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会，从事半工半读，因他们多不能久在湖南，我亦有北京之游，事无 成议。今春回湘，再发生这种想象，乃有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划，而先 从办一实行社会说、本位教育说的学校人手。此新村以新家庭、新学校及 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当时并不是只有毛泽东一人思考“新村” 的问题。《新青年)杂志上就刊登过周作人、武者小路实笃等谈新村的文章， 李大钊、瞿秋白写过介绍一些美国人办的公社的文章。但是在毛泽东的思 想中，看来是更多地受了康有为的《大同书》的影响。《大同书》里对理想 社会描述得十分具体：妇女有身者入胎教院，儿童出胎者入育婴院，儿童 按年入学养院，老则入养老院…毛泽东在《学生之工作》中对所设想的 “新村”的描述，是很接近康有为的想法的：“含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 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 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 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 新社会，而为一‘新村'，吾以为岳麓山一带，乃湘城附近最适宜建设新村 之地也。”这似乎可以看做他人民公社思想的胚芽。这篇文章中关于“工作 之事项”的规定“种园、种田、种林、畜牧、种桑、鸡鱼”，岂不也很像他 后来概括的“农林牧副渔”么。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提到了康有为， 将他列人“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并且说， “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对康 有为关于大同世界的设想，其中哪些是应该而且可以实现的，哪些只不过 是乌托邦的幻想，毛泽东在他的全部著作中，无一字评论，这里只是为康 有为惋惜：未能找到通向这个理想的道路。现在到了中国人民大跃进时代， 毛泽东自认为己找到了这条道路：他执掌国柄，康有为只能想想的事情， 现在可以付诸实施了。在北戴河会议讨论人民公社问题时，他说过这样的 话：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当年筹办人民公社的时候， 中央农村工作部的负责人，曾经把康有为的《大同书》和《哥达纲领批判》 一同送给徐水县的干部。由此也多少可以看出人民公社的指导思想有多么 驳杂了。在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的八届六中全会上，毛 泽东还为《张鲁传》亲自作注，印发与会者。他对汉末张鲁所行“五斗米 道”中的“置义舍”（免费住宅），“置义米肉”（吃饭不要钱），“不置长吏， 皆以祭酒为治”，“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 合)等做法，也是欣赏的。看来，除了欧洲的空想社会主义之外，近世欧 美日本的新村思想，中国历史上农民平均主义理想社会的思想，都给了毛 泽东或多或少的影响
同志会，从事半工半读，因他们多不能久在湖南，我亦有北京之游，事无 成议。今春回湘，再发生这种想象，乃有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划，而先 从办一实行社会说、本位教育说的学校人手。此新村以新家庭、新学校及 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当时并不是只有毛泽东一人思考“新村” 的问题。《新青年）杂志上就刊登过周作人、武者小路实笃等谈新村的文章， 李大钊、瞿秋白写过介绍一些美国人办的公社的文章。但是在毛泽东的思 想中，看来是更多地受了康有为的《大同书》的影响。