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权（大量的军事力量受军阀和民间力量操作）。在行为的规范 方面，许多规矩只在贵族阶层有效，对·般人民毫无制约力」 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过渡期，就是绝对主义国家。任欧 洲，绝对主义国家在16、17世纪出现，其首要的表现是大型帝国 逐步蜕变为分立的国家。首先，民族与民族之间的“自然边睡” 被确定为“疆界”，随之，“主权”(sovereignty).的观念也出现了， 具有神异性权威(charisma)的国王变成[国家主权神圣性和分立 性的代理人和象征，法律成为全民性的规范，直接界定个人与国 家之间的关系以及制裁制度.与此同时，军半技术的发展为暴 力的扩张提供条件，军队内部行政管理手段高度发达并为社会 秩序控制提供可借用的体系，海军力量的成长为全球化 (globalization)创造了必备的前提。 绝对主义国家的发展为现代民族一国家莫定了基础，它为 后者提供了疆域概念和主权性。不过，现代民族一国家只是到 19世纪初才在欧洲开始出现，其推动力在于行政力量、公民观 (citizenship)、以及全球化，而主要的基础是配置性资源 (allocative resources)和权威性资源(authoritative resources)的增 长。所谓“配置性资源”指的就是物质资源，而“权威性资源”指 的是行政力革的源泉。Giddens认为，这两种资源是不可分的， 它们的联系机制就是“工业化”。工业化不仅导致物质资源的增 长，而且还导致“工业主义”(industrialism)作为一种行政力量和 个人行为取向的发展以及权威性资源的开发。进一步地，商品 化使法律成为全民准则、税务成为国家控制工业的手段、劳动力 成为“工作区位”(work一locales)的附属品、国家成为世界体系 的一员。此外，传播媒体、交通、邮电等资源的开发，使国家更容 易地渗透到社会中，强化其监视力。 6
Giddens的历厅史社会学模式对汉人社会变迁史具有一定说 明意义。在其它论文中(Wang1992:1995),我提到中国是从城 邦国家转变为官僚一继嗣帝国，经历明清的绝对主义国家（此时 期从具有世界影响的元帝国，转入严格限定边界的明清帝国)， 在本世纪初进入民族一国家(1911年以来)的。这一转变同样 地经历国家与社会分离（城乡分离）到国家与社会充分一体化的 变迁。Giddens对于国家与社会关系从传统国家、经绝对亡义国 家、到现代民族一国家的演变过程的考察，也隐含社区作为社会 的主要单位所经历过的一系列地位变动。可以说，民族一国家 的成长史是社区内部的人民不断地被从地方性的制约中“解放 出来”，而直接面对国家的全民性规范、行政监视、工业管理、意 识形态的影响和制约的过程。 有关社区在社会中地位变迁问题的论述，还包括Gellner的 《民族与民族主义》(1983)一书。此书的出发点不是“社区”，而 是“民族主义”(nationalism)这种社会一文化现象。不过， Gellner认为，民族一国家(nations)的成长与工业化之后社会再 生产方式的变迁密切相关，因面考察民族一国家务必从社会交 往和传承如何从社区性转变为全民性(national)的过程入手。 在传统社会，人的社会再生产是社区性的面对面式的人际关系 训练，到了民族一国家时代，全民教育和普遍性知识成长起来， 并取代了社区性的社会再生产方式。换言之，从传统到现代的 社会转型，是由社区一国家分离的社会形态转变为社区受国家 和全民文化(national culture)的全而渗透的形态的转型。 比照以前的现代化理论，(Giddens和(ellner的理论有一个 共同的优点，就是强调现代化是一种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过程。 前者认为；现代化的民族一国家的产生，其目标是要造成一个有
