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误写作“料”；君字本写作“尽”（史颂殷），或“局”（都侯殷），《汗简》误写成 “”；诸如此类，错字很多。误识的字也很多，如“生”字从水癸声，当为溪，而误识 为洪；“肇”字从心既声，当为慨，而误识为爱；圈字从宀从最，当为寰，而误识为县， 这种误释可能与所引原书用法有关。仅从以上数例，足以说明此书确实存在不少问题，要使 这部难得的资料发挥应有的作用，需要根据现已掌握的文字资料，对其所收之字，逐一加以 辨证说明，进行系统的整理。 继郭氏《汗简》之后，夏辣撰《古文四声韵》五卷，两书性质相同，皆由古籍和石刻中 所辑录之先秦古文，著成专集。唯彼此编次各异，《汗简》仿《说文》按部首分卷，《古文四 声韵》以《唐韵》分四声，按韵归字。从《古文四声韵》所标引书目来看，计九十八种，比 《汗简》多出二十七种，但所引书名多已无从考察，从其目录分析，同书异名而复出者不少。 如《庾俨集》与《庚俨字书》，《演说文》与《庾俨演说文》，《石经》与《蔡邕石经》，《滕公 墓铭》与《石椁文》，《云台碑》、《叶岳碑》与《三方碑》，等等，皆属异名复出之例。全祖望 跋云：“子观是书，所引遗书编八（当作九）十八家，以校郭氏《汗简》未尝多一种，其实即 取《汗简》而分韵录之，无他长长也。”全氏之言虽非确论，但此书标目之零乱，内容之纰谬， 颇为明显。《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论之甚详，兹不递录。总之，《古文四声韵》同《汗简》相 似，自成书以来已有千年历史，皆应利用现有资料加以勘定和整理。 四隶书资料的搜集和整理 自秦汉以来，隶书的使用日益广泛，不仅经传古籍用其抄写，镂刻碑碣亦多用隶书。隶 书虽从秦篆演变而来，但字体亦有异形，宋人洪适以当时所见汉代碑碣文字，搜集幕刻成书， 先后著成《隶释》、《隶续》、《隶纂》、《隶韵》四书，今《隶纂》已佚，《隶韵》也已残缺，只 有《隶释》、《隶续》尚存，是研究隶书的重要资料。汉代碑文别体字和假借字甚多，为阅读 碑文造成很大困难。洪氏所录碑文，凡是难识之字和难解之义，皆一一对勘取证，据典说明。 继洪氏之后，有娄机的《汉隶字原》和无名氏的《汉隶分韵》流传至今。 五“六书”的研究 如前所述，唐代李阳冰擅改《说文》，脱离六书，全凭臆测，在文字理论方面造成极大混 乱。宋代王安石在政治上变法失败后，退居而研究文字，著有《字说》二十四卷，不顾前人 的研究成果，随意穿凿，创造许多莫名其妙的说解。此书虽废，但可从当时人之笔记中略窥 一二。如对伶字之解释：“伶，非能自乐也，非能与众乐乐也，为人所令而已。”对役字的解 释：“戍则操戈，役则执殳，余谓役不必从彳，止合作役字”（均见袁文《瓮牖间评》）。再如： “同田为富”，“分贝为贫”（见叶大庆《考古质疑》），等等。牵强附会之处，比比皆是，所以， 此书虽风行一时，终被淘汰。 鉴于李阳冰、王安石先后失败的教训，于是有些学者提倡六书理论的研究。如郑樵先后 写了《象类书》、《六书证篇》和《六书略》，前二书均已亡佚，他的基本论点都记载在《六书 略》中。他分象形为“正生”、“侧生”、“兼生”三种，计十八类。正生之类分为天地之形，山 川之形，井邑之形，州木之形，人物之形，鸟兽之形，虫鱼之形，鬼物之形，器用之形，服 15
饰之形。侧生之类分为象貌、象数、象位、象气、象声、象属。兼生之类分为形兼声、形兼 意。他还说：“象形、指事文也，会意字也。文合而成字，文有子母，母主义，子主声，一子 一母为谐声。谐声者一体主义，一体主声。二母合为会意，会意者二体俱主义。合而成字也， 其别有二，有同母之合，有异母之合，其主义则一也。”郑樵对六书理论作如此之阐述和发挥， 在当时影响很大。后来又有张有的《复古篇》，以及元代杨桓的《六书统》，戴侗的《六书 故》，周伯琦的《六书证讹》等。六书理论是秦汉学者演绎出来的，许慎的解释又过于简单， 有的彼此之间的界限不很清楚，宋元学者根据六书分类，琐屑拘泥，不可能归纳出科学的条 理。但是，他们的工作并非徒劳，而是很有意义的。