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一字多体，繁简并存，而且又因各自产生的区域不同，具有不同的地方特点。这样的文字 作为共同使用的交际工具，必然会有许多不便，故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在所施行的各项 重要政策中，就有“书同文字”。 《说文解字叙》云：“秦始皇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 《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爱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 省改，所谓小篆者也。”《仓颉》、《爰历》、《博学》三部字书没有流传下来，许慎的《说文解 字》就是根据这些书籍所收的资料编撰的。那么，当时是通过何种措施对汉字字体进行规范 整理的呢？关于这个问题，除上述许慎记载之外，别无任何资料。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曾 从实物资料中进行考察，即用未经整顿的先秦时代的文字资料，同已经整顿的秦代小篆 分析比较。从彼此的差别中可以看到，凡是秦篆所具有的一些规范原则，正是在先秦字体中 所缺少的。从而可以大体椎测出当时采用了四项整理文字的规范措施：首先是确定各种偏旁 的形体，其次是固定偏旁在字体中的位置，第三是选定偏旁的种类和性质，第四是规定每字 的书写笔数。关于秦代规范整理汉字的详细内容，将在“汉字形体的规范化”一节中再作具 体说明。 二隶书的创立 秦代除对篆体汉字进行了系统的整顿，使其规范定形之外，又进一步从书写方面力求简 易，创立了隶书。《汉书·艺文志》云：“是时始造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 徒隶也。”《说文解字叙》亦云：“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吏卒兴戍役，官狱职务鲧， 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隶书最初“起于官狱”，因施之于徒隶，故而得名，传 说乃秦时程邈所创。隶书的特点是用方折的笔势代替篆书的圆转、因而书写较篆书简易、后 来这种施之于徒隶的隶书居然代替了官府通用的篆书，这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月前所 见最早的古隶，当为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遣册》和三号墓出土的隶体帛书。但是，利 用隶书抄写书文虽然开始于汉初，这种字体却出现的很早，有时在先秦的资料中发现这种隶 书的字体，或者在一字之中写成半篆半隶。例如西安出土的秦《高奴权》，时代在秦统一六国 之前，其中的奴字写作“女义”，女字偏旁完全是隶书形体。再如山东益都出土的一件战国铜 戈，其中佐字写作“皮“、完全是隶书的形体。从这些材料说明，最早的古隶，战国时代就 已产生，不过后来有人将这些简化了的形体，集中起来重新构成一种书体。这项任务，可能 是由程邈最初完成的。 秦的寿命虽然极短，但是，秦始皇以行政命令进行的文字改革运动、在历史上的影响却 是非常深远的。汉字经秦代规范整理之后，基本上走向定形，为后来汉文化的发展奠定了良 好的基础。秦篆虽然早已被淘汰，但它所创立的一些字体规范原侧，一直沿袭下来，后来兴 起的隶书和楷书，虽在个别形旁简化方面，又有所发展，但基本结构都是照秦篆的原则隶定 的。 5
第三节 两汉时期的字书与辞书 西汉时期的字书 秦的统治在历史上只是县花一现，寿命极短，但他所推行的“书同文字”，却是一项不可 泯灭的功绩。秦代留下的《仓颉》、《爰历》、《博学》三部字书，汉初间里书师将其并为一书， 断六十字为一章，分作五十五章，共计三千三百字，统称《仓额篇》。《汉书·艺文志》云： “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日：太史试学童，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按此说当时实有 字数远远超出了《仓颉篇》。这条记载可能有误，西汉初年任史官的学童，不可能认识九千字。 