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生十年,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 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慨然太息,轼请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 滂母邪?” 【译】苏轼字叫子瞻,是眉州眉山人。十岁时,父亲苏洵到四方游学,母亲程氏亲自教他读书,听到 古今的成败得失,常能说出其中的要害。程氏读东汉《范滂传》,很有感慨,苏轼问道:“我如果做范滂 母亲能答应我这样做吗?”程氏说:“你能做范滂,我难道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 【原】比冠,博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好贾谊、陆贽书。既而读《庄子》,叹曰:“吾昔有见,口未 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嘉祐二年,试礼部。方时文磔裂诡异之弊胜,主司欧阳修思有以救之,得轼 刑赏忠厚论》,惊喜,欲擢冠多士,犹疑其客曾巩所为,但置第二:复以《舂秋》对义居第一,殿试中乙 科。后以书见修,修语梅圣俞曰:“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闻者始哗不厌,久乃信服 【译】到二十岁时,就精通经传历史,每天写文章几千字,喜欢贾谊、陆贽的书。不久读《庄子》,感 叹说:“我从前有的见解,嘴里不能说出,现在看到这本书,说到我心里了。”嘉祐二年,参加礼部考试 当时文章晦涩怪异的弊习很重,主考官欧阳修想加以改正,见到苏轼《刑赏忠厚论》,很惊喜,想定他为进 士第一名,但怀疑是自己的门客曾巩写的,便放在了第二名:又以《舂秋》经义策问取得第一,殿试中乙 科。后来凭推荐信谒见欧阳修,欧阳修对梅圣俞说:“我应当让这个人出人头地了。”听到的人开始哗然不 服,时间久了就信服此语 【原】丁母忧。五年,调福昌主簿。欧阳修以才识兼茂,荐之秘阁。试六论,旧不起草,以故文多不 工。轼始具草,文义粲然。复对制策,入三等。自宋初以来,制策入三等,惟吴育与轼而已 【译】服母丧。嘉祐五年,调任福昌主簿。欧阳修因他才能识见都好,举荐他进秘阁。考试作策论六 篇,过去人们应试不起草,所以文章多数写得不好。苏轼开始起草,文理就很清晰。又笔答制策,被列入 第三等。从宋初以来,制策被列入第三等的,只有吴育和苏轼而已。 【原】除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叛官。关中自元昊叛,民贫役重,岐下岁输南山木筏,自渭入河,经 砥柱之险,衙吏踵破家。轼访其利害,为修衙规,使自择水工以时进止,自是害减半。 【译】任职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叛官。关中自从元吴叛乱后,百姓贫困差役繁重,岐山下每年输送到 南山的木筏,从渭河进入黄河,经过砥柱的险处,衙前役人相继破产。苏轼访察到其利弊所在,为他们修 订衙规,让他们自己选择水工按时进送或停止,从此害处被减少了一半。 【原】治平二年,入判登闻鼓院。英宗自藩邸闻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诰。宰相韩琦曰:“轼 之才,远大器也,他日自当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养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进用,然后 取而用之,则人人无复异辞矣。今骤用之,则天下之士未必以为然,适足以累之也。”英宗曰:“且与修注 如何?”琦曰:“记注与制诰为邻,未可遽授。不若于馆阁中近上贴职与之,且请召试。”英宗曰:“试之未 知其能否,如轼有不能邪?”琦犹不可,及试二论,复入三等,得直史馆。轼闻琦语,曰:“公可谓爱人以 德矣 会洵卒,赙以金帛,辞之,求赠一官,于是赠光禄丞。洵将终,以兄太白早亡,子孙未立,妹嫁杜氏 卒未葬,属轼。轼既除丧,即葬姑。后官可荫,推与太白曾孙彭。 【译】治平二年,入朝判登闻鼓院。英宗在做藩王时就听到他的名声,想用唐朝旧例召他进翰林院,管 理制诰之事。宰相韩琦说:“苏轼的才能,远大杰出,将来自然应当担当天下大任。关键在于朝廷要培养他 使天下的士人无不敬畏羡慕而佩服他,都想要朝廷使用他,然后召来加以重用,那所有的人都没有异议了 现在突然重用他,天下的士人未必以为正确,恰恰足以使他受到牵累。”英宗说:“姑且给他修注一职如何?” 韩琦说:“记注和知制诰地位相近,不可马上授予。不如在馆阁中较靠上的贴职授予他,而且请召来考试。 英宗说:“考试不知他能否胜任,像苏轼会有不能担任的吗?”韩琦还是不同意,到试了两篇论,又列入三 等,得到了直史馆的职位。苏轼听到了韩琦的话,说:“韩公可以说是用德行来爱护人的呀。” 适逢苏洵去世,朝廷赐给他金帛,苏轼推辞了,要求赠父亲一个官职,于是赠光禄丞。苏洵将死,因
