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把一切缺点都谈到了，譬如，我们认为，社会民主党既不应该 投粟赞成把收到的土地税首先交给地方自治机关，也不应该投票 赞成以不高的价格收买贫苦农民租用的城市土地（见中央机关报 第１号第３６版）。但是比较起来，这些都是次要问题。基本的和最 主要的问题是，从我们一切工作中已经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杜马 党团正在变为真正的党组织；也就是说，不管需要花多少气力，不 管在这条道路上还有多少的考验、动摇、局部的危机以及私人的冲 突等等，党是一定会达到这一目的的。 真正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作，即真正党的工作大有起色的征象 之一，就是秘密出版物有所增加这一明显的事实。中央机关报写 道：“乌拉尔出版了八种报纸，克里木出版了两种，敖德萨出版了一 种，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很快也要出版报纸；彼得堡、高加索和一些 民族组织的出版工作也有相当的规模。”尽管警察设置了重重障 碍，除国外的两个社会民主党机关报之外，在俄国也出版了中央机 关报。中部工业区的区域局机关报《工人旗帜报》７正在筹办中。 从上面谈的一切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社会民主党坚决走上的 道路。坚强的秘密的党的中央机关，经常出版的秘密出版物，而更 主要的是工人当中同群众有直接联系的先进分子所领导的地方党 支部，尤其是工厂的党支部，—— 这就是我们赖以建立起革命的社 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的不可动摇的坚强核心的基础。这个秘密的 核心将会通过杜马和工会、合作社、文化教育团体等空前地无限广 阔地伸展自己的触角，扩大自己的影响。 初看起来，党的工作的这种体制和德国人在非常法８时期 （１８７８—１８９０年）建立的体制十分相似。德国工人运动在资产阶级 革命以后走了３０年（１８４８—１８７８年）的那条道路，俄国工人运动 ４ 走 上 直 路
批评把一切缺点都谈到了，譬如，我们认为，社会民主党既不应该 投粟赞成把收到的土地税首先交给地方自治机关，也不应该投票 赞成以不高的价格收买贫苦农民租用的城市土地（见中央机关报 第１号第３６版）。但是比较起来，这些都是次要问题。基本的和最 主要的问题是，从我们一切工作中已经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杜马 党团正在变为真正的党组织；也就是说，不管需要花多少气力，不 管在这条道路上还有多少的考验、动摇、局部的危机以及私人的冲 突等等，党是一定会达到这一目的的。 真正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作，即真正党的工作大有起色的征象 之一，就是秘密出版物有所增加这一明显的事实。中央机关报写 道：“乌拉尔出版了八种报纸，克里木出版了两种，敖德萨出版了一 种，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很快也要出版报纸；彼得堡、高加索和一些 民族组织的出版工作也有相当的规模。”尽管警察设置了重重障 碍，除国外的两个社会民主党机关报之外，在俄国也出版了中央机 关报。中部工业区的区域局机关报《工人旗帜报》７正在筹办中。 从上面谈的一切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社会民主党坚决走上的 道路。坚强的秘密的党的中央机关，经常出版的秘密出版物，而更 主要的是工人当中同群众有直接联系的先进分子所领导的地方党 支部，尤其是工厂的党支部，—— 这就是我们赖以建立起革命的社 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的不可动摇的坚强核心的基础。这个秘密的 核心将会通过杜马和工会、合作社、文化教育团体等空前地无限广 阔地伸展自己的触角，扩大自己的影响。 初看起来，党的工作的这种体制和德国人在非常法８时期 （１８７８—１８９０年）建立的体制十分相似。德国工人运动在资产阶级 革命以后走了３０年（１８４８—１８７８年）的那条道路，俄国工人运动 ４ 走 上 直 路
