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的情况下，昆山腔在艺术上的发展也愈来愈成熟，于是，继魏良辅 《曲律》之后，人们研究和掌握昆山腔艺术创作规律的活动，也因为 客观的需要而发展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这个时期，出现了许多著名 的曲学家，他们对昆山腔的审音、协律、填词、度曲、演习等规律进 行了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写成专著，这对昆山腔的创作和舞台艺术的 发展都起了一定的规范与指导的作用，从另一个角度上推动了昆山腔 剧种的发展。 这一时期，昆山腔在戏曲诸声腔的竞演中，逐步取得了为首的地 位。曾经对昆山腔的革新有过重要影响的北曲杂剧、海盐南曲，终因 相形见绌，而被它逐步替化了。昆山腔由苏州、松江一带，迅速流传 到杭、嘉、湖地区，并逐渐遍及全国各大城市。在流传过程中，昆山 腔本身也在不同地方出现了所谓不同的“流派”。明末人潘之恒在 《旦史》中称之谓“曲派”，他说：“自魏良辅立昆山之宗，而吴郡 与并起者，如邓全拙，稍折衷于魏而汰之润之，一禀于中和，故在郡 为‘吴腔’。太仓、上海俱丽于昆，而无锡另为一调。”又说：“无 锡媚而繁，吴江柔而淆，上海劲而疏，三方者犹或鄙之。而毗陵以北 达于江，嘉禾以南滨于浙，皆输淮之桔，入谷之莺矣，远而夷之勿论 也。”对昆山腔在各地的这种变化，王骥德在《曲律》中做了这样的 解释，他说：“昆山之派，以太仓魏良辅为祖。今自苏州、太仓、松 江，以及浙之杭、嘉、湖，声各小变，腔调略同。”由此可见，昆山 腔虽格律谨严，但也不能不在各地群众的影响下产生地方化的趋 由元末明初，即十四世纪中叶产生的昆山腔，直至嘉靖、万历时 期，即十六世纪中叶才大放异彩，其间相距有二百余年。这一事实初 看起来似乎是很偶然的事，其实，若与它兴起发展所处的历史背景和 环境联系起来看，则并非偶然，却倒是一种必然的现象。 首先，昆山腔的兴起和发展，是和当时江南以及东南沿海一带社 会经济发展的状况分不开的。早在明初，明朝政府强化中央集权的封 建统治，采取了某些恢复和发展封建经济的措施，社会经济有所发 展，那时江南以及东南沿海一带即已走在全国其他地区的前面。明中 叶以来，社会生产力比前期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的 406
生产水平有所提高，农业的商品化和手工业脱离农业独立发展的趋势 都有显著的增长，商品经济迅速发展。这时商品经济虽然还处于附属 于自然经济的地位，但是由于存在着各地发展的不平衡性，江南地区 商品经济不仅有着显著的发展，而且在手工业部门中已开始出现了资 本主义的萌芽。如明·蒋以化《西台漫记》卷四记载：“我吴市民罔 籍田业，大户张机为生，小户趁织为活。每晨起，小户百数人，嗷曒 相聚玄庙口，听大户呼织。日取分金为饔飧计。大户一日之机不织则 束手，小户一日不就人织则腹枵，两者相资为生矣。”《明神宗实 录》卷二六一，万历二十九年七月丁未：“吴民.家杼柚而户纂 组，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矣。”这里，有了新的生产关 系的萌芽，机户与机工之间，既有雇佣剥削的一面，也还有相互依存 的一面。昆山腔兴起和早期流传的苏州、松江以及杭、嘉、湖地区， 商品经济都有了显著的发展，成为江南丝织业和棉纺织业的中心。以 昆山所在的苏州府，及昆山眦邻的松江府来说，苏州是丝织业的中 心， “产兼两邑，而东城为盛，比屋皆作，转贸四方”（嘉靖《吴邑 志·土产》），松江是棉织业的中心，号称“绫布二物，衣被天下， 家纺户织，远近流通”（明·徐光启《农政全书》引《松江志》）。 昆山也是所谓“机声轧轧，子夜不休，贸易惟花、布”(《古今图 书集成·职方典·苏州府部》)的一个棉织业的重要城市了。苏、松 两府本来就是高庶之地和漕运、商贾往来的要準，这个时期由于丝 棉织业的进一步发展，更成为工商业发达的繁荣城市了。