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文物》1990年第6期“象牙干支等”)或“呢”(《罩彙》3340)形，尤其是最後的形搬與 “器子)”字所从最爲接近。故此字常隸作“肥”。“長吧”究竟屑何地，待考。但 據唐友波及李家浩兩位先生的研究，“少府盉”銘文字體、容量與“春成侯盉”相近，後者 是確定的韓國器物，則“少府盉”亦當屬韓。 (4)、“右卜脒鼎”的“丰”字 “右卜脒鼎”(《集成》2232)銘文有“目”字，以往學者或釋作“半”，或作不識字 處理。釋作“半”肯定是不對的，因爲戰國文字的“半”從未見作此形的。李家浩先生通 過與限印的“军”、兵器的“”等字進行比較，認爲“目”即上引文字所从，是“幸”字。 “丯”在此讀作“子”訓作“餘”。這一觀點，十分有助於對“右卜脒鼎”銘文的理解。 開於鄭國铜器，數量不多，附記於韓國铜器之後。 擲國铜器中最著名的是“哀成叔鼎”。對其年代，有春秋晚期和戰國早期兩种說法。 主張“戰國說”的學者認爲銘文中的“康公”即鄭末代君主“鄭康公”。事實上，蔡運章先 生早就指出，春秋戰國時期“康公”很多。因此，不能據銘文的“康公”確定器物的年代。 既如此，我們可從器物類型學角度考虑這個問題。《洛陽哀成叔墓清理簡報》指出，此墓所 出的鼎、豆和勺分別可與《洛陽中州路》中的器物對比。其中“铜鼎與M2729:35形制相近： 铜豆與M2729:31相同：銅勺與M2415:6近似。M2415屬東周第一期，即春秋初期，M2729 屬東周第三期，即春秋晚期。而第三期墓葬的铜器組合中才出現豆。據此，此墓應屬於春秋 晚期。”對此，李學勤和蔡運章先生均表示贊同。？可見，“哀成叔鼎”當爲春秋晚期時物。 “哀成叔鼎”銘文疑難字不多，現在基本都能釋讀，如“嘉”是人名、“黄鍍”乃古代 炊具、“饲”讀作“怠”等，最難索解的是“亦弗其鑫篗”一句，只能存以待考了。 4、中山铜器銘文研究舉要 無論是出土铜器數量還是銘文字数，中山均冠絕三晉，而研究中山器的文章自然也是最 多的。在衆多研究文章中，又以朱德熙、裘锡圭、李學勤、李零、于豪亮、張政烺、商承祚、 黄盛璋、陳邦懷、何琳儀、蔡哲茂諸位先先生的綜合考證文字的文章最具代表性。8至今已 1参看李刚：《三晉系記容記重铜器銘文集釋》，吉林大學硕士學位論文（導師：吳振武），2005年，73-74 頁。 2李家浩：《傳遽鹰節銘文考釋一戰國符節銘文研究之二》，李家浩：《著名中青年語言學家自選集·李家浩 卷》，安徽教有出版社，2002年，9094頁。又載《海上論叢》第二辑，1998年。 3洛喝市博物館：《洛陽市哀成叔墓清理简報》，《文物》1981年第7期。蔡運章：《哀成叔鼎铭考釋》，《中 原文物》1985年第4期。 4趙振華《哀成叔鼎的銘文與年代》《文物》1981年第7期。彭裕商《嘉鼎銘文考釋，《古文字論集（二）》， 《考古與文物叢刊》第2號，1983年。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銘文選》（四），文物出版社，1990年， 500-501頁。 5蔡運章：《哀成叔鼎銘考釋》，《中原文物》1985年第4期。 6洛陽市博物館：《洛陽市哀成叔幕清理筒報》，《文物》1981年第7期。 7蔡運章：《哀成叔鼎銘考釋》，《中原文物》1985年第4期。李學勤：《考古發現與東周王都》，《新出青铜 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237-238頁。 8朱德熙、裘錫圭：《平山中山王幕铜器銘文的初步研究》，《文物》1979年第1期。李學勤、李零：《平山 三器與中山國史的若干問题》，《考古學報》1979年第2期。于豪亮：《中山三器铭文考釋》，《考古學報》 1979年第2期。張政娘：《中山王磐壶及鼎銘考釋》、《中山國胤嗣斑盗壶釋文》，《古文字研究》第一辑， 中華書局，1979年。趙誠：《（中山壶）（中山鼎〉銘文試釋》，《古文字研究》第一輯，中華書局，1979年。 商承祚：《中山王譽鼎、壶銘文芻議》，《古文字研究》第七輯，中華書局，1982年。黄盛璋：《中山國铭刻 在古文字、語言上若干研究》，《古文字研究》第七解，中華書局，1982年。陳邦懷：《中山文字研究》，《天 津社會科學》1983年第1期。何琳儀：《中山王器考釋拾道》，《史學集刊》1984年第3期。朱歧样：《中山 國古史彝铭考》，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班1983年碩士學位論文。蔡哲茂：《平山三器銘文集 釋》，《書目季刊》第20期，第3分，1986年：第4分，1987年。察哲茂：《平山三器銘文集釋再補正》，《書 目季刊》第21期，第1分，1987年。 20
