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二十三部，第十八卷之后部分由放至方共十二部，第十九卷水部之中间部分，第二十七卷由 系至素共七部，共计四卷四十三部，各卷皆有残缺。每字注文都很详细，内有野王案语。残卷虽 非同时抄写，皆为野王原帙无疑。清末黎庶昌出使日本，将其影刊归国。收在《古逸丛书》中，题 为《影旧抄卷子原本玉篇零卷》。 魏张揖的《广雅》，是继《尔雅》和《小尔雅》以后的一部训释字义的专著。张揖，史书 无传，关于他的生前事迹知道的很少。《魏书·江式传》载江式上表云：“魏初博士清河张揖 著《埤仓》、《广雅》、《古今字诂》。”颜师古《汉书叙例》日：“张揖字稚让，清河人，一云河 间人，太和中为博士。”《广雅》为续《尔雅》之作，体例亦仿照《尔雅》，唯书中收字多为 《尔雅》所未备。张揖在《上广雅表》中说：“夫《尔雅》之为书也，文约而义固；其陈道也， 精研而无误，真七经之检度，学问之阶路，儒林之楷素也。若其包罗天地，纲纪人事，权揆 制度，发百家之训诂，未能悉备也。臣揖体质蒙蔽，学浅词顽，言无足取，窃以所识，择捍 群义，文同义异，音转失读，庶物易名，不在《尔雅》者，详录品核，以著于篇。”清代钱曾 《读书敏求记》云：“张揖采仓雅遗文，不在《尔雅》者为书，名日《广雅》。”所谓《广雅》即 广《尔雅》，实际是续《尔雅》。 隋代曹宪著《博雅音》，专为《广雅》作音释，因避隋炀帝讳，故改广为博。清代治《广 雅》者有钱大昭、卢文招、王念孙三家，卢氏书未成，钱氏著《广雅义疏》二十卷，桂馥曾 叹其精审谓当同邵晋涵《尔雅正义》并传，但此书印数甚少，颇不易见。王氏旁考群籍校订 曹本，从中删衍补脱写成《广雅疏证》十卷。该书本来取材极博，颇为历代学者所遵从，王 念孙又利用文字之形、音、义三方面资料为其广征博引，一一取证，从而更加提高了它的价 值。 二纠正流俗刊正字体的措施 汉字自秦篆发展到隶书，字体虽已定形，但是，社会上流传的俗体误字长期不能杜绝，今 从汉魏碑刻、六朝墓志中到处可见，其数不遑悉举。因此自东汉末年以来，就有人提倡刊正 经文字体的工作。东汉灵帝熹平四年(175)由蔡邕等人建议，在太学建立石经，供全国学者 据以刊校所录的经文，用以刊正天下经书文字，此即我国最早立的石经，谓为“熹平石经”。 此后，魏时曹芳正始二年（241)又建立《尚书》、《春秋》、《左传》（未刊全）三部石经，皆 用古文、秦篆和隶书三种字体书写，故称“三体石经”。其中古文与《说文》、《汗简》所收， 大致相仿。当时是为刊正经书文字而立，供学者校正经文和字体，今天却成为研究先秦古文 字的重要参考资料。可惜这两处石经均已毁坏，现在仅剩一些残石。魏石经曾在洛阳汉魏古 城南侧之龙虎滩一带，出土一些残块，合计约有二千五百余字。 隋唐时代虽然对文字形、义方面的研究无甚大建树，但是，继汉魏之后在刊正字体方面 极为重视，做了不少工作。唐太宗贞观七年(623)，太宗颁布颜师古的“五经定本”，作为学 者读经的依据。颜师古在勘校五经同时，将异体误字录出，撰著《字样》一书，欲以矫正当 时所流行的各种讹谬形体。师古《字样》不传。唐代宗大历九年(774)由颜师古的侄孙颜元 孙撰成《干禄字书》，他把当时通行的楷书分为俗、通、正三类，他说：“所谓俗者，例皆浅 近，唯籍帐文案券契药方，非涉雅言，用亦无爽。倘能改革，善不可加。所谓通者，相承久 远，可以施表奏笺启尺牍判状，固免诋诃。所谓正者，并有凭据，可以施著述文章对策碑碣， 10