在整个西汉时期，曾有许多文字学家从事文字的搜集工作，直到西汉末年，也只有五千三百 余字。如武帝时的司马相如作《凡将篇》，元帝时的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的李长作《元 尚篇》，平帝时“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人，各令记字于庭中”。当时扬雄取其有用者作《训圳 纂篇》，顺续《仓颉》。又易《仓额》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计五千三百四十字。许慎云： “凡《仓额》以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群书所载略存之矣。”西汉时秦之《仓颉》、 《爰历》、《博学》三书之外，又先后出现《凡将》、《急就》、《元尚》、《训纂》四书，合计当谓 《仓额》以下七篇。①但现在仅存了《急就篇》一种，其它诸书皆佚。 《急就篇》是汉代教习文字的课本，书内以三字、四字、七字为句，句必谐韵，杂记生活 中的事物，多为学者必备的应用常识。例如开头的两句：“急就奇觚与众异，罗列诸物名姓字。” 这是当时字书所用的一种传统格式，像《说文解字叙》中所引《仓颉篇》的四字遗句：“幼子 承诏”，“神仙之术”，又《说文口部》哮字下引《凡将篇》七字遗句：“准南宋蔡舞啼喻”； 《文选·蜀都赋》刘渊林注引：“黄润纤美宜禅制”等，皆与《急就篇》体例相同，可见字书 大凡如此。《急就篇》其所以能保存至今，主要是由于历代书法家多以草书基写，故得世代流 传。东汉张芝、崔瑗，魏之钟繇，吴之皇象，晋之索靖、卫夫人、王羲之，后魏崔浩，唐陆 柬之，宋太宗御书，元赵孟颍，明宋仲温等，均临写过此书。自东汉以来为它注释的人也很 多，现仅存唐颜师古和宋王应麟两家注本。《急就篇》本来是汉代识字课本，流传到现在，尤 其是经过古代学者们的注释，已成为考察古代名物制度的重要工具书。 二东汉时期的字书 东汉时期的文字著作，大致可分两个系统：一是继续沿着《仓颜》系统发展，如班固续 扬雄《训纂》十三章，合一百零二章。和帝永元间贾鲂作《榜喜篇》。后来将秦之《仓颉》、 《爱历》、《博学》三书合并的《仓颜篇》定为上卷，将扬雄的《训纂篇》定为中卷，将贾鲂的 《滂喜篇》定为下卷，统称《三仓》。另一是专门从事古文字研究的系统，西汉时张敞好古文 ①许慎《说文解字叙》云：“凡仓顿已下十四篇，凡五干三百四十字，群书所载略存之矣.”段玉裁注：“《训纂》续 《仓颜》而无复《仓》之字，且易《仓颜》中自复者五千三百四十字，一无重复也。然则何以云十四篇也？合李斯、赵高、 胡毋敬、司马相如、史游、李长、扬雄所作而言之，计字则无复，计篇则必备也，本只有《仓颜)、《爱历、《博学、《凡 将、《急就、《元尚》、《训纂》七目，又析之为十四，其详不可闻矣。” 6
字，敞传其子吉，吉又传敞的外孙杜邮，邺又传子林和张吉子竦。杜林对古文字研究的成绩 最大，据说他“正文字过于邺、竦”。他著有《仓颉故》，并收藏着漆书《古文尚书》，在当时 颇有影响。他在建武年间历位列卿，《后汉书》有传，班固在《汉书》中就屡谈其功业，并讲： “世言小学者由杜公”。卫宏也是东汉著名的古文学家，曾著《诏定古文官书》，这是很有影响 的著作。尤其是许慎的《说文解字》，是一部自秦汉以来在文字学方面具有总结性的著作，为 后来文字学的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此书以秦篆为主，并合以古文与籀文，书成于东汉 和帝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上书于安帝建光元年（公元121年）。全书共十四卷，分五 百四十部，共收九千三百五十三字，重一千一百六十三字，每字均作字形、字义和字音的解 释和说明，连同解说凡十三万三千零四十一字。自从许书开始，改变过去识字课本式的体例， 创造一种从字体结构中考察音义的新体系。它上承西周金文和战国古文，下启隶书，是研究 古今文字间的媒介和桥梁。自《说文解字》问世之后，汉代多种字书多已亡佚，唯此书长存 无恙，堪称不朽之作。 三 两汉时期的辞书 汉代除专门研究文字形体的字书之外，另有专为训释词义的著作，如《尔雅》就是我国 第一部训释词义的辞典。此书的作者和成书时代自古以来说法不一，唐以前的学者，诸如刘 歆、张揖、陆德明等，皆以为周公所作，仲尼所增，或谓《释言》以下为孔子所增，子夏所 足，叔孙通所益，沛郡梁父所补。