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晋代郭璞注《尔雅》、《方言》，专解字义不谈形音；宋代吴棫《韵补》，明代陈第撰著 《毛诗古音考》和《屈宋古音义》，又专攻音韵，不问形义；宋初徐铉、徐错研究《说文》，目 的是以形释义，不言古音。严格地讲，上述三者只是对文字的某一方面的研究，都不能称之 为文字学。真正把形、音、义三方面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是从清代开始的。段玉裁曾指出： “小学有形有音有义，三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二。有古形有今形，有古音有今音，有古义有 今义，六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五。”又云：造字“有义而后有音，有音而后有形。学者考字， 因形而得其音，因音而得其义。”①清代学者把文字的形、音、义三个方面联系起来，研究它 们的共同发展和相互作用，故所获成绩，远居前人之上。清代学者的治学态度，一般多能作 到谨严而守真，并富于创造。仅就古文字学而论，他们除在字形和训诂两个方面有新的贡献 之外，更重要的是对上古音韵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科学系统。 自明代陈第《毛诗古音考》、《屈宋占音义》二书问世之后，清初顾炎武在陈第的基础上 撰著了《音学五书》，即《音论》、《诗本音》、《易音》、《唐韵正》和《古音表》。《古音表》变 更了《唐韵》的次第，并分古音为十部，从而为上古音韵系统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继顾氏之 后，江永撰著《古韵标准》一书，分定古韵为十三部。戴震著有《声韵考》和《声类表》两 书、《声类表》初分古韵为七类二十部，后来改定为九类二十五部。段玉裁著有《六书音韵 表》，附于《说文解字注》书后，分古韵为六类十七部。孔广森著有《诗声类》，分古韵为阳 声九部，阴声九部，共十八部。王念孙主张分古韵为二十一部。②各家分部虽疏密不同，但各 有所据。由于当时在上古音韵的研究方面获得很大成绩，因而把古文字学的研究也大大地推 向前进：利用文字学的成果，同时开展经学和史学的研究，以及对于古籍的勘校与整理，因 此使清代古文字学的成绩，超过以往任何时期，而且为后世的研究工作创造了方便的条件。 二对《说文解字》研究的重要成就 继宋代二徐之后，研究许慎《说文解字》的专著很多，清代研究成绩最佳者，当推段玉 裁的《说文解字注》，桂馥的《说文义证》，王筠的《说文释例》和《说文句读》，朱骏声的 《说文通训定声》。段桂王朱四家虽同攻《说文》，但成绩各有所得。段氏《说文注》在校订文 字，阐释许慎解字方面，多有发明。桂氏《义证》重在博辑群籍佐证字义，其中多有创见。王 氏《释例》赖六书分析字体结构，并以字体实例阐释六书。《句读》重在解说文字形义，纠正 许书误释。朱氏《定声》主要是通过形音训释字义，博举群书阐释通假正别。在此四家之中， 尤以段、朱两家著作更为重要，不仅为专攻文字学者必读，而且是阅读先秦两汉古籍必不可 少的参考书。 《说义解字》是我国最早的字书，通过历代学者的研究，使它自身的价值和学术地位愈来 愈重要。清代学者段正裁、桂馥、王筠、朱骏声四家的研究，可以说是对过去关于《说文解 字》研究的总结。《说文解字》所收的文字主要是秦篆.早于秦篆的古文和籀文为数很少。秦 篆是经过秦朝李斯等人整理的字体，距早期汉字已有很大的距离，因而许慎解释字体，并非 全有根据，其中误解之处很多。例如：龍字、谓“从肉、肉飞之形、童省声。”段注：“ ①段玉裁：《广雅疏证序》， ②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三十一载王念孙给李方伯的信. 20