三晉文字编·緒論 有不少成果可成定論。爲此，已有學者作了階段性的總結，主要著作有張守中先生的《中山 王署器文字编》'以及何琳儀先生的《戰國文字通論》2。 據統計，中山王鼎有銘文469字，方壺有銘文450字，圆壺有銘文204字。3在這些銘 文中，有不少字已經得到確認。如“纣（鑄）”字、“掂（故）”字、“棘（純）”字、“觀 (叡)”字、“学（幼）”字、“最（早）”字、“李（少）”字、“愁（勞）”字、“粤 (數)”字、“斐（粼）”字、“胄”字、“韵（信）”字、“麴（絕）”字、“學（贤）” 字等等。下面舉例予以説明。 (1)、苯（祀）字 中山器習見一個作“函”、“图”形的字，衆談纷紜，其中最有影響的是釋作“年”和 “葉”之說。4後來，朱德熙先生把這個字釋作“異”（或“祀”）字異體。現將朱先生的 主要觀點節引于下： 《說文》祀字或體作禩。碧落碑“有唐五十二祀”祀字亦从異作裸，中山器芣字顯 然即此字所从異字的下部。苯字或寫作图，字形尤爲近似，中山器苯字可能是異字的簡 體，假借爲祀，也可能本來就是祀字的或體。 這一意見已爲大多學者所接受。6 (2)、“賈”字 中山器相邦的名字，主要有“。、“圆雨種驾法。學者們或隸作“鬨”，7或隸作 “明”，8還有學者釋作“貯”。後來，裘錫圭先生根據李學勤先生把金文中“間字釋作 “貿”的意見将中山器中的冒、圆和聚印的岗。字“侯馬盟害”中的卓。(《候 馬盟書》三五：八)、“十一年庫备夫鼎”(《集成》2608)的“圆一併改釋爲“賈”。0 據此，“四年咎奴令戈”(《集成》11341)的“园字亦當釋作“賈”。 (3)、“垃（替）”字 “中山王鼎”(《集成》840)銘文有“母（毋）圈军（厥）邦”的話。對於“晶”字， ·張守中：《中山王馨器文字编》，中華書局，1981年。 2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中華書局，1989年。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訂補）》，江蘇教育出版社，2003 年。 3張守中：《中山王馨器文字编》，中華書局，1981年，143頁。 ‘朱德熙、裘錫圭：《平山中山王嘉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文物》1979年第1期。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 (訂辅)》，江蘇教育出版社，2003年，135百。 5朱德熙：《中山王器的祀字》，《文物》1987年第11期。 6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餐幕一戰國中山國國王之墓》（上），文物出版社，1996年，402頁。董珊：《戰國 题铭與工官制度》，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尊師：李零），2002年，149-153頁。 7朱德熙、裘錫圭：《平山中山王墓铜器銘文的初步研究》，《文物》1979年第1期。李學勤、李零：《平山 三器與中山國史的若干間题》，《考古學報》1979年第2期。于豪亮：《中山三器銘文考釋》，《考古學報》 1979年第2期。 8張政娘：《中山王饗壶及鼎銘考釋以、《中山國胤嗣好盗壶釋文》，《古文字研究》第一輯，中華香局，1979 年。趙减：《（中山壶》（中山鼎》铭文試釋》，《占文字研究》第一朝，中華書局，1979年。 9商承祚：《中山王罂鼎、壶銘文芻議》，《古文字研究》第七輯，中華書局，1982年。張守中：《中山王馨 器文字编》，中華書局，1981年，59真。 0裘錫圭：《釋“賈"》，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九届學術討論會論文，1992年，南京。 21
