法 或“我国素鄙视物质科学,不加注意”;而强调“历史之影响,即专制之影响”,以及“民性 之影响,乃依赖之影响也”。他还认为政府的专制、学术(如《易经》、阴阳五行学说)的专 制,对中国科学的发展是极大的“摧残”:而社会与学者的心理,“皆不视科学为研究真理之 学问、不知其自身有独立之资格、固不必依赖富强之号召为其存在之保护人也”。这缺乏独 立性、自主性的依赖心理也“断丧了”科学的发展。此后,著名学者冯友兰、竺可桢、张东 荪、陈立、朱伯康等也讨论过该问题。综观上述学者的论述,他们把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
3 色的思想体系吗？或者说，能够发明出电、电脑、电子、飞机、核武器等东西吗？或是发明 出一系列有助人类过上幸福生活的理论和工具吗？另一方面，假设中国“古代科学”仍然不 断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但是不存在西方“近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所带来的思想冲 击，能否有突破瓶颈的可能？这两方面的问题不容易回答，也是不容回答的，因为历史的发 展并不支持此两种假设事实的存在。与假设相反的事实，必然要发生，也的确已经发生。不 断消失的历史进程所呈现的结果表明，科学的发达与落后并不取决于人类的某些单方面行 为，而是取决于不断变异的人类本身。通俗地说，中国“古代科学”发达，不是因为中国古 人比同时代的外国人聪明，而是因为中国古代具有更适合“科学”发展的特殊环境。同理， 西方“近代科学”发达，也是因为具备更好的特殊环境。不断变异的人类本身，对自身环境 有不同的需求。当发达的中国“古代科学”得以满足古代中国人的环境需求时，试图改变旧 环境而去探求新环境的人——所谓的“科学家”，自然数量减少，甚至是丧失探研的激情。 而相对落后的古代西方人，在接触中国文明之后开始看到差距，于是无法满足旧环境而试图 改变，于是在人类原有科学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又开辟出新的天地，取得新的收获。可以想见， 当所谓的“科学”为人类自身打造出共同满足得无忧无虑的环境时，人类的“科学技术”肯 定会处于停滞不前或缓慢发展的阶段。如果这种设想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李约瑟难题”的 解决就不应该仅仅从古代和近代中国的文化、思维、制度、教育等枝节上去寻找原因，而应 该从人类本身的各种特质和环境中去发现事实的真相。其实，真相永远是公开地隐藏，而且 不依个人的主观意志所转移，因为人类本身的变异总是那么的复杂、细微和出人意料，可以 说是不可思议的。据此而论，“李约瑟难题”的探讨只能不断增加一些由材料、方法和观点 组成的研究成果，而不可能取得真正解决难题的真实结论，尽管有些探讨对某些工作而言仍 具有相当的价值和意义，但片面和虚妄的结论迟早都会被人抛弃。 二、近代科学萌生的原因 近代科学萌生的原因是什么呢？美国著名科技史学家理查德·S·韦斯特福尔 （Richards·Westfall，1924—1996）在《近代科学的建构：机械论与力学》一书中指出：“近 代科学建立在经验事实的牢靠基础之上；当人们从中世纪经院哲学的空洞说辩转向对自然的 直接观察，近代科学就诞生了。”[3—P20]近代科学不在中国萌生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如前所言， 这是一个与“李约瑟难题”几乎等同的问题，是一个难以道破天机的谜题。中国近代科学的 先驱、中国科学社的创始人任鸿隽（1886-1961）早在 1915 年创办《科学》杂志之时，就探 讨了“说中国之无科学的原因”，认为“无归纳法为无科学之大原因”。1920 年，梁启超 （1873-1929）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认为：清代“朴学”的研究法，已“近於‘科学的’”， 而自然科学不发达，是因为我国人有“‘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之观念，因袭已久，本不易 骤然解放，其对於自然界物象之研究，素乏趣味”，又因为清代中国没有学校、学会、报馆 之类的建制，科学上之发明不能流传和交流，“因秘而失传者，盖不少矣”。1924 年，他在 《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史》中进一步认为，自然科学未能发展起来的原因，最大的障碍物， 自然是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化学家王阧（1888-1966）在 1922 年《科学》杂志上，发表了 《中国之科学思想》一文。他认为中国科学不振之原因，不仅是“吾国学者之不知归纳法”， 或“我国素鄙视物质科学，不加注意”；而强调“历史之影响，即专制之影响”，以及“民性 之影响，乃依赖之影响也”。他还认为政府的专制、学术（如《易经》、阴阳五行学说）的专 制，对中国科学的发展是极大的“摧残”；而社会与学者的心理，“皆不视科学为研究真理之 学问、不知其自身有独立之资格、固不必依赖富强之号召为其存在之保护人也”。这缺乏独 立性、自主性的依赖心理也“断丧了”科学的发展。此后，著名学者冯友兰、竺可桢、张东 荪、陈立、朱伯康等也讨论过该问题。综观上述学者的论述，他们把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