将为允当。”后来他的侄子书法家颜真卿将其书写刻石，这是耳前所见较有成绩的一部刊正字 体的著作。继此书之后，有张参的《五经文字》，唐玄度的《九经字样》等，都是当时专为纠 正字体而著的专书。唐文宗开成年间(836一840)，又用正楷勒刻石经，确定为全国举子应试 的字形标准。汉字经过唐代不断地纠谬正体，字体得到进一步规范和定形，尤其是在印刷术 普遍应用之后，别体误字逐渐减少。 三 唐代的“字原学” 汉字的形体很多，而且非常复杂，但是，它们却都是由一定数量的偏旁符号所组成的。因 之过去有人以为《说文解字》的五百四十部首，即构成汉字的主要偏旁，自唐代开始，有不 少人根据《说文》部首来研究汉字字原。据《崇文总目》记载：唐李腾撰《说文字原》一卷， 此书早佚。后来林罕撰《字原偏旁小说》三卷，据其自序云：“篆文取李阳冰，隶书取开元文 字，于偏傍五百四十一字，随字训释，使学者简而易从。”由于此书缺点甚多，宋释梦瑛撰有 《偏旁字原》以矫正林书。元时周伯琦亦撰有《说文字原》。可见自唐代以来，有些学者对 《说文》部首作过一番研究，可是从总的情况来看，成绩不大，正如晁公武《读书后志》对林 罕《字原偏旁小说》之评语：“有刻石在成都，公武尝从数友观之，其解字殊可骇笑者。”入 清以后仍有人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像蒋和的《说文字原集注》、《说文字原表》以及吴照的 《说文字原考略》等，虽较前人有所进步，但终无甚大成就，自清乾嘉以后，即再无人过问了。 考察其失败的原因，主要是把《说文》部首与汉字字原混为一谈，没有把二者的性质搞清楚。 《说文》部首与汉字字原二者性质完全不同，所谓“字原”，是指构成汉字形体最基本的偏旁， 主要是-一些独体象形字和少数复体会意字；《说文》部首则主要是为归字而建，内容非常复杂， 在五百四十部中臃肿庞杂，互相重叠之处很多，而且《说文》部首是经秦李斯等人整理过的 秦篆，同早期字体已有很大距离，有些字体原形已失，东汉许慎已不了解它的原始结构，误 解之处很多。因之从部首中研究字原，必须严加分析和选择，更主要的是应从古文字的资料 中研究确定。但是，自唐代以来，不加分析地把五百四十部首一律视为字原，所以走向失败。 四汲冢竹书及石鼓文的发现 在这一时期内，有两项重要古文字资料出土，一是汲冢竹书，另一是凤风翔石鼓。 汲家竹书是晋武帝咸宁五年(279)，汲郡（今河南省汲县）战国魏襄王基中出土的一批 古文竹简，据《晋书·束皙传》云：“汲郡人不准盗魏襄王墓，或言安厘王冢，得竹书数十车， …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简书折坏，不识名题，漆书皆科斗文。初发冢者，烧策照取宝物，及 官收之，多烬断札，文既残缺，不复诠次。武帝以其书付秘书校缀次第，寻考指归，而以今 文写之。”在这批简书中，曾整理出《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重要古籍，不过现在仅有 《穆天子传》一书独传，其它竹书均已亡佚。 凤翔石鼓是唐代初年在陕西天兴县（今称凤翔）南二十里许发现的，当时称为“猎碣”， 因石形似鼓，韦应物、韩愈作《石鼓歌》，于是又以“石鼓文”著称。《古文苑》于石鼓文后 所录宋王厚之跋辞云：“其初散在陈仓野中，韩吏部为博士时，请于祭酒，欲以数囊驰奥致于 太学，不从。郑余庆始迁之凤翔孔子庙，经五代之乱又复散失。本朝司马池知凤翔，复韓至 11
