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中苏两国在国际战略上也出现了重大分歧。苏联同美国大搞合作，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和 平共处思想视为苏联外交政策的总路线和基本原则。而中国则把反对关国的威胁作为外交玫策的核心。1958年中国炮击金门、马祖等 沿海岛屿之后，慧鲁晓夫对中国加以埋怨，并对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表示不满，希望中国放弃对台使用武力，惟恐小型战争、局 部战争会“迅速蔓延为世界大战”，破坏苏美合作的意图。对此，中回领导人坚决反对。苏联还在1959年6月单方面衡毁了中苏国防新 技术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样品和生产技术，以此向中国筛压。 1958年7月、8月间。中苏两国在关于中东局势的问题上产生分歧。出现了各自不同的主张和做法。伊拉克七月事变后，英美军队 分别开进约且和黎巴嫩。赫鲁晓夫向关国建议召开一个由苏、关、英、法、印政府首脑参加的会议，而中国领导人认为，关英的做法 是一种侵略和干涉行为，中国支持伊拉克人民推翻费萨尔王朝的统治，应给予英美以坚决的痛击： 1959年8月，在赫鲁晓夫访美前夕，中印边界发生了武装冲突。苏联遂于9月9日发表声明，认为中印边界冲突是一个“悲惨”的事 件，苏联对此表示“遗憾”，并指责中国，偏印度，声称“苏印两国之间友好合作的成功发展是与和平共处思想相一致的”。9月 13日，苏印签订协议，苏联答应为印度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提供近四亿美元的贷款，比原计划增加了一倍。苏联这种有倾向性的声明， 第一次向全世界华露了中苏分歧 1963年3月，苏共中央在给中共中央的公开信中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从1963年7月开始，苏联报刊发表了大量反华的文章和材 料，肆意攻击中国。作为回应，中共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连续发表了《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等九篇评论 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中苏两党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大论战。1965年3月，中共拒绝出席苏共二十三大，从此断绝了中苏两党同的关系 和来 中苏两党出现分技以后，苏联走在华工作的全部苏方专家，撕毁了中苏两国己经签署的合同和科学技术协定，并在1961年中国 遭受自然灾苦之际对中国强行逼债。此外，苏联还于1959年6月单方面撕毁中苏两国国防新技术协定，反对中国发展自己的核力量，企 图在核技术上控制中国，使中国依赖苏联的“核保护伞” 1960年7月，苏联在中国新疆的孜艾格尔山口挑起了中苏出现分歧以来的第一次边界冲突.在1960年一1965年间，苏联在中苏边 境制造了5000多起边境事件。1969年3月的珍宝岛事件，是中苏关系恶化到顶点的标志。 2中苏两国关系缘何破裂 (当代中国外交概论》一书认为，中苏两国成略上的分歧是两国关系恶化的重要原因，而两国在国家利益上的分歧是导致两国 系恶化的根本原因。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根据苏共二十大的路线调整内外政策，对外走和平竞赛的道路，同关国大篇缓和， 试图与美国平起平坐，共同主宰世界。而这一时期的中国依广大亚、非、拉国家，推进世界革命，提出了反帝反修的政策。中苏两 因有各自不同的战略本是正常情况，但社会主义国家间长期以来不正常的关系不允许出现战略上的分歧。当苏中两因在战略上出现分 歧时，苏联就企图控制中国。因而中苏分歧也表现出战略上的控制与反控制。该书指出，国家间关系是一种利益的关系，损害这种利 益藏会破坏双方的关系。从20世纪50年代末苏联提出有损中国主权的要求，到20世纪60年代末苏联在边境地区派驻重兵，都对中国的 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极大地损害了中的国家利益，并最终导致中苏两国关系的破裂， 苏联学者谢尔盖·网察洛夫在《联盟一敌对一整邻一苏中关系四十年》一文中，对中苏关系进行了较为客观的回顾和分析。他认 为，揭露斯大林个人崇拜的苏共二十大开辟了苏中关系的新时期。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及其他中国领导人对于苏共不预先征求中 共意见就批斯大林的做法感到恼火，认为赫每晓夫是要在共产党人的队伍中制造混乱。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带来了两国对外方针倒 全面对抗。国家利益的不同和对外政策方针的冲突破坏了苏中联盟的基础，而两国不断升级的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和论战又使局势进 步恶化。