因,比较简单片面地归结于研究方法、哲学思想、价值观念、专制政治、教育制度(科举制 度)、社会经济制度等。从20世纪80年代起,伴随对“科学”、“文化”的深层次思考,“李 约瑟难题”一直是我国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曾先后多次召开相关的学术研讨会,相关的研 究成果也频繁出现。尽管各家看法不一,但有不少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如早在二十年前就 有中国学者认为是因为“中国古代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科学技术结构。这种结构和中国封建社 会结构是十分适应的”。值得注意的是,以往所有研究该问题的学者,没有人提出“中国 近代科学技术落后,与《易经》有着重要联系”。近代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确是历史事实 也的确是近代中国遭受外国列强全面侵略的重要原因。但是,近代科学不在中国发生的原因 应该归咎于何呢?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交织,但是否确“与《易经》有重要联系”呢?对这 个问题,杨振宁先生在《(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中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说 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萌生,已经有很多人讨论过了。归纳起来大概有五种道 理:第一,中国的传统是入世的,不是出世的。换句话就是比较注重实际的,不注重抽 象的理论架构。第二,科举制度。第三,观念上认为技术不重要,认为是"奇技淫巧"。 第四,中国传统里面无推演式的思维方法。第五,有天人合一的观念。第四跟第五两点 跟《易经》我认为都有密切的关系。 先讲第四点,关于推演与归纳两种思维方法。……归纳与推演都是近代科学中不可 缺少的思维方法。为说明此点让我们看一下 Maxwell(1831-1879)创建Mawe方 程的历史。灬上面的故事清楚地显示归纳与推演二者同时是近代科学的基本思维方 法。中华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是有归纳法可是没有推演法。其中归纳法的来源是什么? 易者象也”,“圣人立象以尽意”,“取象比类”,“观物取象”,都是贯穿《易经》的精 神。都是归纳法,是向上求整体“象”的方法。可是中华文化没有发展出推演法 下面要讲上述第五点,关于“天人合一”的观念。“天人一物”、“理一分殊”、“内 外—理”,起源于《易经》每·卦都包含天道地道与人道在内,天的规律跟人世的规律 是一回事。我们知道王阳明格竹子,是要用人世间的“理”追求自然界的“理”,这样 当然格不出近代科学。近代科学一个特点就是要摆脱掉“天人合一″这个观念,承认人 世间有人世间的规律,有人世间复杂的现象,自然界有自然界的规律与自然界的复杂现 象,这两者是两回事,不能把它合在一起
4 因，比较简单片面地归结于研究方法、哲学思想、价值观念、专制政治、教育制度（科举制 度）、社会经济制度等。[4]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伴随对“科学”、“文化”的深层次思考，“李 约瑟难题”一直是我国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曾先后多次召开相关的学术研讨会，相关的研 究成果也频繁出现。尽管各家看法不一，但有不少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如早在二十年前就 有中国学者认为是因为“中国古代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科学技术结构。这种结构和中国封建社 会结构是十分适应的”[5]。值得注意的是，以往所有研究该问题的学者，没有人提出“中国 近代科学技术落后，与《易经》有着重要联系”。近代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确是历史事实， 也的确是近代中国遭受外国列强全面侵略的重要原因。但是，近代科学不在中国发生的原因 应该归咎于何呢？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交织，但是否确“与《易经》有重要联系”呢？对这 个问题，杨振宁先生在《〈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中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说： 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萌生，已经有很多人讨论过了。归纳起来大概有五种道 理：第一，中国的传统是入世的，不是出世的。