肉二字依《韵会》补，无此则文理不完。《六书故》所见唐本作‘从肉、从飞、及、童省’。按 从飞谓E,飞省也，从及谓气反，古文及也，此篆从飞，故下文受之以飞部，”其实，无论许 说或段注皆不确，龍字在商代甲骨文和西周金文中，皆为象形字，秦篆将其一分作二，许氏 误识为形声字，遂而引出从肉、从飞，又谓从童省声等毫无相干的牵强之词。《说文》类似的 例子不少，因而研究字形体结构，单据许慎解说·还很不够，应当利用地下出土的文字资料， 具体研究每个汉字的发展变化，用新的成果补充《说文》之不足处，以纠正许氏的误释，唯 此才是研究《说文解字》的新途径。过去吴大徵根据铜器铭文和陶玺文字资料，补充《说 文》作《说文古籀补》，丁佛言仿照吴书又作《说文古籀补补》，后来强运开又作《说文古籀 三补》。这种工作虽给学者提供了一些方便，并非研究《说文解字》的好方法，深入研究有待 进一步工作。 三清代金石学的发展 清代乾嘉时期，关于金石学的研究形成一个新的高潮。各地出土的商周铜器，数量超过 宋代，对铭文的训释，更加谨严详实。当时有许多学者将这些铭文视为重要的史料。他们研 究的目的也更明确，即以古代彝铭“证经辨史”。例如孙星衍在《答袁简斋前辈书》中曾说： “经文生于文字，文字本于六书，六书当求之篆籀古文，始知《仓颉》、《尔雅》之本质，于是 博稽钟鼎款识及汉人小学之书，而九经三史之疑，可得而解。①清代学者不仅已经充分认识 到古代金石文字的史料价值，并且已经尽一切可能进行搜集、著录和研究。在古文字学得到 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关于金石学的研究远居前人之上。 清自乾隆开始将内府收藏的古代铜器陆续印成《西清古鉴》、《宁寿鉴古》、《西清续鉴甲 编》、《西清续鉴乙编》等四部巨著，随后私家藏器也皆刊印成书。这一时期所辑铜器铭文的 书籍，主要有两类：一是仿照宋代《考古图》的体例，以记录铜器图形为主，并附以铭文和 考释。上述官府所撰“四鉴”，皆属此类。属于这一类型的私人著作，有嘉庆六年钱坫撰《十 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四卷，道光十九年曹载奎撰《怀米山房吉金图》一卷，同治十一年吴 云撰《两罍轩彝器图释》十二卷，同年潘祖荫撰《攀古楼彝器款识》二卷，光绪十一年吴大 徵撰《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一卷，光绪三十四年端方撰《陶斋吉金录》八卷，宣统元年又 撰《陶斋吉金续录》二卷等，皆图文并举，即后来图录性的著作。二是摹仿宋薛尚功《法 帖》的体例，只录铭文，不绘器形、专以考释彝铭为主。如嘉庆九年阮元撰《积古斋钟鼎彝 器款识》，道光十八年刘喜海撰《清爱堂家藏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一卷，二十年吴荣光撰《筠 清馆金文》五卷，光绪二十年徐同柏撰《从古堂款识学》十六卷，二十一年吴式芬撰《攘古 录金文》三卷，二十二年吴大徵撰《意斋集古录》二十六册，二十五年方濬益撰《缀遗斋彝器 款识考释》三十卷，二十八年刘心源撰《奇觚室吉金文述》二十卷，三十四年朱善旂撰《敬 吾心室彝器款识》两册等。由于作者学识水平不尽相同，各自见解也难一致。当时卓有成绩， 贡献较大者，当推清末孙诒让，他曾校订薛尚功的《钟鼎彝器款识》、阮元的《积古斋钟鼎彝 器款识》和吴荣光《筠清馆金文》三书，而撰《古籀拾遗》。最初孙氏研究以上三书，凡有心 得即批于眉端，后来将三书眉批辑成三卷，上卷订正薛书十四条，中卷订正阮书三十条，下 ①孙最衍：《问字堂集》卷四。 21