【原】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生十年，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 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慨然太息，轼请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 滂母邪？” 【译】苏轼字叫子瞻，是眉州眉山人。十岁时，父亲苏洵到四方游学，母亲程氏亲自教他读书，听到 古今的成败得失，常能说出其中的要害。程氏读东汉《范滂传》，很有感慨，苏轼问道：“我如果做范滂， 母亲能答应我这样做吗？”程氏说：“你能做范滂，我难道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 【原】比冠，博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好贾谊、陆贽书。既而读《庄子》，叹曰：“吾昔有见，口未 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嘉祐二年，试礼部。方时文磔裂诡异之弊胜，主司欧阳修思有以救之，得轼 《刑赏忠厚论》，惊喜，欲擢冠多士，犹疑其客曾巩所为，但置第二；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殿试中乙 科。后以书见修，修语梅圣俞曰：“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闻者始哗不厌，久乃信服。 【译】到二十岁时，就精通经传历史，每天写文章几千字，喜欢贾谊、陆贽的书。不久读《庄子》，感 叹说：“我从前有的见解，嘴里不能说出，现在看到这本书，说到我心里了。” 嘉祐二年，参加礼部考试。 当时文章晦涩怪异的弊习很重，主考官欧阳修想加以改正，见到苏轼《刑赏忠厚论》，很惊喜，想定他为进 士第一名，但怀疑是自己的门客曾巩写的，便放在了第二名；又以《春秋》经义策问取得第一，殿试中乙 科。后来凭推荐信谒见欧阳修，欧阳修对梅圣俞说：“我应当让这个人出人头地了。”听到的人开始哗然不 服，时间久了就信服此语。 【原】丁母忧。五年，调福昌主簿。欧阳修以才识兼茂，荐之秘阁。试六论，旧不起草，以故文多不 工。轼始具草，文义粲然。复对制策，入三等。自宋初以来，制策入三等，惟吴育与轼而已。 【译】服母丧。嘉祐五年，调任福昌主簿。欧阳修因他才能识见都好，举荐他进秘阁。考试作策论六 篇，过去人们应试不起草，所以文章多数写得不好。苏轼开始起草，文理就很清晰。又笔答制策，被列入 第三等。从宋初以来，制策被列入第三等的，只有吴育和苏轼而已。 【原】除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叛官。关中自元昊叛，民贫役重，岐下岁输南山木筏，自渭入河，经 砥柱之险，衙吏踵破家。轼访其利害，为修衙规，使自择水工以时进止，自是害减半。 【译】任职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叛官。关中自从元昊叛乱后，百姓贫困差役繁重，岐山下每年输送到 南山的木筏，从渭河进入黄河，经过砥柱的险处，衙前役人相继破产。苏轼访察到其利弊所在，为他们修 订衙规，让他们自己选择水工按时进送或停止，从此害处被减少了一半。 【原】治平二年，入判登闻鼓院。英宗自藩邸闻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诰。宰相韩琦曰：“轼 之才，远大器也，他日自当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养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进用，然后 取而用之，则人人无复异辞矣。今骤用之，则天下之士未必以为然，适足以累之也。”英宗曰：“且与修注 如何？”琦曰：“记注与制诰为邻，未可遽授。不若于馆阁中近上贴职与之，且请召试。”英宗曰：“试之未 知其能否，如轼有不能邪？”琦犹不可，及试二论，复入三等，得直史馆。轼闻琦语，曰：“公可谓爱人以 德矣。” 会洵卒，赙以金帛，辞之，求赠一官，于是赠光禄丞。洵将终，以兄太白早亡，子孙未立，妹嫁杜氏， 卒未葬，属轼。轼既除丧，即葬姑。后官可荫，推与太白曾孙彭。 【译】治平二年，入朝判登闻鼓院。英宗在做藩王时就听到他的名声，想用唐朝旧例召他进翰林院，管 理制诰之事。宰相韩琦说：“苏轼的才能，远大杰出，将来自然应当担当天下大任。关键在于朝廷要培养他， 使天下的士人无不敬畏羡慕而佩服他，都想要朝廷使用他，然后召来加以重用，那所有的人都没有异议了。 现在突然重用他，天下的士人未必以为正确，恰恰足以使他受到牵累。”英宗说：“姑且给他修注一职如何？” 韩琦说：“记注和知制诰地位相近，不可马上授予。不如在馆阁中较靠上的贴职授予他，而且请召来考试。” 英宗说：“考试不知他能否胜任，像苏轼会有不能担任的吗？”韩琦还是不同意，到试了两篇论，又列入三 等，得到了直史馆的职位。苏轼听到了韩琦的话，说：“韩公可以说是用德行来爱护人的呀。” 适逢苏洵去世，朝廷赐给他金帛，苏轼推辞了，要求赠父亲一个官职，于是赠光禄丞。苏洵将死，因
哥哥太白早死,子孙没有成人,妹妺嫁给杜氏,死了还未下葬,嘱咐苏轼。苏轼服丧期满后,就马上安葬 了姑母。后来大官可以让子孙得荫,就推让给了苏太白的曾孙苏彭 【原】煕宁二年,还朝。王安石执政,素恶其议论异己,以判官告院。四年,安石欲变科举、兴学校, 诏两制、三馆议。轼上议曰 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责实之政,则胥史皂隶未尝无人 而况于学校贡举乎?虽因今之法,臣以为有余。使君相不知人,朝廷不责实,则公卿侍从常患无人,而况 学校贡举乎?虽复古之制,臣以为不足。夫时有可否,物有废兴,方其所安,虽暴君不能废,及其既厌, 虽圣人不能复。故风俗之变,法制随之,譬如江河之徙移,强而复之,则难为力。 庆历固尝立学矣,至于今日,惟有空名仅存。今将变今之礼,易今之俗,又当发民力以治宫室,敛民财以 食游士。百里之内,置官立师,狱讼听于是,军旅谋于是,又简不率教者屏之远方,则无乃徒为纷乱,以 患苦天下邪?若乃无大更革,而望有益于时,则与庆历之际何异?故臣谓今之学校,特可因仍旧制,使先 王之旧物,不废于吾世足矣。至于贡举之法,行之百年,治乱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视祖宗之世,贡举之 法,与今为孰精?言语文章,与今为孰优?所得人才,与今为孰多?天下之事,与今为孰办?较此四者之 长短,其议决矣 所欲变改不过数端:或曰乡举德行而略文词,或曰专取策论而罢诗赋,或欲兼采誉望而罢封弥,或欲 经生不帖墨而考大义,此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愿陛下留意于远者、大者,区区之法何预焉。