《大同书》里对理想 社会描述得十分具体：妇女有身者入胎教院，儿童出胎者入育婴院，儿童 按年入学养院，老则入养老院……毛泽东在《学生之工作》中对所设想的 “新村”的描述，是很接近康有为的想法的：“含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 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 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 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 新社会，而为一‘新村’，吾以为岳麓山一带，乃湘城附近最适宜建设新村 之地也。”这似乎可以看做他人民公社思想的胚芽。这篇文章中关于“工作 之事项”的规定“种园、种田、种林、畜牧、种桑、鸡鱼”，岂不也很像他 后来概括的“农林牧副渔”么。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提到了康有为， 将他列人“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并且说， “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对康 有为关于大同世界的设想，其中哪些是应该而且可以实现的，哪些只不过 是乌托邦的幻想，毛泽东在他的全部著作中，无一字评论，这里只是为康 有为惋惜：未能找到通向这个理想的道路。现在到了中国人民大跃进时代， 毛泽东自认为已找到了这条道路：他执掌国柄，康有为只能想想的事情， 现在可以付诸实施了。在北戴河会议讨论人民公社问题时，他说过这样的 话：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当年筹办人民公社的时候， 中央农村工作部的负责人，曾经把康有为的《大同书》和《哥达纲领批判》 一同送给徐水县的干部。由此也多少可以看出人民公社的指导思想有多么 驳杂了。在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的八届六中全会上，毛 泽东还为《张鲁传》亲自作注，印发与会者。他对汉末张鲁所行“五斗米 道”中的“置义舍”（免费住宅），“置义米肉”（吃饭不要钱），“不置长吏， 皆以祭酒为治”，“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 合）等做法，也是欣赏的。看来，除了欧洲的空想社会主义之外，近世欧 美日本的新村思想，中国历史上农民平均主义理想社会的思想，都给了毛 泽东或多或少的影响
回顾这一页历史，真不能不使人感慨万千。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 毛泽东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打败了强大的内外 敌人，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毛泽东不愧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革命胜利 以后，要在贫穷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体现中华民族雄心壮志的 领袖，由于急于求成，欲求迅速摆脱贫穷落后的“挨打局面”，要超英赶美， 同苏联并驾齐驱，于是终于陷人了自己从来对之深恶痛绝的主观主义：竞 然无视中国生产力还很低下的现实，无视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客观规律， 无视内外主客观实际情况，于是战争年代的谦虚谨慎一去不复返了，以为 凭借战争时期的经验，党和个人的威信，动员起来的人民群众的冲天干劲， 就可以创造人间奇迹。于是晚年的毛泽东终于陷自己于带空想色彩的理想 社会主义中而不能自拔。1959年的庐山会议，实际表明也是一场为维护这 种理想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
