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内容的范围之外还有哪些因素这一点,是漠不关心的。而在所有比较细致和周密的观察中 几乎只有那些以某种方式有助于建立比较坚实的鉴定文章之规则的观察,古典语文学才认为是 珍贵的。语言的内部构造本身很少受到注意 在基础形态学方面取得的成果极其微小 一葆朴在他的《比较语法》一书中也说:“在这本书里所谈论的那些语言是为了它们自己即作 为一种对象来论述的,而不是作为一种认识手段来论述的。”凹这里暗含了对语文学的批评。 索绪尔认为语文学的硏究对象不够纯粹。为了“确定、解释、评论诸多文献”,语文学必 须“同时关注文学、风俗、习惯等等方面的历史”。①这让人想起丹麦语言学家裴特生 ( Holger Pedersen)的比喻:语文学就像古代神话传说中的门神,它两面都长着眼睛,同时 注视着不同的领域:一面是语言,一面是历史。四然而,纯粹的或者说科学的语言研究,本身 就和“文学、风俗、习惯”等人文研究存在内在联系。因为“构成语言学研究对象的现象是社 会上人与人之间交际行为的一部分。”“语言的本质,语言的极大多数用途,都关系到社会交 际中的两个或更多的人。”国说到底,语言学是一门人文、社会科学。因此,“语文学”的定 位,很准确也很便利地反映了语言和文化现象的内在统一性。正如罗宾斯所说: 从语言学是一门科学这一论断,会得出一个推断,而这个推断又是应当立即加以否定的。 这个推断就是:语言学既然是一门科学,它自然不可能是一门人文科学或一门高雅的学科;因 此,语言学排斥对文学的研究,而对语言作语言学的研究限制对语言作文学上的欣赏,限制由 文学鉴赏带来的享受。……这里需要指出,语言科学中没有任何跟阅读或写作中文学价值的分 析和欣赏相抵触的东西。事实恰恰相反,一个语言学家如果对诗的音乐美、讲演的感染力以及 故事叙述的流畅性表现出麻木不仁,那么应该责备的是他自己,而不是他的语言学。 其实,索绪尔在给他的语言研究的启蒙老师、哲学家和语言古生物学家皮克特( Adolf pictet 1799-1875)的《印欧语的起源》第二版(1878)写的书评中也承认:“我认为语言决不能脱离开 对文学和美学的关心。”四当然,这种关心并不是唯一的目的,并不能代替对语言结构本身的 研究 (2)语文学研究方法的科学性 索绪尔认为语文学的方法也不科学。它的主要方法是考证,解读古代的语言,这和历史语 言学有关,却不是共时意义上的结构分析。其实,就科学的意义上说,语言学本身就是一门实 证科学。语言学在历史文化研究中的巨大威望,正来自它对语言材料包括书面文字的分析和条 理。直到今天,历史研究仍然十分依赖语言学家对古籍、铭文、手稿的考证。考证的方法可以 有科学上的高下,考证本身却正是语文学方法一个不可替代的长处
11 品内容的范围之外还有哪些因素这一点，是漠不关心的。而在所有比较细致和周密的观察中， 几乎只有那些以某种方式有助于建立比较坚实的鉴定文章之规则的观察，古典语文学才认为是 珍贵的。语言的内部构造本身很少受到注意。……在基础形态学方面取得的成果极其微小。” [1]葆朴在他的《比较语法》一书中也说：“在这本书里所谈论的那些语言是为了它们自己即作 为一种对象来论述的，而不是作为一种认识手段来论述的。”[2]这里暗含了对语文学的批评。 索绪尔认为语文学的研究对象不够纯粹。为了“确定、解释、评论诸多文献”，语文学必 须“同时关注文学、风俗、习惯等等方面的历史”。[3]这让人想起丹麦语言学 家裴特生 （Holger Pedersoen）的比喻：语文学就像古代神话传说中的门神，它两面都长着眼睛，同时 注视着不同的领域：一面是语言，一面是历史。[4]然而，纯粹的或者说科学的语言研究，本身 就和“文学、风俗、习惯”等人文研究存在内在联系。因为“构成语言学研究对象的现象是社 会上人与人之间交际行为的一部分。”“语言的本质，语言的极大多数用途，都关系到社会交 际中的两个或更多的人。”[5]说到底，语言学是一门人文、社会科学。因此，“语文学”的定 位，很准确也很便利地反映了语言和文化现象的内在统一性。正如罗宾斯所说： 从语言学是一门科学这一论断，会得出一个推断，而这个推断又是应当立即加以否定的。 这个推断就是：语言学既然是一门科学，它自然不可能是一门人文科学或一门高雅的学科；因 此，语言学排斥对文学的研究，而对语言作语言学的研究限制对语言作文学上的欣赏，限制由 文学鉴赏带来的享受。……这里需要指出，语言科学中没有任何跟阅读或写作中文学价值的分 析和欣赏相抵触的东西。事实恰恰相反，一个语言学家如果对诗的音乐美、讲演的感染力以及 故事叙述的流畅性表现出麻木不仁，那么应该责备的是他自己，而不是他的语言学。