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 大有贡献。法国东方史家格鲁塞(Ren总Grousset)在其《蒙古帝国初期史》一书 中便将蒙古征服比之为一场风暴。此一风暴“虽吹倒禁苑墙垣，并连根拔起树 木”，“却将花种自一花园传播至另一花园”。其传播文化之功，可与罗马人先后 辉映。 蒙古帝国的兴起与衰落是一个令人难解的谜团。为何文化落后、人数不及 百万的蒙古游牧民族能够凝聚为一股庞大的力量？又为何能以雷霆之势摧毁 数十文明国家而建立一个空前的大帝国？而此一帝国更为何在数十年之间便 已分崩离析，不能维持统一之局？本文拟对这几个问题加以解说。至于蒙古各 汗国的发展与衰落，不拟讨论。 二 十二、三世纪之交，蒙古人仍是一个逐步凝聚的新民族共同体，蒙古高原的 新主人。几千年来，曾有无数的游牧民生息于蒙古高原上。按照近代语言学的 分类，古来蒙古高原的游牧民分属于阿尔泰语系的突厥语族及蒙古语族。匈 奴、突厥、回鹃、黠戛斯属突厥语族，东胡、鲜卑、柔然、室韦、契丹、蒙古则属于蒙 古语族。 最早的蒙古人来源于东胡。唐代称蒙兀室韦，在俱轮泊（呼伦池）以北，傍 望建河（额尔古纳河）而居。九世纪时，原来称霸蒙古高原的回鹘及黠戛斯相继 败亡、种人迁离，蒙古各部向西渗透与发展。据陈得芝的研究，蒙古之西迁，大 约在九世纪后期至十世纪初年。此后即与突厥遗民混居。蒙古语言便是蒙兀 室韦语言与突厥语言结合而成。 十二世纪初，西迁蒙古人中的一支，也就是成吉思汗（原名帖木真，1162一 1227)所出自的蒙古部，游牧于斡难、客鲁连、土兀刺三河的源头。当时蒙古部 周围尚有其他一些部落：塔塔儿、篾儿乞、弘吉刺、克烈、乃蛮等。但是这些部落 的种族背景及文化水平不尽相同。有的是突厥化较深的蒙古人，有的是蒙古化 较深的突厥种，有的是以游牧营生的“毡帐中百姓”，也有的是以狩猎为生的“林
蒙古帝国的崛兴与分裂/3 木中百姓”。背景既多歧异、种族认同遂甚模糊。仅在成吉思汗统一各部以后， 这些部落的人民才融合为一体，“蒙古族”始告出现。 十二世纪时，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及突厥与畏兀儿（西迁后之回鸭）文明的影 响，蒙古各部正跨入文明的门槛，而其社会组织也由氏族制向封建制转变。蒙 古的氏族(obogh)原是一个父系外婚单位，其成员皆来自共同祖先。具有共同 祭祀、生产及战斗的功能。但是由于频频战争及阶级分化，氏族遂演变为血缘 成分不尽相同、阶级互异的复合组织。其中有世拥统治权的贵族一那颜 (noyan)、被统治的平民及俘自他族的奴隶，更有自他族投奔而来的“伴当” (n6kδ)。这些“伴当”仅为主君个人的附庸，而不属于氏族全体。平日为主君 操劳家务，战时则领军出征，相当于欧洲中古的骑士。具有魅力的主君往往拥 有为数众多的伴当，因而势力大增。发展至此，氏族(clan)与部族(tribe)已无 可分辨。 各氏族或部族之间为了掠夺财富或扩大权力，几个部族常结为部落联盟， 共拥一“汗”为领袖。不过，这种“汗”仅为迎合战争需要而产生，并无持续性的 权力，算不上是一个国家的君主。而各部族或氏族领袖为壮大声势，又往往结 为“安答”(anda,盟友)，哲相扶持。十二世纪后期蒙古人的这种合纵连横，通过 争战而趋于统一的情形，与中国史上战国时代的情势有几分相似。真正的蒙古 “国家”(state)尚在蕴酿之中。 三 成吉思汗之能在群雄争峙之间，脱颖而出，统一蒙古，正由于他能正确掌握 社会变动的脉搏，充分利用机会，造成声势。 成吉思汗出身于蒙古部孛儿只斤(Borjigin)氏，家世甚为潢贵。但九岁时， 其父为敌人毒害致死，家势中衰。他凭藉坚韧的毅力、卓绝的机智、超人的魅 力，而得克服艰困，重振家声。然后倚赖灵活的外交与日益强大的实力，与群雄 争夺霸权
4/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 成吉思汗的崛兴，端赖其父好友克烈部长王汗和札答兰部长札木合两人的 扶持。他与王汗谊同父子，而与札木合则义结“安答”。三人联合组成草原上强 大无敌的同盟，成吉思汗得以击败世仇蔑儿乞部及塔塔儿部。及至自身羽毛既 丰，先后与二盟友决裂，一争雄长。先击败札木合，然后与王汗倒戈相向，于 1203年消灭克烈部。此后草原上唯一能与成吉思汗一争雄长的唯有称霸西蒙 古的乃蛮部主塔阳汗。据说当时塔阳汗妄自尊大，认为“天上有两个日月，地上 怎能有两个大汗？”对崛起东方的成吉思汗甚为嫉视。成吉思汗乃于1204年挥 军向西，攻灭乃蛮部。明年又在傥鲁山（今唐努山）捕得札木合，全蒙古遂告 统一。 在逐鹿草原的过程中，成吉思汗与札木合的恩怨争战最为重要而且富有戏 剧性。《蒙古秘史》中连篇累牍详加叙述。过去俄国东方学家符拉基米尔佐夫 (B.Ia.Vladimirtsov)及巴尔道(W,Barthold)皆认为，二人的争战具有阶级意 义。成吉思汗代表牧马的贵族，而札木合则代表牧羊者，是一种新兴的民主力 量。而德国学者拉希纳斯基(Paul Ratchnevsky)则表示了相反的看法。