换句话就是比较注重实际的，不注重抽 象的理论架构。第二，科举制度。第三，观念上认为技术不重要，认为是"奇技淫巧"。 第四，中国传统里面无推演式的思维方法。第五，有天人合一的观念。第四跟第五两点 跟《易经》我认为都有密切的关系。 先讲第四点，关于推演与归纳两种思维方法。… … 归纳与推演都是近代科学中不可 缺少的思维方法。为说明此点让我们看一下 Maxwell（1831-1879）创建 Maxwell 方 程的历史。… … 上面的故事清楚地显示归纳与推演二者同时是近代科学的基本思维方 法。中华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是有归纳法，可是没有推演法。其中归纳法的来源是什么？ “易者象也”，“圣人立象以尽意”，“取象比类”，“观物取象”，都是贯穿《易经》的精 神。都是归纳法，是向上求整体“象”的方法。可是中华文化没有发展出推演法… … 下面要讲上述第五点，关于“天人合一”的观念。“天人一物”、“理一分殊”、“内 外一理”，起源于《易经》每一卦都包含天道地道与人道在内，天的规律跟人世的规律 是一回事。我们知道王阳明格竹子，是要用人世间的“理”追求自然界的“理”，这样 当然格不出近代科学。近代科学一个特点就是要摆脱掉“天人合一”这个观念，承认人 世间有人世间的规律，有人世间复杂的现象，自然界有自然界的规律与自然界的复杂现 象，这两者是两回事，不能把它合在一起。… …
因篇幅限制,引文只节选主要观点。不难发现,杨先生推论的思路是:因为,归纳与推演都 是近代科学中不可缺少的思维方法,近代科学一个特点是要摆脱“天人合一”观念:而中国 由于《易经》精神的影响,只有归纳法没有推演法,具有“天人合一”观念;所以,近代科 学没有在中国萌生的原因跟《易经》有密切的关系。我认为,这样的推论是很值得商榷的, 因为事实上并不能把中国传统里无推演法和有“天人合一”观念的原因归结于《易经》。理 由很简单:第一,杨先生既已认识到“归纳与推演是近代科学中不可缺少的思维方法”,而 “中国传统里面无推演式的思维方法”,就只须把近代科学不在中国萌生的原因归结于“无 推演法”就足够了,没有必要再考虑其它因素。第二,既然认为“中国传统里面无推演式的 思维方法”,就是说中国在《易经》产生之前和之后都无推演法,那么中国无推演法的原因 就应该与《易经》无关。换言之,如果杨先生能够推证中国在《易经》产生之前有推演法, 那么再把先秦以来中国无推演法的原因推给《易经》,才是有些合理的。第三,即使中国近 代科学落后与具有“天人合一”观念相关,也不能只怪罪《易经》。史前时期,这种观念就 已经存在,这是有考古依据的——“1979年,在江苏连云港锦屏山将军崖,发现了一处新 石器时代的石刻岩画,该岩画刻在海拔20米的黑色岩石上,长22米,宽15米。岩画上刻 有各种星云图和植物人面图形,其中星云图刻有太阳和月亮的图形……这极有可能是中国原 始人类具有天人相应萌芽观念的一个标志……总之,原始人在一些农业生产知识当中已不同 程度地反映出一种天人相应或人与自然相应思想的萌芽”6-8083。在春秋战国时期,这种 观念基本上被诸子百家们所承受,这是有文献依据的——除了《诗》、《书》、《礼》、《易》、 《春秋》等早期经典外,《易传》、《春秋三传》、《老子》、《庄子》、《管子》、《孟子》、《荀 子》、《韩非子》等一大批先秦典籍都不同程度地打上了“天人合一”观念的烙印。从某种意 义上说,“天人合一”的观念乃是华夏祖先与生俱来的共同的思想观念,并非源自《易经》 所开创的思想体系。而“天人合一”观念成为儒家思想的主导,乃至成为我国两千多年封建 体制社会的主导观念,也不是《易经》成为儒家“群经之首”而导致的,主要还是由《春秋》 这部经典的“微言大义”所致的。汉武帝时期的董仲舒在其代表作《春秋繁露》中,以儒家 宗天重民思想为核心,引入阴阳五行说,将神权、君权、父权、夫权等观念熔铸成一个完整 的“天人感应”式的宗法神学系统,才使得“天人合一”的观念得以广泛的流行。从这个过 程来看,《易经》所体现的“天人合一”既不是思想源头,也不是占主导地位和最有特色的 依此而论,倘若“天人合一”观念果真阻碍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发生,也不能归咎于《易经》 本身,只能怪罪我们的老祖宗偏偏都嗜好“天人合一”而始终不变。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说明《易经》与推演法、“天人合一”观念的有无没有必然的联系, 由此可证杨振宁先生所持观点“《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中的思维方式,是近代科学没有在 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不能成立的 、《易经》影响与近代科学 《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易传·系辞下》“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 章,就传说伏羲氏观物取象“始作八卦”之后,便开始观象制器 作结绳而为网罟 以佃以渔,盖取诸《离》”;伏羲去世后,神农氏、黄帝、尧、舜氏等人又继续根据《易经》 卦象发明制作许多器具。可以说,在《易经》文本完整成型之前,《易》卦的思维方式就影 响了中华文化的文明进程。《易经》文本出现之后,其影响与日俱增,在周秦时期就是主要 的经典之一,在西汉时期就被确立为儒家的“群经之首”,一直到现在其影响力没有减退 在《易经》文化的影响下,中国古代在天文、历法、算术等方面一直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 根据史实来看,杨振宁先生认为“《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中的思维方式”应该是对的。但 是“这个影响”与近代科学的萌生有何关系呢?杨先生认为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