回顾这一页历史，真不能不使人感慨万千。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 毛泽东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打败了强大的内外 敌人，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毛泽东不愧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革命胜利 以后，要在贫穷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体现中华民族雄心壮志的 领袖，由于急于求成，欲求迅速摆脱贫穷落后的“挨打局面”，要超英赶美， 同苏联并驾齐驱，于是终于陷人了自己从来对之深恶痛绝的主观主义：竟 然无视中国生产力还很低下的现实，无视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客观规律， 无视内外主客观实际情况，于是战争年代的谦虚谨慎一去不复返了，以为 凭借战争时期的经验，党和个人的威信，动员起来的人民群众的冲天干劲， 就可以创造人间奇迹。于是晚年的毛泽东终于陷自己于带空想色彩的理想 社会主义中而不能自拔。1959 年的庐山会议，实际表明也是一场为维护这 种理想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
上庐山开会（关于我的记录本） 1959年6月30日接到通知，上庐山开会。这天北京上山的人到居仁堂， 彭真传达了要讨论的13个问题，说是开神仙会。一起听传达的有薄一波、 康生、吴冷西、田家英等。 我在庐山会议时用的一个黑皮记录本保存下来了。庐山会议后，在水电 部受批斗时，我曾经将自己多年来的全部日记本、工作笔记本、来往信件 (主要是家信)等，凡属可以反映思想动态的一切资料，统统上交了，以 便组织上彻底“清算”我这个人。（在延安“抢救运动”时就有过这种经验） 可是，我惟独保留了这个记录本以及在庐山时的有关资料。我觉得这是山 上这场大风波的真实记录，为历史也为我自己，我应当将它们留在身边。 1963年12月下旬，从北大荒回京闲住二年后，我再次被下放到安徽大 别山中的磨子潭水电站，当文化教员。1967年11月10日，当时安徽省军 管系统来人，以负责人要找我谈话为由，连夜将我送到合肥。我当即明白 是被捕了。（果然第二天用专机将我送到北京入秦城监狱）在清理我的书物 时，我告诉那几位穿军服的同志，这个本子是重要之物，我特在封里写上 “李锐庐山会议的记录本”几个字，以防将来找不到。1979年1月，我回 到北京重新工作后，中组部的同志来退还“专案一办”为审查我而收存的 全部有关资料时，却不见这个记录本。这使我想起1967年8月间的事情。 北京专案组的几个人，持中央办公厅和公安部的介绍信来，要我交代同胡 乔木、吴冷西和田家英的关系，特别是在庐山时的情况，并说专案组长是 周总理。当时我虽已50岁，且是8年戴罪之身，却依然少年气盛。我说， 毛主席周围的人，最危险的不是他们三个人，而是陈伯达，“我最不放心的 是陈伯达”。于是我举出事例，以为证明。但是专案办的人不让我写材料， 只答应口头转告周总理。于是我向总理写了封信。10月间，专案组的人又 来过磨子潭一次，向我查问有关事情，并退还我给总理的信，说此信他们 不能转交。因此，11月10日遭逮捕时，我心中明白，定是同触犯了陈伯达 有关。那时此人正红得发紫。我将这个情节告诉中组部的同志，请他们设 法找到这个记录本。果然，不久他们从陈伯达的档案中找到了。（这个记录 本上没有像其他退回的资料一样，盖印有“专办”的编号，可见一开始就 被陈伯达取走了。) 1980年10月到11月间，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草稿时，我根据这个记录本，得以将庐山会议的情况作了扼要的介绍
上庐山开会（关于我的记录本） 1959 年 6 月 30 日接到通知，上庐山开会。这天北京上山的人到居仁堂， 彭真传达了要讨论的 13 个问题，说是开神仙会。一起听传达的有薄一波、 康生、吴冷西、田家英等。 我在庐山会议时用的一个黑皮记录本保存下来了。庐山会议后，在水电 部受批斗时，我曾经将自己多年来的全部日记本、工作笔记本、来往信件 （主要是家信）等，凡属可以反映思想动态的一切资料，统统上交了，以 便组织上彻底“清算”我这个人。（在延安“抢救运动”时就有过这种经验） 可是，我惟独保留了这个记录本以及在庐山时的有关资料。我觉得这是山 上这场大风波的真实记录，为历史也为我自己，我应当将它们留在身边。 1963 年 12 月下旬，从北大荒回京闲住二年后，我再次被下放到安徽大 别山中的磨子潭水电站，当文化教员。1967 年 11 月 10 日，当时安徽省军 管系统来人，以负责人要找我谈话为由，连夜将我送到合肥。我当即明白 是被捕了。（果然第二天用专机将我送到北京入秦城监狱）在清理我的书物 时，我告诉那几位穿军服的同志，这个本子是重要之物，我特在封里写上 “李锐庐山会议的记录本”几个字，以防将来找不到。1979 年 1 月，我回 到北京重新工作后，中组部的同志来退还“专案一办”为审查我而收存的 全部有关资料时，却不见这个记录本。