臣又切 有私忧过计者。夫性命之说,自子贡不得闻,而今之学者,耻不言性命,读其文,浩然无当而不可穷:观 其貌,超然无着而不可挹,此岂真能然哉!盖中人之性,安于放而乐于诞耳。陛下亦安用之? 【译】煕宁二年,苏轼回到朝廷。王安石执政,向来厌恶苏轼的议论和自己不同,任命他做判官告院 煕宁四年,王安石想要改革科举、兴办学校,皇帝下诏叫翰林学士和知制诰,史馆、昭文馆和集贤院的官 员商议。苏轼上折发表议论说 求得人才的道路,在于了解人:了解人的方法,在于注重实际。假使君主和宰相有了解人的英明,朝 廷有注重实际的政策,那么就是小吏衙役中也未尝没有人才,何况学校和科举呢?即使沿用现在的办法 我以为人才还有余。如果君主和宰相没有知人之明,朝廷不求实,即使在公卿和侍从之臣中也会常常忧虑 没有人才,又何况学校和科举呢?即使恢复古代的制度,我以为还是不够。至于时代有可行与不可行,政 事有随时废兴的不同,正是合适的时候,即使是暴君也无法废除,等到不再适用时,即使时圣人也无法恢 所以风俗的变化,法律制度就跟着改变,好像江河的改道,强求复旧,就难以奏效了。 庆历年间开始设立学校,到了今天,仅存空名。现在要改变当今的礼制,更改当今的风俗,又要发动百姓 来修建官府,收取百姓的财物来养活游学的士人。在方圆百里之内,设官员立教师,刑狱之事在这里审判, 军事问题在这里讨论,又要选汰不服从教化的人驱逐到远方去,那岂不是徒然制造纷乱,使天下人愁苦吗? 至于不作大的更改,而希望对现在有所裨益,那和庆历时代有何不同?所以我认为今天的学校,但可因循 旧制,沿用先王的旧制度,不在我们这代废去就够了。至于科举的办法,实行了一百年,国家的治乱和盛 衰,根本不由此决定。陛下看祖宗的时候,科举的办法,和今天的比起来哪一个更精?言语和文章,和今 天比哪一个更好?所得到的人才,和今天比哪一个更多?天下的事,和今天比哪一个更处理得好?把这四 点的优劣一比较,那争论就可以解决了。 现在想要改变的不过是这几点:有的说乡试选拔人才注重德行而忽略文词,有的说专取策论而免试诗 赋,有的想兼取名望而免去密封试卷,有的想使应试者免考帖去部分经文默写字句而考大义,这些都是知 其一,不知其二的人。请陛下留意在长远的、重大的事情上,这些区区的方法又何相干。我又实在有过于 忧虑的方面。那些关于人性天命的说法,从子贡开始就没再听说,而现在治学的人,以不说人性天命为耻 读他们的文章,大而无当不可追根问底:看这些人的相貌,更是高超却没有显著的特征加以斟酌,这难道
哥哥太白早死，子孙没有成人，妹妹嫁给杜氏，死了还未下葬，嘱咐苏轼。苏轼服丧期满后，就马上安葬 了姑母。后来大官可以让子孙得荫，就推让给了苏太白的曾孙苏彭。 【原】熙宁二年，还朝。王安石执政，素恶其议论异己，以判官告院。四年，安石欲变科举、兴学校， 诏两制、三馆议。轼上议曰： 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责实之政，则胥史皂隶未尝无人， 而况于学校贡举乎？虽因今之法，臣以为有余。使君相不知人，朝廷不责实，则公卿侍从常患无人，而况 学校贡举乎？虽复古之制，臣以为不足。夫时有可否，物有废兴，方其所安，虽暴君不能废，及其既厌， 虽圣人不能复。故风俗之变，法制随之，譬如江河之徙移，强而复之，则难为力。 庆历固尝立学矣，至于今日，惟有空名仅存。今将变今之礼，易今之俗，又当发民力以治宫室，敛民财以 食游士。百里之内，置官立师，狱讼听于是，军旅谋于是，又简不率教者屏之远方，则无乃徒为纷乱，以 患苦天下邪？若乃无大更革，而望有益于时，则与庆历之际何异？故臣谓今之学校，特可因仍旧制，使先 王之旧物，不废于吾世足矣。至于贡举之法，行之百年，治乱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视祖宗之世，贡举之 法，与今为孰精？言语文章，与今为孰优？所得人才，与今为孰多？天下之事，与今为孰办？较此四者之 长短，其议决矣。 今所欲变改不过数端：或曰乡举德行而略文词，或曰专取策论而罢诗赋，或欲兼采誉望而罢封弥，或欲 经生不帖墨而考大义，此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愿陛下留意于远者、大者，区区之法何预焉。臣又切 有私忧过计者。夫性命之说，自子贡不得闻，而今之学者，耻不言性命，读其文，浩然无当而不可穷；观 其貌，超然无着而不可挹，此岂真能然哉！盖中人之性，安于放而乐于诞耳。陛下亦安用之？ 【译】熙宁二年，苏轼回到朝廷。王安石执政，向来厌恶苏轼的议论和自己不同，任命他做判官告院。 熙宁四年，王安石想要改革科举、兴办学校，皇帝下诏叫翰林学士和知制诰，史馆、昭文馆和集贤院的官 员商议。苏轼上折发表议论说： 求得人才的道路，在于了解人；了解人的方法，在于注重实际。假使君主和宰相有了解人的英明，朝 廷有注重实际的政策，那么就是小吏衙役中也未尝没有人才，何况学校和科举呢？即使沿用现在的办法， 我以为人才还有余。如果君主和宰相没有知人之明，朝廷不求实，即使在公卿和侍从之臣中也会常常忧虑 没有人才，又何况学校和科举呢？即使恢复古代的制度，我以为还是不够。至于时代有可行与不可行，政 事有随时废兴的不同，正是合适的时候，即使是暴君也无法废除，等到不再适用时，即使时圣人也无法恢 复。所以风俗的变化，法律制度就跟着改变，好像江河的改道，强求复旧，就难以奏效了。 庆历年间开始设立学校，到了今天，仅存空名。现在要改变当今的礼制，更改当今的风俗，又要发动百姓 来修建官府，收取百姓的财物来养活游学的士人。在方圆百里之内，设官员立教师，刑狱之事在这里审判， 军事问题在这里讨论，又要选汰不服从教化的人驱逐到远方去，那岂不是徒然制造纷乱，使天下人愁苦吗？ 至于不作大的更改，而希望对现在有所裨益，那和庆历时代有何不同？所以我认为今天的学校，但可因循 旧制，沿用先王的旧制度，不在我们这代废去就够了。至于科举的办法，实行了一百年，国家的治乱和盛 衰，根本不由此决定。陛下看祖宗的时候，科举的办法，和今天的比起来哪一个更精？言语和文章，和今 天比哪一个更好？所得到的人才，和今天比哪一个更多？天下的事，和今天比哪一个更处理得好？把这四 点的优劣一比较，那争论就可以解决了。 现在想要改变的不过是这几点：有的说乡试选拔人才注重德行而忽略文词，有的说专取策论而免试诗 赋，有的想兼取名望而免去密封试卷，有的想使应试者免考帖去部分经文默写字句而考大义，这些都是知 其一，不知其二的人。请陛下留意在长远的、重大的事情上，这些区区的方法又何相干。我又实在有过于 忧虑的方面。那些关于人性天命的说法，从子贡开始就没再听说，而现在治学的人，以不说人性天命为耻， 读他们的文章，大而无当不可追根问底；看这些人的相貌，更是高超却没有显著的特征加以斟酌，这难道
