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论者的陈词滥调 80年代生物技术公司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它们都在寻求 创造一个有助于大学和工业界相互交流的环境，逐步缩小两 者在文化上的差异，从而将科学变为高产出、高利润的产业。 这种环境将允许科学家如同在大学（已经变得有些像产业界 了)里那样潜心于科学研究（当然有一定限度）。幕克吉 (Chandra Mukerji)对一群为政府研究项目工作的海洋科学家 的描述，大致上适用于西特斯公司的高级科学家： 科学家的自主性使他们在面对科学召唤的强大和他 们自身在公共领域里的软弱无力时感到自信。科学家终 究不是政治家，他们宁肯在政治上失败也不愿在同行中 丢面子。只要能够从事促进科学发展（科学发展和提供 自身学术地位两者兼而有之)的研究，他们就感到充实。 但代价是科学家创造了一门新技术，而别人却捞到了好 处。4 就西特斯公司和相关公司的这件事例来说，受益者当然不是 政治家，而是获得了技术转让合同的商家（和律师）。 一般认为，从70年代开始，生物科学中原先泾渭分明的 “应用研究”与“纯基础研究”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了。这个故 事经常被编成一个腐败堕落的传言：分子生物学如何变成了 产业的佣人，帮助后者残忍地、肆无忌惮地追求利润。例如， 一个知名的现代生物学史家这样写道：“在重组DNA技术出 现以前，分子生物学实践基本上由传统的学术研究准则所指 导，通过联合和互助协作的精神使学科得到发展。”5任何一 个哪怕是熟悉一点科学史的人都不会把科学描述成“联合和 互助协作精神”的产物，无论是发现DNA分子结构的角逐，确
定艾滋病毒(HV)优先权的国际斗争，还是牛顿(Isanc New- tm)的传奇生涯，都能证明这一点。从历史学和人类学的角 度看，许多人所持有的这种现代生物学观点是有失偏颇的。 学者们正在提供大量资料，说明生物科学强调以“应用” 为中心，是现代科学的工具。例如，凯勒(Evelyn Fox Keller))分 析了人类控制和操纵“生命”的长期尝试，发现这些努力与近 代西方的性别理论和玄学体系有关。16波利(Philip J.Paly)则 证明，纵观20世纪生物科学的指导思想和研究实践，有强烈 的实用主义和机械论倾向。17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在最近 个多世纪内，化学工业和制药学工业雇用了大量科学家和技 术入员从事产业性研究。8从不少新出版的书中，我们也能看 到，医学研究的方向决定于慈善机构及政府部门反反复复的 改革意志。9最后，众所周知，在冷战时期，军事科学研究占政 府科技预算中很大的份额，而且逐年增加。0因此，如果拿不 出更多更有力的事实，认为新兴生物技术产业摧毁了纯科学 与应用研究之间的壁垒，这种断言是站不住脚的。 如果说有一个关于腐败的传闻，叙述资本主义如何腐蚀 了纯科学这块宝地，那么肯定会有一系列事实试图从各个不 同的角度证明，科学从来不像它的从业者和哲学家所宣称的 那样纯洁，从来就不存在不受腐蚀的纯粹东西。当代科学社 会研究这个领域，由于受一种对存在着完全不同的科学规范 这一观点的攻击（如今基本上不受重视）而启动并进入现行轨 道。社会学家默顿(Robert Merton)的工作奠定了科学规范的 经典表述，他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了四个互相关联、互相强 化的规范：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和有条理的怀疑论。默 顿认为，上述规范指导了经验研究的实践，使人类获得了“实 实在在的知识”。21普遍性是指科学真理是客观的，它们在同 一个地方是相同的，与作出发现的科学家和作出发现的地点
无关。公有性指科学是-一种继往开来的良好的社会活动。无 私利性指对真理的追求高于其他任何动机。有条理的怀疑论 指社会能通过公开争论、同行审议和重复实验等方法来评估 新的成果。在默顿看来，对科学家的成就的主要奖励是杜会 承认和精神荣誉。对荣誉的追求造成了科学家争先的压力， 但基本上没有必要对实验数据弄虚作假。事实正好相反：默 顿构造的这个精巧体系恰恰说明，科学家在他们的自身利益 驱动下，为公众谋福利。 实地调查科学家的经验研究表明，包含冲突价值观的实 践与默顿所强调的准则同样重要。社会学家穆尔凯(Michael Mulkay)在1980年发表了一篇批评默顿理论的文章，其中总 结了这方面的证据。