这使我想起 1967 年 8 月间的事情。 北京专案组的几个人，持中央办公厅和公安部的介绍信来，要我交代同胡 乔木、吴冷西和田家英的关系，特别是在庐山时的情况，并说专案组长是 周总理。当时我虽已 50 岁，且是 8 年戴罪之身，却依然少年气盛。我说， 毛主席周围的人，最危险的不是他们三个人，而是陈伯达，“我最不放心的 是陈伯达”。于是我举出事例，以为证明。但是专案办的人不让我写材料， 只答应口头转告周总理。于是我向总理写了封信。10 月间，专案组的人又 来过磨子潭一次，向我查问有关事情，并退还我给总理的信，说此信他们 不能转交。因此，11 月 10 日遭逮捕时，我心中明白，定是同触犯了陈伯达 有关。那时此人正红得发紫。我将这个情节告诉中组部的同志，请他们设 法找到这个记录本。果然，不久他们从陈伯达的档案中找到了。（这个记录 本上没有像其他退回的资料一样，盖印有“专办”的编号，可见一开始就 被陈伯达取走了。） 1980 年 10 月到 11 月间，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草稿时，我根据这个记录本，得以将庐山会议的情况作了扼要的介绍
当时大家对这个介绍是很感兴趣的。现在还是这个记录本帮助我完成写这 本实录的任务。 记录本的第一页记有：6月30日居仁堂传达：庐山会议要谈的13个问 题，只记了前5个问题的简要内容，可能是当时觉得反正上山后会有正式 文件的，其他的就没有再记，5个问题所记如下： 一、读书。中委、省、地委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卷。 为基层干部、公社党委编三本书：好人好事，如王国藩，实事求是：坏 人坏事，虚报浮夸，随风倒等：中央指示，加省委的一些指示。 读完要考试，在职干部要抽时间学习。不要做热锅上的蚂蚁，要做冷锅 上的蚂蚁。 二、国内形势。形势好转中，何时基本好转？彻底好转？盲目性也减少 了。 三、今年任务。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商业、运输、劳动。 四、明年任务。 五、1962年任务，不是搞数目字，先确定方针。 (三、四、五三题，后来并为“任务”一题。) 从将要讨论的问题来看，大跃进的高温早己下降，从毛泽东到地方负责 人，大家都已冷静下来，都觉得需要很好地总结经验教训，安排好今明两 年的任务和各项工作。“人心思定”，许多指标需要进一步落实。 北京上山开会的人，主要是计委和工交各部的负责人，同乘一专列，于 7月1日下午7时到武汉，随即乘船到九江。车上李富春召集工交各部负责 人开了一个短会，研究1960年计划方针。我在发言中谈到，去年的教训在 于没有了综合平衡或有了也不起作用，“万马奔腾’都是脱缰野马。经济活 动本身有其规律，不论怎样“跃进”，也摆脱不了客观规律的制约。我还转 告了同在车上的胡乔木的有关谈论。胡乔木也谈到对综合平衡、经济规律 的意见：如天体运动，太阳系各行星绕太阳运动，有其轨道，不能失去平 衡。火车、汽车运行也有车道，规律亦如车道，车子如不按车道走，就要 出事故，特别是火车，一出轨就要造成大事故。 我同胡乔木认识较早。1939年夏，南方局开青年工作会议，我当时在 湖南省委组织部工作，兼省青委书记：冯文彬、胡乔木代表中央青委从延 安来到重庆。开完会后，胡乔木到湖南检查青年工作，我随即调离湖南撤 退到延安，我们一直同行。到延安后，他将我留在中央青委宣传部工作。 吴冷西是我在延安《解放日报》工作时的同事。田家英在中央政治研究室 工作，有文章寄到报社，必经我手（我管评论），于是成为文字之交。在专 列上，我同胡乔木、田家英有过闲谈，主要是交换各自的看法，对1958年
当时大家对这个介绍是很感兴趣的。现在还是这个记录本帮助我完成写这 本实录的任务。 记录本的第一页记有：6 月 30 日居仁堂传达：庐山会议要谈的 13 个问 题，只记了前 5 个问题的简要内容，可能是当时觉得反正上山后会有正式 文件的，其他的就没有再记，5 个问题所记如下： 一、读书。中委、省、地委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卷。 为基层干部、公社党委编三本书：好人好事，如王国藩，实事求是；坏 人坏事，虚报浮夸，随风倒等；中央指示，加省委的一些指示。 读完要考试，在职干部要抽时间学习。不要做热锅上的蚂蚁，要做冷锅 上的蚂蚁。 二、国内形势。形势好转中，何时基本好转？彻底好转？盲目性也减少 了。 三、今年任务。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商业、运输、劳动。 