真能如此吗?大抵中等人的性情,安于放纵而喜为怪诞而己。陛下又要怎样使用他们呢? 原】议上,神宗悟曰:“吾固疑此,得轼议,意释然矣。”即日召见,问:“方今政令得失安在?虽朕 过失,指陈可也。”对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急 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镇以安静,待物之来,然后应之。”神宗悚然曰:“卿三言,朕当熟思之。凡在馆 阁,皆当为朕深思治乱,无有所隐。”轼退,言于同列。安石不悦,命权开封府推官,将困之以事。轼决断 精敏,声闻益远。会上元敕府市浙灯,且令损价。轼疏言:“陛下岂以灯为悦?此不过以奉二宫之欢耳。然 百姓不可户晓,皆谓以耳目不急之玩,夺其口体必用之资。此事至小,体则甚大,愿追还前命。”即诏罢之 【译】奏议上呈后,神宗觉悟地说:“我本来怀疑这事,得到苏轼的奏议,心里就清楚了。”当天召见他 问道:“当今政策法令的得失在哪里?即使是我的过失,也可以指出来。”苏轼回答说:“陛下性格天生明知, 上天赐予文才武功,不用担心不明察,不用担心不勤政,不用担心不决断,只担心治理事务太急躁,听人 话语太宽广,进用官员太快速。希望能以安静来治理国家,等待事物的出现,然后加以处理。”神宗震惊地 说:“你的三句话,我应当仔细地考虑。凡是在馆阁的人,都应当为我深思治乱的办法,不要有所隐瞒。 苏轼退下,和同僚讲起这些事。王安石不高兴,令他做开封府推官,将用事务来困扰他。苏轼决断精当敏 捷,名声传得更远。正逢元宵节下令要开封府购买浙江的灯,而且命令降低价格。苏轼上疏说:“陛下难道 喜欢灯吗?这不过是奉承太皇太后和皇太后的欢笑而己。但百姓不能每家都买,都认为以不急用的耳目玩 好,夺去他们衣食所必需的钱财。这件事极小,而关系很大,希望您能追回成命。”皇帝下诏书免去此举。 【原】时安石创行新法,轼上书论其不便,曰 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如木之有根, 灯之有膏,鱼之有水,农夫之有田,商贾之有财。失之则亡,此理之必然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众而 不安,刚果自用而不危者。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悦矣 祖宗以来,治财用者不过三司。今陛下不以财用付三司,无故又创制置三司条例一司,使六七少年, 日夜讲求于内,使者四十余辈,分行营干于外。夫制置三司条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余 辈,求利之器也。造端宏大,民实惊疑:创法新奇,吏皆惶惑。以万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财, 论说百端,喧传万口,然而莫之顾者,徒曰:“我无其事,何恤于人言。”操网罟而入江湖,语人曰“我非 渔也”,不如捐网罟而人自信。驱鹰犬而赴林薮,语人曰“我非猎也”,不如放鹰犬而兽自驯。故臣以为欲 消谗慝而召和气,则莫若罢条例司。 今君臣宵旰,几一年矣,而富国之功,茫如捕风,徒闻内帑出数百万缗,祠部度五千余人耳。以此为 术,其谁不能?而所行之事,道路皆知其难。汴水浊流,自生民以来,不以种稻。今欲陂而清之,万顷之 稻,必用千顷之陂,一岁一淤,三岁而满矣。陛下遂信其说,即使相视地形,所在凿空,访寻水利,妄庸 轻剽,率意争言。官司虽知其疏,不敢便行抑退,追集老少,相视可否。若非灼然难行,必须且为兴役 官吏苟且顺从,真谓陛下有意兴作,上糜帑廪,下夺农时。堤防一开,水失故道,虽食议者之肉,何补于 民!臣不知朝廷何苦而为此哉? 自古役人,必用乡户。今者徒闻江、浙之间,数郡顾役,而欲措之天下。单丁、女户,盖天民之穷者 也,而陛下首欲役之,富有四海,忍不加恤!自杨炎为两税,租调与庸既兼之矣,奈何复欲取庸?万一后 世不幸有聚敛之臣,庸钱不除,差役仍旧,推所从来,则必有任其咎者矣。青苗放钱,自昔有禁。今陛下 始立成法,每岁常行。虽云不许抑配,而数世之后,暴君污吏,陛下能保之与?计愿请之户,必皆孤贫不 济之人,鞭挞已急,则继之逃亡,不还,则均及邻保,势有必至,异日天下恨之,国史记之,曰“青苗钱 自陛下始”,岂不惜哉!且常平之法,可谓至矣。今欲变为青苗,坏彼成此,所丧逾多,亏官害民,虽悔何 昔汉武帝以财力匮竭,用贾人桑羊之说,买贱卖贵,谓之均输。于时商贾不行,盗贼滋炽,几至于乱 孝昭既立,霍光顺民所欲而予之,天下归心,遂以无事。不意今日此论复兴。立法之初,其费已厚,纵使 薄有所获,而征商之额,所损必多。譬之有人为其主畜牧,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则隐而不言:五羊