它不仅引导大家从理论上研究汉字的形 体结构，防止抛弃理论，任凭揣度臆测的弊病：而且通过分析讨论，充实和提高了六书本身 的内容，尤其是对后来有关文字学理论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六宋代编撰的字书 继《字林》、《玉篇》之后，宋代编的《类篇》同属一个系统的巨型字书。《类篇》旧题司 马光撰，书中也确有司马光的按语，而实际是由王洙、胡宿、掌禹锡、张次立、范镇等人相 继负责修纂，书成而呈进于司马光，非司马光所撰。全书仿照《说文》分作十四篇，及目录 一篇计十五篇，每篇又分上中下，合为四十五篇。全书共收三万一干三百一十九字，较《玉 篇》增多八千七百五十八字。每字先用反切注音，然后解释字义，遇同字异体或异音者，皆 附加说明。《类篇》继《玉篇》之后，也是历史上颇有影响的一部字书。 从历代所编字书收字情况来看，随着时代的发展，汉字字数不断增多，其原因有二：一 是由于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语言词汇增多，因而增添了许多新字；二是社会上使用文字 的范围扩大，书写文字的人多了，别体、异形字的数量也会增多，尤其是在印刷术尚未普遍 应用，制书靠抄写的情况下，必然如此。尽管唐代颜师古、颜元孙等竭力提倡写正体字，但 颜元孙的《干禄字书》仍不得不把社会上流行的各种字形分别列为“正体”、“通体”和.“俗 体”三种处理。凡是《说文》、《字林》、《玉篇》所收的则视为“正体”；古代字书虽然未收， 但相沿已久，并常用于公文尺牍者视为“通体”；后起常用者为俗体。类似这种性质的字书， 宋代郭忠恕撰有《佩满》三卷，李从周撰有《字通》一卷。这一类的字书，内容编次不大一 致，各收别体异形字的范围、数量也不相同，尤其是辽僧行均所撰《龙龛手鉴》，取材除经传 文籍之外，更主要的是藏典佛经。钱大昕谓该书“注中所引，有旧藏、新藏、随文、随函、江 西随函、西川随函诸名，又引应法师音、郭逡音（或作郭氏）、琳法师说，予考之宋艺文志， 有可洪藏经音义随函三十卷，未知其为江西与西川也？僧元应有一切经音义十五卷，其即应 法师呼？”@案《龙龛手鉴》注引诸书，有些今已亡佚。宿白先生见告：《江西随函》即江西谦 大德经音。《西川随函》即西川厚大师经音。《郭逡音》，逡当作迻，即唐河东博士，太原人郭 递著《新定一切经类音》八卷。这些著作至今皆亡，但从注引书籍足证《龙龛手鉴》是一部 阅读佛经时使用检察别体字的重要工具书。 ①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三。 16
七宋代的辞书 宋代，继《尔雅》、《广雅》的体例，专门研究词义的著作，有陆佃撰《埤雅》和罗愿撰 《尔雅翼》二书，它们都是专门解释古今各种动物和植物方面词汇的辞典。例如陆佃的《埤 雅》共二十卷，其中有《释鱼》二卷，《释兽》三卷，《释鸟》四卷，《释虫》二卷，《释马》一 卷，《释木》二卷，《释草》四卷，《释天》二卷。今本目次之后，注有“后阙”二字，说明该 书是一部未完结的著作。书中对各种动植物的形状、特点、性能等，都作了详细的解释，除 引古籍予以取证之外，并有经实地调查的说明。陆佃是王安石的弟子，书中常引王氏《字 说》以为佐证，故不免穿凿。罗愿的《尔雅翼》共三十二卷，寻名思义，说明此书也是为补 充《尔雅》而作。全书分《释草》八卷，《释木》四卷，《释鸟》五卷，《释兽》六卷，《释 虫》四卷，《释鱼》五卷。从目录来看，此书与《埤雅》一样，同是以训释动植物的辞典。罗 愿的《尔雅翼》是一部价值很高的古代研究动植物名称的辞典，《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 “其书考据精博，而体例谨严，在陆佃《埤雅》之上。” 八宋代的韵书 文字本身包括形、音、义三个方面。关于字形和字义的研究，早在汉代或汉代以前即有 专著，但字音的研究却出现的很晚，直到魏晋才产生研究音韵的著作。汉字最初注音采用 “直音”法，像许慎的《说文解字》：“昕，读若希。”“标，读若算。”