于府学之庑下，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传师搜访而足之，大观归于京师（河南开封），诏以金 填其文以示贵重，且绝基拓之患。初置之辟雍，后移入于保和殿，靖康之末，保和珍异北去。” 宋室南渡之后，金人将其迁到燕京，历元、明、清三朝皆在北京置于太学，直至七七事变之 前，犹存于故国子监。抗战期间，辗转上海、四川等地，胜利后，复归北京，现由故宫博物 院收藏。 石鼓共十个，其中《作原》一石亡于五代，宋皇祐间由向传师搜得时，已改成石白，字 多磨损，每行仅存四字，四字以上皆亡。关于石鼓文的时代，过去有周、秦、西魏宇文泰三 种说法。1931年，马衡著《石鼓为秦刻石考》，谓“石鼓”命名不确，当为“秦之刻石”，并 主宋人巩丰以献公之前、襄公之后的说法为确。石鼓文为秦之刻石，至今已无异议，但究属 何代秦公所做，说法很多，尚未取得一致意见。 石鼓字多磨损，宋拓尤为罕见。明嘉靖间锡山安国收戴三种北宋拓本，乃稀世之宝，安 氏亲作篆跋，并命名为《先锋本》、《中权本》和《后劲本》。抗战前夕，不知由何人转售日本， 归三井洋行老板收藏，视为天壤瓖宝，秘不示人。1936年郭沫若旅日期间，从河井山郎处得 见安国石鼓文拓本照片。郭氏在《石鼓文研究》之《重印弁言》中说：“河井的照片我把它复 制了，根据这样难得的资料，我对旧作《石鼓文研究》进行了一番的修改和补充。整理完毕 之后，我把全部资料邮寄上海沈尹默氏，请他设法印行。”石鼓文是春秋时代秦国的遗物，久 经风化，现已保存字数很少，有的已一字不存。现在日本将其所藏安国三拓影印出版，能使 我们看到一千年前的宋代拓本，也算是一件非常之幸事。 第五节两宋时期对汉字研究的贡献 一二徐对许慎《说文解字》的复原 许慎的《说文解字》经唐代李阳冰篡改后，许书原本已名存实亡，当时流传皆为李氏 《说文》。南唐徐锴据旧本撰《说文系传》，并斥李书之妄谬，从而恢复了许书旧貌。宋太宗雍 熙三年，徐锴兄徐铉奉诏同当时学者葛湍、王惟恭等重新校订《说文解字》。经过整理和审定 后的《说文解字》，除增补原许书未收入的四百二十一个“新附字”外，又于每字下均注唐孙 面切音，并对许书原解逐一加以注释，释前标以“臣铉日”，或“臣铉等日”以示与许说区分。 世称徐铉《说文解字》为大徐本，徐错《说文系传》为小徐本。二徐本皆将许慎原书之十五 卷，每卷析为上下，共分作三十卷。许慎的《说文解字》原来面目如何？现已无法知道，今 传许书以二徐本为最古。唐李阳冰二十卷本自二徐本行世遂而不传，现在只有宋米友仁鉴定 的唐写本《说文解字》木部残卷，收于丁福保《说文解字诂林》中。 徐锴既撰《说文系传》，殊觉《说文》目次庞杂，检字极难，因编《说文韵谱》以备检字， 原为阅读《说文系传》之辅助工具。后来李素将其扩充，著成《说文解字五音韵谱》三十卷， 尽改许书原来编次和体系，将“起一终亥”五百四十部首，改作“起东终甲”，《说文》旧第 又经一次变动。此书虽无李阳冰大肆篡改内容，但也无发凡剑见，故价值不高。 12
