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讲稿 第一课《庄子》中的庄子 庄子生活的年代,大约是战国后期,准确的年月无法认定。学者们按照《史记》中记述的 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又辞楚威王之聘的线索,以及《庄子》书中涉及的人与事的时间, 作出了种种推考,皆不能一致:不过,大抵是在公元前四世纪中叶至公元前三世纪前 而《庄子》里面的庄子事迹,是否一定就是实录呢?应该说,其中有庄子本人生活的影子,但 似乎又不是完全真实的纪事。玩味这些有趣的故事,庄子将自己投入这些故事之中,很有寓言 的味道。据《史记》的记载,庄子担任过漆园吏,不过,在《庄子》中倒记着他倚凭织屐为生 织屦显然不算好生计,所以“处穷闾厄巷”而“槁项黄馘”。因为贫穷、困窘,不仅形象和住 处很糟,服饰自然也不会好。虽然庄子过着困窘不堪的生活,然而他未尝丧失自己的生活尊严 而且对有损有辱自己的言行丝毫不假辞色。曹商为宋出使秦国荣归后的得意,受到庄子无情而 苛狠的讽刺,他的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一当时往来各国的士人最高的理想不过就是“说人主” 而“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一其品质被贬抑不能再低下了。而对魏王所形容的“惫” 庄子坚持说自己这般形象只是因为“贫”即贫穷,他将“惫”界定为“士有道德不能行”,说 处在“昏上乱相之间而欲无惫”,那是不可能的事 庄子对于他所不屑的人物,绝不宽贷,那是一贯的:即使是他的朋友,比如惠施: 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惠 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庄子往见之,曰:“南方有鸟,其名为鵷鹕,子知之 乎?夫鵷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 鸱得腐鼠,鵷鹕过之,仰而视之曰:‘吓!’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吓我邪?” 类似的故事还有见于《淮南子齐俗训》的一个:“惠子从车百乘,以过孟诸,庄子见之,弃 其余鱼。”惠施其实不仅善于口辩而已,他在魏国任事还是很有作为的,从世俗的角度不妨说 颇为成功,内政方面如《吕氏春秋淫辞训》记:“惠子为魏惠王为法,为法已成,以示诸民 人,民人皆善之。”至于外交,则《战国策楚策》载:“五国伐秦,魏欲和,使惠施使楚。 然而,即使是朋友,即使他获得了相当的成就,庄子仍然坚持自己的态度,将魏国比拟为“腐 鼠”,而将惠子比拟作守护“腐鼠”的“鸱”,也实在是贬抑至无以复加的地步了
1 教学讲稿： 第一课 《庄子》中的庄子 庄子生活的年代，大约是战国后期，准确的年月无法认定。学者们按照《史记》中记述的 “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又辞楚威王之聘的线索，以及《庄子》书中涉及的人与事的时间， 作出了种种推考，皆不能一致；不过，大抵是在公元前四世纪中叶至公元前三世纪前叶。 而《庄子》里面的庄子事迹，是否一定就是实录呢？应该说，其中有庄子本人生活的影子，但 似乎又不是完全真实的纪事。玩味这些有趣的故事，庄子将自己投入这些故事之中，很有寓言 的味道。据《史记》的记载，庄子担任过漆园吏，不过，在《庄子》中倒记着他倚凭织屦为生， 织屦显然不算好生计，所以“处穷闾厄巷”而“槁项黄馘”。因为贫穷、困窘，不仅形象和住 处很糟，服饰自然也不会好。虽然庄子过着困窘不堪的生活，然而他未尝丧失自己的生活尊严， 而且对有损有辱自己的言行丝毫不假辞色。曹商为宋出使秦国荣归后的得意，受到庄子无情而 苛狠的讽刺，他的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当时往来各国的士人最高的理想不过就是“说人主” 而“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其品质被贬抑不能再低下了。而对魏王所形容的“惫”， 庄子坚持说自己这般形象只是因为“贫”即贫穷，他将“惫”界定为“士有道德不能行”，说 处在“昏上乱相之间而欲无惫”，那是不可能的事。 庄子对于他所不屑的人物，绝不宽贷，那是一贯的；即使是他的朋友，比如惠施： 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惠 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庄子往见之，曰：“南方有鸟，其名为鵷鶵，子知之 乎？夫鵷鶵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 鸱得腐鼠，鵷鶵过之，仰而视之曰：‘吓！’