真能如此吗？大抵中等人的性情，安于放纵而喜为怪诞而已。陛下又要怎样使用他们呢？ 【原】议上，神宗悟曰：“吾固疑此，得轼议，意释然矣。”即日召见，问：“方今政令得失安在？虽朕 过失，指陈可也。”对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急， 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镇以安静，待物之来，然后应之。”神宗悚然曰：“卿三言，朕当熟思之。凡在馆 阁，皆当为朕深思治乱，无有所隐。”轼退，言于同列。安石不悦，命权开封府推官，将困之以事。轼决断 精敏，声闻益远。会上元敕府市浙灯，且令损价。轼疏言：“陛下岂以灯为悦？此不过以奉二宫之欢耳。然 百姓不可户晓，皆谓以耳目不急之玩，夺其口体必用之资。此事至小，体则甚大，愿追还前命。”即诏罢之。 【译】奏议上呈后，神宗觉悟地说：“我本来怀疑这事，得到苏轼的奏议，心里就清楚了。”当天召见他， 问道：“当今政策法令的得失在哪里？即使是我的过失，也可以指出来。”苏轼回答说：“陛下性格天生明知， 上天赐予文才武功，不用担心不明察，不用担心不勤政，不用担心不决断，只担心治理事务太急躁，听人 话语太宽广，进用官员太快速。希望能以安静来治理国家，等待事物的出现，然后加以处理。”神宗震惊地 说：“你的三句话，我应当仔细地考虑。凡是在馆阁的人，都应当为我深思治乱的办法，不要有所隐瞒。” 苏轼退下，和同僚讲起这些事。王安石不高兴，令他做开封府推官，将用事务来困扰他。苏轼决断精当敏 捷，名声传得更远。正逢元宵节下令要开封府购买浙江的灯，而且命令降低价格。苏轼上疏说：“陛下难道 喜欢灯吗？这不过是奉承太皇太后和皇太后的欢笑而已。但百姓不能每家都买，都认为以不急用的耳目玩 好，夺去他们衣食所必需的钱财。这件事极小，而关系很大，希望您能追回成命。”皇帝下诏书免去此举。 【原】时安石创行新法，轼上书论其不便，曰： 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如木之有根， 灯之有膏，鱼之有水，农夫之有田，商贾之有财。失之则亡，此理之必然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众而 不安，刚果自用而不危者。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悦矣。 祖宗以来，治财用者不过三司。今陛下不以财用付三司，无故又创制置三司条例一司，使六七少年， 日夜讲求于内，使者四十余辈，分行营干于外。夫制置三司条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余 辈，求利之器也。造端宏大，民实惊疑；创法新奇，吏皆惶惑。以万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财， 论说百端，喧传万口，然而莫之顾者，徒曰：“我无其事，何恤于人言。”操网罟而入江湖，语人曰“我非 渔也”，不如捐网罟而人自信。驱鹰犬而赴林薮，语人曰“我非猎也”，不如放鹰犬而兽自驯。故臣以为欲 消谗慝而召和气，则莫若罢条例司。 今君臣宵旰，几一年矣，而富国之功，茫如捕风，徒闻内帑出数百万缗，祠部度五千余人耳。以此为 术，其谁不能？而所行之事，道路皆知其难。汴水浊流，自生民以来，不以种稻。今欲陂而清之，万顷之 稻，必用千顷之陂，一岁一淤，三岁而满矣。陛下遂信其说，即使相视地形，所在凿空，访寻水利，妄庸 轻剽，率意争言。官司虽知其疏，不敢便行抑退，追集老少，相视可否。若非灼然难行，必须且为兴役。 官吏苟且顺从，真谓陛下有意兴作，上糜帑廪，下夺农时。堤防一开，水失故道，虽食议者之肉，何补于 民！臣不知朝廷何苦而为此哉？ 自古役人，必用乡户。今者徒闻江、浙之间，数郡顾役，而欲措之天下。单丁、女户，盖天民之穷者 也，而陛下首欲役之，富有四海，忍不加恤！自杨炎为两税，租调与庸既兼之矣，奈何复欲取庸？万一后 世不幸有聚敛之臣，庸钱不除，差役仍旧，推所从来，则必有任其咎者矣。青苗放钱，自昔有禁。今陛下 始立成法，每岁常行。虽云不许抑配，而数世之后，暴君污吏，陛下能保之与？计愿请之户，必皆孤贫不 济之人，鞭挞已急，则继之逃亡，不还，则均及邻保，势有必至，异日天下恨之，国史记之，曰“青苗钱 自陛下始”，岂不惜哉！且常平之法，可谓至矣。今欲变为青苗，坏彼成此，所丧逾多，亏官害民，虽悔何 及！ 昔汉武帝以财力匮竭，用贾人桑羊之说，买贱卖贵，谓之均输。于时商贾不行，盗贼滋炽，几至于乱。 孝昭既立，霍光顺民所欲而予之，天下归心，遂以无事。不意今日此论复兴。立法之初，其费已厚，纵使 薄有所获，而征商之额，所损必多。譬之有人为其主畜牧，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则隐而不言；五羊
之获,则指为劳绩。今坏常平而言青苗之功,亏商税而取均输之利,何以异此?臣窃以为过矣。议者必谓: 民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故陛下坚执不顾,期于必行。此乃战国贪功之人,行险侥幸之说,未及乐成 怨已起矣。臣之所愿陛下结人心者,此也 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薄厚,不在乎富与 人主知此,则知所轻重矣。故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爱惜风俗, 如护元气。圣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齐众,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于迂阔,老成初若迟钝。然终不肯 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丧大也。仁祖持法至宽,用人有叙,专务掩覆过失,未尝轻改旧章。考其 成功,则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则十出而九败:以言乎府库,则仅足而无余。徒以德泽在人,风俗知义, 故升遐之日,天下归仁焉。议者见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举,乃欲矫之以苛察,齐之以智能,招来新进 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浇风已成。多开骤进之门,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从跬步可图, 俾常调之人举生非望,欲望风俗之厚,岂可得哉?近岁朴拙之人愈少,巧进之士益多。惟陛下哀之救之, 以简易为法,以清净为心,而民德归厚。