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的那些人可以接受或通过某种方式能成为可接受的各种条件的 制约。 因此,章程一部分来自“上面”,一部分来自“下面”;在一些可 行的章程中,“来自上面”和“来自下面”的比例在不同的条件下可 能很不相同。即使可以看出有一个“指挥链”,命令靠它从统治集 团的一个等级传递到另一个等级,一经检查也会发现,任何个人 指望从其上司得到的命令并不是任何命令,而是某一种或某一些 特殊的命令。在一个倾向于“下属”的组织中,可以从一个等级传 递到另一个等级的命令会受到严格限制。虽然这样一种组织或许 能够充分执行某种有限的功能,却不够灵活变通,它不能对新出现 的紧急情况作出反应,而这些紧急情况与以往经历过的那些情况 在某些重要方面有所不同。一个组织要是没有某种集中的决策 而且是有效的集中决策,就难能应付新的紧急情况;因此在一个不 断需要作出某种新的调整的组织(如军队)中,“上司”在其控制系 统中所占的份额必然是很大的但是甚至在军队里,一个指挥官发 布的各种命令也有区别,有些命令是其下属一般将考虑接受的,有 些命令是与其下属的保留其在组织中的正常地位相一致的;有些 命令则属于不同的性质,它牵涉到改组。就是在一支军队中,这后 种性质的命令—来自最高的“上司2——也比较少见 另一头要考虑的是村社的情形,在这种村社中,人们的许多古 老方式不大受外来压力的干扰。他们的经济可以运行,因每一个 成员都在完成指定给他的任务,包括由他在指定的范围内作出决 定;几乎从来不必从“中心”做出凌驾一切的决定。一旦这种系统 达到了均衡状态,它就能长期持续无需改组—无需做出组织方 面的新决定。普通的紧急情况,比如作物欠收或“平常的”敌人来 犯,都不需要新的决定;可以把应付这些情况的办法并入传统的章 程之中。只要这种均衡状态持续下去,说不定连行使最高权力的
机构都不需要。如果紧急情况出现了,权力机构就不得不被改善, 但要到紧急情况出现才会决定它应放在何处。 看来我们要循着这一路线来建立我们的叙述所由开始的最早 的非市场经济模型(或者如我们将看到的,不如说是我们的模型之 )。“习俗”经济或多或少与这一描述相符,似乎确实很容易辨 识;历史学家和(特别是)人类学家对它是有所了解的。新石器时 代的或中古初期村社的经济以及直到最近在世界许多地区仍残存 的部落共同体的经济,都不是由它的统治者如果有的话)组织的; 而是建立在传统主体上的。个人的作用是由传统规定的,而且 直如此。一个组织的“头领”(王或酋长或高级祭司或元老会议)自 身就是传统结构中的一部分,强调这一点很重要。他也规定了→ 些职能连同随之而来的某些相应的权利。 人类学者调查的那些习俗组织是其中最完善的例子;这可能 是有意义的。我们可以理解,藏匿在穷乡僻壤的人们难得遇到新 的紧急情况;结果他们的习俗组织,由于本来就是相当缓慢建立起 来的,于是可以在长时期里几乎不受干扰地存在下去。不过这些 人都栖息在历史的角落里,至于那些处在历史的主要通道上的人 们,就会有另外的可能性了。在市场出现以前很久,他们大概已经 遇到了一些新的紧急情况而完全与所有的发展不相干;他们必须 还渐形成某种比较积极的领导去应付危急,才能不致被推翻,有 时需要的也许只是一次改组,改组后村社便可以按照一种习惯的 方式(在某个方面已有所改变)维持下去。但是当要求的改组比较 复杂、比较激烈时,它本身就需要时间了,而在改组期间村社就得 按一种新形式进行组织。在那个时期,从中心发出的指令几乎不 可避免地会具有突出的特点。因而另一种纯粹的非市场经济是指 令经济,它在其原始形态上,几乎不可避免地具有军事的性质。当 习俗经济被彻底扰乱时,它便直接过渡到军事专制主义。班图人
村社推举出查卡,蒙古游牧部落产生了成吉思汗。 何种动乱会产生这样的影响呢?不妨按经济学的方法根据人 口压力来回答这一问题。这是一种可能的回答,但不能认为它是 唯一的回答。长期使自己保持在惯常的均衡状态的民族肯定已找 到了某种遏止人口压力的办法;至于别的民族之所以不这么做, 其原因只能是他们业已经历了无需这种控制的阶段。如果人口增 长,对土地的要求便会增长;因而肯定会有一个阶段,土地丰裕,使 人口得以在一个源远流长的土地使用制度下增长。虽然如此 且适合用传统手段生产粮食的土地被完全占用,一个部落的人便 势必要开始侵占邻近部落使用的土地。随着侵占的发展,造成了 个真正的和不断的威胁。这肯定是“革命”所由产生的途径之一; 不过我们不应匆忙断言说这是唯一的途径。促使一个民族用革命 的专制主义取代他们的传统制度的唯一动机,可能就是恐惧;但恐 惧有多种多样。有对上帝的敬畏,也有对世间仇敌的戒惧。即使 在今天,动机也和早期一样无需完全合乎理性。