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吓我邪？” 类似的故事还有见于《淮南子`齐俗训》的一个：“惠子从车百乘，以过孟诸，庄子见之，弃 其余鱼。”惠施其实不仅善于口辩而已，他在魏国任事还是很有作为的，从世俗的角度不妨说 颇为成功，内政方面如《吕氏春秋`淫辞训》记：“惠子为魏惠王为法，为法已成，以示诸民 人，民人皆善之。”至于外交，则《战国策`楚策》载：“五国伐秦，魏欲和，使惠施使楚。” 然而，即使是朋友，即使他获得了相当的成就，庄子仍然坚持自己的态度，将魏国比拟为“腐 鼠”，而将惠子比拟作守护“腐鼠”的“鸱”，也实在是贬抑至无以复加的地步了
庄子对于魏王、曹商乃至惠子所悠游其中的世俗世界,持强烈的抵拒姿态,甚至可以 说是傲慢过度,或曰其傲在骨。但这不是吃不到葡萄的狐狸的故作姿态的反激表现。庄子本人 也曾有机会进入世俗的名利场,但他断然拒绝了 或聘于庄子,庄子应其使曰:“子见夫牺牛乎?衣以文绣,食以刍叔。 及其牵而入于大庙,虽欲为孤犊,其可得乎!”(《列御寇》) 这事在《庄子》中还保存了略有不同的记述,见于《秋水》: 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 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 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 涂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 结合这两段记叙,庄子拒绝的理由很明白: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进入世俗的官场、名利世 界,从根本上违逆了他的生活信念:他不要那些种种的外在荣饰及身后的显贵,他所希望的只 是自由自在的生。在“方今之时,仅免刑焉”(《人间世》)的时代里面,“殊死者相枕也,桁 杨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在宥》),要求得安然的生都是那么不容易的事,为什么还要 投入充满危险的境地呢?说庄子逃遁规避也好,说他髙蹈超越也好,关键在于他坚持了自己的 生活信念:一切违反这一信念的行为,即使是举世醉心向慕的,也将不顾而放弃。生命中的追 求或许可以出自冲动,而放弃一定是理智省思的结果 庄子辞相要算是他全部生活中最有名的一件事了,《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记述庄子 的传记中,实在的事迹其实只有这一件,而看得出来,司马迁的记述是错综《庄子》中的两处 记载而成的: 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者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 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 以入大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 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这里,明确点出聘请庄子的楚国国王是楚威王,从年代上看,大抵相合。不过,即使对这一有 多种文献记载的庄子事迹,也有人提出质疑:
2 庄子对于魏王、曹商乃至惠子所悠游其中的世俗世界，持强烈的抵拒姿态，甚至可以 说是傲慢过度，或曰其傲在骨。但这不是吃不到葡萄的狐狸的故作姿态的反激表现。庄子本人 也曾有机会进入世俗的名利场，但他断然拒绝了： 或聘于庄子，庄子应其使曰：“子见夫牺牛乎？衣以文绣，食以刍叔。 及其牵而入于大庙，虽欲为孤犊，其可得乎！”(《列御寇》) 这事在《庄子》中还保存了略有不同的记述，见于《秋水》： 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 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 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 涂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 结合这两段记叙，庄子拒绝的理由很明白：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进入世俗的官场、名利世 界，从根本上违逆了他的生活信念；他不要那些种种的外在荣饰及身后的显贵，他所希望的只 是自由自在的生。