臣之所愿陛下厚风俗者,此也 祖宗委任台谏,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 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 将以折奸臣之萌也。今法令严密,朝廷清明,所谓奸臣,万无此理。然养猫以去鼠,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 之猫:畜狗以防盜,不可以无盗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万世之防?臣闻 长老之谈,皆谓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公议所与,台谏亦与之:公议所击,台谏亦击之。今者物论沸 腾,怨誧交至,公议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兹以往,习惯成风,尽为执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纪纲一 废,何事不生!臣之所愿陛下存纪纲者,此也 【译】当时王安石正推行新法,苏轼上书论新法不利 我所想说的,三句话而己。请求陛下维系人心,敦厚风俗,保存法纪。君主所依靠的是人心罢了,正 像树有根,灯有油,鱼有水,农夫有田,商人有钱。失去了就会灭亡,这是必然的道理。从古到今,没有 说和顺平易和众人同心而不能安定,刚愎自用而不遇危险的。陛下也知道人们对新法的不满了 从祖宗一直以来,管理财政的是三司。现在陛下不把财政交付给三司,无故又创立制置三司条例司, 用六七个青年人,日夜在里面讨论研究,又派出四十多人,分头出外办事。那制置三司条例司,是求利的 名义:六七个青年人和四十多个派出人员,是求利的工具。开创的声势很大,百姓实在惊讶疑虑:创立的 法令新奇,差吏都很畏惧疑惑。用皇帝的身份来谋求财利,用天子的宰相来管理财务,人们产生种种议论 万民议论纷纷,然而朝廷却置之不顾 “我没有这事,何必顾虑别人说。”正如拿着鱼网到江湖去, 对人说“我不是去捕鱼”,不如丢掉鱼网而人们自然相信。赶着鹰和狗进入山林,对人说“我不是去打猎”, 不如放掉鹰和狗而野兽自然安静。所以我以为要消除谗言而招致和气,那就不如撤销制置三司条例司 现在君臣都日夜忙碌连吃饭的时间都延迟,几乎一年了,而使国家富裕的功绩,还茫然像捕风一样, 只听说内府拿出几百万缗钱,祠部给僧侣度牒五千多人而己。用这些手段作为富国的办法,谁不能做呢? 而所实行的事情,路人都知道其困难。汴河的水很混浊,从有人以来,不用来种稻。现在想建陂池使水变 清,一万顷的稻田,一定要用一千顷的陂池,一年一淤,三年而陂池就满了。陛下就相信这种说法,即使 考察地形,所在之处凿空,寻求水利,狂妄庸人轻浮,随意争相进言。有关部门虽然明了办法不合适,不 敢就此斥退,却追集当地老少,去看可否实行。如果不是明显地难于做到,必定姑且兴起工役。官吏们暂 且顺从,真认为是陛下有意兴起工程,对上浪费国家财物,对下夺去农民耕作时间。堤坝防线一开,水流 离开就有的河道,即使吃了建议者的肉,对百姓又有什么补益!我不知道朝廷何苦要这样做呢? 从古以来的役人,一定用乡间的人。现在听说江、浙之间,有几个州雇人代役,而要把这办法施行于 天下。单丁户、女户,这是天生百姓中穷苦的人,而陛下首先要役使他们,皇帝拥有四海的财富,竟对这 些人不加怜恤!自从杨炎制定两税法,原来的租调与庸已经都包括在内了,怎么又想取力役钱?万一后代
之获，则指为劳绩。今坏常平而言青苗之功，亏商税而取均输之利，何以异此？臣窃以为过矣。议者必谓： “民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故陛下坚执不顾，期于必行。此乃战国贪功之人，行险侥幸之说，未及乐成， 而怨已起矣。臣之所愿陛下结人心者，此也。 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薄厚，不在乎富与 贫。人主知此，则知所轻重矣。故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爱惜风俗， 如护元气。圣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齐众，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于迂阔，老成初若迟钝。然终不肯 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丧大也。仁祖持法至宽，用人有叙，专务掩覆过失，未尝轻改旧章。考其 成功，则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则十出而九败；以言乎府库，则仅足而无余。徒以德泽在人，风俗知义， 故升遐之日，天下归仁焉。议者见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举，乃欲矫之以苛察，齐之以智能，招来新进 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浇风已成。多开骤进之门，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从跬步可图， 俾常调之人举生非望，欲望风俗之厚，岂可得哉？近岁朴拙之人愈少，巧进之士益多。惟陛下哀之救之， 以简易为法，以清净为心，而民德归厚。臣之所愿陛下厚风俗者，此也。 祖宗委任台谏，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 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 将以折奸臣之萌也。今法令严密，朝廷清明，所谓奸臣，万无此理。然养猫以去鼠，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 之猫；畜狗以防盗，不可以无盗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万世之防？