这些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和论战构成了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苏中关系的主要内容。20世纪60年代初的苏中论战能反映 及双方民族和国家利益的一些具体问题一战争与和平问题，国际共产主义远动的领导权问题，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这种意识形 态的论战扩大了两国国家关系的分歧。勃列日涅夫时期，苏中冲突发展到了军事化阶段，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1964年苏中边界 判毫无成果，而毛泽东在当年6月发表的声明在苏联被看做是对150万平方公里苏联领土怀有野心：（②）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和文化大革命 期，中因竭力棉动反苏情绪，给苏联造成北京已制定反苏计划的印象《3)苏联军队领导人对赫鲁晓夫实行的蔬军政策极为不满，因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中苏两国在国际战略上也出现了重大分歧。苏联同美国大搞合作，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和 平共处思想视为苏联外交政策的总路线和基本原则。而中国则把反对美国的威胁作为外交政策的核心。1958年中国炮击金门、马祖等 沿海岛屿之后，赫鲁晓夫对中国加以埋怨，并对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表示不满，希望中国放弃对台使用武力，惟恐小型战争、局 部战争会“迅速蔓延为世界大战”，破坏苏美合作的意图。对此，中国领导人坚决反对。苏联还在1959年6月单方面撕毁了中苏国防新 技术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样品和生产技术，以此向中国施压。 1958年7月、8月间，中苏两国在关于中东局势的问题上产生分歧，出现了各自不同的主张和做法。伊拉克七月事变后，英美军队 分别开进约旦和黎巴嫩。赫鲁晓夫向美国建议召开一个由苏、美、英、法、印政府首脑参加的会议。而中国领导人认为，美英的做法 是一种侵略和干涉行为，中国支持伊拉克人民推翻费萨尔王朝的统治，应给予英美以坚决的痛击。 1959年8月，在赫鲁晓夫访美前夕，中印边界发生了武装冲突。苏联遂于9月9日发表声明，认为中印边界冲突是一个“悲惨”的事 件，苏联对此表示“遗憾”，并指责中国，偏袒印度，声称“苏印两国之间友好合作的成功发展是与和平共处思想相一致的”。 9月 13日，苏印签订协议，苏联答应为印度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提供近四亿美元的贷款，比原计划增加了一倍。苏联这种有倾向性的声明， 第一次向全世界暴露了中苏分歧。 1963年3月，苏共中央在给中共中央的公开信中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从1963年7月开始，苏联报刊发表了大量反华的文章和材 料，肆意攻击中国。作为回应，中共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连续发表了《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等九篇评论 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中苏两党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大论战。1965年3月，中共拒绝出席苏共二十三大，从此断绝了中苏两党间的关系 和往来。 中苏两党出现分歧以后，苏联撤走在华工作的全部苏方专家，撕毁了中苏两国已经签署的合同和科学技术协定，并在1961年中国 遭受自然灾害之际对中国强行逼债。此外，苏联还于1959年6月单方面撕毁中苏两国国防新技术协定，反对中国发展自己的核力量，企 图在核技术上控制中国，使中国依赖苏联的“核保护伞”。 1960年7月，苏联在中国新疆的驳孜艾格尔山口挑起了中苏出现分歧以来的第一次边界冲突。在1960年～1965年间，苏联在中苏边 境制造了5000多起边境事件。1969年3月的珍宝岛事件，是中苏关系恶化到顶点的标志。 2.中苏两国关系缘何破裂 《当代中国外交概论》一书认为，中苏两国战略上的分歧是两国关系恶化的重要原因，而两国在国家利益上的分歧是导致两国关 系恶化的根本原因。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根据苏共二十大的路线调整内外政策，对外走和平竞赛的道路，同美国大搞缓和， 试图与美国平起平坐，共同主宰世界。而这一时期的中国依靠广大亚、非、拉国家，推进世界革命，提出了反帝反修的政策。中苏两 国有各自不同的战略本是正常情况，但社会主义国家间长期以来不正常的关系不允许出现战略上的分歧。当苏中两国在战略上出现分 歧时，苏联就企图控制中国，因而中苏分歧也表现出战略上的控制与反控制。该书指出，国家间关系是一种利益的关系，损害这种利 益就会破坏双方的关系。