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本人的科学头脑和实证主义精神，有很大一部分就是花在这 方面的思考上。 德国史学家Friedrich Meinecke称韦伯是“德国的马基雅 维里”。他下这样的评语，自然是因为韦伯思想中有着太多实证 政治学的成分。韦伯在他的演说中一再申述，科学最主要的功 用，就是可以使人做到“头脑的清明”，这成了他对抗神秘主义和 浪漫主义的最后防线，无论是他的一些令人着迷的概念，或是许 多让人厌恶的语言，多是出自这种思想路线的指导。当谈及学者 的操守时，他一再强调，一个教师所应当傲的，不是去充当学生 的精神领袖，不是立场鲜明的信仰灌输，而是尽力做到“知识上 的诚实”，去“确定事实、确定逻辑关系和数字关系或文化价值的 内在结构”，因为没有对手和不允许辩论的“讲台，不是先知和煽 动家应呆的地方”。而韦伯所确定的不少事实，看起来确实是绝 不考虑“价值”的。簪如在他看来，八百年前教皇党没收贵族财 产的举动，同布尔什维克及其苏维埃对资产阶级的侵夺并无不 同一人类组成派别，无非就是为了利益的经营，世界各地的攻 治领袖和政治团体，纵然因制度的不同而具有多少地城色彩的 差别，但确实有一些“通则”在制约着他们的活动。行政的物质工 具的归属，政客的收入来源和社会身份，动员下属的组织方式， 韦伯对古往今来这些普适性从政要素的分析，确实是在极彻底 地贯彻著“免除价值”的原则，对此他丝毫也不想做任何意识形 态的解释。因此，要想搞清美国大陆“高度民主”的真实面貌，并 不能从华盛顿等立国先贤的理想中找到，而是要分析“党老大”、 “塔曼尼厅”、“考科斯会”等这些政党经营的机器。这种民主 的价值，绝不在于它接替了以往教会派发圣餐的职能，可以为我 们提供一个解决生活意义问题的场所，对于美国的老百姓来说， 10
这样的民主不过是可以向官员脸上吐唾沫，而不是像德国人那 样，让官员向他们脸上吐睡沫，沿着这种“思想清明”的路线走下 去，韦伯得出的见识往往令人不寒而栗：“我们提供给后人的，并 不是人类的和平和幸福，而是为保持和塑造我们民族性格而进 行的永恒斗争。一在历史面前，我们的后裔要我们负责的首先 不是我们遗留给他们的经济组织的类型，而是我们为他们赢得 并转交给他们的自由空间的范围，说到底，发展的过程也就是谋 求权力的过程。”（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上海译文出版 社，1988，第697页)韦伯本人设有意识到，在写下这些话时，他 在“价值中立”的道路土已走得太远：民族国家间的强权政治 已经成了政治生活的至高原则。 站在我们今天的立场，在这些问题上责怪韦伯，应是很容易 的事情。但如上所言，对“科学”（从建立价值的意义上说）和“民 主”（由平庸大众、企业化政党和官僚化构成）感到失望的不惟韦 伯一人所独有，而是他那个时代的特色。从这里也令我想到了另 外一个更加意味深长的问题，中国开始标举“德、赛二先生”的 “新文化运动”，正是发生在韦伯这两篇演说的同时。韦伯的演说 发表后，曾在德国爱了：场论战我选了李凯尔特等重要学 者的四篇论战文章附于书后，可参阅而就在四年之后，中国也 发生了由张君劢种丁文江引发的“科玄之战”，这场论战的发生 被许多参与者不约而同地归咎于国人因欧战而对西方文明的失 望，但仅仅一个尼采就可清楚地告诉我们西欧的精神危机并不 始自一战。在这点上张君劢倒是十舟清楚：“此一问题(‘科学 能支配人生乎？')目世能之米跃笑费始有怀疑之者，今尚 为一种新学说，”因为有了这一“新学说”，才使张君勋鼓起勇气 要对科学“说不”。但有一点是我们不该忽视的，中国人在学会 11
“现代性思维”（是否也可以说，这是我们“后现代思维”的最早维 形呢？)上同西方这种时序上的衔接或可提醒我们，“新文化运 动”之困境重重，不单是我们的文化人心焦气躁和民族数亡的压 力使然，作为中国之“开放”背景的西欧文化当时的走向，无疑也 应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对于这个问题，舍勒在1914年以一个德 国思想家对观念变迁特有的敏感，讲过一段充满讥讽的话，或许 是最具说服力的： “巴尔干半岛请国、土耳其、埃及、伊朗，特别是中国和 日本等国中的某些阶层，今天正递尽全力去掌握欧洲实证 主义的科学方法，去掌握相应的工厂化生产方式和经商方 式，因资本主义机制的普遍化看来是近在咫尺了。.西欧 作为信使把资本主义‘精神'作为自己最后的光束带给这些 国家，而这一精神之根，就是说，在西欧的中心本身，这 “精神正在慢慢衰亡。.