卷订正吴书二十二条。吴式芬的《攈古录金文》选器谨严，基刻精善，在当时堪称精华之作， 孙诒让为校订此书撰有《古籀余论》，订正其中错误若干条。孙氏提倡用分析偏旁法考释古文 字，曾依据甲骨文和铜器铭文等资料撰有《名原》一书，他不仅在考释古文字的方法上有所 创新，同时还提出一定的理论根据。再如方睿益的《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无论是辨识文字， 训释词义，频有创造发明。刘心源在《奇觚室吉金文述》中利用文词对勘辨识难识之字，也 是一种认识古字的好方法。在这个时期，不仅是在铜器铭文研究方面得到很大的发展，同时 还在其它古代铭刻，诸如玺印、货币、石刻、陶文等方面均有专门研究著作问世，并且获得 前所未有的成绩。 清初汪立名编撰《钟鼎字源》五卷，此书撰成于康熙五十五年(1？16)，当时关于商周铜 器的铭文的研究，经过元、明两代大抵有四百年的沉寂阶段，刚开始复苏，在这样条件下，不 可能产生超时代的作品。此书是在元杨掏的《增广钟鼎篆韵》基础上加以增改而成。《增广钟 鼎篆韵》共七卷，乃是对薛尚功《广篆韵》的增补，薛书早佚，杨书增添的内容又非常复杂。 汪立名的《钟鼎字源》虽脱胎于《增广钟鼎篆韵》，但经过了较大的删改。诸如：在《增广钟 鼎篆韵》中除鼎彝铭文之外，并兼收一些经典遗文字书与碑铭等，汪氏《钟鼎字源》凡同钟 鼎无关的资料全都删去；再如杨书重文很多，形体相同的字一并胪列，汪氏只取异构，不收 同体。两书在编排方面也有不同，杨书用《唐韵》分二百零五部，汪氏用《平水韵》分一百 零六部。总的看来，汪立名对金文的辨识能力，并不比前三百余年的杨绚强多少。可见，当 时对金文研究是停滞不前的。 四商代甲骨文的发现与罗、王的学术活动 清朝末年，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项重大发现，即商代甲骨文的出土。商代的甲骨文出土在 今河南省安阳市郊的小屯村，这里原是商代后期的国都。据《史记·殷本纪正义》引《竹书 纪年》云：“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迁都。”共在这里经历了八代十二位商 王。由于居住的时间较长，当时占卜用过的龟甲牛骨几乎遍布小屯村及其附近，数千年来始 终未被人们所察觉。但在这一地区自宋代以来不断有商代铜器出土，甲骨文出土也很有可能， 由于当时无人认识，故没有引起注意。在中医处方里，有名叫“龙骨”的药材，很久以前药 商即在小屯采购商代甲骨充当，现已无法估计有多少甲骨卜辞被当作药材用掉。清光绪二十 五年(1899)王懿荣偶然从药中认出所谓“龙骨”，上面刻有古字，实乃古代文物。从此开始 搜集，前后所得约一千五百余片。由于学者争相购求，药店“龙骨”顿时抢购一空。有心之 人追本溯源，寻觅产地，终于找到出土“龙骨”的小屯村。在高价争购的利诱下，乡民争先 刨掘甲骨，不言而喻，在此阶段，地下埋裁必然遭到严重的破坏。 王懿荣死后，其后人将所藏甲骨转售给刘鹗，刘氏将所购连同自己所藏合在一起，从中 选拓一千零五十八片，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印成《铁云藏龟》一书，这是著录甲骨文的 第一部著作。随后孙诒让根据《铁云藏龟》写成第一部考释甲骨文的专著《契文举例》。但是， 孙氏的《契文举例》尚未付梓，罗振玉已于清宣统二年(1910)刊出他的《殷商贞卜文字 考》一书。商代甲骨文刚被发现不久，罗振玉和王国维就非常重视，钻研此学致力极勤，作 出很大贡献，至今在国内外的学术界仍有很大影响。 22
罗振玉和王国维都生活在清朝末年和民国期间，跨了两个时代。他们同在清朝学部供职， 罗任参事，王为总务司行走，官虽不大，而效清之心却顽。辛亥革命初期，他们同亡日本，归 国后，仍为被推翻的末代清帝溥仪的官属。最后，终于都做了封建王朝的牺牲品。当然，他 们的政治立场极不足取，但在学术领域内，确实做出了不少成绩。仅就古文字学方面来讲，罗 氏搜集、整理、收藏和刊印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并保护和抢救了大批珍贵的文化遗产。甲骨 文初被发现，只有财势两重的中外人士才能鉴赏，一般人很难看到。罗王旅居日本，即着手 编印甲骨工作，自1912至1916四年间，先后出版《殷虚书契》（前编八卷）、《殷虚书契菁 华》、《铁云藏龟之余》和《殷虚书契后编》。