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中山國墓葬發掘簡報釋作“並”。'朱德熙、裘錫圭先生從之，並懷疑讀作“妨”。李學勤、 李零先生亦從簡報意見，但讀作“病”。3于豪亮先生則把“並”字解釋爲“吞併”。4這些 解釋均不妥儅。 張政烺先生根據《說文》“替，廢，一偏下也”以及《說文解字注》和《說文解字句讀》 的解釋，結合甲骨文相近字形，把這個字釋作“替”，認爲是“替”字異體，並引典籍中“勿 替敬典”、“式勿替有殷曆年”爲證。把此字釋作“替”己是不刊之論。 (4)、“游”字 中山三器習見“前”字。學者們普遍用作“也”，但字的構形不明。對此問题，吳振 武先生曾作過深入探討。他指出，把這侗字釋作“施”、“旃”、“旂”等都不可信。但此 字用作“也”是没有周题的。從字形上来看，“渐”字所从的凰與族名金文“戈”字上 的“彤沙”之“沙”一戈缓在寫法上最昌接近。故字常从“以”从国（沙）”。上古音 “也”、“沙”關係密切。中山器“前”字有可能是“綏（矮）”的本字，而以彤沙之“沙” 的象形初文爲聲符，借作“也”字。6這一結論，有助於對“崩”字的理解。 (5)、私康 中山器常見“牵”(《集成》12046“私庫裔夫蓋杠接管”、“金”(《集成》1863“私 庫嗇夫鑲金銀泡飾”入、“童”(《集成》11864“私庫嗇夫鑲金银泡飾”)等形的字。中山 國墓葬發掘簡報把上面的字釋作“厶”，無說。7吳振武先生肯定了釋“厶”的說法，認爲 此字當釋作“厶庫”合文，讀作“私庫”，其功能與三晉其他器物上的“武庫”、“右庫”、 “左庫”等相當。8此說己爲學術界所普遍接受。 (6)、“護（屬）”字 “中山王方壶”《集成)9735)有。圆字學者們普遍把此字隸作“清”讀作“事”， 解釋爲“專委任”、“專任”、“一力承擔”等等。白于蓝先生指出， 圆。字有雨種摹本， 一種是右旁“壹”字中部沒有筆畫，而另一種則有小圈。對比原拓片可知，第二種幕本最爲 可信，字的右旁乃“恒（或位）”字，故圆。字常隸作“装”，在铭文中演作“圆”，潮 作托付、委任等意思，“屬任”一詞見於典籍。9 现在看來，把“圆字隸作“液”讀作“層”训作托付、委任，在形音義三方面均能得 到合理解釋。 ·河北省文物管理處：《河北省平山縣戰國時期中山國墓葬發掘简報》，《文物》1979年第1期。 2朱德熙、裘錫圭：《平山中山王墓铜器銘文的初步研究》，《文物》1979年第1期。 3李學勤、李零：《平山三器與中山國史的若干周题》，《考古學報》1979年第2期。 4于豪亮：《中山三器銘文考釋》，《考古學報》1979年第2期。 5張政娘：《中山王馨壶及鼎銘考釋》《中山國胤嗣好盗壶釋文》，《古文字研究》第一輯，中華書局，1979 年。 6吳振武：《試說平山戰國中山王墓銅器銘文中的“前”字》，《中國文字學報》第一輯，商務印書館，2006 年，73頁。 7河北省文物管理處：《河北省平山縣戰國時期中山國墓葬發掘商報》，《文物》1979年第1期。 8吳振武：《釋平山戰國中山王慕器物銘文中的“瓠”和私庫》，《史學集刊》1982年第3期。 9白于蓝：《釋中山王馨方壶中的“屬”字》，《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五輯，中華書局，2004年，290-295頁。 22
三晉文字编·緒論 (7)、“复（與）其为（溺）於人潮（綏一也），寧为（溺）於困（淵）” “中山王鼎”有“蔓（與）其（溺）於人前（綏一也），寧为（溺）於困（淵）” 的話。中山國墓葬發掘簡報已正確釋讀出了“蔓（與）”、“为（溺）”、“困（淵）”等 字。'朱德熙、裘錫圭兩位先生則懷疑“蒦”是指“尺蠖”這種蟲。同時又指出，這個諺語 是說：爲人迷惑而不能自拔，比掉在水裹還危險。稍後，李學勤、李零先生引《大戴禮記· 武王踐阼》中的“與其溺于人，寧溺于淵。溺于淵猶可游也，溺于人不可救也”2爲證，確 定了這句話的讀法。3 隨著新材料的不断公佈以及認知能力的提高，對中山文字的釋讀也在不断進步。在已有 的中山器裹，未見“九祀”紀年的器物。最近，有學者公佈了新發現的一件中山王“九祀 壶”，則“剛好補上了期間的空缺”。4而白于蓝先生對中山三器個別字詞所提出的新見解， 如把“醺酵”讀作“醇磅”、把“詳道”讀作“挈導”、把“百每”讀作“博敏”等，5都 是有益的探討。 