臣闻 长老之谈，皆谓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公议所与，台谏亦与之；公议所击，台谏亦击之。今者物论沸 腾，怨讟交至，公议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兹以往，习惯成风，尽为执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纪纲一 废，何事不生！臣之所愿陛下存纪纲者，此也。 【译】当时王安石正推行新法，苏轼上书论新法不利，说： 我所想说的，三句话而已。请求陛下维系人心，敦厚风俗，保存法纪。君主所依靠的是人心罢了，正 像树有根，灯有油，鱼有水，农夫有田，商人有钱。失去了就会灭亡，这是必然的道理。从古到今，没有 说和顺平易和众人同心而不能安定，刚愎自用而不遇危险的。陛下也知道人们对新法的不满了。 从祖宗一直以来，管理财政的是三司。现在陛下不把财政交付给三司，无故又创立制置三司条例司， 用六七个青年人，日夜在里面讨论研究，又派出四十多人，分头出外办事。那制置三司条例司，是求利的 名义；六七个青年人和四十多个派出人员，是求利的工具。开创的声势很大，百姓实在惊讶疑虑；创立的 法令新奇，差吏都很畏惧疑惑。用皇帝的身份来谋求财利，用天子的宰相来管理财务，人们产生种种议论， 万民议论纷纷，然而朝廷却置之不顾，还说：“我没有这事，何必顾虑别人说。”正如拿着鱼网到江湖去， 对人说“我不是去捕鱼”，不如丢掉鱼网而人们自然相信。赶着鹰和狗进入山林，对人说“我不是去打猎”， 不如放掉鹰和狗而野兽自然安静。所以我以为要消除谗言而招致和气，那就不如撤销制置三司条例司。 现在君臣都日夜忙碌连吃饭的时间都延迟，几乎一年了，而使国家富裕的功绩，还茫然像捕风一样， 只听说内府拿出几百万缗钱，祠部给僧侣度牒五千多人而已。用这些手段作为富国的办法，谁不能做呢？ 而所实行的事情，路人都知道其困难。汴河的水很混浊，从有人以来，不用来种稻。现在想建陂池使水变 清，一万顷的稻田，一定要用一千顷的陂池，一年一淤，三年而陂池就满了。陛下就相信这种说法，即使 考察地形，所在之处凿空，寻求水利，狂妄庸人轻浮，随意争相进言。有关部门虽然明了办法不合适，不 敢就此斥退，却追集当地老少，去看可否实行。如果不是明显地难于做到，必定姑且兴起工役。官吏们暂 且顺从，真认为是陛下有意兴起工程，对上浪费国家财物，对下夺去农民耕作时间。堤坝防线一开，水流 离开就有的河道，即使吃了建议者的肉，对百姓又有什么补益！我不知道朝廷何苦要这样做呢？ 从古以来的役人，一定用乡间的人。现在听说江、浙之间，有几个州雇人代役，而要把这办法施行于 天下。单丁户、女户，这是天生百姓中穷苦的人，而陛下首先要役使他们，皇帝拥有四海的财富，竟对这 些人不加怜恤！自从杨炎制定两税法，原来的租调与庸已经都包括在内了，怎么又想取力役钱？万一后代
不幸有搜刮钱财的臣子,力役钱不去而差役仍旧,以此追查,则必然有要担当其罪责的人。青苗放钱,以 前就禁止。现在陛下开始立为成法,每年都照常执行。虽说不许强迫借款,而几代之后,暴君和贪官的出 现,陛下能保证得了吗?估计那些愿意申请青苗钱的民户,一定都是孤弱贫穷无法生活的人,用鞭打来催 还很急,接着是逃亡,人不回来,就摊派给邻居和担保人,这是势所必然的,将来天下人恨这事,国史记 载此事,说“青苗钱从陛下开始”,难道不可惜吗!而且常平之法, 好了。现在要变为青苗法,破坏 那一种确立这一种,所损失的更多,亏损官府危害人民,(到那时)即使后悔也来不及了! 从前汉武帝因财力枯竭,用商人桑宏羊的办法,在货物贱时买进贵时卖出,叫作均输。当时商人们都 停止来往贩卖,盗贼更猖獗,几乎酿成乱事。孝昭登上帝位后,霍光顺应民心取消均输法,天下归心,没 有出现乱事。想不到今天桑宏羊此论又兴起了。立法之初,所花费的钱财已不少,纵然能稍有收获,而能 征收的商税,所受损失必然很多。譬如有人为主人畜牧,用一头牛换来五只羊。失去一头牛,就隐瞒不说 获得五只羊,却指为功劳。现在毁弃常平法而说青苗法的功绩,损害商税而取得均输的利益,和这个有什 么区别呢?我以为是错了。议论的人必然说:“百姓乐于见到成功,却难于开始。”所以陛下不顾舆论坚持 这种做法,一定要实行下去。这是战国时代那些贪功的人,冒险想侥幸成功的说法,不等到事情的成功, 而怨恨已经起来了。我希望陛下维系人心的原因,就在于这里。 因家存亡的原因,在于道德的深浅,不在于强大和弱小:朝代长短的原因,在于风俗的厚薄,不在于 富裕和贫穷。君主如果懂得这些,就会知道事情的轻重。所以我希望陛下崇尚道德而使风俗淳厚,不希望 急于有功绩而贪求富强。爱惜风俗,像保护元气一样。圣人不是不知道严厉苛刻的法律可以使民众齐心, 勇敢强悍的人可以成事,忠诚厚道的人过于迂腐,老成的人看似迟钝。但始终不肯用那些人来代替这些人 的原因,是知道那样做说得少,而所丧失的要多。仁宗执法极为宽大,用人有次序,专求体谅人的过错 从不轻易变更旧的法规。查考政绩,则可以说未必尽善尽美。拿用兵来说,十次出兵九次失败:拿府库来 说,则仅能开支而没有剩余。但恩德在人们心中,风俗是普遍知道礼仪,所以逝世的时候,天下人都归心 于他的仁德。议论的人看到他晚年官吏多数因循苟且,没有振作,就想用苛察来纠正,用智慧能力来整顿, 招来一批新进有勇气的人,以求一切速成的功效。还没有收到好处,而浇薄的风俗已经养成。开了很多骤 然晋升的门,使人有意外的得益,一小步就可跨上公卿和侍从之臣的地位,使按照常规升迁的人终生难于 期望,这样而想要风俗淳厚,难道能得到吗?近年来质朴的人越来越少,取巧升进的人越来越多。请陛下 哀怜拯救,以简易作为施政之法,以清净作为施政之心,而使百姓的道德归于淳厚。我希望陛下淳厚风俗 的原因,就在于这里 祖宗任用御史和谏官,从没有把一个说话的人治罪。即使小小有所责罚,不久就将其超升,允许他们 将所听到的上奏,而不论是涉及什么官长。说到皇帝,皇上就要端正颜色听取:有关朝廷,那宰相就得等 候处理。御史和谏官自然不一定都贤能,他们所说的也不一定都对。但须要养成他们敢于说话的勇气,而 给予他们大权,难道是徒然的吗?是要用他们来消除萌生奸臣的危险。现在法令严密,朝廷清明,所谓有 奸臣,当然万万没有这个道理。但养猫是为了消灭老鼠,不可以因为没有老鼠就养不捉老鼠的猫:养狗是 为了防小偷,不可以因为没有小偷就养不叫的狗。