四、明年任务。 五、1962 年任务，不是搞数目字，先确定方针。 （三、四、五三题，后来并为“任务”一题。） 从将要讨论的问题来看，大跃进的高温早已下降，从毛泽东到地方负责 人，大家都已冷静下来，都觉得需要很好地总结经验教训，安排好今明两 年的任务和各项工作。“人心思定”，许多指标需要进一步落实。 北京上山开会的人，主要是计委和工交各部的负责人，同乘一专列，于 7 月 1 日下午 7 时到武汉，随即乘船到九江。车上李富春召集工交各部负责 人开了一个短会，研究 1960 年计划方针。我在发言中谈到，去年的教训在 于没有了综合平衡或有了也不起作用，“万马奔腾’都是脱缰野马。经济活 动本身有其规律，不论怎样“跃进”，也摆脱不了客观规律的制约。我还转 告了同在车上的胡乔木的有关谈论。胡乔木也谈到对综合平衡、经济规律 的意见：如天体运动，太阳系各行星绕太阳运动，有其轨道，不能失去平 衡。火车、汽车运行也有车道，规律亦如车道，车子如不按车道走，就要 出事故，特别是火车，一出轨就要造成大事故。 我同胡乔木认识较早。1939 年夏，南方局开青年工作会议，我当时在 湖南省委组织部工作，兼省青委书记；冯文彬、胡乔木代表中央青委从延 安来到重庆。开完会后，胡乔木到湖南检查青年工作，我随即调离湖南撤 退到延安，我们一直同行。到延安后，他将我留在中央青委宣传部工作。 吴冷西是我在延安《解放日报》工作时的同事。田家英在中央政治研究室 工作，有文章寄到报社，必经我手（我管评论），于是成为文字之交。在专 列上，我同胡乔木、田家英有过闲谈，主要是交换各自的看法，对 1958 年
的大跃进，都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也同吴冷西有过一次闲谈。吴说，不久 前在毛主席处谈话，主席这样谈到：搞经济，我们这些人恐怕是不行了： 还说，去年是打了一次败仗：又说，沉重心情5月后才开始好转。吴说， 主席还谈到政治家与书生问题：书生多端寡要，抓不住时机，不能当机立 断。1957年反右时，抓住卢郁文讲的话，写了《这是为什么？》，使形势急 转。这使我想起田家英1958年同我的一次闲谈，谈到他有次和谭震林一起 在主席处谈话，谈到经济形势和有关问题时，主席突然说起，还拍了桌子： “只有陈云能管经济，我就不能管？”因此在火车上，我们四人的交谈中 有一共同观点：1958年毛泽东亲自到前台来直接管经济，来发号施令，结 果碰了这么一个大钉子。这时，他自己也感觉到，应当如何来转弯了。 在“江新”轮船上，遇到陶铸，他请我们吃荔枝，谈到广东因闹水灾， 更增加形势的严峻，不过他还是乐观的。 经过4月上海会议，“以钢为纲”的问题也大都暴露。农业和工业两方 面，因大跃进造成的后果都很严重。两次郑州会议之后，农村“五风”等 问题已开始有所纠正，但对形势的总估计，从毛泽东起，一般还认为只是 一个指头顶多两三个指头的问题。这时有许多省粮食己很紧张，出现成片 地区挨饿甚至死人的情况。山东、安徽、湖北、甘肃、云南等省都比较严 重，广东边境县己有到湖南抢粮的
的大跃进，都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也同吴冷西有过一次闲谈。吴说，不久 前在毛主席处谈话，主席这样谈到：搞经济，我们这些人恐怕是不行了； 还说，去年是打了一次败仗；又说，沉重心情 5 月后才开始好转。吴说， 主席还谈到政治家与书生问题：书生多端寡要，抓不住时机，不能当机立 断。1957 年反右时，抓住卢郁文讲的话，写了《这是为什么？》，使形势急 转。这使我想起田家英 1958 年同我的一次闲谈，谈到他有次和谭震林一起 在主席处谈话，谈到经济形势和有关问题时，主席突然说起，还拍了桌子： “只有陈云能管经济，我就不能管？”因此在火车上，我们四人的交谈中 有一共同观点：1958 年毛泽东亲自到前台来直接管经济，来发号施令，结 果碰了这么一个大钉子。这时，他自己也感觉到，应当如何来转弯了。 在“江新”轮船上，遇到陶铸，他请我们吃荔枝，谈到广东因闹水灾， 更增加形势的严峻，不过他还是乐观的。 经过 4 月上海会议，“以钢为纲”的问题也大都暴露。农业和工业两方 面，因大跃进造成的后果都很严重。两次郑州会议之后，农村“五风”等 问题已开始有所纠正，但对形势的总估计，从毛泽东起，一般还认为只是 一个指头顶多两三个指头的问题。这时有许多省粮食已很紧张，出现成片 地区挨饿甚至死人的情况。山东、安徽、湖北、甘肃、云南等省都比较严 重，广东边境县已有到湖南抢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