5、兩周銅器銘文研究概述 兩周銅器銘文多能識出。此處只對學術界的研究概况略作交待。 李學勤先生在《戰國題銘概述》（中）一文中，對兩周器物進行單獨研究，並指出，“從 字體來看，東周题銘和三晉是相仿的，但就格式來看，東周题銘自有其特色。”6 兩周銅器習見“公朱”一詞，朱德熙、裘錫圭先生最先指出當讀作“公廚”。7黄盛璋 先生力證此說，他在幾篇文章中指出，鄭韓故城一廚房遺址陶片文字有“公肤”“左胨” “脒”等字樣，皆可證讀“朱”爲“廚”的可信性。8 兩周铜器還常見“左/右自”，以往都讀“自”作“師”。朱德熙、裘錫圭先生認爲， “自”字其實是“官”字之省。這一觀點在黄盛璋先生的推闡下，已成定論。9 對於雨周铜器文字及容量、工官制度，董珊先生亦有長論，可參看。0 (三)、兵器 三晉兵器的種類，就目前所見，主要有戈、戟（束）、矛、皱、鉞、劍、矢鏃、弩機等， 其中又以戈、戟、矛、皱最爲常見。 三晉兵器以趙、魏、韓三個國家爲主，其他國家的兵器罕見。另外，鄭國的兵器很難從 韓國析出。對於鄭國兵器，正如董珊先生所言，只能“暫時按照傳統講法，把這類题銘作爲 韓國題銘處理”。Ⅱ 在三晉兵器銘文研究中不得不提的是李學勤、黄盛璋、吳振武諸位學者的力作，以及蘇 輝、董珊、秦曉華諸位先生的學位論文。蘇輝2、秦曉華'兩位先生都對三晉兵器銘文研究 ·河北省文物管理處：《河北省平山縣戰國時期中山國幕葬發掘商報》，《文物》1979年第1期 2這段話亦見於上博簡《武王踐阼》篇，多看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七）》，上海古籍出 版社，2008年，158-159页。 3李學勤、李零：《平山三器與中山國史的若干周题》，《考古學報》1979年第2期。 4唐友波：《中山王譽“九祀”壶及其相脚的幾個周题》，《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七輯，中華書局，2008年。 5白于蓝：《讀中山三器銘文瑣記》，《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七輯，中華書局，2008年。 6李垫勒：《戰因题铭概述》（巾），《文物》1959年第8期。 7朱德熙、裘锡圭：《戰國文字研究（六種）》“註釋36”，《考古學報》1972年第1期。又截朱德熙：《朱 德熙文集》第五卷，商務印書館，1999年，31頁。本文引用後者。 8黄盛璋：《公朱鼎及相周諸器綜考》，《中原文物》1981年第4期。黄盛璋：《新發現之戰國銅器與國別》， 《文博》1989年第2期。 9朱德熙、裘錫圭：《戰國銅器銘文中的食官》，《文物》1973年第12期。又截朱德熙：《朱德熙文集》第五 卷，商務印書館，1999年，83頁。本文引用後者。黄盛璋：《公朱鼎及相周諸器綜考》，《中原文物》1981 年第4期。黄盛璋：《新發現之戰國铜器與國別》，《文博》1989年第2期。 0董珊：《戰國题銘與工官制度》第四章“兩周圈铭概述”，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停御：李零），2002 年。 Ⅱ董珊：《戰國题銘與工官制度》“緒論”註釋1，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導師：李零），2002年。 2蘇輝：《秦、三管紀年兵器研究》“前言”，中國社合科學院研究生院歷史系碩士學位論文（導師：李學 23
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作過較爲全面的綜述，董珊先生對趙國兵器銘文研究亦有精當的概述和深入的探討。2這對 我們了解三晉兵器銘文研究的學術進展有莫大的幫助。下面，在現有成果的基礎上，我們對 三晉兵器銘文研究略作說明。 戰國兵器的分國研究，肇始於李學勤先生的《戰國題銘概述》3一文。在“三晉題銘” 一節中，李先生“最早列舉了有建信君、春平侯、廉頗署名的一批兵器，但是限於當時研究 不足，李學勤先生把這些屬於趙國的兵器誤定為屬於韓國。”這個错誤，爲後來黄盛璋先生 《就論三晋兵器的國別和年代及其相關問題》一文所糾正。