郭璞注《尔雅》：“讦音 于”，“诞音但”，都属于这种方法。直音法有很大局限，一是有时找不到完全相同的同音字， 二是有时注音字也很生僻，用生僻字注音等于不注。大致在东汉末年，可能受梵语的启示，开 始出现了“反切法”。每个汉字的读音，都是由声和韵相拼而成，古代没有拼音字母，就利用 两个现成的汉字担任，上字取其声母，下字取其韵母，声母与韵母相拼，即得出被切字的读 音。反切，实际的意思是指拼音，后来因唐代忌讳用“反”字，故单称“切”，或谓“切音”。 自有反切之后，才开始有韵书，如《隋书·经籍志》载有李登《声类》和吕静《韵集》等著 作。魏晋时代有关声韵方面的书籍均已失传，现在所能看到最早的韵书，即法国巴黎国民图 书馆藏敦煌发现的公元601年隋代陆法言撰唐写本《切韵》残卷，再有就是公元751年唐代 孙面刊定的《唐韵》，也是一个残本。只有公元1008年宋真宗时由陈彭年等奉诏重修的《广 韵》和公元1067年宋英宗时由丁度、宋祁等相继修成的《集韵》，至今仍保存完好。 《广韵》共五卷，分平上去入四声，平声因字数较多，分为上下二卷，其它三声各为一卷。 平声分五十七韵，上声分五十五韵，去声分六十韵，人声分三十四韵，共二百零六韵。今传 《广韵》有详本和略本两种，注详者有张氏泽存堂本，注略者有明内府本和顾亭林重刊本，曹 楝亭刻本前四卷注详，第五卷注略。详本收二万六千一百九十四字、略本收二万五千九百零 二字，较详本少二百九十二字。《广韵》是在隋陆法言《切韵》的基础上撰修而成。丁度于 《集韵韵例》中云：“近世小学浸废、六书亡缺，临文用字不给所求。隋陆法言，唐李舟、孙 恒各加裒撰，以裨其阙。先帝时令陈彭年、邱雍因法言韵，就为刊益。”最初不仅书从陆氏， 名亦相同。王应麟《玉海》卷四十五载：“景德四年十一月，戊寅，崇文院校定《切韵》五卷、 依《九经》例颁行，祥符元年六月五日改为《大宋重修广韵》。” 17
《广韵》的价值，主要在于它的内容基本上保存了陆法言《切韵》之旧，彼此共同之处很 多，不仅部目多承陆书，反切用字也多相一致。据今巴黎国民图书馆所藏唐写本《切韵》残 卷考察，共存三种：第一种存上声海至铣十一韵，四十五行，复有断烂；计有全行十九，不 全行二十六。第二种存卷首至九鱼，凡九韵；前有陆法言、长孙讷言二序，陆序前有“伯加 千一字”，长孙序有“又加六百字，用补阙遗”等语。第三种存平声上下二卷，上声一卷，入 声一卷，而平声首缺东冬二韵，入声末缺二十八铎以下五韵，中间复稍有缺遗。据此三部残 卷分析，虽然不能确定此即陆氏原本，而却是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的版本，其中韵部分合和 目次先后皆与《广韵》大同小异，尤其是两书之反切用字也大多相同。这说明《广韵》成书 虽晚至宋代，但它却保存了魏晋到隋唐的语音，因此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集韵》是根据 《广韵》重修的，当时因宋祁等人认为《广韵》太旧，未能革新，故而重修《集韵》。幸而这 两部韵书都保存下来。《集韵》则仿《广韵》，唯篇幅较大，扩为十卷，平声四卷，其它三声 各二卷，共收五万三千五百二十五字，比《广韵》增多一倍以上。自魏晋以来，经过南北朝、 隋唐、五代，一直到宋代，前后约八百余年，在这个历史时期内，民族间的迁徙流动非常频 繁，由于各民族间的语言相互影响，促使汉语语音发展和变化。关于这-一历史阶段汉语语音 的变化情况，全赖这两部韵书作了完整的记录，因此它们是研究中古汉语语音的重要资料。 第六节 元明时期关于汉字的研究 元明时期对“六书”的研究 自宋郑樵之后，对“六书”条例的研究形成一个高潮，尤以元明两代著述最多。诸如元 代杨桓的《六书统》，戴侗的《六书故》，周伯琦的《六书证讹》，明代赵扮谦的《六书本义》， 魏校的《六书精蕴》，王应电的《同文备考》，杨慎的《六书索隐》，吴元满的《六书正义》和 《六书总要》等。撰述的目的，旨在匡正前人误失。他们撒开《说文解字》的系统，完全用六 书来研究和归纳汉字。如戴侗《六书故》是以六书的体例编著的字典，书成于元仁宗延祐七 年(1320)。