从20世纪50年代末苏联提出有损中国主权的要求，到20世纪60年代末苏联在边境地区派驻重兵，都对中国的 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并最终导致中苏两国关系的破裂。 苏联学者谢尔盖·冈察洛夫在《联盟—敌对—睦邻—苏中关系四十年》一文中，对中苏关系进行了较为客观的回顾和分析。他认 为，揭露斯大林个人崇拜的苏共二十大开辟了苏中关系的新时期。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及其他中国领导人对于苏共不预先征求中 共意见就批斯大林的做法感到恼火，认为赫鲁晓夫是要在共产党人的队伍中制造混乱。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带来了两国对外方针的 全面对抗。国家利益的不同和对外政策方针的冲突破坏了苏中联盟的基础，而两国不断升级的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和论战又使局势进一 步恶化。这些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和论战构成了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苏中关系的主要内容。20世纪60年代初的苏中论战能反映涉 及双方民族和国家利益的一些具体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问题，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这种意识形 态的论战扩大了两国国家关系的分歧。勃列日涅夫时期，苏中冲突发展到了军事化阶段，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1)1964年苏中边界谈 判毫无成果，而毛泽东在当年6月发表的声明在苏联被看做是对150万平方公里苏联领土怀有野心；(2)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和文化大革命 期间，中国竭力煽动反苏情绪，给苏联造成北京已制定反苏计划的印象；(3)苏联军队领导人对赫鲁晓夫实行的裁军政策极为不满，因
此，苏联军方借口中国的不友好行动向中国边境增兵，以弥补裁军造成的损失：（④）在文化大革命期向的中国，军队的能响全面加强。 使得中国也在军事上作出积极的反应。 有些学者注意到了中苏两国在有关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内政策上出现的分歧，认为这种分歧对两国关系的破裂产生了重要影 响.他们认为，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关系由亲密向分裂的发展变化，主要与中苏两国领导人及两党从本国利益出发，对名 自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估计以及对对方探素方式的认识相联系。这种估计和认识构成了中苏两党两国制定国内政治经济政策的基础 而这一系列政策的趋同或分技又反过来造成了两国国家利益的一致或对立。当双方的探素和为此而制定的政策趋同，双方的基本利超 一致时，中苏关系就表现为亲密无间，或可以在求同存异中发展：而当双方的探索及政策发生背高，双方的基本利益对立时，中苏关 系即转为冷淡，以致趋向分裂。具体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是在经济建设方面，中国急于求成，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1958年初，中国开始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提出了工业 以钢为獬、农业以粮为纲的片而性口号，从而导致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左”倾错误迅速蔓延。而苏联在这一时期继续推行消除经济管 理体制彝病、重视发展农业、减轻农民负担、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中苏两国领导人在经济建设方针问题上的探 索差距越来越大，相互之间的指责也越来越激烈。 二是在国内政治方面，中苏两党的发展方向也是背道而驰的，中国国内从1959年开始发动大规模的“反右顿”斗争，将党内关于 不同意见的争论上翔为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把阶级斗争的重点转向党内，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进一步发展。而该时期 苏联党内对政治体制改苹的探素则向相反的方向发展。1958年4月，赫鲁晓夫提出了“人民自动调节”的思想，并在1959年苏共二十一 大上提出：在苏联社会主义已取得全面彻底胜利的情况下，“国家组织发展中的主要方向是尽力发展民主，吸引全体公民参加领导经 济和文化建设的工作，参加管理社会事务的工作”在中国领导人看来，苏联是在搞现代修正主义：而苏联则把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方针 指贵为教条主义。 