4但《戰國題銘概述》一文仍有 很多創見，如最早釋出兵器銘文中的“冶”字，5把“二十九年高都令戈”(《集成》11302、 11303)、“九年线丘令戈”(《集成》11313)、“朝歌右庫戈”(《集成》11182)定爲魏器： 把“王立事皱”(《集成》11674)定爲趙器等。李學勤先生還指出，“這種記令、工師、冶 的銅器，主要是兵器，都是三晉的。”銘文中的“令是督造者”、“守相”是代理相邦、“大 攻君”即“大攻尹”、“工尹”是管理手工業的官吏，高於工師。 1971年，新鄭“鄭韓故城”發現大量戰國韓國铜兵器，郝本性先生在《新鄭“鄭韓故 城”發現一批戰國铜兵器》一文刊佈了其中的27件，並將這些兵器銘文按年代順序排列。6 “首開三晉兵器编年之先河”。7 黄盛璋先生的《献論三晉兵器的國別和年代及其相關問題》8一文，是研習三晉兵器必 讀著作。在文中，黄先生對韓、趙、魏三國兵器進行分國論述，明確了大批兵器的國別與年 代，總結出三晉兵器鑄造制度。他指出，三晉兵器的鑄造制度，大概分：監造者、主造者、 製造者三級鑄造；中央系统所造兵器監造者爲相邦、守相或邦司寇，地方則爲“令”監造： 鑄造兵器之處多記庫名：工師或冶尹等爲主造者，冶是最低級的直接造器者。從文字的角度 看，三晉兵器銘文“工師”二字合書，銘醉末贅有“執劑”或“造”字。這些都可以作爲判 断三晉兵器國別的標準。其中，韓國兵器地方和中央一樣，有以令加司寇爲監造的：趙多以 相邦（守相）或再加大攻尹爲監造的，有時在“令”之上加有“王立事”：而魏國則以邦司 寇爲監造者。對於時代的判断，三晉兵器銘文可分成簡式、繁式和最繁式三類，簡式時代最 早，萌芽于戰國中期甚至早期，最繁式一般皆屬於戰國晚期，而繁式則介於這兩者之間。這 些結論及方法現已爲學術界所普遍接受並運用。二十多年來新出三晉兵器數量不少，論者多 以此爲據。 蘇輝先生在這個基礎上，對黄盛璋先生的結論作了修改完善。他認爲，銘文末尾有“執 削”一詞的爲趙國紀年兵器所獨有，有“造”字的則是韓國兵器的重要特徵。趙、魏兩國均 有邦司寇督造的兵器，二者的區別主要是看醉末是否贅有“執劑”一詞。同時，趙國此類兵 器是由工庫製造，故有工庫製造的兵器办可定爲趙國。另外，“冶”字，趙國作“约”形， 勤)，2002年。 ·秦晓華：《東周晉系文字資料研究》第三章“東周晉系有銘兵器研究”，中山大學博士學位論文（導師： 陳偉武)，2008年。 2董珊：《戰國题铭與工官制度》第一章“趙國题銘”，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導師：李零），2002年。 3李學勤：《戰國题銘概述》（上、中、下），《文物》1959年第7、8、9期。 4董珊：《戰國题銘與工官制度》第一章“趋國题銘”，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導師：李零），2002年， 11直。 3經學者们的反復論證，現已基本清楚“治”字是由“=、火、刀、口”幾部分構成。参看王人聽：《開於 壽縣楚器銘文中的“但”字的解釋》，《考古》1972年第6期。黄盛璋：《戰國“冶”結構類型與分國研究》， 《古文字學論集（初编）》，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83年。林清源：《戰國“治”字異形的衍生 與制約及其區域特徵》，《第二届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續编）》，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 系，1995年。蘇輝：《秦、三晉紀年兵器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歴史系碩士學位論文（導師：李 學勤)，2002年，3-5頁。 6郝本性：《新鄭“鄭韓故城”發现一批戰國铜兵器》，《义物》1972年第10期。 7秦晓華：《東周晉系文字資料研究》，中山大學博士學位論文（導師：陳偉武），2008年，49真。 8黄盛璋：《试論三晉兵器的國刷和年代及其相關周题》，《考古學報》1974年第1期。又截《歷史地理與考 古論叢》89147頁，齊魯書社，1982年。 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