全书共三十三卷，分为数目、天文、地理、人物、动物、植物、工事、杂疑九部。 前七部分别收与本部有关的字，七部皆不能收的则归杂部，对形体有怀疑的收归疑部。每部 中，复按指事、象形、会意、转注、谐声、假借，分别排列，不能确定的则标出“某之疑”。 总共分立四百七十九个细目，其中一百八十八个是文，四十五个疑文，二百四十六个是字。文 是独体，字是合体。按照他的说法，一切文字均可统摄在二百多个文和疑文的项下。纲领和 系统较为完密，确比《说文解字》那种庞杂重叠的部首系统要好得多。戴侗编撰《六书故》的 意图，也是要以六书分析字体结构，从而阐释文字的意义。但是，由于立论粗疏，分析研究 不够谨严慎重，彼此之间自相矛盾。虽自言纠正前人误失，实际上自行谬误甚于前人，尤以 臆造古文攻击《说文》，结果作茧自缚，殊无足观。再如赵宦光的《说文长笺》，是明代所著 的一部较大的字书。据《明志》记载：《说文长笺》七卷，《六书长笺》七卷。今两书合刊，其 标目分作本部一百卷，述部二十四卷，作部前四十六卷，作部后十六卷，体部十八卷，用部 四卷，末部四卷，共二百十二卷，较明志所载卷数为多。此书卷株繁夥而著述不精，顾炎武 在《日知录》中已深斥之：“万历末吴中赵凡夫宦光，作《说文长笺》，将自古相传之五经，肆 18
意刊改，好行小慧，以求异于先儒。乃以《青青子衿》为淫奔之诗，而衿’即‘衾’字，如 此类者非一…此书乃盛于世，及今不辨，恐他日习非胜是，为后学之害不浅矣。故举其尤 刺谬者十余条正之。”可见元明两代对于文字学理论的研究，无所建树，仍然保持宋人的水平。 二明代的字书 明代值得称述的字书，当为梅膺祚所编的《字汇》，书成于明万历乙卯(1615)。全书以 地支分十二集，连同首末计十四卷，共收三万三千一百七十九字。此书编次与传统的方法不 同，将《说文》之五百四十个部首简化成二百十四个，部首次序及各部所辖字一律以笔画多 少分别先后，纠正了过去部首庞杂，字次无序等缺点，为后来字书编目开创一新体例。自此 书行世之后，像《康熙字典》等后撰的字书，所编目次多仿此书。 当时除梅氏《字汇》之外，焦竑的《俗书刊误》十二卷也是一部很有用的书，它虽无深 义，却为学者勘正误字的得力参考。再如张自烈撰《正字通》十二卷，此书全承《字汇》之 旧，价值亦与《字汇》相等，都是明代盛行的字书。至清吴任臣著有《字汇补》六卷，其义 例日补字、补音义、校讹等，专为补正梅书之失而作。再如徐之靖撰《正字通略记》，胡宗绪 撰《正字通芟误》，皆为正《正字通》之误而作。从清人的补正，说明《字汇》与《正字通》 问世之后，直到《康熙字典》行世之前，始终是当时颇有影响的字书。 三 明代陈第对上古音韵学的创兴 诗不谐韵，早在南北朝时即已被人察觉，但是，当时读《诗经》的人则以“叶韵”的方 法以求和谐。所谓“叶韵”，即将不相谐和的韵脚，改读成接近相谐的音，这种完全靠主观臆 测，毫无科学根据的方法，竟使用了若干个世纪。宋代吴棫首先对“叶韵”提出怀疑，著有 《韵补》一书。他在书中指出了古人音缓和古韵可以通转等一些很有价值的论点，从而为上古 音韵学的开端提出一个很有意义的线索。明代陈第继吴棫之后，把流行很久的“叶韵”之说 彻底推翻，他先后著有《毛诗古音考》和《屈宋古音义》两书，明确指出：“夫诗，以声教也， 取其可歌、可咏、可长言嗟叹，至手足舞蹈而不自知，以感竦其兴观群怨，事父事君之心，且 将从容以轴绎夫鸟兽草木之名义，斯其所以为诗也。若其意深长而韵不谐，则文而已矣。故 士人篇章必有音节；田野俚曲，亦各谐声；岂以古人之诗而独无韵乎？盖时有古今，地有南 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故以今之音读古之作，不免乖刺而不入，于是悉委 于叶。”陈第根据客观规律，指出古今语音的发展变化，为上古音韵学的建立和发展开辟了新 的途径。 第七节 清代古文字学的建立和发展 ·上古音韵学的建立 形、音、义是文字的三个要素，所以文字学本身也必须包括字形、字音和字义三方面的 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