同时，在它 们所属的地区，又因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不少新兴的工商业城 镇，如苏州的盛泽镇、震泽镇；松江的枫泾镇、洙泾镇、朱家角镇 等。新兴城镇，人口激增，以盛泽镇为例，明初还只是一个五六十户 的村落，到了明末已成为拥有五万人口的大镇，其工商业繁荣的情 景，有如明·冯梦龙编《醒世恒言·施润泽滩阙遇友》中描写的那 样：“镇上居民稠广，土俗淳朴，俱以蚕桑为业。男友勤谨，络纬机 杆之声，通宵彻夜。那市上两岸细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远近村坊 织成纳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钻蚁集，挨挤不开， 路途无伫足之隙，乃出产锦绣之乡，集聚绫罗之地。.”工商业发 达的大城市与新兴的城镇交织成网，为戏曲班社和各种伎艺人提供了 407
赖以生存和流动的更加广阔的天地。这也为戏曲声腔的交流发展创造 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以苏州、昆山一带来说，由于经济发达，交通便 利，也就形成为文化繁荣的地区。戏曲方面除本地的昆山腔之外，南 曲其他声腔，如海盐、弋阳、余姚、四平等都曾在这一带流行，北曲 也曾在苏州一带具有很大影响。《度曲须知》记载：“北词之被弦索， 向来盛自娄东（按：即昆山）”，因此在这里形成了南北戏曲、音乐 等文化艺术的交汇点。它们之间相互错综复杂的交流、影响，为昆山 腔的兴起提供了极为有利的艺术条件。正是由于有了上述的社会条件 和艺术条件，魏良辅等人才有可能将北曲在作曲及歌唱艺术上的成就 和海盐、弋阳等腔的优点，以及昆山腔本身在发展过程中所积累起来 的经验融合在一起，对昆山腔进行了新的革新创造。当昆山新腔兴起 以后，它之所以能够迅速流传到松江以及杭、嘉、湖一带，也是和这 种社会经济发展所提供的社会条件分不开的。以松江府来说，明·范 濂《云间据目钞》对南戏声腔在当地变迁的情况，有如下记载： 戏子在嘉隆交会时，有弋阳人入郡为戏，一时翁然崇尚，弋 阳遂有家于松者。其后渐觉丑恶，弋阳人复学为“太平腔”、 “海盐腔”以求佳，而听者愈觉恶俗。故万历四五年来遂屏迹， 仍尚土戏。近年上海潘方伯，从吴门购戏子颜雅丽，而华亭顾正 心、陈大廷继之，松人又争尚苏州戏，故苏人鬻身学戏者甚众 又有“女旦”、“女生”，插班射利，而本地戏子十无二三矣， 亦一异数。 这里所说的“苏州戏”，当即昆山腔。范濠的记述，其中虽不免夹有 其地域和爱好的偏见，但它却清楚地说明了新兴的昆山腔在松江地区 受到观众欢迎的情况，甚至取代了其他剧种原有的地位。另外，也让 我们想见到昆山腔已开始广泛流传的情景，由于受到观众的喜爱，有 人“从吴门购戏子”，而在苏州也出现了“鬻身学戏者甚众”的情 形。范濂提到的松江，及其所属的上海、华亭都是工商业发达的所 在，这些地方有人出资组织苏州戏戏班，正是作为声腔剧种的昆山腔 赖以流传的途径。 408
其次，昆山腔的兴起与发展，还和在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 下，观众对南曲声腔变革和发展的社会要求分不开。早在元末明初， 由南曲演变形成昆山腔的时期，士大夫、文人就和它结下了不解之 缘，后来缙绅、地主之家崇尚词曲，设班自娱之举，一直相沿成风， 他们一向是昆山腔的支持者，也是重要的观众。此外，当然也还有商 人、城镇驻军的官兵以及劳动群众。明中叶以来，由于商品经济的迅 速发展，工商业的发达，城市的繁荣，又由于明朝政府赋税、徭役日 重，出现了农村人口流人城市的变迁情况。《四友斋丛说》中说，正 德以前“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自四五十年来，也即至嘉隆之 际，却变成了“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的情形，其中 “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工商者三倍于前；背日原无游手 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明·张翰《松窗梦语》 中说：“.