5 因篇幅限制，引文只节选主要观点。不难发现，杨先生推论的思路是：因为，归纳与推演都 是近代科学中不可缺少的思维方法，近代科学一个特点是要摆脱“天人合一”观念；而中国 由于《易经》精神的影响，只有归纳法没有推演法，具有“天人合一”观念；所以，近代科 学没有在中国萌生的原因跟《易经》有密切的关系。我认为，这样的推论是很值得商榷的， 因为事实上并不能把中国传统里无推演法和有“天人合一”观念的原因归结于《易经》。理 由很简单：第一，杨先生既已认识到“归纳与推演是近代科学中不可缺少的思维方法”，而 “中国传统里面无推演式的思维方法”，就只须把近代科学不在中国萌生的原因归结于“无 推演法”就足够了，没有必要再考虑其它因素。第二，既然认为“中国传统里面无推演式的 思维方法”，就是说中国在《易经》产生之前和之后都无推演法，那么中国无推演法的原因 就应该与《易经》无关。换言之，如果杨先生能够推证中国在《易经》产生之前有推演法， 那么再把先秦以来中国无推演法的原因推给《易经》，才是有些合理的。第三，即使中国近 代科学落后与具有“天人合一”观念相关，也不能只怪罪《易经》。史前时期，这种观念就 已经存在，这是有考古依据的——“1979 年，在江苏连云港锦屏山将军崖，发现了一处新 石器时代的石刻岩画，该岩画刻在海拔 20 米的黑色岩石上，长 22 米，宽 15 米。岩画上刻 有各种星云图和植物人面图形，其中星云图刻有太阳和月亮的图形……这极有可能是中国原 始人类具有天人相应萌芽观念的一个标志……总之，原始人在一些农业生产知识当中已不同 程度地反映出一种天人相应或人与自然相应思想的萌芽”[6 —P80-82]。在春秋战国时期，这种 观念基本上被诸子百家们所承受，这是有文献依据的——除了《诗》、《书》、《礼》、《易》、 《春秋》等早期经典外，《易传》、《春秋三传》、《老子》、《庄子》、《管子》、《孟子》、《荀 子》、《韩非子》等一大批先秦典籍都不同程度地打上了“天人合一”观念的烙印。从某种意 义上说，“天人合一”的观念乃是华夏祖先与生俱来的共同的思想观念，并非源自《易经》 所开创的思想体系。而“天人合一”观念成为儒家思想的主导，乃至成为我国两千多年封建 体制社会的主导观念，也不是《易经》成为儒家“群经之首”而导致的，主要还是由《春秋》 这部经典的“微言大义”所致的。汉武帝时期的董仲舒在其代表作《春秋繁露》中，以儒家 宗天重民思想为核心，引入阴阳五行说，将神权、君权、父权、夫权等观念熔铸成一个完整 的“天人感应”式的宗法神学系统，才使得“天人合一”的观念得以广泛的流行。从这个过 程来看，《易经》所体现的“天人合一”既不是思想源头，也不是占主导地位和最有特色的。 依此而论，倘若“天人合一”观念果真阻碍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发生，也不能归咎于《易经》 本身，只能怪罪我们的老祖宗偏偏都嗜好“天人合一”而始终不变。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说明《易经》与推演法、“天人合一”观念的有无没有必然的联系， 由此可证杨振宁先生所持观点“《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中的思维方式，是近代科学没有在 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不能成立的。 三、《易经》影响与近代科学 《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易传·系辞下》“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 一章，就传说伏羲氏观物取象“始作八卦”之后，便开始观象制器——“作结绳而为网罟， 以佃以渔，盖取诸《离》”；伏羲去世后，神农氏、黄帝、尧、舜氏等人又继续根据《易经》 卦象发明制作许多器具。可以说，在《易经》文本完整成型之前，《易》卦的思维方式就影 响了中华文化的文明进程。《易经》文本出现之后，其影响与日俱增，在周秦时期就是主要 的经典之一，在西汉时期就被确立为儒家的“群经之首”，一直到现在其影响力没有减退。 在《易经》文化的影响下，中国古代在天文、历法、算术等方面一直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 根据史实来看，杨振宁先生认为“《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中的思维方式”应该是对的。但 是“这个影响”与近代科学的萌生有何关系呢？杨先生认为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