[6] 其实，索绪尔在给他的语言研究的启蒙老师、哲学家和语言古生物学家皮克特(Adolf Pictet 1799-1875)的《印欧语的起源》第二版(1878)写的书评中也承认：“我认为语言决不能脱离开 对文学和美学的关心。”[7]当然，这种关心并不是唯一的目的，并不能代替对语言结构本身的 研究。 （2）语文学研究方法的科学性 索绪尔认为语文学的方法也不科学。它的主要方法是考证，解读古代的语言，这和历史语 言学有关，却不是共时意义上的结构分析。其实，就科学的意义上说，语言学本身就是一门实 证科学。语言学在历史文化研究中的巨大威望，正来自它对语言材料包括书面文字的分析和条 理。直到今天，历史研究仍然十分依赖语言学家对古籍、铭文、手稿的考证。考证的方法可以 有科学上的高下，考证本身却正是语文学方法一个不可替代的长处
(3)语文学研究对象的书面性 语文学考证方法本身就决定了语文学的研究对象是书面语言,索绪尔认为这是它的一个 不足之处”,因为它“忽略了活的语言”。重视活的口语是应该的,但要求语文学研究活的 口语是缺乏历史主义观点的。传统语文学家认为,书面语较之口语具有更强的文学性,而文学 语言显然比口语更优雅,也更“正确”。而语文学家的任务就是要维护文学语言,不使它“败 坏”。现代语言学批评了这种语言“正确性”和“纯粹性”的标准,认为每一种语言变体都有 自己的“正确性”“纯粹性”标准,每一种语言变体都因自己独特的社会表达功能而充满活力 语言学家的任务不是“维护”,而是“描写”。而在口语和书面语之间,“我们可以毫不犹豫 地做出这样的结论:除了正常言语之外,其他一切自主地传达观念的方式,总是从口到耳的典 型语言符号的直接或间接的转移,或至少也要用真正的语言符号做媒介。这是非常重要的事。 听觉印象和与之相关的引起发音的运动印象,是一切言语和一切思想的历史渊源,不管追溯它 的过程是怎样的曲折。”这种“语音中心主义”,近年来已经受到了人文科学研究普遍的质 其实,直到今天,许多口口声声以有声语言为正宗的学者,他们的研究还是通过书面语言 进行的。为什么会这样呢?按照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的说法,书面语言比口语更具有本原 性,因为它们更能反映语言的差别性。在口语的交际中,存在着环境、表情、语气、动作等大 量非语言信息,在语境的依托下,口语往往“人详我略”,有大量的简省,语言本身的信息是 不充分的,语言的差别性很大程度上是依赖语境表现出来的。而书面语的信息几乎全靠语言本 身表达,它充分依赖的不是语境,而是书写形式的差别性。所以德里达说:“符号的音响形象 是瞬息即逝的,而书写的文字作为符号施指是看得见的,是更值得探索的。” (4)语文学研究范围的古典性 索绪尔认为更重要的是,语文学“几乎完全致力于希腊和拉丁的古代文化研究。”而这, 正是文艺复兴时代人文科学的一个历史使命。没有这一步,语言研究的视野中甚至没有任何世 俗语言的影子,更遑论其“非逻辑的”结构! 2.心平气和看语文学和语言学 今天,我们可以心平气和地来看待语文学和语言学的联系与区别:语言学最为抽象的核心 地带是对语言形式的分析和描写,这里所谓的“核心”只是就技术层面而言,决不代表语言的 本质。在语言形式研究的抽象过程中,被舍弃的往往是语言的本质性的东西,例如意义,例如
12 （3）语文学研究对象的书面性 语文学考证方法本身就决定了语文学的研究对象是书面语言，索绪尔认为这是它的一个 “不足之处”，因为它“忽略了活的语言”。重视活的口语是应该的，但要求语文学研究活的 口语是缺乏历史主义观点的。传统语文学家认为，书面语较之口语具有更强的文学性，而文学 语言显然比口语更优雅，也更“正确”。而语文学家的任务就是要维护文学语言，不使它“败 坏”。现代语言学批评了这种语言“正确性”和“纯粹性”的标准，认为每一种语言变体都有 自己的“正确性”“纯粹性”标准，每一种语言变体都因自己独特的社会表达功能而充满活力。 语言学家的任务不是“维护”，而是“描写”。而在口语和书面语之间，“我们可以毫不犹豫 地做出这样的结论：除了正常言语之外，其他一切自主地传达观念的方式，总是从口到耳的典 型语言符号的直接或间接的转移，或至少也要用真正的语言符号做媒介。这是非常重要的事。 听觉印象和与之相关的引起发音的运动印象，是一切言语和一切思想的历史渊源，不管追溯它 的过程是怎样的曲折。”[8]这种“语音中心主义”，近年来已经受到了人文科学研究普遍的质 疑。 其实，直到今天，许多口口声声以有声语言为正宗的学者，他们的研究还是通过书面语言 进行的。为什么会这样呢？按照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的说法，书面语言比口语更具有本原 性，因为它们更能反映语言的差别性。在口语的交际中，存在着环境、表情、语气、动作等大 量非语言信息，在语境的依托下，口语往往“人详我略”，有大量的简省，语言本身的信息是 不充分的，语言的差别性很大程度上是依赖语境表现出来的。