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人欲的表露。此外，叙事文学的全面成熟，各体文学语言的通俗 化，以及流派意识的自觉，也都充分地显示了文学正在有力地向着 近代化变革。这场变革的标志是：《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 的刊刻和风行，《西游记》和《金瓶梅词话》的陆续写定和问世，兴 起了编著章回体通俗小说的热潮：戏曲方面，从以《宝剑记》、《浣 纱记》、《鸣凤记》为代表的三大传奇问世，传奇体制的定型和昆腔 的改革，到汤显祖写出“临川四梦”，戏曲创作被推向了继元杂刷 之后的又一高峰：诗文方面，继李梦阳、何景明等前七子在以治年 间(1488~1505)打着“复古”的旗号开展文学革新运动之后，不论 是唐宋派、后七子，还是公安派、竞陵派等，都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为 文学的变革作出了努力。其他如以“三言”、“二拍”为代表的白话 短篇小说的繁荣，“挂枝儿”、“山歌”等民间文学的流行和整理等， 都明显地体现了新的时代特征。明末天启、崇桢(1621~1644)年 间，随着国事多艰，经世实学思潮抬头，部分作家开始与张扬个性 表露人欲告别，向着理性回归，重新强调文学的社会功用，开启了 清代文学思潮的转变。总的说来，明代中期以后，与整个农业文明 向着工商文明迅速转变的历史潮流相适应，文学急剧地向着世俗 化、个性化、趣味化流动，从内在精神到审美形式，都鲜明而强烈地 打上了这种转变的色彩。 第-一节商业经济的繁菜与城市文化形态的形成 工商业的发展与城市的繁荣市民的壮大 新的读者群的形成新的内容与新的形象 审美趣味的转变文学的商业化 宋元时代逐步兴起的商业经济，在明初受到了一些挫折。朱 元璋为了恢复农业生产，稳定社会经济，采取了传统的“重农抑 商”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工商势力，影响了城市的繁荣，连 4
“素号繁华”的苏州，一时间也变得“邑里萧然，生计鲜薄”（王犄 B 《寓圃杂记》卷五)。然而，明初的经济整顿在为农业复苏铺平道 路的同时，实际上也在为工商业的顺利发展创造着条件。与此同 永 时，明初的统治者也实行了若干有利于手工业和商业发展的措施。 例如，将手工业工人从工奴制中解放出来，让他们“自由趁作”：降 商业经济的 低商业税率，规定“三十取一，过者以违令论”(《明史》卷八十一 《食货五》)等；特别是南北大运河的贯通，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交 流和发展。到明代中期，官方认可的抑商政策出现了一定的松动， 工商势力重新开始活跃，特别是江南一带的织造“机户”争相崛 起，如苏州到了嘉靖年间已是“比户皆工织作，转贸四方”（嘉靖 形 《吴邑志》)。手工业生产的规模日益扩大，内部分工日趋细密，在 形 提高生产率的同时，增加了产品对于市场的依附；而农业生产也逐 渐卷入了商品化的旋涡：隆庆后海禁一度解除，海外贸易不断发 展；白银的普遍使用，促使商品交换频繁。这一切都促进了商业经 济的繁荣和城市的兴旺，杭州、苏州、广州、武汉、芜湖等都市，商贾 辐辏，成为商品的集散地。 手工业和城市商业的繁荣使市民阶层迅速扩大。市民阶层人 数众多，人员复杂，包括商人、作坊主、手工业工人、自由手工业者 艺人、妓女、隶役、各类城市贫民和一般的文人士子等。