在“方今之时，仅免刑焉”(《人间世》)的时代里面，“殊死者相枕也，桁 杨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在宥》)，要求得安然的生都是那么不容易的事，为什么还要 投入充满危险的境地呢？说庄子逃遁规避也好，说他高蹈超越也好，关键在于他坚持了自己的 生活信念；一切违反这一信念的行为，即使是举世醉心向慕的，也将不顾而放弃。生命中的追 求或许可以出自冲动，而放弃一定是理智省思的结果。 庄子辞相要算是他全部生活中最有名的一件事了，《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记述庄子 的传记中，实在的事迹其实只有这一件，而看得出来，司马迁的记述是错综《庄子》中的两处 记载而成的： 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者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 “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 以入大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 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这里，明确点出聘请庄子的楚国国王是楚威王，从年代上看，大抵相合。不过，即使对这一有 多种文献记载的庄子事迹，也有人提出质疑：
楚聘庄周为相,史无其事。凡方外横议之士,多自夸时君聘我为相而逃 之。其为寓言未可知。又时君尚攻战权术,未必有礼聘之事。虽孟子于梁、齐, 亦闻其好士而往说之,非聘也。纵其聘之,何至预名相而聘之? 如果作为严格的史实加以真实性的考究,庄子辞相的事或许确实有许多可以推敲、质疑的地方。 不过,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作为寓言,它在事实上的真实性或许不必苛求,重要的是它真 切地体现了庄子的精神取向,他是一个在污浊的世间坚持自己生活信念的人,他是能够超越当 下的世俗攀求而守护自己本来生命的人。对此,“辞相”不是一个极好的呈现吗?在对这一意 义的呈现中,“辞相”还不够真实吗? 最后,应该提出,庄子并非一个仅仅对现实持严厉态度的人,他有自己的生活世界,其中 最大的乐趣就是与人们展开情智兼具的论辩,而他最好的辩友应该就是他曾严加讥讽的惠施 《逍遥游》、《德充符》、《秋水》篇的最后,都记载了庄子和惠子之间的辩说。虽然似乎庄 子对惠施的观点很不以为然,批判的时候毫不留情,但庄子对惠施确实抱有深切的情谊,这里 面透着真正的、深刻的同情和悲哀
3 楚聘庄周为相，史无其事。凡方外横议之士，多自夸时君聘我为相而逃 之。其为寓言未可知。又时君尚攻战权术，未必有礼聘之事。虽孟子于梁、齐， 亦闻其好士而往说之，非聘也。纵其聘之，何至预名相而聘之？ 如果作为严格的史实加以真实性的考究，庄子辞相的事或许确实有许多可以推敲、质疑的地方。 不过，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作为寓言，它在事实上的真实性或许不必苛求，重要的是它真 切地体现了庄子的精神取向，他是一个在污浊的世间坚持自己生活信念的人，他是能够超越当 下的世俗攀求而守护自己本来生命的人。对此，“辞相”不是一个极好的呈现吗？在对这一意 义的呈现中，“辞相”还不够真实吗？ 最后，应该提出，庄子并非一个仅仅对现实持严厉态度的人，他有自己的生活世界，其中 最大的乐趣就是与人们展开情智兼具的论辩，而他最好的辩友应该就是他曾严加讥讽的惠施： 《逍遥游》、《德充符》、《秋水》篇的最后，都记载了庄子和惠子之间的辩说。虽然似乎庄 子对惠施的观点很不以为然，批判的时候毫不留情，但庄子对惠施确实抱有深切的情谊，这里 面透着真正的、深刻的同情和悲哀
第二课篇目分篇真伪 首先是《庄子》一书的篇数问题 《庄子》书今本三十三篇,这是晋代郭象以来的面貌。在此之前,《庄子》一书最多曾有 五十二篇,《汉书》的《艺文志》就是这么记载的。后来司马彪以及孟氏的注本所依据的,按 照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的说法,就是这个五十二篇的本子。孟氏不知何时人,司马彪则是 晋人,说明从汉代以来五十二篇的《庄子》这一本子,当时依然完整保存。不过,在此同时或 之前,数十种《庄子》注本中已经出现了篇数较少的本子。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记崔[言 巽]和向秀的本子都是二十七篇。虽然《隋书经籍志》称崔氏为“东晋议郎”,但他的时代应 该在向秀之前。此外,晋时还有一位李颐的《庄子集解》是三十或三十五篇的。 历史上最多的五十二篇本《庄子》里面,其实并非完全是所谓《庄子》的篇章,因为据陆 德明《经典释文序录》的记载,其中有“解说三”:就是说有三篇是《庄子》的解说性文字, 而非《庄子》本文。这三篇“解说”,今天还约略可以知道个大概;至少其中有两篇当归属汉 初淮南王刘安名下。