而书面语的信息几乎全靠语言本 身表达，它充分依赖的不是语境，而是书写形式的差别性。所以德里达说：“符号的音响形象 是瞬息即逝的，而书写的文字作为符号施指是看得见的，是更值得探索的。”[9] （4）语文学研究范围的古典性 索绪尔认为更重要的是，语文学“几乎完全致力于希腊和拉丁的古代文化研究。”[10]而这， 正是文艺复兴时代人文科学的一个历史使命。没有这一步，语言研究的视野中甚至没有任何世 俗语言的影子，更遑论其“非逻辑的”结构！ 2. 心平气和看语文学和语言学 今天，我们可以心平气和地来看待语文学和语言学的联系与区别：语言学最为抽象的核心 地带是对语言形式的分析和描写，这里所谓的“核心”只是就技术层面而言，决不代表语言的 本质。在语言形式研究的抽象过程中，被舍弃的往往是语言的本质性的东西，例如意义，例如
功能,例如音韵。如果我们跨出“核心”地带,关注语言的内容和意义,我们就走向了语文学 的广阔世界。从语言作为人的认知符号的根本意义上说,语言学本质上是一门人文科学。甚至 专注于语言的纯粹抽象关系的丹麦语言学家叶尔姆斯列夫也认为:“语言学理论由于自身的需 要,不仅要认识语言系统,……还要通过语言认识语言背后的人和人类社会,以及全部人类知 识领域。语言学在这一点上已经达到了它预定的目标:既具人文性又具普遍性。”山作为人文 科学的语言学,“语文学”是其题中应有之义。只有被“科学”异化的语言学,才自觉地拉开 与语文学的距离,并且盛气凌人。 当然,把语言从其社会、人文内涵和历史背景剥离开来,将它彻底地客体化,对于超越经 过文艺复兴之后几个世纪浪漫主义思潮浸润的欧洲语言研究,具有积极的意义。新的探索平 台,为人类对语言结构认识的飞跃,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米歇尔·福柯( Michel foucault) 指出:“从19世纪,语言自身开始重叠,以取得它自己特有的密度,以展示自己的历史性、 客观性和规律性。语言与生物、财富、价值、事件和人类历史一样,成为认识的对象之一。认 识语言不再意味着离知识本身越来越近。认识语言只不过是把普通的认识方法应用于一个客观 存在的领域。”□摆脱以往对语言的历史连续性的空泛的认识,摆脱与语词形影不离的哲学词 源解释,语言硏究将作为硏究对象的语言彻底地客体化后,迅速跨开了探索语言形式规律的阔 大步伐。 山雅各不格里木《论语言的起源》,《语言学译丛》1960,2 凹葆朴《梵语、禅德语、阿尔明尼亚语、希腊语、拉丁语、立陶宛语、古斯拉夫语、峨特语和德语的比较语 法》,《语言学译丛》1960,2 凵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江苏教育出版社,201,第1页 山参见裴特生《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科学出版社,1958,第79页 L·H·罗宾斯《普通语言学概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第18页 山L·H·罗宾斯《普通语言学概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第21页 四转引自刘耀武《索绪尔研究二题》,《理论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论丛》第一辑。 四萨丕尔《语言论》,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13页。 凹许国璋《许国璋论语言》,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1,第134页 山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第1-2页 LL Hjelmslev, Prolegomena to a theory of language, translated by F. J. Whitfield, Baltimore, 1953(originally published in Danish,1943)转引自L·H·罗宾斯《普通语言学概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第20页 米歇尔·福柯《事物的秩序》,转引自J·卡勒《索绪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第81页