明代中叶 以后，仅苏州一地从事丝织业的人数就达近万名：景德镇10万人 口，从事陶业的手工业人口即有数万。在这些市民中，商人们经济 实力雄厚，生活奢靡，逐渐引起人们的注目和羡慕。如“篇埒吴 中”的巨商张冲，每有一衣制成，其款式即成为市民们争相模仿的 样板（皇甫访《皇甫司勋集》卷五十一《张季翁传》），足见商人对于 市民杜会影响之大。商人们附庸风雅，“与贤士大夫倾盖交欢” 往来唱和，也成为风气。不少商人还刊有自己的文稿。文人士 子也逐渐改变不屑与商贾为伍的清高态度，开始从相对封闭的圈 子中走出来，留恋繁华的城市，习惯于出人市井，乐意与商人、名汇 巧匠、出色艺人等交游2)，越来越具有一种世俗平民化的特征。特
7 别是在明代中后期的文人圈中，一些未人仕途的平民文人人数众 多，相当活跃。其中不少人本来就出身于商人家庭，如对文坛有很 论 大影响的李梦阳、李贽的父祖辈就曾经商。在江浙地区，情况尤为 突出，如高濂、唐寅、王宠、袁表、张凤翼兄弟、黄省曾、何良俊、陈 束、屠隆、沈明臣、汪道昆、顾宪成、卓徵甫等人都出身商家一些 缙绅士夫弃儒经商或涉足文化市场的也屡见不鲜。如小说家凌濛 初、陆云龙及汲古阁主人毛晋等都兼营印刷业。总之，明代中后期 文人与商人等市民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他们相互熟悉，相互影响， 逐步产生了一批受到市民思想、感情和艺术趣味的熏陶，并愿意为 市民阶层服务的文人士子。这批世俗化的平民文人同时又与商 人、手工业者、艺人等市民相结合，形成了一批新的读者群。 文人的市民化和市民化读者群的形成，自然地改变了文学作 品的面貌。市民的生活，市民的情趣，市民的形象在明代的诗，文 小说、戏曲中越来越显得举足轻重。诗人们歌唱起“即此城中住亦 甘”，“经车过马常无数”（沈周《石田稿》）的都市生活，赞美“翠袖 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唐寅《六如居土全集》卷二《间门 即事》)的繁华景象，毫不掩饰对美色和金钱的欣羡，甚至高歌恣 情纵乐，在俗世的追欢逐笑中，寻求人生的乐趣。在一些诗文集 中，有关商人及各色市民的寿序、碑志、传记等触处可见)。这种 现象并非偶然，它说明了明代诗文对于表现商人的兴趣。至于在 小说和戏曲中，更是广泛而深刻地表现了市井生活，塑造了众多商 人和作坊主的形象。这在明初的《剪灯新话》等文言小说中初露 端倪，在《金瓶梅》中商人已成为一部长篇小说的主人公，而在以 后的“三言”、“二拍”等短篇小说中，市井中的种种脚色也被表现 得淋漓尽致。他们或极尽奢侈，或克勤克俭，或历尽艰险，或经营 有道。作者不时地流露出对他们的同情、理解和赞美，并透出了对 于世俗物质利益关注的价值取向。 在作品内容市民化的同时，人们的艺术趣味也趋向世俗化，时 兴着一种“世俗之趣”。这种艺术趣味的基本特点，就是题材重日 6
常琐事，表现多率真自然，语言尚俚俗明白，效果求怡心娱目。这 在小说，戏曲、民歌等通俗文学中表现得十分明显。特别是明代中 勇 后期，文坛舆论大力宣扬的就是“寄意于时俗”（欣欣子《金瓶梅词 话序》)，从“耳目之内，日用起居”(《拍案惊奇序》)中极蔡“世 情”，欣赏“最浅最俚亦最真”(《挂枝儿·别部》)的语言，提倡文章 之用即在于“供人爱玩”（郑超宗《媚幽阁文娱自序》）“足资谈笑 业经济的 (天许斋《古今小说题辞》)。这种世俗化的审美趣味在诗文创作 中也有反映。唐寅等吴中诸子继元末杨维桢等诗歌世俗化的倾向 之后，曾作过一些可贵的探索。打着复古旗号的前七子，实际上也 为明代中晚期艺术趣味的世俗化推波助澜。