二 金石学的兴起 宋代在文字学方面的最大贡献，是开始创立对古代石刻和商周时代铜器铭文的搜集、著 录和研究。 唐初发现了石鼓文，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仍任其散置荒野，宋时才将其从风翔迁到京 师，初置于辟雍，后移到太和殿。据《广川书跋》云：北宋元丰年间，有《诅楚文》出土，先 后共得三石，“初得大沈湫文于郑，又得巫咸文于渭，最后得亚驼文于洛。”原石已佚，今仅 存元周伯琦吴刊宋拓为最古。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二十八年开始东巡，“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 祭山川之事。”立刻石凡六处：即峰山刻石，泰山刻石，琅邪刻石，以及碣石、会稽各一石， 之罘二石，计七石。宋代以前对此从来无人过问，宋初徐铉开始墓写《峰山刻石》（见宋郑文 宝刻本)和《会稽刻石》（见元申屠驹刻本），始开集存古代石刻文字之端。 关于商周时代青铜礼器之出土，并不开始于宋，早在汉代即屡有发现。如汉武帝时，山 西汾阳出土一件铜鼎，当时并不从学术方面考虑，而将其视为天赐祥瑞的征兆，故而政称年 号为“元鼎”。正由于此，因而有人便乘机欺世惑众，炫耀其神。如《汉书·郊祀志》所载： “少君见上，上有故铜器问少君。少君日：此器齐桓公十年陈于柏寝。已而按其刻，果齐桓公 器，一宫尽骇，以为少君神，数百岁人也。”汉距先秦时代本不太久，而对古代文物已无所知。 宋时因盗掘古家日甚，上古旧邑不断有商周铜器出土，有些器物附有长篇铭文，从而引起学 术界的重视。于是有人注意搜集、著录和研究，并逐渐成为一专门学科。南宋翟耆年著《籀 史》二卷（下卷亡佚），载两宋时期有关金石文字著作计有三十四种之多，但是，现存不足三 分之一。王国维在《宋代金文著录表序》中将现存著作归纳为三种类型。他说：“与叔之图， 宜和之录，即图其形，复摹其款，此一类也；啸堂集古，薛氏法帖，但以录文为主，不图原 器之形，此二类也；欧阳金石之录，才甫古器之评，长睿东观之论，彦远广川之跋，虽无关 图谱，而颇为名目，此三类也。”依照王氏的分析，第一类属于图录性的著作，即绘有器物图 形并附摹刻铭文，所谓“与叔之图”，是指元祐七年（公元1092年）吕大临的《考古图》，此 书共十卷，收录铜器二百十一件，玉器十三件，其中除秘阁、太常、官府所藏之外，并集三 十七家私人所藏。此书先按时代分出三代和秦汉，然后按器分列，每器先绘图形，次摹铭款， 并说明器形大小和容量，以及出土地点，收藏人家，最后附以考证。 北宋时期共有两部《考古图》，在吕大临之前李伯时（公麟）著有《考古图》五卷，此书 已佚，内容不可知。目前所见著录铜器铭文之书，以吕氏《考古图》为最早，并为这一类著 作开创了较为完备的体例。南宋初年有《续考古图》五卷，作者失名，体例全效吕书，共收 录二十七家裁器一百件，其中除铜器外，尚有玉器三件、瓦当四件。 《宣和博古图录》是宋徽宗敕撰，由王黼主编、书成于宣和晚年(1120-一1125之间)。此 书是在黄伯思《博古图说》基础上增补而成的。《博古图说》共十一卷，著录铜器分五十九品， 五百二十七器，印章十七品，二百四十五件。黄书已亡，《宣和博古图录》在其基础上将铜器 由五百二十七器增补为八百三十九器，合成三十卷，并删去印章部分，成为宋代专门辑录铜 器的最大著作。 第二类是专门考释铭文的书籍，绍兴十四年(1144)薛尚功撰《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 13
