吞掉了带在身上的文件，敌人只在他身上搜出了一张月票。月 票上填写的使用人住处的房子已在火灾中烧掉，敌人怀疑其中 有假，动用了各种刑具，逼他招认真实姓名和身份。残无人道 的敌人，用电刑在他背上烙了两个举头大的窟窿，也始终没有 从他的口里得到半点真实情况。在周恩来领导的中央特科多方 营救下，一个多月后，任弼时再次被释放出狱①。 一九二九年底，任弼时第二次出狱后，被党派往武汉任中 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兼武汉市委书记和湖北省委书记。他在武汉 将近一年。以开设画像馆为掩护，在严重的自色恐怖下，为党 作了许多工作。 一九三O年底，他被党中央调回上海。在上海，他参加了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又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三) 一九三一年四月，任弼时与王稼祥、顾作寐等，作为中央 代表来到中央苏区，任弼时任苏区中央局委员兼组织部长。他 们动身时，正值蒋介石开始第二次反革命“围则”，由上海到 江西的道路被阻，只好先乘船到香港转广州，再从福建去江 西。途经闽西边区的虎岗时，那里的反“围剿”斗争正在紧张 进行。他们不颜长途跋涉的疲劳，立即参加战斗，直到敌人 全部败退，才继续踏上征途。抵达长汀时，受到毛泽东、朱 德、项英等的热情欢迎。这时，苏区中央局正在长汀召开第一 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肯定了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的红四军前 ①陈琮英：《共产党人的坚强性格》，载1960年10月27日《中国 青年报，。 17
委在土地革命、建立根据地政权和创造红军等方面，都是执行 了“六大”的正确方针，批评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和三中 全会的“调和”作法。会议也讨论了第二次反“围剿”的打 法，但在作战方针问题上有争论。毛泽东主张把部队从江西、 福建边境向西拉回到富田、东固一带，从富田、东固向东横 扫，这样打，回旋余地大。而有的同志则主张由东向西打。争 论结果，会议同意了毛泽东的作战方针。会议还认为项英领导 不力，改选毛泽东为苏区中央局书记。任弼时参加了这次会 议。会后不久，他来到江西瑞金的叶坪。 任弼时到中央苏区，任苏区中央局委员兼组织部长后，曾 一度执行了王明的“左”倾错误政策。一九三一年九月，以博 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发来了指示信，指费毛泽东的 政策是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苏区中央局于 十一月一日至五日，在项英、任弼时主持下，在瑞金叶坪召开 了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按照中央九月 指示信的调子，批判了毛泽东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富农路 线”，`并撒销了毛泽东的苏区中央局书记职务，由项英、任弼 时负责。但在十一月七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 上，仍选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十二月，周恩来来 到了苏区，才由周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一九三二年十月，苏 区中央周召开了宁都会议，这是一次军事会议，由任弼时、王 稼祥、顾作霖主持。周恩来当时正在南城、广昌一带指挥打 仗，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会议批判了毛泽东，说毛泽东对临时 中央主张打下中心城市赣州抱消极态度，认为毛泽东提出红军 应向群众基础好的地方发展的正确主张，是军等上的“保守主 义”和“游击习气”，撤销了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选 18
