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豆主义 越是“重农”,农民越是倒莓。主导秦朝国策的法家焚书坑儒而唯 耕战”是务,把“上农除末”的调子唱得最高,但把农民逼得走投无 路群起造反以致成为历史上最短命的统一王朝的也是秦。靠农民 起义上台的朱元璋张口“朕本农民”,闭口“享我农师”,不仅“立法 多右贫抑富”,还下令“农夫衣绸、纱、绢、布,商贾止衣绢、布。农家 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得衣绸、纱。“农夫戴斗笠、蒲笠,出入市井 不禁,不亲农业者不许。”然而蒙他如此推重的农民们却发出了“自 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的呼声,并使洪武一朝成为历代 王朝创建第一代里农民起义最频繁的一朝。五六十年代我国颂扬 农民的调子越唱越高,从“同盟者”到“主力军”,从“民主革命的动 力”到“蕴藏巨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从“亚洲的农民比欧洲的工 人更先进”到“贫下中农上管改”然面这同时对农民的政策越来越 咄咄逼人,农民的手脚越捆越死,农民的日子越过越穷。倒是改革 以后,“主力军”的调子不唱了,“上管改”的荣耀没有了,农民的处 境反而大大改蓉。当我们大吹“贫下中农觉悟高”的时候,农民们 气沉沉,“出工像条虫,收工像条龙,下田一窝,干活磨洋工”, 而当“农民革命颂”曲终人散、“农民平均主义”大受斥责之时,农民 却作为改革的先锋而突然成为中国最有活力的阶层,并与国企职 工在改革中的被动局面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一切显示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农民观,而不仅仅是在衰扬农 民或贬低农民、“改造农民”快些还是慢些上兜團子。当我们谈论 农民问题”时首先要明白:我们讲的是什么“农民”、什么“问题”? 传统社会是个农民杜会,而现代化意味着对传统的改造。然 而何谓“传统”,何谓“现代化”,人们的理解可能截然相反。按过去 的意识形态定义,传统农民是“自给自足的小生产者”,而“现代化 20
第一辑/匹夫之轰 意味着工厂式的“社会化大生产”。于是以一大二公来消灭“小生 "便可视为“现代化”过程,而闹单干便是“反现代化”的“传统复 辟”了。但按当今影响很大的诺贝尔奖得主J希克斯的定义,现 代经济就是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传统经济则是“习俗指令经 济”,其中存在着“典型官僚政治中”“由上层指导的专门化”分工。 据此,则以“指令经济”的公社取代自由的农民农场就是一种“反现 代化”过程,而不是什么现代化“太急太快”或者“代价”太大的问题 了 在国际农民学中曾出现延续几十年的农民定义讨论。传统农 民( peasants)与现代农业者(fmer)的区别是讨论的中心。ER 沃尔夫的意见具有代表性:“农民的主要追求在于维护生计,并在 一个社会关系的狭隘等级系列中维持其社会身份。因此农民不像 那些专门为满足市场而生产、并在广泛的社会网络中置身于竞争 之中的耕作者。”农民必须“固守传统的安排”,“相反,农业者 (fame3)则充分地进入市场,使自己的土地与劳动从属于开放的 竞争,利用一切可能的选择使报酬极大化并倾向于在更小风险的 基础上进行可获更大利润的生产。” 在总结农民定义讨论的基础上,新版《不列颠百科全书》是这 样定义传统农民( peasantry)的:它指出诸如自给自足或小规模生 产等特征”都不是这一定义的根本,传统农民的本质特征在于它 要受外部权势的支配”,这种“使其整合于更大社会的方式”才是 传统农民与“其他农业生产者”的根本区别:“在农民社会,生产品 及劳务不是由生产者直接交换,而是被提供给一些中心来重新分 配。剩余的东西要转移到统治者和其他非农业者手里。这种分配 权力往往集中于一个城市中心,尽管并非永远如此。” 显然,这里有两种完全相反的“传统一现代化”划分:按一种看 法,用斯大林式的集体农庄消灭“小生产”就是完成了“农民的改 造”(快慢与代价另当别论);而按另一种看法,这种强化“外部权势 21
问顾与主义 的支配”和设立“城市权力中心来分配农村产品与劳务的做法所 改造掉了的正是现代农业者而它所强化的不正是传统“农民社 会”吗?相反,改革后家庭农场经济的兴起按第一种看法就是“乡 土中国的重建”,而按第二种看法,这种不再受“外部权势的支配” 的经济不正意味着“传统农民的终结吗? 马克思早就讲过:“我们越往前迫溯历史,个人……就越表现 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而现代化则意味着“个人向完 成的个人之发展”。如今人们已经公认,现代化无论姓社姓资都 意味着发达的市场经济与完善的民主政治,而这两者的共同基础 就是个人不再“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而取得独立人格、自由个 性与公民权利,从而成为“完成的个人”。