明确边界的社会控制严密、国家行政力堂全面渗透于补会、大众 文化取代传统的社会，它的形成基础是对社区的监察。后者认 为，现代社会变迁有两个要素：其一，工业化造成了“长期增长” 的观念，并导致农业生产向“国民经济”转型；其二，现代教育体 制取代传统的社区训练，使注重标准化知识的新型“雅文化”侵 入社区，排挤传统社区文化。对社区在传统和现代社会中地位 变化的新论述给我]·个启示：如果汉入社区的研究试图采用 社区史的框架，就必须把大社会的变迁对社区地位的影响考虑 在内。如果我们可以把明清以前称为传统国家、明清称为绝对 主义国家、民国以来称为现代民族一国家的话，那么同样也可以 说中国社区的历程是以城乡一阶级分化为开端、经内外权力（绝 对主义国家与西方世界体系)交错导致的“主权”和社区“全民 化”过程、进入国家对社区监控集权化的。〔1)在国家与社会关系 变迁的历史过程之中，对汉人社区内部社会秩序、行动、惠以 及它们与外在政治、社会、文化的互动加以考察，可以建构出一 部有益于理解大社会及其变动的社区史。这部社区史的大框架 可以被视为国家-社会互动史的“折射”。Giddens从宏观的世 界史角度，阐明大社会从传统国家、经绝对主义国家、到现代民 族一国家的转变。汉人社区史则可以反映如下过程：原有的较 为自立的社区及其外联区位体系、经方绝对主义国家的行政区 位制约、走向行政社区化的历程。 美法村的实例证明，在地方行政，经济组织和文化教育等方 面，本世纪以来中国乡土社会的确发生了若干重要变化。因此， 下文的一部分内容将分析陈氏家族如何从一个以地方权力为中 心的家族社区，转变为一个被现代政府所渗入的，具有正式权力 机构的社区。具体地说，本人将讨论民国建立以来官方机构如 8
何企图通过行政手段在家族社区创造“公民文化”和新式教育， 也将分析历年来的政治运动如何体现国家象征一意识形态体系 在社区中的存在。了解中国现代史的人都知道，一个世纪以来 中国无论出现什么样的“新政”和“运动”，都打着“改造社会”的 旗号，表现出“现代性的政治”(politics of modernity)的态势，它 们均与现代主义意识在中国精英分子中的成长有关，是走向现 代民族一国家和“大众社会”的设计，因而在一定程序上证明上 述理论的有效性。 当然，在重构这一社区历史的过程巾，汉人历史的独特性是 值得注意的。以欧洲为中心的民族一国家成长史，最明确地表 现出“单线性”(linear)演化的特点。这种单线性演化的全景，诚 然值得我们当作变迁模式建构的线索。但是，汉人社会变迁的 绵延特牲以及历史在现实中的回归，也是值得注意的现象。具 体地说，我们应该注意到：在绝对主义国家时代，传统国家制度 仍被延用，同样地，在建构现代民族一国家过程中，官僚一继嗣 帝国和绝对主义国家的制度也存留下来。这种历史的绵延和回 归，使得汉人社会的地方性制度在现代场合中得以延生，其具休 表现就是所谓“传统的复兴”、“社区生活的回归”。近年的社会 调查发现，在现代国家建立之后，社区不但没有在中国社会消 失，而且还大有“传统复兴”的势头。因此，汉人社区史的叙述框 架，尚需包容“倒逆时间”(reversed time)的观念，描写“从现代到 过去”，在“细胞化”以后的社区寻找它们原有的生存根源的“怀 I旧”(nostalgia)万程。 有鉴于此，笔者也试图在下文中指出：“现代性”只是一种 “理想模式”，并不是社会现实。Giddens和Gellner的看法，片面 强调“现代性”对传统取代的有效性，忽视了乡上传统的持续 9
性。对此，我将从美法村的实例提出批评。通过十几年来地方 性制度的分析，本人力图说明：(1)1979年“家庭承包责任制”的 实施，造成了民间社会对旧的家庭模式的新需求，导致传统家庭 意识的复活；(2)由于“集体”机构的力单减弱，社以的生产和生 活的社会互助缺少组织者和资源，因而旧的家族房桃关系、婚缘 关系作为社会资源重新回到美法村；(3)近年民间对自己的历史 和试同的追求，也进-一步引起传统公共仪式的回潮。这些事实 说明，由于农民信任感的转移，旧的“族权”逐步问到地方政治舞 台扮演着重要角色。 本文的ethnography所要展示的，是儿个世纪以来不同的 历史在同-个社区时空坐落中的流动。它所包容的内容，超越 了政治变迁和经济成长的过程。在我看来，这一个案研究包括 三种历史，而这三种历史是互相渗合的，尽管其出发点略有不 同：第一种历史以大的社会历史过程为出发点，反映历史中土地 使用方式和地方性制度的变化；第二种历史从社会再生产的角 度出发，表现参与观察者如何学会特定区域中的村民生活方式； 第三种历史的出发点是社会行动者的观念本身，是村落中的家 户和村民组织的观点，同时也反映作者超脱正规的研习方式，与 “草根社会”形成密切关系的过程。笔者认为，在ethnography 中同时包容这三种历史是对汉人社会人类学研究的一个新挑 战，而本文仅是对这-挑战的初步说明。 区域与村落背景 美法村位于我国东南沿海福建南部（闽南）的厦漳泉经济文 化区内。这个经济文化区分布在戴云山脉之西南部，它的核心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