塘东村慕氏家 族祖先之一的道 学名著（易蔡）。 萬遠堂易蔡 顺 地东材的华侨家 去，岛上的题同为 “理学传芳”，深刻反 末了边痒文化地带对 文化传统的强博
自 序 1989年以来，我在闽南城乡及台湾乡村地区展开广泛的社 会人类学田野工作，力图在具体的生活世界中获得文化的体验。 这一系列田野工作，开始于家乡一一历史文化名城泉州，我在这 里利用1年时间收集到有关历史与仪式的丰富素材，并在英伦 依据这些素材写出一部博士论文，探讨了不同历史观念、权力观 念、时空制度、仪式文化在同一时空坐落中的并存与互动。作为 一部结合历史与社会人类学的著作，我的博士论文强调了历史、 权力、社会力量、文化多样性在中国社会人类学研究中的重要 性，同时也批评了一些社会理论家的文化转型理论。考虑到中 国大部分人民依然生活在乡村社区之中，因而做完博士论文研 究之后，我十分希望把自已的一管之见拿到乡村地区检验，看它 是不是站得住脚，是否符合大部分中国人的生活实践。 值得庆幸的是，答辩通过之后，我便被伦敦城市大学相继聘 任为博士后研究人员(1992年一1994年)和研究员(1994年一 1995年)，接受了“中国民间互助与地方传统的转型”(ESRC资 助)及“闽台象征资源与民间权威”(CCK Foundation资助)的研 究任务，专门从事闽台乡村社区的传统地方制度田野考察，这为 本书的写作提供了可能。我于1992年至1995年间在福建的美 法村先后住了10个月，在同一区域的塘东村及台湾海峡对岸的 1
石碇村分别住了4个月，实现了乡村人类学参与观察的愿望 三年来，我一直希望把调查中的乡村社会素材整埋出米，以补充 博士论文中乡村社区研究的空缺。于是，我在工作允许的前提 下先后写出了相关的一些论文，本书收入的，就是其中的五篇， 它们所依据的素材均来自于本人在闽台三村从半的田野工作。 闽台同属于闽南语文化区，有很深的区域性历史关系，但其 社会状况有一定的差异。首先，从村落社会特点的角度来看，塘 东村属于闽南滨海的华侨家族村落，以广泛的海外关系和地方 化家族组织为特点，美法村则属于较为典型的闽南山区家族村 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较少，而台湾的石碇村则以非家族的地缘 组织和宗教社团为特点：其次，从与国家权力的相关性角度来 看，由于两岸政体与地方关系形态的差异，闽台两岸的三个村落 在权力组织方面各有特点，地方权力的强度也有很大差异。提 起“三村”这个词，读者肯定会联想到中国人类学前辈费孝通教 授的著作。.如学界所知，著名入类学家费孝通教授及张之毅 先生曾经写过《云南三村》（天津入民出版社1990年版），用经济 发展模式来区分村落组织形态的类型。读者不免会把本书论述 的闽台三村与他们的云南三村相联系。我的闽台一村在研究方 法上确实深受费先生的中国汉人村落论著的影响，但是，我的论 述并不属于类型比较的探讨。尽管我承认闽台三村存在：组织形 态的差异，也承认将来有必要对这种差异加以细致分析，总结出 一定的类型，但我在写作本书的所有论文时却没有把比较列入 我所关注的视野之内。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无论地方社区 之间存在何种差异，无论不同政体之间存在何种可能的变异，近 代以来在不问地点中生活的人们共同体验着权力新格局的冲 击，使“当世”的现实与“过去”的历史之间的强烈互动关系成为 2
普遍现象，从而使社会人类学的社区调查不得不优先考虑这种 渗透至深的互动关系。 在社会人类学中，对于历史与田野工作者亲眼睹的“出代 状况”(the contemporary situations)之间关系的探讨，可以说从 木世纪初就已经开始了。但是，由丁功能主义学说的长期制约， 因而学者们的探讨人多局限在相对“隔离"的部落社会和乡民社 区的整体写照，没能在现代性(modernity)和与之相联系的新权 力格局的情境中描述文化的历程。对照起来，在社会人类学界 之外，多数的后现代认识论与话语反思都能直接切入现代性本 身的制度和文化，对之加以直接的解构和批判。照我的体会，这 样做的优，点是使我们对现代性及其社会文化后果有较为直规的 了解，可以克服研究视野的局限性。然而，在多年的理论学习和 研究过程中，我也深感现代性话语的生成与“非现代性的发现” 有十分密明的关系。正如萨伊德(Edward Said)的《东方学》 (Penguin,1978)所指出的，西方文化的自我认同实际上是通过 对“乐方”的想象来界定的。同样地，现代性的界定所依赖的是 它的对立面一一传统性和非主流性。从而，研究传统人类学关 注的“封闭的历史”也有它的意义。刻何把两种研究路径结合在 一起，一直是我想解答的方法论问题。 本书收入的论文各有各的论题，但心们共同形成一幅变迁 社会中传统村落文化的图景，并与现代性的反思息息相关。我 在本书描写的闽台三村的文化形式，一般被统称为“民间文化”， 它是传统性、非主流性、非现代性文化的一部分。对文化的这些 “角落”的深入了解与论述，向来是社会人类学者引以为骄傲的 工作。熟悉人类学的人一定知道，传统人类学宣明的学科使命， 一方面是入的理解，另一方面则是“传统的拯救”。我在自己的 3
研习过程中，深受这种文化使命感的影响。但我认为，传统人类 学并没有正视现代社会的文化冲突，也没有正视不同人文类型 的并置观点(juxtaposition)。这一思考促使我在今年的研究中 力图通过文化与权力之间关系的考察来体现文化并置的观点。 在本书中，我试图通过对当今民间文化生存的社会人类学考察， 理解民间文化的内涵、历史、制度、实践及其在现代性处于支配 地位的时代中的境遇和前景。这样做的过程，亦是我反思社会 科学的理论及其与现代性的关系的过程，我坚信：通过描述现代 性的“对立面”及二者之间互动的具体过程，我们所能获得的理 解将会是十分新颖的。 关于本书的资料和理论处理情况，书中分别都有较为详细 的论证。而统一起来看，本书的内容则大略如下： 第一篇“美法村一村落视野中的家族、社会与国家”，大部 分内容已发表于近著《社区的历程》（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 版)，它通过在福建安溪县美法村获得的有关家族与国家关系的 社会史与社会人类学资料，重新思考了汉人家族研究和社会人 类学研究的观点。本篇论文侧重考察三种体系：(1)以所考察社 区为中心的地方性制度体系，包括亲属制度、仪式制度、经济制 度、区域性通婚与象征制度等；(2)国家与社会关系变迁史的体 系及其对该社区地方性制度的影响；(3)地方性规念认同的体系 及其变异。我想提出的一个论点是：在社区性田野和历史考察 中包容如上所述三种体系，社会人类学者同样可以对“大社会”、 “大传统”、“国家”等表现复杂社会独特性、“文明性”和现代性的 诸概念作出反映。为了论证我的论点，我将批评地引用(Giddens 和Gellner有关国家，社会、人的历史社会学理论，并在此-框架 中叙述以社区为中心的地方性制度史。这篇论文主要围绕着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