走了三年（１９０５年底—１９０８年）。但是，表面虽然相似，却有极大的 内在区别。在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后的３０年中间，彻底完成 了这一革命的客观上必然的任务。通过６０年代初的立宪议会，通 过统一了大部分德意志邦国的王朝战争，通过利用普选建立帝国 的活动，这一革命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在俄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 命取得第一次巨大胜利和遭到第一次巨大失败以后不满三年的期 间，不但没有完成这一革命的任务，反而第一次使广大的无产阶级 和农民群众认识了这些任务。在这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内，立宪幻想 和对黑帮沙皇制度的自由派奴才的民主性的信念都破灭了。 由于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客观任务还未实现，危机是不可避 免的。纯粹经济的、专门财政的、国内政治的以及国外的一些事件、 情况和变动都会使这一危机尖锐化。无产阶级的党，既已走上了一 条建立坚强的社会民主党秘密组织的直路，拥有比过去数量更多、 种类更多的合法和半合法地传播影响的工具，一定能比１９０５年 １０月和１２月更有决战的准备，去迎接这一危机。 载于１９０８年３月１９日（４月１日）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无产者报》第２６号 第１７卷第１—８页 走 上 直 路 ５
走了三年（１９０５年底—１９０８年）。但是，表面虽然相似，却有极大的 内在区别。在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后的３０年中间，彻底完成 了这一革命的客观上必然的任务。通过６０年代初的立宪议会，通 过统一了大部分德意志邦国的王朝战争，通过利用普选建立帝国 的活动，这一革命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在俄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 命取得第一次巨大胜利和遭到第一次巨大失败以后不满三年的期 间，不但没有完成这一革命的任务，反而第一次使广大的无产阶级 和农民群众认识了这些任务。在这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内，立宪幻想 和对黑帮沙皇制度的自由派奴才的民主性的信念都破灭了。 由于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客观任务还未实现，危机是不可避 免的。纯粹经济的、专门财政的、国内政治的以及国外的一些事件、 情况和变动都会使这一危机尖锐化。无产阶级的党，既已走上了一 条建立坚强的社会民主党秘密组织的直路，拥有比过去数量更多、 种类更多的合法和半合法地传播影响的工具，一定能比１９０５年 １０月和１２月更有决战的准备，去迎接这一危机。 载于１９０８年３月１９日（４月１日）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无产者报》第２６号 第１７卷第１—８页 走 上 直 路 ５
论俄国革命的“本性” （１９０８年３月２６日〔４月８日〕） 你把本性赶出门外，它会从窗口飞进来９，—— 立宪民主党的 《言语报》１０在它不久以前的一篇社论中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我国 反革命自由派的正式机关报这个宝贵的自供是必须特别着重指出 的，因为这里涉及到俄国革命的本性问题。布尔什维主义对农民资 产阶级革命的“本性”的基本观点，就是这个革命只有反对动摇的、 不稳定的、反革命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才能取得胜利。我们可以 始终坚持说，事变已经十分有力地证实了这种观点。 １９０６年初第一届杜马１１召开以前，司徒卢威先生写道：“杜马 中的农民将成为立宪民主党人。”这在当时是一个自由派的大胆断 言，他还想把庄稼汉从幼稚的君主派改造成为反对派的拥护者。当 时，官僚的机关报，维特先生的走狗们的报纸《俄罗斯国家报》１２担 保说，“乡巴佬会来搭救的”，就是说，广大的农民代表对专制制度 有利。这种看法在当时（已经过去很久了！有整整两年了！）非常流 行，甚至从孟什维克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１３上的发言中也可以 清楚地听到类似的调子。 但是，第一届杜马就使这些君主派的幻想和自由派的幻想完 全破灭了。最愚昧的、不开展的、政治上无知的、没有参加政党的庄 稼汉，竟比立宪民主党人１４左得不可比拟。立宪民主党人同“劳动 ６