据《万历野获编》卷 二十五载，李梦阳对当时流行的民歌十分欣赏，“以为可继《国风》 老 之后”，“何大复继至，亦酷爱之”。他们还创作了不少模仿得维妙 维肖的民歌。康海、王九思、边贡、顾璘等人都在理论或创作实践 上对通俗文学的发展起过推动的作用。嘉靖年间李开先、徐渭等 也都推崇民歌。尔后袁中郎就干脆说：“世人以诗为诗，未免为诗 苦，弟以《打草竿》、《劈破玉》为诗，故足乐也。”(”展宏道集笺 卷一《伯修》)公安派的作家们所创作的一些雪新都作”，显然是社 传统诗歌的一种突破和冲击。这在拘守传统观会的人有来。当然 是鄙俚不足道的，甚至认为“万历五十年无诗制（徐世溥友人丫 见《尺牍新钞》卷二)，“文之俗陋，亘古未有”任健《莲斋诗话 夕堂永日绪论外编》)。但实际上，正是在这“律坏役”处中，躁 动者诗界的一场革新，反映着艺术趣味的变化。 城市工商业的发展，文人的市民化和市民化读者群的膨胀，不 可避免地使文学创作商品化。文人为谋生而写作，书肆为牟利而 刊行，一些文艺作品难免沦为金钱的附庸。据俞弁《山樵暇记》卷 九载，在正德年间，“江南富族著姓，求翰林名士墓铭或序记，润笔 银动数二十两，甚至四五十两”。一些平民文人出卖诗文书画，不 失为一条谋生之路。唐寅就有诗云：“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 不种田。闲来画幅丹青卖，不使人间造孽钱。”（顾元庆《夷白斋诗
话》)徐渭的《王元章墓》诗也谈到了书画“换米”的生涯。这种多 少带点创作职业化的倾向，虽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个体自主意识 的生成，但难免有一些缺乏社会责任心的末流作者，被铜臭污染了 良心，一味去迎合市民的低级趣味和书商的赚钱欲望，胡编乱造了 一些荒诞不经、色情下流、腐蚀人心的东西，并在一时间“纸为之 贵，无翼飞，不胫走”（即空观主人《拍案惊奇序》），使得晚明文坛 上流淌着一小股污秽的浊流。 第二节王学左派的兴起及其对文学创作的推动 政治思想由高压趋向失控 王学左派的兴起与 禅宗思想的广泛渗透张扬个性和对人欲的肯 定 新思潮的先天不足 朱元璋开国之初，在政治上极力强化君主独裁，先后通过左丞 相胡惟庸和大军蓝玉两案，大兴党狱，杀戮功臣，趁机废除了有 一千多年的宰相制嚷和七百多年的三省（中书、门下、尚书）制度 将军政大权独揽干身。至成祖永乐和宣宗宣德年间，又建立内 阁制度，削弱诸王权力，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中央集权制度。还设 立锦衣卫和东、西厂，对群臣和百姓进行监视，实行恐怖的特务统 治。在思想文化方面，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实行了八股取士的制 度，在对一些文人进行笼络、利用的同时，采取了极为严厉的高压 政策。洪武年间规定“赛中士夫不为君用”，即可“诛其身而没其 家”（朱元璋《大诰三编·苏州人材第十三》）。当时的文人动辄得 咎，“一授官职，亦罕有善终者”（赵翼《廿二史札记》）。诗人高启 因辞官被腰斩，苏州文人姚润、王漠被征不至而被斩首抄家。朱元 璋还深文周纳，锻炼成狱，制造了大量的文字冤案以树立绝对的皇 权。甚至因为朱元璋自幼为僧，并参加过被称作“贼”的红巾军， 一时间不少文人在文章中用了与“僧”、“贼”、“发”等同音、叶音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