帖》二十卷，集录商周秦汉铜器铭文五百零四篇，另有石鼓、石磬、玺印等十四件。此书以 研究铭文为主，除了基写原铭以外，并附有释文和考证。王俅《啸堂集古录》二卷，乃属同 类著作，收录铭文三百四十五篇，其中有铜器铭文二百七十五篇，其它为秦权、汉印等。另 有王厚之《钟鼎款识》一书，收录商周及汉晋铜器铭文六十篇，参照《博古图》、《薛氏法 帖》、赵明诚《古器物铭》等写定释文。内有毕良史笺识十五篇为原器拓片，其它皆为翻刻。 此书宋时并未刊印成书，稿本为清阮元所得，于嘉庆七年才正式刊印。 第三类是专论和跋语，王国维所谓“欧阳金石之录”，指欧阳修《集古录跋语》十卷，收 集金石拓本一千件，其中有四百余件写了跋尾，又令其子欧阳渠编成《集古录目》五卷单行。 欧阳修在自序中云：“上自周穆王以来，下更秦汉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五州，名山大泽，穷崖 绝谷，荒林破冢，神山鬼物，诡怪所传莫不皆有，以为《集古录》。”赵明诚的《金石录》收 金石拓本二千件，所作跋尾五百二十篇，编成目录十卷，跋尾二十卷，共三十卷，亦为当时 颇有影响的巨著。这一类书金石并收，一般是先将铭文拓片装成卷轴，写成跋尾附于其后，积 累成多，遂编成目录，集录题哦，装订成书。如王国维所举张伦的《绍兴内府古器评》，黄伯 思的《东观余论》，董道的《广川书跋》等，皆如是。 最早的金文字典是吕大临撰集的《考古图释文》，它以《广韵》四声编字，共收八百二十 余字，每字各举二三种多至十几种形体。虽说释字不精，却为后来编撰金文字书，奠定了基 础。 宋代对铜器铭文的研究，乃是新创立的学科，笔路槛楼实所难得；但也应看到存在的问 题：如文字描基失真，释文不够精当，断代不甚准确，以及名实相违牵强附会等，应引为教 训。 三“六艺文字”的搜集和著录 当时除注意商周彝铭之外，另有人专门辑录“六艺文字”，所谓“六艺文字”，实际上是 指当时所见一些经传古籍中摘取出来的古体汉字。如郭忠恕《汗简》，是最初收集这种文字的 专著。他根据《古文尚书》、《古周易》、《古周礼》、《古春秋》、《古月令》、《古孝经》、《古论 语》、《古乐章》、《古毛诗》、《石经》、《古尔雅》、《说文》以及《卫宏说字》、《张揖集古文》、 《林罕集字》、《碧落碑》、《天台碑》等七十一种古籍和石刻集成此书。按目录中所谓《古周 易》、《古周礼》者，并非确有其书，乃从旁所引或由今本摘录。正如郑珍在《汗简书目笺 正》中所说：《古周易》“采《说文》注称易孟氏古文与今文异者，鹽、皱、壹、抗、枕五字， 非当时别有古文”。《古周礼》“采今本中邂、美、渍、甄四字，并非古本。《周礼》奇字多矣， 所录止此，郭氏随意去取，于斯可见”。由于此书所收古字，皆辗转抄录而来，有些写作隶古 定体，因之过去对该书所收字形多抱怀疑。钱大昕曾谓：“郭忠恕《汗简》，谈古者奉为金科 玉律，以予观之，其灼然可信者，多出于《说文》，或取《说文》通用字，而郭氏不推其本， 反引它书以实之，其它偏旁不合《说文》者，愚固未敢深信也。”自魏《三体石经》残石出土 之后，其中有些字形与《汗简》互应，说明书中所收之字，似有一定来源，并非全无根据，从 而使该书价值有所提高。尤其是近些年来，战国文字资料不断出土，有些文字同《汗简》所 收形体相似，又为此书提供了很好的检验证据。《汗简》的多数字体是可以信任的。钱氏所评， 今天看来未必公允。但是，不能因此忽略该书存在的问题。例如有些字是从古籍中辗转抄录 而来，其中夹杂不少错字，像丞字本写作“高”（追丞卣），或“”（令瓜君壶），《汗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