论俄国革命的“本性” （１９０８年３月２６日〔４月８日〕） 你把本性赶出门外，它会从窗口飞进来９，—— 立宪民主党的 《言语报》１０在它不久以前的一篇社论中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我国 反革命自由派的正式机关报这个宝贵的自供是必须特别着重指出 的，因为这里涉及到俄国革命的本性问题。布尔什维主义对农民资 产阶级革命的“本性”的基本观点，就是这个革命只有反对动摇的、 不稳定的、反革命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才能取得胜利。我们可以 始终坚持说，事变已经十分有力地证实了这种观点。 １９０６年初第一届杜马１１召开以前，司徒卢威先生写道：“杜马 中的农民将成为立宪民主党人。”这在当时是一个自由派的大胆断 言，他还想把庄稼汉从幼稚的君主派改造成为反对派的拥护者。当 时，官僚的机关报，维特先生的走狗们的报纸《俄罗斯国家报》１２担 保说，“乡巴佬会来搭救的”，就是说，广大的农民代表对专制制度 有利。这种看法在当时（已经过去很久了！有整整两年了！）非常流 行，甚至从孟什维克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１３上的发言中也可以 清楚地听到类似的调子。 但是，第一届杜马就使这些君主派的幻想和自由派的幻想完 全破灭了。最愚昧的、不开展的、政治上无知的、没有参加政党的庄 稼汉，竟比立宪民主党人１４左得不可比拟。立宪民主党人同“劳动 ６
派１５精神”和劳动派政策的斗争，是头两届杜马期间自由派“活动” 的主要内容。第二届杜马被解散以后，司徒卢威先生（反革命自由 派中的先进人物）对劳动派进行了激愤的批评，宣布对农民的“激 进知识分子”领袖进行十字军讨伐，从而表明了自由派的彻底破 产。１６ 自由派经过两届杜马的试验彻底失败了：他们没有能“使庄稼 汉驯服”。他们没有能使庄稼汉谦逊一些，肯于让步，愿意同地主专 制制度妥协。资产阶级的律师、教授以及其他知识分子废物这些自 由派未能“适应”“劳动派”的庄稼汉。他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落 在劳动派后面。因此，俄国革命的第一个时期的全部历史意义可以 概括如下：自由派已经彻底证明自己是反革命的，不能领导农民革 命；农民还没有完全懂得，只有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领导下，走 革命的共和的道路，才能取得真正的胜利。 自由派的破产意味着地主反动派的胜利。自由派被地主反动 派吓倒，受到他们的轻视和侮辱，成为斯托雷平立宪滑稽剧中的农 奴制帮凶，因此现在，有时由于想到过去而伤心落泪。当然，同劳动 派精神作斗争是艰苦的，非常艰苦的。但是……不管怎样……一旦 这种精神再次加强起来，我们还不能再一次取胜吗？那时，我们还 不能较成功地扮演调停人的角色吗？我们德高望重的名人彼·司 徒卢威不是在革命以前就写过，在两极的政党彼此进行尖锐斗争 的时候，中间的政党总能得利吗？ 于是同劳动派斗得筋疲力尽的自由派就向反动派摊出一张劳 动派精神复活的王牌来！《言语报》的同一篇社论写道：“刚刚提交 国家杜马的右派农民的土地法案和司祭的土地法案表现了过去的 劳动派精神。正是劳动派精神，而不是立宪民主党的精神。”“一个 论俄国革命的“本性” ７
派１５精神”和劳动派政策的斗争，是头两届杜马期间自由派“活动” 的主要内容。第二届杜马被解散以后，司徒卢威先生（反革命自由 派中的先进人物）对劳动派进行了激愤的批评，宣布对农民的“激 进知识分子”领袖进行十字军讨伐，从而表明了自由派的彻底破 产。１６ 自由派经过两届杜马的试验彻底失败了：他们没有能“使庄稼 汉驯服”。他们没有能使庄稼汉谦逊一些，肯于让步，愿意同地主专 制制度妥协。资产阶级的律师、教授以及其他知识分子废物这些自 由派未能“适应”“劳动派”的庄稼汉。他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落 在劳动派后面。因此，俄国革命的第一个时期的全部历史意义可以 概括如下：自由派已经彻底证明自己是反革命的，不能领导农民革 命；农民还没有完全懂得，只有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领导下，走 革命的共和的道路，才能取得真正的胜利。 自由派的破产意味着地主反动派的胜利。