这两种 说法皆为捕风捉影。实际上，蒙古人采取多种畜类的混合游牧制，不以牧马为 贵，放羊为贱。而且札木合、成吉思汗都出身贵族之家，二人为争夺草原霸权而 争战，不具阶级意义。 四 完成蒙古统一后，成吉思汗于1206年受推为大汗，“成吉思汗”一号即采用 于此时。成吉思汗又采用“大蒙古国”(Yeke Monggol Ulus,.汉译“大朝”)为国 号，并进一步改造蒙古社会，为国家建立制度。过去的游牧国家不过是由魅力 型君主所组织的部族邦联，不仅动员能力不强，而且峡乏持久性，往往随其领袖 之消逝而分崩离析。成吉思汗则将其国家建立于新基础之上。其主要措施有： (一)千户的编组：成吉思汗废除原有的部族、氏族制度，而将全部的游牧民 都编人九十五个千户之中，由贵戚、功臣世袭统领。千户兼具行政与军事双重
蒙古帝国的堀兴与分裂/5 功能，“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各千户所属百姓世代皆不得他投，于 是全蒙古的百姓皆纳人严密的军事组织之中。 (二)怯薛制的建立：“怯薛”(Ksig)为皇家的护卫军，兼具质子营、干部学 校、皇室家务机构及帝国中央行政机构等多种功能。怯薛共辖万人，皆为已出 任千户、百户的“伴当”之子弟，以人为质子的方式充任。因而，怯薛是凝聚整个 贵族阶级的重要组织。 (三)大札撒(Yeke Jasagh)的颁布：“大札撒”意即大法令，乃是成吉思汗根 据习惯法并配合新国家需要而制定的法典。此一法典严格规定各阶层的义务， 以巩固社会及政治秩序。 总之，成吉思汗将蒙古从一松散的部族社会改组为严密的国家，并加以钢 铁般的纪律。于是，全蒙古游牧民族皆凝聚于其旗帜之下。其国家组织与过去 的游牧国家遂大不相同。巴菲尔(Thomas J.Barfield)在其新著《险恶的边疆： 游牧帝国与中国》(The Perilous Frontier:Nomadic Empire and China)-书中 认为：蒙古的政治组织并非草原传统发展的顶点，而为其偏离。确是不错。 五 成吉思汗完成新国家的组织后，即发动对外征服战争。 蒙古人为何发动征服战？而此一庞大之征服运动又何以能持续八十年之 久？征服的发动与维持自然不会出于单一原因。每一阶段战争的触发都应有 个别原因。但在整个征服运动背后，必有前后贯穿的力量，征服的狂热始能维 持数十年而不堕。 蒙古征服主要由于经济及心理两点原因所推动。 在经济的层次，农耕社会的丰裕物质生活一直是游牧民族垂涎的对象，而 率众掠夺农耕社会便是游牧君主统一草原后的主要责任。在草原上群雄割据 时，部族长可率众掠夺别部。但在统一草原后，唯有以农耕社会为掠夺对象，始 能满足部众的欲望。而且又如故傅礼初(Joseph Fletcher).教授所指出：由于生
6/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 态环境的制约，草原上并无“超部族政体”(supra-tribal polity)存在的必要。超 部族政体的存在乃与掠夺农耕社会的欲望相互倚存。若无超部族的政治组 织—部族联盟或游牧国家——游牧民便无法凝聚足够力量发动大规模的掠 夺战。而可汗如不能满足部众掠夺的欲望，便无法建立其权威。唯有不断对外 掠夺，其国家才不致土崩瓦解。对农耕社会的占领与征取贡赋，则可说是掠夺 的制度化与永久化。因此，成吉思汗建立统一游牧国家后，不断对农耕社会发 动掠夺战与征服战，不仅具有经济上的需要，也有政治上的必然性。 蒙古人持久的征服狂热则必须自心理方面寻求解释。七世纪阿刺伯人的 大征服主要是由回教宗教狂热所推动。蒙古征服的背后亦有一股类似的力量。 符尔纳斯基(George Vernadsky)便曾形容此一征服是蒙古民族的“心灵的爆 发”(psychic explosion),而这一心灵力量的来源便是蒙古人创造“世界帝国”的 欲望。古来游牧民族便有与中国天命思想类似的普遍王权观念，并由此一王权 观念衍生出主宰世界，创造世界帝国的雄心。成吉思汗技巧地利用沙漫教 (Shamanism),不仅使蒙古人相信他是受“长生天”的厚爱而统治草原，而且使 他们感染宗教性的狂热，深信蒙古民族乃是承受“长生天”之命，“倚恃长生天的 气力”而从事征服世界、创建世界帝国之大业。 除去上述两个原因外，过去有不少学者以气候变迁来解释游牧民族对农耕 ·,社会的侵略。十余年前甄金斯(Gareth Jenkins)便主张，蒙古征服乃因气候恶 化所触发。据他说，十二、三世纪时，蒙古地区气温遽降，以致牧草低萎，性畜乏 食，蒙古人不得不向外另谋生路。但是自整个游牧社会史观之，游牧民唯有凭 藉兵强马壮，始能发动有效侵略。迫于机寒的游牧民则无法与农耕社会的高垒 深池、坚甲利兵相对抗。而且蒙古本土的天灾，亦不足以解释蒙古征服何以持 续八十年之久。而掠夺财富的强烈欲望及征服新土的宗教狂热才是蒙古征服 长期赓续的根本原因。 六 蒙古人八十年的征战，有如汹涌浪涛，前后共有四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