《大戴礼·小辨》还讲到孔子教鲁哀公学《尔雅》。其实这 都是传说，毫无根据，皆不可信。自宋欧阳修开始，认为此书“乃是秦汉间之学诗者，纂集 说诗博士解诂”(《诗本义》)，叶梦得也认为此书“固出自毛公之后”(《石林集》)。《四库全 书总目提要》根据书中词例，考察出有些是取自《楚辞》、《庄子》、《列子》、《穆天子传》、 《管子》、《吕氏春秋》、《山海经》、《尸子》、《国语》等书，谓其亦《方言》、《急就》之流， “大抵小学家缀缉旧文，递相增益，周公、孔子皆依托之词，观《释地》有鹣鹣’，《释鸟》 又有‘鹣鹣’，同文复出，知非纂之一手也。” 《尔雅》是一部训释字义富有权威性的著作，此后又有《小尔雅》一篇，幸存至今，从而 历史上凡训释词义的专著，皆名为“雅”。 汉代另有一部训释方言的专著，名为《方言》，全名作《销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由 于全称太复杂，诸家援引仅取最后二字代之，传为扬雄所作，争议未定。东汉应劭《风俗通 义序》云：“周秦常以岁八月，遣辅轩之使求异代方言，还奏籍之，藏于秘室。”此即该书及 其名称来源之梗概。它是我国第一部专集古代各地方言词汇的辞典，并对各地方言进行了综 合比较，分别指出异同，其中包括今之甘肃、陕西、河南、河北、山西、山东、湖南、湖北、 安徽、四川、江苏、浙江等地。除集有汉语方言之外，还包括了一些少数民族语言。书中体 例分明，先将一些意义相近的词集中一起，用当时的普通话作概括说明，然后再按不同地区 的方言逐一进行解释。此书本来是为考察当时各地方言而作，流传至今，却成为研究文字训 诂的重要资料。 《释名》是东汉末年的另一种训释词义的专著，它的特点是用谐声音训的方法解释词义。 作者认为词来源于语音，语音和语义有内在的联系，语音相近，语义也必相近，故以同声相 谐的方法考察诸物的名称。全书共二十七篇，所释名物制度计一千五百零二事。此书一般传 2
说东汉刘熙所作，但据《后汉书·刘珍传》载刘珍撰《释名》，这是历史上未解决的一大公案。 四今古文学之争对文字学的影响 从考古发掘的资料观察，西汉初期隶书已甚通行，许多古籍，已多为用隶书抄写的文本。 后来陆续建立的国家五经十四博士，也只能读识隶书经文，故谓今文博士。当时先秦古文已 被废弃，能读识的人很少，通用的全是隶书，也无所谓今文、古文之分。武帝时因鲁恭王扩 建宫室，拆除孔子故宅，从墙壁中发现《古文尚书》、《逸礼》、《论语》、《孝经》，皆秦时埋藏 的古文旧书，从此出现了今文和古文的分野。由于当时无人能识古文，故藏于秘府，伏而未 发。宣帝时，因“《仓颉》多古字，俗师失其读，征国人能正读者，张敞从受之”。敞又献 《春秋左传》于朝庭，对当时学者影响很大。后来因成帝闵学残文缺，稍离其真，命刘向陈发 旧藏，校理旧文，用以考核学官，发现所传今文有脱简、错乱等许多弊病。向子刘歆是提倡 古文学的主帅，哀帝建平、元寿年间，刘歆建议将《古文尚书》、《逸礼》、《眷秋左传》立于 学官，建立古文经学博士。从此揭开了两汉时代的今古文学之争的序幕。这一争论自西汉末 年开始，一直持续到东汉末，前后达二百余年之久。后来因郑玄遍注群经，混滑了两派家法， 才使斗争告一段落。 汉代今古文学争论的焦点，并不在用字方面，主要是关于经书的内容和经义的解释。如 《诗经》有齐、鲁、韩三家诗和毛诗之分。《尚书》有壁中古文和伏生今文之分。《礼》有《仪 礼》、《礼记》和《周礼》之分。《易经》有施、孟、梁丘、京和费氏之分。《春秋》有《公 羊》、《毅梁》和《左氏》之分。争论的焦点虽是经书的内容，但因各自来源不同，古文多为 壁中书，是用战国文字抄写的文本，今文乃博士们传习、是用隶书抄写的文本，由于二者原 来所读之书字体不同，故今古文学之争亦同文字有密切关系。今文学家不承认古文字，他们 称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云父子相传何得改易。古文学家为驳斥其说，激起从事古文字的研 究。他们承认汉字由篆变隶的历史发展和字义的引申变化，注意今古文字的比较和训释字义 的研究，所以作出的成绩和对古文字学的贡献都比较大，本身的队伍和学派的势力增长得也 比较快。今文学家竭力反对古文经学和古文字，他们认为除隶书之外，别无古文，攻击研究 古文字是“好奇”。为了取信于人，不得不假托孔子伪造讖纬来乐制对方。他们解释文字只根 据隶书。如许慎《说文解字叙》云：“诸生竞逐说字解经谊，称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云父子 相传何得改易。