自由派被地主反动 派吓倒，受到他们的轻视和侮辱，成为斯托雷平立宪滑稽剧中的农 奴制帮凶，因此现在，有时由于想到过去而伤心落泪。当然，同劳动 派精神作斗争是艰苦的，非常艰苦的。但是……不管怎样……一旦 这种精神再次加强起来，我们还不能再一次取胜吗？那时，我们还 不能较成功地扮演调停人的角色吗？我们德高望重的名人彼·司 徒卢威不是在革命以前就写过，在两极的政党彼此进行尖锐斗争 的时候，中间的政党总能得利吗？ 于是同劳动派斗得筋疲力尽的自由派就向反动派摊出一张劳 动派精神复活的王牌来！《言语报》的同一篇社论写道：“刚刚提交 国家杜马的右派农民的土地法案和司祭的土地法案表现了过去的 劳动派精神。正是劳动派精神，而不是立宪民主党的精神。”“一个 论俄国革命的“本性” ７
法案是农民提出的，４１个国家杜马代表签了名。另一个法案是司 祭提出的。前者比后者激进一些，就是后者在某些方面〈请听立宪 民主党的《言语报》是怎么说的！〉也把立宪民主党的土地改革法案 远远抛在后面了。”自由派不得不承认，按照有名的六三选举法对 选民进行了多次筛选以后，这个事实所证明的（这一点我们以前已 经指出，见《无产者报》第２２号）就不是什么偶然性，而是俄国革命 的本性了①。 《言语报》写道，农民占有土地资产不是一种过渡性的办法， “而是一种固定的制度”。立宪民主党人承认这一点，但又谦逊地闭 口不谈，他们自己为了迎合反动派，奉承反动派，在从第一届杜马 转到第二届杜马的时候，把关于土地资产的主张（即以某种方式、 在某种程度上承认土地国有化）从自己的纲领中删去了，而赞成古 尔柯的土地完全私有的观点１７。 《言语报》写道，农民按公道的估价（就是说，按立宪民主党的 估价）购买土地，但是（这个“但是”真是意味深长！），估价要由“当 地的全体居民选出的”地方土地机关来作。 有些东西，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又不得不闭口不谈。他们不得 不绝口不提，这种全体居民的选举使人很快就联想到第一届和第 二届杜马的有名的“劳动派”法案，即通过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 的投票选出地方土地委员会的法案。他们不得不绝口不提，头两届 杜马的自由派如何卑鄙地反对这个从民主主义的观点看来唯一可 行的法案，如何可鄙地支吾搪塞，转弯抹角，希望不要把他们在自 己的报刊上，在《言语报》的社论（后来米留可夫的《斗争的一年》１８ ８ 论俄国革命的“本性” ① 见《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１６卷第４０６—４１０页。—— 编者注
法案是农民提出的，４１个国家杜马代表签了名。另一个法案是司 祭提出的。前者比后者激进一些，就是后者在某些方面〈请听立宪 民主党的《言语报》是怎么说的！〉也把立宪民主党的土地改革法案 远远抛在后面了。”自由派不得不承认，按照有名的六三选举法对 选民进行了多次筛选以后，这个事实所证明的（这一点我们以前已 经指出，见《无产者报》第２２号）就不是什么偶然性，而是俄国革命 的本性了①。 《言语报》写道，农民占有土地资产不是一种过渡性的办法， “而是一种固定的制度”。立宪民主党人承认这一点，但又谦逊地闭 口不谈，他们自己为了迎合反动派，奉承反动派，在从第一届杜马 转到第二届杜马的时候，把关于土地资产的主张（即以某种方式、 在某种程度上承认土地国有化）从自己的纲领中删去了，而赞成古 尔柯的土地完全私有的观点１７。 《言语报》写道，农民按公道的估价（就是说，按立宪民主党的 估价）购买土地，但是（这个“但是”真是意味深长！），估价要由“当 地的全体居民选出的”地方土地机关来作。 有些东西，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又不得不闭口不谈。他们不得 不绝口不提，这种全体居民的选举使人很快就联想到第一届和第 二届杜马的有名的“劳动派”法案，即通过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 的投票选出地方土地委员会的法案。他们不得不绝口不提，头两届 杜马的自由派如何卑鄙地反对这个从民主主义的观点看来唯一可 行的法案，如何可鄙地支吾搪塞，转弯抹角，希望不要把他们在自 己的报刊上，在《言语报》的社论（后来米留可夫的《斗争的一年》１８ ８ 论俄国革命的“本性” ① 见《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１６卷第４０６—４１０页。—— 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