他是这样写的： 科学信息的共享并非真的不受限制，它受“保密”规 定的制约。尽管科学家口头上常说要独立思考，但不过 是信誓且且而已。理性思维被视为至关重要，但也不乏 非理性的、自由发挥的想象。虽然不断提得充分运用客 观判据，科学家还是经常坚持人为评判的必要性。2 科学实验的可重复性常被誉为科学的核心标志，但却使用得 比预想的要少，而更多的是育从。穆尔凯认为，“充分”、“ 致性”和“可重复性”等名词，并不是表示过去存在的终极形式 的柏拉图式准则，而是人为构思设置、可讨价还价、因人而异 且受知识社会学家所研究的其他社会变量影响。 过去20年里的知识社会学的大量研究，主要集中于实验 室活动而不是理论的逻辑结构，集中于实际科学问题的谈判 和不确定，而不是编写伟人（男人为主）生平传记，这些工作极 大地影响了人们对科学的认识。今天，科学（和技术）的社会 研究正在迅速成长为一个交叉领域。从库恩(Thomas Kuhn) 和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开始，经过拉图尔(Bruno La-
tour)、诺尔-切蒂纳(Karin Knor-Cetina)、凯勒、哈拉韦(Donna Haraway)和其他许多人的共同努力，完成了对局部科学实践 多种多样的调查研究，将抽象的科学、理性、真理和社会拉回 到现实中来。他们既运用实验室和相关的研究场所的经验观 察，也运用具有新结构形式的实验，来达到上述目的。这些各 自不同的研究表明，实验室、写作风格和专业学会这些东西包 含了许多令默顿这样的功能主义社会学家无法理解的复杂 性。然而，至少在某些领域还产生了与当代科学的社会研究 相平行、但意见相左的“反派形象”说。持此说者坚信，科学家 发明“有条理的怀疑”或“无私利性”等规范，不过是为了掩盖 他们不光彩的动机。假如有一个现代科技腐败的故事能使默 顿理论的追随者有理由高叹“今不如昔”，那么，至少会有一串 符合后一种理论的事实来说明自我陶醉的传统科学的虚伪 性。有讽刺意味和不合常情的是，因为规范因素用事例说明 并不完全和一致，因为同时存在着关于该准则的两种截然对 立的理论，已经有人开始否认规范因素的存在，否定科学是 种社会实践。对一些从事科学杜会学研究的人来说，除非科 学是纯粹的，否则科学不会被确认为一种特殊的实践。事实 上，不可能有完全的“纯”科学，因为它不可能存在于人类活动 之外。证毕。 尽管默顿科学图景的每一个环节都受到了历史学、社会 学和哲学方面的重新评判，公平地说，许多科学家还是认为这 些准则指导了他们的科学实践。于是，科学家的观点与研究 科学家的那些人的观点之间如今产生了一条鸿沟。虽然这些 意见分歧对实际科学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可能连听都没听 说过这种争论)几乎没有什么影响，科学社会学研究却从中获 得了题材和权威。其实，研究这些不同意见本身就是确立规 范，是一种产生知识的实践。生物科学自我形象的“失真”，换
句话说，它不符合科学的规范，这一现象本身就是对人类学研 究很有吸引力的课题。我把实践标准确立为内容和过程两个 方面，只有那样，我们才能在构建至少部分满足实践要求的科 学准的过程中，随时发现问题，尽管这种努力可能伴随着犹 豫、冲突甚至失败。 美德与真实 沙平(Ste9 en Shapin)在他有影响的著作《真理的社会史》 的后记中指出，现代社会“今不如昔”的咏叹调和对往昔岁月 的懂憬，使我们连那些实际上并未丧失的持久行为也视而不 见了。沙平的这本书记载了一个特殊人物，一个绅士实验家 的成长史。这个人参与建立了新的实验场所和权威文化。时 间：l7世纪；地点：英国；人物：玻意耳(Robert Boyle);产品：他 的抽气机。那是一个新实验场所和实验科学奠基者同时降生 的年代，新的科学研究准则和方式都刚刚开始形成。玻意耳 的“实验室”就坐落在他家旁边，当时，玻意耳实验研究成果的 可信度与他本人的名誉和声望紊密相联。传播者知识的权威 性居然通过彼此熟识的人所获得的信赖而得以确立。“真实 性被理解为由美德来担保。”对美德的评判，对信任的看法，以 及真理的权威性等都决定于来来往往的人际关系，与日常生 活紧密结合。“前现代社会，”沙平说，“直面真理。”4 今天，我们从自封的、讲究实际的、总持怀疑态度的现代 人那儿知道，此种关系，此种亲近，此种评估，从而此种美德， 早已消失在大官僚主义和“大科学”冷酷和董名的世界里了。 “现代知识的地位，”沙平写道，“不像绅士的画室，却更像一座 真理的大监狱。”人人都受到监视。同行评议建立在置名基 础之上。确保知识的不再是美德，而是技能。茹我们补充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