因此对于“紧急情 况”的性质无需作出教义主义的解释。 我们现在有了两种类型的经济:习俗经济和指令经济,但这些 都是纯粹的形式,极端的型式;完全可能出现介于两者之间的情况 (并且像我们将看到的那样,这是很常见的)。专制君主未必能把 各种习俗破坏殆尽;专制君主有机可趁的危急局势一旦过去,习俗 便会悄然恢复。除了在危急情况下,一个纯粹的或几乎纯粹的指 令经济是很难存在的,因为只有在危急之际从中心发出的各种命 令才会被接受。在我们开始时谈到的那种公司中,情形也是如此; 不但“上司”而且“下属”最后都必然会成为其组织中一个不可或缺 的部分。危急时共同体实际上已成为一支军队;然而时机一旦来 临,就必须把军队改造成为国民政府的工具。许多事例证实,这是 个非常困难的阶段:;帝国可能不批准它,以致中央政权(除多半
是名义上的以外)只得解散。①但即使中央政权消失,仍可能存在 较低水平的联合。失败可能不是完全的失败,成功也不会是完全 的成功。 “封建主义”一词所适用的多种社会组织制度一包括许多人 认为被误用的那些制度—也许只是同一个东西。它们是一支军 队在演变为国民政府的过程中初步达到的成就。将军们被任为各 省总督,校尉们成为一郡之长。由于他们对原有的身份记忆犹存, 所以对中央仍怀有某种忠诚之感;但中央强使他们接受其指令的 权力已变得十分有限,结果中央保留的对他们的权威未必比某些 习俗权力所表示的更多。这是中央相对于大贵族的地位;在大贵族 与小贵族的关系上格局也相同,小贵族从前是大贵族的下属。制 度重又恢复到习俗;指令成份已所剩无几,倒是习俗还能在统治集 团的等级制度中表现自己。 这就是用组织方面的辞语表示的封建主义;但还有颇具特色 的一个经济的方面。早在军事专制主义阶段,就存在着一个供给 军队的问题。军队如果遭到攻击,可以靠掠夺来补给;这种简单的 解决供给问题的办法在各个时代都是对侵略者的一种诱惑。但 是,连成功的侵略者最后也不得不保卫其掠获物,靠劫掠来供给毕 竟不是最终的解决办法。一旦军队或至少是武装力量的某些核心 需要固定的资助专制君主需要确保自己有固定收入时,他可以用 两种方式来达到这一目的:或者让俘虏去干奴隶的活,或者强迫其 臣民纳贡(这是我们赋税的由来)。我们习惯于把这两种手段中的 种视为野蛮,而把另一种视为文明,但在本章所考察的这个阶 段,它们是互通的。强迫劳动是不是非全日性奴役,或者,它是不 ①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亚历山大死后马其顿帝国的崩渍。不过由于我们马上可 以看到的原因,更为常见的是分裂总要拖延一些时候。但也可能不拖延,比如(最近的 例子)富尔贝帝国解体而分裂为几个北尼日利亚酋长国
是纳税的一种形式?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看 就是奴隶也不能不生活;可以从一个奴隶那里榨取的总是其 经济产品的一部分而非全部。确实,如果榨取过多,生产力便要下 降,或者奴隶人口在较长时期里不能进行自身的再生产。不仅被 征服者的物质财产(谷物和畜群)可以被掠夺,他们的人类生产力 也可以被掠夺,但一个人不能靠掠夺取得固定收入,而最后需要的 是一种固定收入。如果军事经济(即继之而出现的经济)要找到 种均衡状态,就必须为奴隶或“纳贡者”留下足够的东西以便他们 生存和继续从事生产。 我已按军事专制主义的说法介绍了征税(即“贡纳);但是可 以忍受的征税是无需以武力为后盾的。即使在最纯粹的习俗经济 中,贡纳也有一定的地位;只要出现了不自食其力的阶级,就必然 会有贡纳。只要有祭司和元老,就得供养他们;而他们是乐意靠通 常的捐纳来供养的。我们不妨认为君主的赋税正在被吸收到这种 习俗制度中来,成为君主应享的权利,它们被比作对宗教的捐献。 国王必须从向其缴纳的税收中拿出一部分来养活他的奴仆: 首先是他的军队,其次是他可以拥有的另一些奴仆。现在这里有 个转移的问题一这个问题在交通困难时极为重要。贡纳或以 实物、或以直接的劳务、或(相当普遍地)以农产品形式缴付。仅仅 由于这一缘故便很容易演变成封建主义。因为当军队为治理构成 王国的那些行省、郡县而分散开来时,那些要靠有待于征集的岁入 维持生活的人很可能比中央政府更接近于收入来源。奴隶们很可 能是为从事某种工作(如营建金字塔或长城这一类工程)而从很远 的地方运送来的;但是当无需远距离运送劳工和运送农产品时,这 样做便是对劳动的可怕浪费把产品运到中央以后再运回来,以便 负有全权的国王代理人从产品中取得他们的一份,即他们为养活 自己所需要的这一份。这种做法浪费得达到了荒唐可笑的程度,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