大部分学者认为，国家利益的冲突是导致中苏关系破裂的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因。中苏两国的国家利益经历了一个从一般差别利 矛质发展到严重冲突的过程，即使是在“密月时期“，中苏两国的国家利益也不是完全一致的，而是既有共同之处，又有差别：既有 互利的一面，又有矛后。本来在国际交往中，不同国家总会有不同的国家利益。中苏两国由于实力和在国际上的地位不同，双方的同 家利益出现差别和矛居是很正常的。国家利益的差别和矛盾对国家间关系的影响程度，取决于矛居的性质及双方处理这种矛盾的态度 和方法。如果矛盾不严重且双方处理得好，这种差别和矛盾就不会导致双方关系的大变化：反之，则有可能使关系恶化。如果其中 方搞民族利己主义或大国沙文主义，那么对双方关系的冲击就会更大。就中苏关系而言，苏联从一开始就有种大国沙文主义倾向，对 中国不够尊重，处理对华关系时主要考忠苏联本国的利益，而不重视中国的国家利益，且常常以损害中国的利益为代价。中苏之间之 所以会在国家利益上发生矛盾和冲突，其根本原因是苏联不能真正平等地对待中国，惯于推行民族利己主义和大回沙文主义，要求中 国牺牲本国利益服从苏联，甚至企图控制中国。中苏之问关于国家利益的争执和冲突，不仅促使双方的意识形态分歧进一步扩大和于 级，而且还和意识形态的分歧交织在一起，互相影响，互为因果，从而使双方的争执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之中， 当然，也有学者指出，中国抵制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是必要的，但所采取的斗争方法值得反思。有时不恰当的斗争方法不仅 无利于冲突的化解，反而会激化矛居，加侧冲突，这也是中苏冲突愈演愈烈的原因之一，首先，中方将国家利益的争执同意识形态的 争论混杂起来，使问题复杂化，使思想发生混乱，掩盖了问趣的实质，且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其次，中方由于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在 斗争中态度过于生硬，过于强调“斗争”，缺少灵活性，不大愿意做必要的“妥协”：方法过于简单化，采取了所谓“大批判”开 的斗争策略，误以为只有彻底批判所谓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才能解决问题，结果却与批判者的愿望相反，越批越对立，越批越不解决 问题。再次，中方在处理涉及国家利益的问题时，缺乏透明度，内部外交的成分极浓，加上片面的宣传，给民众造成错觉，给中苏头 系笼上一层神秘的色彩，在民众中造成思想混乱。比如，20世纪50年代前期，由于对苏关系缺乏透明度，奥论宜传片面掩益两国间的 矛后和摩擦，使得中国国内的民众只看到中苏关系好的一面，认为中苏关系“一片光明”，直至两国关系恶化到了相当的程度，中 民众大有所了解。相成到十分突然。难以接受 杨奎松在《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中指出，中苏关系在20世纪经历的风云变幻，除了国际共运的意识形态分歧及中苏 民族矛盾的影响以外，其中也有中苏领导人的性格冲突的影响。节中说：“在中苏两党关系当中，领袖个人的性格是起到重要作用 的。斯大林的多疑，赫鲁晓夫的心血来潮，都是影响中苏关系的重要因素。同样，毛泽东的个性也是很突出的。他是那种极好强，极
此，苏联军方借口中国的不友好行动向中国边境增兵，以弥补裁军造成的损失；(4)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中国，军队的影响全面加强， 使得中国也在军事上作出积极的反应。 有些学者注意到了中苏两国在有关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内政策上出现的分歧，认为这种分歧对两国关系的破裂产生了重要影 响。他们认为，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关系由亲密向分裂的发展变化，主要与中苏两国领导人及两党从本国利益出发，对各 自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估计以及对对方探索方式的认识相联系。这种估计和认识构成了中苏两党两国制定国内政治经济政策的基础， 而这一系列政策的趋同或分歧又反过来造成了两国国家利益的一致或对立。当双方的探索和为此而制定的政策趋同，双方的基本利益 一致时，中苏关系就表现为亲密无间，或可以在求同存异中发展；而当双方的探索及政策发生背离，双方的基本利益对立时，中苏关 系即转为冷淡，以致趋向分裂。具体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是在经济建设方面，中国急于求成，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1958年初，中国开始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提出了工业 以钢为纲、农业以粮为纲的片面性口号，从而导致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左”倾错误迅速蔓延。