乃猥日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虫者屈中也。廷尉说律至以字断法，苛人 受钱、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众，皆不合孔氏古文，谬于史籀，俗儒鄙夫玩其所习，蔽所 希闻，不见通学，未尝睹字例之条，怪旧艺而善野言，以其所知为秘妙，究洞圣人之微怡。又 见《仓颉篇》中‘幼子承诏’。因号古帝之所作也，其辞有神仙之术焉，其迷误不谕，岂不悖 哉。”在这场争论中，使文字学本身也得到发展，尤其是古文学派大师许慎的《说文解字》问 世，为古文字的研究奠定了更巩固的基础。 8
第四节 三国至隋唐对汉字的研究 一 魏晋时期的字书和辞书 自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问世之后，文字学即分为两个系统：一是以研究字义为主的 《尔雅》系统，如魏张揖的《广雅》、《古今字沽》等，都是训释字义的辞书。这一系统的著作 历代皆有编撰，总计共有“十雅”。另一是《说文解字》系统，如晋代吕忱的《字林》，梁代 顾野王的《玉篇》。小学类字书魏晋以来编著很多，仅就隋唐以前的字书来看，类别不下百种。 《隋书·经籍志》载小学类有“一百八部，四百四十七卷，通计亡书，合一百三十五部，五百 六十九卷”(《尔雅》系统的著作，《隋书·经籍志》不包括在小学类之内)。在一百零八部字 书中，除去两汉时期部分著作之外，仅自三国至隋这一阶段，所著字书将近百部，但是，传 至今日，仅剩下已经宋代陈彭年等重新修定的顾野王《大广益会玉篇》和周兴嗣的《千字 文》二书。《千字文》也是识字课本，价值不甚重要，因它和《急就篇》一样，为历代书法家 所临摹，故而得以流传。如将张揖《广雅》计算在内，总共也只保存了三书。由此可见，历 史上字书的亡佚是最严重的。关于这一时期所亡佚的字书，清代学者曾有辑本，如马国翰 《玉函山房所辑佚书》，计有二十九种，黄奭《逸书考》所辑二十一种，任大椿《小学钩沈》辑 二十八种，顾震福《小学钩沈续篇》辑二十九种，四家所辑除同存异，总计共四十六种，约 当所佚全部字书的一半。在所亡佚的字书中，最可惋惜的是吕忱的《字林》。 《字林》承《说文》而作，并补《说文》之阙。《魏书·江式传》云：“延昌三年三月，式 上表日：“晋世义阳王典祠令任城吕忱表上《字林》六卷。寻其况趣、附托许慎《说文》，而 按偶章句，隐别古籀奇惑之字，文得正隶不差篆意也。”唐封演《闻见录》云：“晋有甘忱，更 按群典，搜求异字，复撰《字林》七卷，亦五百四十部，凡一万二千八百二十四字，诸部皆 依《说文》，《说文》所无者，皆吕忱所益”关于该书卷数，各家说法不同。如唐张怀瓘《书 断》，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马端临《文献通考》、《宋史·艺文志》，均作五篇或五卷， 《魏书·江式传》谓六卷，《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册府元龟》、《玉海》、《通 志》等，皆作七卷，《旧唐书·经籍志》作十卷，以七卷之说较准。从上述诸家目录记载情况 看，该书可能亡于宋代以后。现有清任大椿辑《字林考逸》八卷，凡一千五百余字，陶方琦 辑《字林考逸补本》一卷，约二百余字，两书合辑约当原书字数的百分之十五。 自《说文解字》之后，现存古代字书，即梁顾野王的《玉篇》。唐封演《闻见录》云：“梁朝顾野 王撰《玉篇》三十卷，凡一万六千九百一十七字。”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重修《玉篇》三十 卷，梁大同九年黄山待郎兼大学博士顾野王撰，唐上元元年富春孙强增加字，宋大中祥符六年 陈彭年、吴锐、邱雍等重修。”今本《玉篇》已非顾野王原著，已经宋代重修，并改名为《大广益会 玉篇》。今本字数也较旧本多，据刘师培统计为：“二万二千七百二十六字”(《中国文字学》)，胡 朴安以张氏泽存堂本统计“共二万二千五百六十一字”(《中国文字学史》)，重修本较原本增多 五千余字，当为孙强、陈彭年等所增入。原书注释颇详，遍引群籍佐证，并附有野王案语，重修本 皆多删去，仅保留切音和简单注解，故原书面貌已改变，野王旧书日本尚保存-一部残本，分散在 石山寺、高山寺、东大寺、崇兰馆及佐佐木宗四郎等五处，集中一起计有原书的第九卷由言至幸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