共集录甲骨三干四百余片，其中《菁华》所收大 版，文长百有余字，迄今仍为极罕见的资料。归国之后又于1933年印成《殷虚书契续编》六 卷。这就为当时学者学习和研究甲骨文提供了很大方便。罗氏在考释甲骨文方面也很有成绩， 1914年他在日本将其研究成果写成《殷虚书契考释》，由王国维手写石印。全书分八章：都邑、 帝王、人名、地名、文字、卜辞、礼制、卜法，经他考定的文字约五百余个，当时甲骨文发 现不久，所考未必全部可信，但能有此成绩实所难得。他曾于序中云：“发愤键户者四十余日， 遂成考释六万余言。” 罗氏对商周时代青铜器的搜集、著录和研究也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1917年将其自藏的 铜器影印为《梦郎草堂吉金图》三卷和《殷文存》二卷。1935年又将其陆续收集的器物印成 《贞松堂吉金图》三卷，并选出前人未曾著录的铭文拓片二干四百二十七篇，令其子福颐基印 成《贞松堂集古遗文》正、续、补三编。最后又将其所搜集的古代铜器铭文拓片编印一部巨 著《三代吉金文存》二十卷，1937年影印出版。该书将当时所能见到的古今出土铜器铭文统 统收集在内，据以考索商周彝铭，可尽览无遗。 罗振玉志趣广泛，他搜集、著录和研究的资料，除甲骨、金文之外，其它如简牍、石刻、 货币、玺印、纪文，以及西域出土的汉晋木简、敦煌发现的六朝和唐代写本书卷，都进行了 专门研究和刊印。尤其是对内阁大库明清档案的抢救，意义非常重要。这批历史档案原已卖 给造纸厂，罗氏闻讯，急起截拦，并自付巨资以偿还损失，终于将自元代以来的珍贵史料保 存至今。 王国维的学识渊博，治学谨严，但财势不如罗氏，终身依附于罗，而罗氏之重大学术成 就也有赖王氏之帮助。王氏的贡献主要是在学术研究方面。对商代卜辞的研究，撰有《卜辞 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与《续考》。根据卜辞和文献，系统地考证出商之先公和先王的名号和世 系，并从不同世次的称谓划分卜辞时代，为后来卜辞分期断代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王氏 对商周铜器铭文的考释和研究，更有重大发明和成就，关于这方面的著作，多收在他的《观 堂集林》和《别集》中。 清朝未年，政治上虽然极端腐败，但在学术研究领域，由于殷墟甲骨和西域木简等文物 相继出土，给学术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开拓了新的途径。罗、王适应学术发展的要求，发 愤工作，遂创造出上述的成绩。他们的学术研究工作，对今天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仍然有用， 应子以有分析地继承和借鉴。 辛亥革命以后，许多学者不同程度地吸取了一些新的因素，就古文字这门学科来讲，在 罗、王研究的基础上又有所前进。尤其是自俄国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有些 23
学者利用新的理论来指导和充实本学科的内容。郭沫若就是最早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论 来研究商代甲骨文和西周金文的，并利用古文字学已取得的成绩进一步研究中国的古代社会， 获得的成就更加辉煌。作为有关汉字研究的历史梗概，到清末就应告一段落。关于郭老及其 同辈学者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在古文字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将留在下编“古文字学专 题”中介绍。 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