13 功能，例如音韵。如果我们跨出“核心”地带，关注语言的内容和意义，我们就走向了语文学 的广阔世界。从语言作为人的认知符号的根本意义上说，语言学本质上是一门人文科学。甚至 专注于语言的纯粹抽象关系的丹麦语言学家叶尔姆斯列夫也认为：“语言学理论由于自身的需 要，不仅要认识语言系统，……还要通过语言认识语言背后的人和人类社会，以及全部人类知 识领域。语言学在这一点上已经达到了它预定的目标：既具人文性又具普遍性。”[11]作为人文 科学的语言学，“语文学”是其题中应有之义。只有被“科学”异化的语言学，才自觉地拉开 与语文学的距离，并且盛气凌人。 当然，把语言从其社会、人文内涵和历史背景剥离开来，将它彻底地客体化，对于超越经 过文艺复兴之后几个世纪浪漫主义思潮浸润的欧洲语言研究，具有积极的意义。新的探索平 台，为人类对语言结构认识的飞跃，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指出：“从 19 世纪，语言自身开始重叠，以取得它自己特有的密度，以展示自己的历史性、 客观性和规律性。语言与生物、财富、价值、事件和人类历史一样，成为认识的对象之一。认 识语言不再意味着离知识本身越来越近。认识语言只不过是把普通的认识方法应用于一个客观 存在的领域。”[12]摆脱以往对语言的历史连续性的空泛的认识，摆脱与语词形影不离的哲学词 源解释，语言研究将作为研究对象的语言彻底地客体化后，迅速跨开了探索语言形式规律的阔 大步伐。 [1] 雅各不•格里木《论语言的起源》，《语言学译丛》1960，2 [2] 葆朴《梵语、禅德语、阿尔明尼亚语、希腊语、拉丁语、立陶宛语、古斯拉夫语、峨特语和德语的比较语 法》，《语言学译丛》1960，2 [3]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第 1页 [4] 参见裴特生《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科学出版社，1958，第 79 页。 [5] L·H·罗宾斯《普通语言学概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第 18 页。 [6] L·H·罗宾斯《普通语言学概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第 21 页。 [7] 转引自刘耀武《索绪尔研究二题》，《理论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论丛》第一辑。 [8] 萨丕尔《语言论》，商务印书馆，1964 年，第 13页。 [9] 许国璋《许国璋论语言》，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1，第 134 页。 [10]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第 1-2 页 [11] L.Hjelmslev, Prolegomena to a theory of language, translated by F. J.Whitfield, Baltimore, 1953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Danish, 1943) 转引自 L·H·罗宾斯《普通语言学概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第 20 页。 [12] 米歇尔·福柯《事物的秩序》，转引自 J·卡勒《索绪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第 81页
14
14
第五讲语言学史一瞥:比较语法的诞生 (一)世界语言材料的搜集 (二)索绪尔眼里梵语发现的意义 (三)“比较语法”概念的提出:索绪尔的二重评价 (四)索绪尔思想的先声:拉斯克的追求 第五讲内容摘要 如果说19世纪以前对语言历史的研究尚为“零珠散玉”,难以串联,难有承续,那么19 世纪开始以梵语的发现为契机,一代又一代学者聚焦于印欧语的历史比较,拉开了一个世纪的 “历史比较语言学”大幕。 第一次使用“比较语法”这个词的,是德国浪漫派诗人弗利德里希·施莱格尔( Friedrich von Schlegel1772-1829)写于1808年的著名的《论印度人的语言智慧》一书。在这本书中他 把比较各种语言的“内部结构”即形态看作建立语言亲属关系的关键。他用一个比喻指出比较 语法的重要意义:“比较语法将给我们关于语言谱系的崭新知识,正如比较解剖学曾给自然历 史的光明一样。”一他还指出了语音对应对于比较语法的重要性。