《文选》的李善注中,数次引及刘安的《庄子后解》及《庄子略要》,它 们应该就是所谓“解说”的篇章。对此有一个非常有力的佐证。日本高山寺藏《庄子》抄卷残 本的《天下》篇之后有一段文字,其言句有与陆德明在《经典释文序录》中引述的郭象语恰相 符合的,因此这段文字应该是出自郭象之手;而正是在这段文字中谈及当时《庄子》篇章的混 杂情形,其中一例便是“或出淮南”,是以知其时《庄子》书中必包含有出自《淮南子》的篇 什 既然五十二篇中有三篇不属《庄子》本文,而是所谓“解说”,这么说来,历史上《庄子》 最多有四十九篇之夥。除如今传世可知的三十三篇外,还有十六篇已为郭象所删裁。不过,其 中有若干篇名,还可以依稀考见。司马迁《史记》的《老庄申韩列传》述及庄子著作的时候说 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 作《渔父》、《盗跖》、《肤箧》,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 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 这中间除了与今本相同的篇名之外,如《亢桑子》大约就是今杂篇之首的《庚桑楚》,而 《畏累虚》或者要算已佚篇目的篇名了。又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引郭象语曰:“一曲之才 妄生奇说,若《阏奕》、《意修》之首,《危言》、《游凫》、《子胥》之篇,凡诸巧杂,十 分有三。”此语又见诸上文提及的日本高山寺所藏钞卷《庄子》杂篇《天下》之后的文字,如
4 第二课 篇目 分篇 真伪 首先是《庄子》一书的篇数问题。 《庄子》书今本三十三篇，这是晋代郭象以来的面貌。在此之前，《庄子》一书最多曾有 五十二篇，《汉书》的《艺文志》就是这么记载的。后来司马彪以及孟氏的注本所依据的，按 照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的说法，就是这个五十二篇的本子。孟氏不知何时人，司马彪则是 晋人，说明从汉代以来五十二篇的《庄子》这一本子，当时依然完整保存。不过，在此同时或 之前，数十种《庄子》注本中已经出现了篇数较少的本子。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记崔[言 巽]和向秀的本子都是二十七篇。虽然《隋书经籍志》称崔氏为“东晋议郎”，但他的时代应 该在向秀之前。此外，晋时还有一位李颐的《庄子集解》是三十或三十五篇的。 历史上最多的五十二篇本《庄子》里面，其实并非完全是所谓《庄子》的篇章，因为据陆 德明《经典释文序录》的记载，其中有“解说三”；就是说有三篇是《庄子》的解说性文字， 而非《庄子》本文。这三篇“解说”，今天还约略可以知道个大概；至少其中有两篇当归属汉 初淮南王刘安名下。《文选》的李善注中，数次引及刘安的《庄子后解》及《庄子略要》，它 们应该就是所谓“解说”的篇章。对此有一个非常有力的佐证。日本高山寺藏《庄子》抄卷残 本的《天下》篇之后有一段文字，其言句有与陆德明在《经典释文序录》中引述的郭象语恰相 符合的，因此这段文字应该是出自郭象之手；而正是在这段文字中谈及当时《庄子》篇章的混 杂情形，其中一例便是“或出淮南”，是以知其时《庄子》书中必包含有出自《淮南子》的篇 什。 既然五十二篇中有三篇不属《庄子》本文，而是所谓“解说”，这么说来，历史上《庄子》 最多有四十九篇之夥。除如今传世可知的三十三篇外，还有十六篇已为郭象所删裁。不过，其 中有若干篇名，还可以依稀考见。司马迁《史记》的《老庄申韩列传》述及庄子著作的时候说： 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 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 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 这中间除了与今本相同的篇名之外，如《亢桑子》大约就是今杂篇之首的《庚桑楚》，而 《畏累虚》或者要算已佚篇目的篇名了。又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引郭象语曰：“一曲之才 妄生奇说，若《阏奕》、《意修》之首，《危言》、《游凫》、《子胥》之篇，凡诸巧杂，十 分有三。”此语又见诸上文提及的日本高山寺所藏钞卷《庄子》杂篇《天下》之后的文字，如