陛下岂能不对上想到祖宗设立这官职的用意,对下为子 孙万代作提防呢?我听到长老的议论,都说御史谏官所说的,常常是跟随天下的公议。公议所赞同的,御 史谏官也赞同:公议所抨击的,御史谏官也抨击。现在舆论沸腾,各种怨恨的话都有,公议所在,也可以 知道了。我恐怕从此以后,习惯成了风气,都为执政大臣私人说话,直到君主被孤立,法纪全被废除,(到 那时)有什么事情不会出现!我希望陛下保存法纪的原因,就在于这里 【原】轼见安石赞神宗以独断专任,因试进士发策,以“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 齐恒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为问,安石滋怒,使御史谢景温论奏其过,穷治无 所得,轼遂请外,通判杭州。高丽入贡,使者发币于官吏,书称甲子。轼却之曰:“高丽于本朝称臣,而不 禀正朔,吾安敢受!”使者易书称煕宁,然后受之 【译】苏轼看到王安石辅助神宗用独断专行来处理事务,因此在考试进士策问时出题,以“晋武帝平吴 因独断而成功,苻坚进攻东晋因独断而灭亡,齐桓公专任管仲而成就霸业,燕哙专任子之而失败,事情相 同而效果相反”作为题目。王安石大怒,叫御史谢景温论奏他的过失,穷加审查而一无所得,苏轼就请求
不幸有搜刮钱财的臣子，力役钱不去而差役仍旧，以此追查，则必然有要担当其罪责的人。青苗放钱，以 前就禁止。现在陛下开始立为成法，每年都照常执行。虽说不许强迫借款，而几代之后，暴君和贪官的出 现，陛下能保证得了吗？估计那些愿意申请青苗钱的民户，一定都是孤弱贫穷无法生活的人，用鞭打来催 还很急，接着是逃亡，人不回来，就摊派给邻居和担保人，这是势所必然的，将来天下人恨这事，国史记 载此事，说“青苗钱从陛下开始”，难道不可惜吗！而且常平之法，已经极好了。现在要变为青苗法，破坏 那一种确立这一种，所损失的更多，亏损官府危害人民，（到那时）即使后悔也来不及了！ 从前汉武帝因财力枯竭，用商人桑宏羊的办法，在货物贱时买进贵时卖出，叫作均输。当时商人们都 停止来往贩卖，盗贼更猖獗，几乎酿成乱事。孝昭登上帝位后，霍光顺应民心取消均输法，天下归心，没 有出现乱事。想不到今天桑宏羊此论又兴起了。立法之初，所花费的钱财已不少，纵然能稍有收获，而能 征收的商税，所受损失必然很多。譬如有人为主人畜牧，用一头牛换来五只羊。失去一头牛，就隐瞒不说； 获得五只羊，却指为功劳。现在毁弃常平法而说青苗法的功绩，损害商税而取得均输的利益，和这个有什 么区别呢？我以为是错了。议论的人必然说：“百姓乐于见到成功，却难于开始。”所以陛下不顾舆论坚持 这种做法，一定要实行下去。这是战国时代那些贪功的人，冒险想侥幸成功的说法，不等到事情的成功， 而怨恨已经起来了。我希望陛下维系人心的原因，就在于这里。 国家存亡的原因，在于道德的深浅，不在于强大和弱小；朝代长短的原因，在于风俗的厚薄，不在于 富裕和贫穷。君主如果懂得这些，就会知道事情的轻重。所以我希望陛下崇尚道德而使风俗淳厚，不希望 急于有功绩而贪求富强。爱惜风俗，像保护元气一样。圣人不是不知道严厉苛刻的法律可以使民众齐心， 勇敢强悍的人可以成事，忠诚厚道的人过于迂腐，老成的人看似迟钝。但始终不肯用那些人来代替这些人 的原因，是知道那样做说得少，而所丧失的要多。仁宗执法极为宽大，用人有次序，专求体谅人的过错， 从不轻易变更旧的法规。查考政绩，则可以说未必尽善尽美。拿用兵来说，十次出兵九次失败；拿府库来 说，则仅能开支而没有剩余。但恩德在人们心中，风俗是普遍知道礼仪，所以逝世的时候，天下人都归心 于他的仁德。议论的人看到他晚年官吏多数因循苟且，没有振作，就想用苛察来纠正，用智慧能力来整顿， 招来一批新进有勇气的人，以求一切速成的功效。还没有收到好处，而浇薄的风俗已经养成。开了很多骤 然晋升的门，使人有意外的得益，一小步就可跨上公卿和侍从之臣的地位，使按照常规升迁的人终生难于 期望，这样而想要风俗淳厚，难道能得到吗？近年来质朴的人越来越少，取巧升进的人越来越多。请陛下 哀怜拯救，以简易作为施政之法，以清净作为施政之心，而使百姓的道德归于淳厚。我希望陛下淳厚风俗 的原因，就在于这里。 祖宗任用御史和谏官，从没有把一个说话的人治罪。即使小小有所责罚，不久就将其超升，允许他们 将所听到的上奏，而不论是涉及什么官长。说到皇帝，皇上就要端正颜色听取；有关朝廷，那宰相就得等 候处理。御史和谏官自然不一定都贤能，他们所说的也不一定都对。但须要养成他们敢于说话的勇气，而 给予他们大权，难道是徒然的吗？是要用他们来消除萌生奸臣的危险。现在法令严密，朝廷清明，所谓有 奸臣，当然万万没有这个道理。但养猫是为了消灭老鼠，不可以因为没有老鼠就养不捉老鼠的猫；养狗是 为了防小偷，不可以因为没有小偷就养不叫的狗。陛下岂能不对上想到祖宗设立这官职的用意，对下为子 孙万代作提防呢？我听到长老的议论，都说御史谏官所说的，常常是跟随天下的公议。公议所赞同的，御 史谏官也赞同；公议所抨击的，御史谏官也抨击。现在舆论沸腾，各种怨恨的话都有，公议所在，也可以 知道了。我恐怕从此以后，习惯成了风气，都为执政大臣私人说话，直到君主被孤立，法纪全被废除，（到 那时）有什么事情不会出现！我希望陛下保存法纪的原因，就在于这里。 【原】轼见安石赞神宗以独断专任，因试进士发策，以“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 齐恒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为问，安石滋怒，使御史谢景温论奏其过，穷治无 所得，轼遂请外，通判杭州。高丽入贡，使者发币于官吏，书称甲子。轼却之曰：“高丽于本朝称臣，而不 禀正朔，吾安敢受！”使者易书称熙宁，然后受之。 【译】苏轼看到王安石辅助神宗用独断专行来处理事务，因此在考试进士策问时出题，以“晋武帝平吴 因独断而成功，苻坚进攻东晋因独断而灭亡，齐桓公专任管仲而成就霸业，，燕哙专任子之而失败，事情相 同而效果相反”作为题目。王安石大怒，叫御史谢景温论奏他的过失，穷加审查而一无所得，苏轼就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