德国语言学家马克思·缪勒 ( Friedrich max muller)在他的《语言科学讲话》一书中形容施莱格尔的观点好像魔术师的 手杖,指出了一个可以开出矿物的地方,不多久就有一些当时最优秀的学者开辟矿道,掘出了 矿苗。 第一个以语言亲属关系为依据提出建立“比较语法学”这一学科的,是德国语言学家弗郎 兹·葆朴( Franz Bopp1791-1867)。他在1816年发表《论梵语的动词变位系统》凹,对几种亲 属语言的动词变位作了系统的比较研究。这一研究在葆朴看来不是平面、静态的比较,而是循 演化的脉络作纵向、动态的比较,也就是说,“比较”是一个指向历时发展深度的方法,因而, 在其运用中也需循着历史的方向有序地进行。“首先需要了解古印度语的动词变位系统,然后 将它与希腊语、拉丁语、日尔曼语和波斯语的动词变位系统加以比较研究,找出它们的同一性, 并且认清单一的语言机体逐渐的阶梯式破坏过程以及以机械的联结代替单一的语言机体的趋向 因而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这是一种新的机体,其实这里却是有旧的但已不易认出的因素 ”。皿葆朴这种以比较溯源的方法为“印欧语系”理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1833至1852年,葆朴撰写了第一部系统的印欧语比较语法书,名为《梵语、禅德语、阿 尔明尼亚语、希腊语、拉丁语、立陶宛语、古斯拉夫语、哥特语和德语的比较语法》 索绪尔认为,在葆朴之前,人们并没有以“一般的方式”来理解梵语和欧、亚某些语言存 在亲属关系这一真理的意义和重要性。而葆朴“意识到亲属语言之间的关系可以成为一门独立 学科的内容。用一种语言来阐明另一种语言,以一种语言的形式来解释另一种语言的形式,这
15 第五讲 语言学史一瞥：比较语法的诞生 （一）世界语言材料的搜集 （二）索绪尔眼里梵语发现的意义 （三）“比较语法”概念的提出：索绪尔的二重评价 （四）索绪尔思想的先声：拉斯克的追求 第五讲内容摘要 如果说 19 世纪以前对语言历史的研究尚为“零珠散玉”，难以串联，难有承续，那么 19 世纪开始以梵语的发现为契机，一代又一代学者聚焦于印欧语的历史比较，拉开了一个世纪的 “历史比较语言学”大幕。 第一次使用“比较语法”这个词的，是德国浪漫派诗人弗利德里希·施莱格尔(Friedrich von Schlegel 1772-1829)写于 1808 年的著名的《论印度人的语言智慧》一书。在这本书中他 把比较各种语言的“内部结构”即形态看作建立语言亲属关系的关键。他用一个比喻指出比较 语法的重要意义：“比较语法将给我们关于语言谱系的崭新知识，正如比较解剖学曾给自然历 史的光明一样。”[1]他还指出了语音对应对于比较语法的重要性。德国语言学家马克思·缪勒 （Friedrich Max Müller）在他的《语言科学讲话》一书中形容施莱格尔的观点好像魔术师的 手杖，指出了一个可以开出矿物的地方，不多久就有一些当时最优秀的学者开辟矿道，掘出了 矿苗。[2] 第一个以语言亲属关系为依据提出建立“比较语法学”这一学科的，是德国语言学家弗郎 兹·葆朴(Franz Bopp 1791-1867)。他在 1816 年发表《论梵语的动词变位系统》[3]，对几种亲 属语言的动词变位作了系统的比较研究。这一研究在葆朴看来不是平面、静态的比较，而是循 演化的脉络作纵向、动态的比较，也就是说，“比较”是一个指向历时发展深度的方法，因而， 在其运用中也需循着历史的方向有序地进行。“首先需要了解古印度语的动词变位系统，然后 将它与希腊语、拉丁语、日尔曼语和波斯语的动词变位系统加以比较研究，找出它们的同一性， 并且认清单一的语言机体逐渐的阶梯式破坏过程以及以机械的联结代替单一的语言机体的趋向， 因而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这是一种新的机体，其实这里却是有旧的但已不易认出的因素 的”。[4]葆朴这种以比较溯源的方法为“印欧语系”理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1833 至 1852 年，葆朴撰写了第一部系统的印欧语比较语法书，名为《梵语、禅德语、阿 尔明尼亚语、希腊语、拉丁语、立陶宛语、古斯拉夫语、哥特语和德语的比较语法》。 索绪尔认为，在葆朴之前，人们并没有以“一般的方式”来理解梵语和欧、亚某些语言存 在亲属关系这一真理的意义和重要性。而葆朴“意识到亲属语言之间的关系可以成为一门独立 学科的内容。用一种语言来阐明另一种语言，以一种语言的形式来解释另一种语言的形式，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