大抵东南之利莫大于罗绮绢纪，而三吴为最，即余先世 亦以机杆起家，而今三吴以机杼致富者尤众。”可见包括苏、松在内 的东南地区城市中从事工商业的人口大量增加，其间自然包括许多由 地主、官绅转化而来的经营者或兼营者，也有从事手工业、商业而致 富的工商业者。江南地主经济和新兴工商业经济发生了密切的关系， 就不能不使士大夫、文人阶层中产生思想、风尚以及艺术趣味方面的 新的变化。同时，破产或贫苦的农民流入城市，成为从事手工业生产 的工人，也有的从事小商小贩，鬻身学艺等等，使城市市民阶层大大 增多起来。因此，在嘉靖以来，南曲诸声腔在苏、松一带所面临的观 众和以前已有所不同了。对于声腔剧种来说，观众是否喜闻乐见，对 它的兴衰、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影响。把余怀在《寄畅园闻歌记》里记 述的“是时，南曲率平直无意致”的情况，联系前引范濂所说松江府 观众对弋阳、海盐、太平诸腔的反应来看，说明这时苏、松地区的观 众对原有南曲渚腔的水平是不满足的。而当时作为一个善于歌唱的音 乐家魏良辅，也“愤南曲之讹陋”，恰恰也反映了这样一种客观的社 会要求。由此看来，魏良辅等人的革新南曲的活动，即所谓“始变弋 阳、海盐故调为昆腔”(《静志居诗话》)，或即所谓“厌都海 盐、四平等腔而自制新声”（清·钮少雅《南曲九宫正始·自 序》)，以及随后梁伯龙运用昆山腔编写《浣纱记》，使“新声”行 409
之舞台的活动，都是顺应当时当地观众的社会要求而出现的。正因为 如此，“新声”一出，士大夫们就“靡然从好”，加以推崇，甚至 编撰剧本，把昆山腔作为艺术工具，表述自己的思想感情；就是在 广大市民阶层中，也有很强烈的反响。当时，苏、松一带流传一首 民谚，是描写城市下层群众的，叫《十清诳》，其中就有一句， 说：“九清诳，不知腔板再学魏良辅唱。”(《四友斋丛说》）这 里虽多少带有讥讽之意，但也说明“新声”在市民群众中传唱之广 之盛。至于《浣纱记》出现以后，轰动戏曲舞台，则更加说明昆山 腔剧种在士大夫和市民阶层中所受到的欢迎。因此，可以说推动魏 良辅、梁伯龙等改革昆山腔的历史动力，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群众中 出现的社会要求。“新声”能为群众所喜闻乐见，也正是昆山腔声 腔剧种赖以兴起和发展的重要社会条件。昆山腔剧种在艺术上是赢 得了观众的。 第三，昆山腔的兴起和发展，是和明中叶以来阶级关系的变化， 社会矛盾的特点，以及进步的社会思潮的增长紧密联系的。资本主义 萌芽的出现，给中国封建社会带来了新的生产关系，也带来了新的社 会矛盾。这样，在明中叶以来，除了封建社会农民与地主阶级这一基 本矛盾在日益尖锐激化外，工商业者和市民阶层与封建势力的矛盾也 在日益加深，所以在当时社会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的情况下，各种社 会矛盾也愈来愈复杂、尖锐。嘉靖以来，以皇帝、大官僚、大宦官为 代表的贵族大地主的专政，已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它们凭 借无上的权力压榨人民，同时又排斥贵族大地主以外的一切地方地主 和中小地主的势力，对工商业者和市民阶层也极尽掠夺之能事。于 是，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市民、工商业者，以及中小地主和地方地 主势力，为着各自的利益，运用不同的斗争形式，都向贵族大地主的 专政发起反抗。昆山腔所在的东南一带，因为社会经济发展最快，明 朝政府的压榨掠夺也最狠，也就成为社会斗争相当集中的地方。新兴 的市民运动也最早出现在这个地区，如嘉靖二年(1523)苏州市民即 发生了反对织造太监张志聪横索的斗争，到力历二十七年(1599)全 国性反税监使斗争的市民运动开展起来以后，苏州又爆发了织工葛成 反对孙隆的斗争(1601)，苏州织工反对刘成的斗争(1602)，以及 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