而苏联在这一时期继续推行消除经济管 理体制弊病、重视发展农业、减轻农民负担、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中苏两国领导人在经济建设方针问题上的探 索差距越来越大，相互之间的指责也越来越激烈。 二是在国内政治方面，中苏两党的发展方向也是背道而驰的。中国国内从1959年开始发动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将党内关于 不同意见的争论上纲为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把阶级斗争的重点转向党内，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进一步发展。而该时期 苏联党内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探索则向相反的方向发展。1958年4月，赫鲁晓夫提出了“人民自动调节”的思想，并在1959年苏共二十一 大上提出：在苏联社会主义已取得全面彻底胜利的情况下，“国家组织发展中的主要方向是尽力发展民主，吸引全体公民参加领导经 济和文化建设的工作，参加管理社会事务的工作”在中国领导人看来，苏联是在搞现代修正主义；而苏联则把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方针 指责为教条主义。 大部分学者认为，国家利益的冲突是导致中苏关系破裂的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因。中苏两国的国家利益经历了一个从一般差别和 矛盾发展到严重冲突的过程，即使是在“蜜月时期”，中苏两国的国家利益也不是完全一致的，而是既有共同之处，又有差别；既有 互利的一面，又有矛盾。本来在国际交往中，不同国家总会有不同的国家利益。中苏两国由于实力和在国际上的地位不同，双方的国 家利益出现差别和矛盾是很正常的。国家利益的差别和矛盾对国家间关系的影响程度，取决于矛盾的性质及双方处理这种矛盾的态度 和方法。如果矛盾不严重且双方处理得好，这种差别和矛盾就不会导致双方关系的大变化；反之，则有可能使关系恶化。如果其中一 方搞民族利己主义或大国沙文主义，那么对双方关系的冲击就会更大。就中苏关系而言，苏联从一开始就有种大国沙文主义倾向，对 中国不够尊重，处理对华关系时主要考虑苏联本国的利益，而不重视中国的国家利益，且常常以损害中国的利益为代价。中苏之间之 所以会在国家利益上发生矛盾和冲突，其根本原因是苏联不能真正平等地对待中国，惯于推行民族利己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要求中 国牺牲本国利益服从苏联，甚至企图控制中国。中苏之间关于国家利益的争执和冲突，不仅促使双方的意识形态分歧进一步扩大和升 级，而且还和意识形态的分歧交织在一起，互相影响，互为因果，从而使双方的争执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之中。 当然，也有学者指出，中国抵制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是必要的，但所采取的斗争方法值得反思。有时不恰当的斗争方法不仅 无利于冲突的化解，反而会激化矛盾，加剧冲突，这也是中苏冲突愈演愈烈的原因之一。首先，中方将国家利益的争执同意识形态的 争论混杂起来，使问题复杂化，使思想发生混乱，掩盖了问题的实质，且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其次，中方由于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在 斗争中态度过于生硬，过于强调“斗争”，缺少灵活性，不大愿意做必要的“妥协”；方法过于简单化，采取了所谓“大批判”开路 的斗争策略，误以为只有彻底批判所谓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才能解决问题，结果却与批判者的愿望相反，越批越对立，越批越不解决 问题。再次，中方在处理涉及国家利益的问题时，缺乏透明度，内部外交的成分极浓，加上片面的宣传，给民众造成错觉，给中苏关 系笼上一层神秘的色彩，在民众中造成思想混乱。比如，20世纪50年代前期，由于对苏关系缺乏透明度，舆论宣传片面掩盖两国间的 矛盾和摩擦，使得中国国内的民众只看到中苏关系好的一面，认为中苏关系“一片光明”。直至两国关系恶化到了相当的程度，中国 民众才有所了解，但感到十分突然，难以接受。 杨奎松在《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中指出，中苏关系在20世纪经历的风云变幻，除了国际共运的意识形态分歧及中苏 民族矛盾的影响以外，其中也有中苏领导人的性格冲突的影响。书中说：“在中苏两党关系当中，领袖个人的性格是起到重要作用 的。斯大林的多疑，赫鲁晓夫的心血来潮，都是影响中苏关系的重要因素。同样，毛泽东的个性也是很突出的。他是那种极好强，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