果将这段文章与《经典释文序录》中陆德明有关《庄子》的文字比较,则后者“几乎把这篇文 章采用了一半,不仅是明明标出‘郭子玄 一段而已”。从这段文字里面,可以见到若干 今本《庄子》所无的篇名:《阏奕》、《意修》、《危言》、《游凫》、《子胥》。另外据 《北齐书》的《杜弼传》称杜弼曾注《庄子》的《惠施》篇,故而还有所谓《惠施》一篇:有 学者进而认为《惠施》即今本《天下》篇最后“惠施多方”以下一节。 这样,综而言之,现今可知的《庄子》佚篇大约有《畏累虚》、《阏奕》、《意修》、《危 言》、《游凫》、《子胥》、《惠施》等:还有约十篇则连篇名也不能知晓了 其次关于《庄子》的内、外、杂篇分篇的问题 书分内、外篇,应该是汉代以后才有的情形。我们知道,先秦时代的文字基本都是以篇章 形式流传的,当时的文章已然有内、外之分,而整本的著作还没有分内、外篇的道理一一当时 家的著作就不是以整本书的形式的传布于世的。现今知道明确将整本著作分内、外篇的人是 淮南王刘安,《汉书》本传说:“淮南招致方术之士数十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 又有中篇八卷”,“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书,上爱秘之”。这里清楚表明,所谓“内书” 就是“内篇”。如果考虑到淮南王曾著《庄子后解》与《庄子要略》,而他们又附益在《庄子》 书后,按照当时编录者在所编录的文集之后附缀己作的通例,淮南王刘安及其门下很可能编纂 过《庄子》一书;也就是说,早期《庄子》的编辑成书及其分内、外篇的体例,大约是出自淮 南王刘安。《庄子》在汉代就已形成了内、外篇的分别,还有一个确凿的证据,是《经典释文》 的《庄子音义》引到崔[言異]注《齐物论》“夫道未始有封”时的话:“《齐物》七章,此连 上章,而班固说在外篇。”也就是说,至少至班固时《庄子》确然已经分内、外篇了。 如果说内篇大致是确定的,那么就外、杂篇的分别而言,各本确实不是确定而一贯的。从 今天郭象本的内、外、杂篇来看,并非晋之前《庄子》原本的格局,而是经过了他的重新编次 照《世说新语》的说法,至少就向秀和郭象两本来说,向秀本属于外篇的有被郭象移入杂篇者 如是,则今本外、杂篇的分别,实出自郭象一己的编定 《庄子》分篇的理据何在?郭象及以前的编纂者或注者都没有清楚的说明。唐代的成玄英 在他《庄子疏》的序里有一个说明 “内”则谈于理本,“外”则语其事迹。事虽彰著,非理不通:理既幽微,非 事莫显。欲先明妙理,故前标内篇。内篇理深,故每于文外别立篇目,“逍遥” 齐物”之类是也。自外篇以去,则取篇首二字为其题目,“骈拇”、“马蹄” 之类是也
5 果将这段文章与《经典释文序录》中陆德明有关《庄子》的文字比较，则后者“几乎把这篇文 章采用了一半，不仅是明明标出‘郭子玄’云云一段而已”。从这段文字里面，可以见到若干 今本《庄子》所无的篇名：《阏奕》、《意修》、《危言》、《游凫》、《子胥》。另外据 《北齐书》的《杜弼传》称杜弼曾注《庄子》的《惠施》篇，故而还有所谓《惠施》一篇；有 学者进而认为《惠施》即今本《天下》篇最后“惠施多方”以下一节。 这样，综而言之，现今可知的《庄子》佚篇大约有《畏累虚》、《阏奕》、《意修》、《危 言》、《游凫》、《子胥》、《惠施》等；还有约十篇则连篇名也不能知晓了。 其次关于《庄子》的内、外、杂篇分篇的问题。 书分内、外篇，应该是汉代以后才有的情形。我们知道，先秦时代的文字基本都是以篇章 形式流传的，当时的文章已然有内、外之分，而整本的著作还没有分内、外篇的道理——当时 一家的著作就不是以整本书的形式的传布于世的。现今知道明确将整本著作分内、外篇的人是 淮南王刘安，《汉书》本传说：“淮南招致方术之士数十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 又有中篇八卷”，“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书，上爱秘之”。这里清楚表明，所谓“内书” 就是“内篇”。如果考虑到淮南王曾著《庄子后解》与《庄子要略》，而他们又附益在《庄子》 书后，按照当时编录者在所编录的文集之后附缀己作的通例，淮南王刘安及其门下很可能编纂 过《庄子》一书；也就是说，早期《庄子》的编辑成书及其分内、外篇的体例，大约是出自淮 南王刘安。《庄子》在汉代就已形成了内、外篇的分别，还有一个确凿的证据，是《经典释文》 的《庄子音义》引到崔[言巽]注《齐物论》“夫道未始有封”时的话：“《齐物》七章，此连 上章，而班固说在外篇。”也就是说，至少至班固时《庄子》确然已经分内、外篇了。 如果说内篇大致是确定的，那么就外、杂篇的分别而言，各本确实不是确定而一贯的。从 今天郭象本的内、外、杂篇来看，并非晋之前《庄子》原本的格局，而是经过了他的重新编次。 照《世说新语》的说法，至少就向秀和郭象两本来说，向秀本属于外篇的有被郭象移入杂篇者。 如是，则今本外、杂篇的分别，实出自郭象一己的编定。 《庄子》分篇的理据何在？郭象及以前的编纂者或注者都没有清楚的说明。唐代的成玄英 在他《庄子疏》的序里有一个说明： “内”则谈于理本，“外”则语其事迹。事虽彰著，非理不通；理既幽微，非 事莫显。欲先明妙理，故前标内篇。内篇理深，故每于文外别立篇目，“逍遥”、 “齐物”之类是也。自外篇以去，则取篇首二字为其题目，“骈拇”、“马蹄” 之类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