只有南美国家的‘有教养之士’， 以及一些罗马尼亚人、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和日本人还 相信，现代科学的进步将为他们解答形而上学问题，解答本 土宗教所回答的那些问题。这些‘有教养之士’相信我们欧 洲的群众目前还相信的东西，相信我们先辈中受过敦育的 人大约一个世纪之前所相信的东西。只有澳洲土人还相信 这类事物的时代已为期不远了。”(《资本主义的未来》，三联 书店，1997，第80一82页) 是这种绝望的时代气筑，这个“愚陋不堪的世界”，使韦伯从 价值中立更进一步，深深陷入了“权力政治”的智力运作，也使当 时的中国人最终归附了民族主义和斗争哲学，写这篇序文时，恰 12
好收到《读书1997年的第5期，韩毓海先生在“一九一五：复辟 时期的文化界”一文中讲到，中国的“立宪思想是在当时世界范 围内国家主义思潮的背景下提出来的，权威主义’是当时的改 良派'在世界背景下回应中国现实的一种言说方式”。对于这种 境况，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找到一些例子。譬如《厚黑学》一书的诞 生，我们便不可视为偶然。再譬如梁启超在他的一篇短文《俾士 麦与格兰斯顿》(1899)中早就无意间（可称为“强国梦的无意 识”)采用“价值中立”的立场，将这两位除了威名远扬之外，任何 方面都大有出人的欧洲政客捆在一起言说，以为“专持一主义”、 “行专断之政策”的俾斯麦，同厉行开明治国的格莱斯顿皆是富 国强兵的“至诚之士”。康有为1904年游历德国时的一段感慨， 亦可视作一个中国重要目击者对强权政治的最好见证：“吾向以 为中国微弱，动为欧人所凌侮.今乃知欧土诸强亦为至强之 德所侮，其受凌忍气亦如我国，此皆就英、法，奥大国言之，若比、 瑞、丹诸小国益顺受其侮，不足道也。盖强凌弱者，天道自然，人 事自然，虽有圣者，只有自强发奋而已，无公理之可言也。”这段 逼使一个“圣者”也要服从弱肉强食定律的话，既说出了一个救 世儒者的思想困境，也反映了当时欧洲强权政治的现实。而韦伯 的演说，则从一位思想者的角度，为我们理解国人的困境揭示出 另一个极紧要的事实：在那时的许多欧洲人看来，中国“新文化 运动”中最关键的价值科目一一科学与民主，也已遭无情的除 魅，成为最不具“精神品格”的货色了。因此，在中国现代化过程 屡屡受挫这个问题上，我们似不必过于急切而单向地做“自我检 讨”。作为处于全球现代化过程中的边缘文化，中国思想界在两 个世纪之交的文化和政治思考中是否具备逆大势而上的能力， 建立完全独立的话语体系，是大可怀疑的。如果在那个时候，西 13
方一度没落的思想（比如古典自由主义、理性主义等等）却可以 在华夏大地上大放异彩，才会是最令人奇怪的事情，林镜生先生 在《中国意识的危机》中，曾从“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角度 来梳理中国全盘反传统的根源，可以说是极有见地的认识。但非 常遗然的是，包括他在内的许多人，都忽略了除这种“中国意识 的危机”之外，当时还有一个“欧洲意识的危机”，并不是与彼时 的我们意不相干的。因此，了解了韦伯同其论战者们在关涉到 “现代性”的一系列复杂问题上的争执，我们或许不该一味责怪 “五四”时代自由派学子的空疏与苍白，这其中的一份帐，也应算 在欧洲人头上，才算是公道合理 在结束这篇说了许多“题外话”的序文之前，我还得交代一 下这个译本的原文来源。首先我要很惭愧地坦白，我的德文水平 实在差劲，就像哈耶克记忆中的凯恩斯一样，对于读德语文献， 他是原来无需德语也明白的事情，看德文尚可明白，至于原来就 不明白的事情，却是再看也看不明白。所以译这两篇东西，只好 退而求其次，拿来英译本转译。不过我心里也清楚，德语和英语 之间的差距尽管不像同汉语那么大，但在一些关键性术语上内 涵外延的差异，却足以造成许多理解的偏差。因此为了保险起 见，我还是将韦伯逝世后不久出版的这两篇演说德文版小册子 复印回家，以便在一些语句及概念的要害或疑感处可以时时参 酌，必要时则附上德语原文，或以译注形式，做些尽我所知能够 方便读者理解的说明。此外，韦伯的这两篇演说，台湾在1985年 出了一个分别由钱永祥先生和罗久蓉女士执笔的译本，收在允 晨文化实业公司出版的《韦伯选集》第一卷里。这个译本尽管有 个别笔误，以及因两岸在学术概念和行文方式上的诸多差异所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