无论中、西,传统农业社 会都以个人依附于身份性共同体为特征,而现代公民社会则要消 灭这种依附性并代之以“人的独立性”。区别在于西方中世纪是小 共同体本位的社会,人的个性受到采邑村社、教区、行会等“整体” 的压抑,因此在公民权利弱小时曾经历过一个“公民与王权的联 盟”、借助大共同体的力量打破小共同体的束缚之过程在公民权 利成长起来后才摆脱王权而建立公民国家。而中国具有大共同体 本位的传统,人的个性直接受到专制国家与皇权的压抑。历史上 那么多的“农民战争”都是人们受不了专制朝廷的压迫而“官逼民 反”的这与西方农民与领主冲突时往往向国王请愿以求公道形成 鲜明对比。因此如果说西方近代化之初曾出现过“公民与王权的 联盟”这一阶段那么中国可能会有一个“公民与小共同体的联盟” 以首先冲破大共间体束缚的阶段。清末立宪派的“家族自治”,我 国改革时期许多乡镇企业的“庄主经济”色彩也许就具有这种意 义。但这并不意味着由于特殊的“文化”中国人就离不开家长制。 正如西方的公民最终要与王权决裂一样,中国人在改革与现代化 进程中最终也要摆脱家长制,消除“庄主”现象的。只是中国人必 须用公民权(而不是用复归的王权)来取消家长权,正如西歌人用
第一辑/匹夫之言 公民权(而不是用复归的领主权)来取消王权一样。 温铁军先生曾写过一篇好文章叫《粮食有问题,但不是粮食问 题》,其实同样可以说,士地有问题但不是土地问题,民工潮有问题 但不是民工问题,……中国历史上农业社会的大共同体本位传统 加上改革前大共同体一元化体制对人的个性与公民权利的压抑使 现代化受阻,在这个意义上的确可以说“中国问题实质上是农民问 题”,但“农民问题”的实质并非种田人的问题。“农民”作为一个职 业概念是与工人渔民、教师等并列的种田人,但“农民杜会”与“市 民(公民)社会”的相对并不是职业的相对,而是身份性共同体与个 人本位的相对。而这个意义上的“市民”在改革前的中国作为一个 阶层并不存在,因此可以说我们全都是“农民”,尽管我们并不都种 田。不仅如此,由于旧体制下的城里人比种田人更依附于共同体 (这与西方的cizn相反),因此他们往往比种田人更“农民”,以至 于在改革时期他们反而要向后者学习怎样做“市民”了。 但这当然不意味着在人格上城里人与乡下人有什么优劣之 分。应当说现代化的本质并不是城里人“改造”乡下人,也不是乡 下人“改造城里人,而是城乡公民都成为“完成的个人”。而过去 的那种“改造”论恰恰是一种压抑个性并使人依附于共同体的理 论,所谓“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即“教育”那些有创业个性的农 业者所谓知识分子“接受农民再教育”,即接受消灭思想个性的再 教育,其后果都是把人(不管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农民还是知识 分子)变成“狭隘人群的附属物”,这当然是与现代化背道而驰的 如今的农村改革深化后面临一系列问题:农民流动、地权整 理、乡企转制村政改革、减轻负担…但正如民工潮与乱占耕地 这两件事突出地显示的:现在的许多“农村问题”根子实际上在城 市,改革到如今,“就农言农”已经很难再改下去。“中国问题的实 质是农民问题”这句老话如今应该反过来说了:农民问题的实质是 中国问题。 23
问趣与主义 士地·公平·效率 过去人们常说:中国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 实质”是土地问题。如今中国不仅二、三产业比重已远远超过了 农业,就是对“农村”、“农民”而言非农业产值也已超过了传统意义 上的农业即种植业。“土里刨食”和“食为民天”都已似乎成了昨天 的情景。因而那“两个实质”也少有人提了。但实际上,过去的传 统时代里“两个实质”的提法也未免过于绝对—今天看来那时的 农民战争”多由官府的压迫所引发,与“土地问题”和租佃关系未 必有多少关系。而如今,这“两个实质”倒似乎更显得是真理:这不 仅因为今日中国的人地关系紧张、土地资源紧缺已远甚于历史上 的任何时代,而土地资源的破坏、浪费与过度利用、不合理利用也 远比历史时期严重;不仅因为土地既是农业中最重要的经济要素 也是非农业中重要经济要素之一尤其在少地的中国更是如此。 土地不仅在解决生存问题的时代、在食为民天的时代是国民的命 根子,而且在解决发展问题的时代在富为民愿的时代也是如此, 虽然后一时代土地利用的方式与过去不同 更重要的是,我国今天处于一个伟大的改革时代,而改革既是 资源配置方式的大变革,也是社会利益分配格局的大调整,前者有 关于效率,后者有关于公平。我过去曾指出:在进入市场经济之际 的中国不存在市场竞争已规范并已历时上百年的发达国家面临的 那种“效率与公平(结果平等)的两难选择”。在当今的中国,以起 点平等、规则公平为标帜的社会公正与效率是统一的,不能借口效 率来损害公正。在如今的中国,公正至上,效率即在其中,而没有 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