举周恩来接任。周恩来从前线回来曾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总政 委仍应由毛泽东担任。后来毛泽东去于都养病，周思来才担任 了代总政委。当时红军的布告，都是署的总政委毛译东和代总 政委周恩来。 任弼时作为中央代表，在这一期间执行了“左”的政策， 排斥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但是，他从革命实践的检验中， 很快认识了这种错误，并强调要学习毛泽东、朱德建设革命根 据地的经验。他常对同志们说，在白区，我们是没有这个学习 条件的，这里既可以学习革命根据地的经验，又可以自由学习 马克思主义。他注意理论联系实际，注意调查研究，注意总结 符合实际情况的工作规律，检查党的方针是否正确。在第四次 反草命“围剿”快要到来时，他明确提出“应注意过去的经 验”，这是指的毛泽东领导粉碎敌入第三次反革命“围测”的 经验。他说，这经验就是要打一场人民战争，把军队的力量和 人民的力量很好地结合起来，实行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相结合， 正规军和民兵，游击队相结合，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 在作战方针上，就是要打游击战和游击性的运动战，集中优势兵 力，在运动中先打弱敌和孤立之敌，各个歼灭敌人①。正是由 于他同周恩来、朱德等坚持运用毛泽东的战路战术思想，并在周 恩来等的指挥下，胜利地粉碎了蒋介石的第四次反革命“围剿”。 在党的组织工作上，任弼时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缺乏巢体 领导和书记说了算，没有发挥各部门的作用、部长实际上变成 了巡视员，没有实行党内民主、群众积极性得不到发挥等峡 ①任窍时，《一个月来粉碎敌人进攻紧急工作的检阅，栽《实话 第10期，1932年11月30日出版。 19
点，曾经严肃地指出：这些缺点能否克服，是关系到党的组织 和领导是否健全的问题。为此，他提出了四条建议：第一、要 建立集体领导，第二、要建立巡视制度，第三、要建立各部工 作，第四、要加强党的民主①。在湘赣两省组织会议上，讨论 了他提出的这些问题，并作出了相应的决定。任弼时不仅抓党 的领导机关的建设，而且非常重视基层支部的建设。他常说： “支部是党的基本组织，是党与群众的连环。党的一切决议， 必须经过支部的执行，因此，必须健全党的支部。”他批评了 那些不重视支部作用的党组织负责人，强调提出：我们一定要 发挥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要严厉纠正那些脱离群众的官僚主 义、形而上学的形式主义、强迫命令的机会主义的工作作风， 必须创造新的布尔什维克工作方法与作风，切实做到面向支 部，面向群众。他要求“各级党部的负责同志，都必须亲身到 群众中了解和指导工作。只有一刻不放松的去检阅和督促每个 组织，每一工作具体执行情形，才能提高党员的积极性，推动 整个工作的进步，才能从新的实际经验中创造出新的工作方式 和作风。”@ 任弼时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还反映在肃反工作 上，因而保护了许多同志。一九三三年一月，执行王明“左” 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临时中央迁到中央苏区根据地后，进一步推 行其“左”倾错误政策，以“否定过去，打倒一切”的手法， 在党内大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先在福建批“罗明 路线”，接着在江西整邓（小平）、毛（泽罩）、谢（唯俊）、 ①②任期时：目前党组织上的中心工作，载《斗争第5期， 1933年3月15日出版。 20
古（柏）。任弼时当时虽然也执行了这些极左政策，但在一些 具体问题上，他仍坚持自己的看法，强调调查研究，实事求 是，而不推波助潮，例如，当时在敌后万（安）泰（和）边境 地区负贵背年工作的张爱神，被一名“AB团”分子供认为 “AB团”总部负责人。有位领导同志决意要逮捕张爱萍，并 把材料送给了任弼时。任弼时不相信这一口供，因为他熟悉张 爱萍的历史。张爱萍在上海做过秘密工作，曾几次被捕，以后 又到红军工作，负过伤，后来又负责青年工作等，这不是一个 “AB团”分子能做到的。因此，他提出对于这样的重大案件， “不应只凭口供，应该从他此一时期的工作检查中来找根据。” 他要顾作霖去万泰地区进行调查。经过详细的调查了解，结果 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①。为了防止肃反扩大化，他在组织部 门的会议上明确提出：“以后肃反，不能重口供，要重调查1” 尤其“不得随意乱抓入，乱杀入，要建立严格的审批制度。” 这一指示，无疑对当时的“左”倾错误是一次严肃的抵制，因 而保护了一些同志没有受到伤害。可是不久，临时中央认为他 “贯彻政策不力”，将他排出苏区中央局的领导。五月，免去 了他的中央局组织部长职务，派他去湘赣边区担任省委书记。 任弼时到达湘赣边区省委所在地禾镇以后，最为当地干 部所称资的，就是他同执行“左”倾错误政策的一些领导人作 斗争，将党的许多好同志，从肃反扩大化的迫害下及时解救出 来。当时，边区省委在代理书记陈洪时（湘赣红军长征后叛 变)、副书记刘士杰（长征中叛变）的把持下，利用改组省委的机 会，打击和迫著原省委书记王首道、原省苏维埃主席发德生、原 ①张爱萍：《永生的怀念》，载《怀念任弼时同志》，湖南人民出版 社1979年12月版。 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