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资料汇总 种复杂微妙的关系和联系,其发展前景相当可观。可以期望,易学的国际性的研究若能 合理而有效地展开,很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成为当代多元文化世界的一种富有创造性的 主流思潮 《易经》研究在当代国际范围内的全面兴起,既与中国本土和港台地区乃至整 个东亚易学的复兴密切相关,也为西方易学本身的演进所推动。先就后一方面的问题展 开讨论。 从本世纪起,西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易经》研究呈现积累而进、连续发展的 面貌。因此,当代国际《易经》研究的学术动向,在一些基本的方面与本世纪上半叶的 易学发展密切相关联 德国的卫德明是卫礼贤的第三子,也是卫礼贤的易学传人。他的早期著作《变 化:易经八讲》是他于1943年在北京时为驻京德国人学习《易经》而作的系统报告。 卫德明在报告中自称,他对《易经》的阐释完全据于其父卫礼贤工作的基础之上。卫德 明1948年赴美,任华盛顿州立大学东方学院教授:1960年,《变化:易经八讲》一书 由卫礼贤德文本《易经》的同一转译者贝思斯译成英语,(卫礼贤的德译本《易经》早 在1950年就译成英文。)卫礼贤和卫德明的《易》著在英语世界的出版,是当代西方 易学史上的大事件,给五、六十年代美国易经学术研究的展开予以直接的鼓舞和推动 这使人想起60年代后期卫礼贤《易经》译本的法文转译本出版所引起的热烈反响。贝 洛的黄皮书(即卫礼贤德译本《易经》的法文转译本)于1968年在法国出版,引起了 二次大战后公众对易经日益增长的兴趣,《易经》在一种非常激烈的精神气氛下重新流 如果说卫德明的《变化:易经讲演录》的基本学术立场与其父卫礼贤较接近, 那么,他的《易经的天地人》则系统地提出了他自己的易学观。后者是卫德明1951年 至1967年间在瑞士著名国际性多学科学者定期作学术聚会的艾拉诺斯大会上七次学术 报告的结集。这七讲的论题是:Ⅰ、时的概念;Ⅲ、创造原理;Ⅲ、人间事件及其意义 Ⅳ、“吾邦”(作为宇宙)形成的阶段;Ⅴ、天地人的互动性;Ⅵ、精神的漫游;Ⅶ 意象和概念互济。其中每一篇与当时大会的学术主题有关,而“艾拉诺斯”大会最大的 学术特色,即在于将当代的新观念与古典学术和思想的最重要的问题联系起来。有意思 的是,除了卫德明外,还有许多与《易经》有关的西方著名科学家和西方易经学者(如 G·C·荣格和鲁道夫·利举玛,瑞士的易学专家)都在大会上作过报告。由于卫德明结 合现代西方学术思想对《易经》进行阐释,这就赋予这部讨论古典的著作以鲜明的时代 色彩。在《易经中的天地人》中,卫德明认为《易经》即是实用性的占筮手册又是一部 哲学著作,前者显然是指“古经”部分,后者则指“大传”,而作者予以《易传》更多 关注。对卫德明这部著作内容,笔者已有专文(收入《易经研究在美国》一书),这是 不赘述。值得提及的是,卫德明还是国际上第一个对西方易学文献进行系统调査和硏究 的学者,他的《西方传统中的易经:书目选要》( The book of Changes in the Western Tradition: A Selective bibliography华盛顿大学1975年版)虽只完成书目的初步整 理,但表明西方学者对欧美易学文献已具备整体的历史眼光 在当代英国科学家中,李约瑟( joseah Nee dham)对《易经》及易学问题所作的 系列评论,特别值得我们注意。早在四、五十年代李约瑟就开始接触《易经》,熟悉 了中国现代许多学者关于《易经》的见解。他在其巨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中对《易 经》的论述,内容之充实、涉及问题之广泛,远远超出一般专门易著所能做到的。单查 看一下所引证和分析过的易学文献。其书目之完备即令人肃然起敬。 李约瑟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集中论述《易经》及与《易经》相关的易学史 题的是第二卷《科学思想史》。此外,在第三卷的数学分册、天文学分册、第四卷的
《易经》资料汇总 26 种复杂微妙的关系和联系，其发展前景相当可观。可以期望，易学的国际性的研究若能 合理而有效地展开，很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成为当代多元文化世界的一种富有创造性的 主流思潮。 《易经》研究在当代国际范围内的全面兴起，既与中国本土和港台地区乃至整 个东亚易学的复兴密切相关，也为西方易学本身的演进所推动。先就后一方面的问题展 开讨论。 从本世纪起，西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易经》研究呈现积累而进、连续发展的 面貌。因此，当代国际《易经》研究的学术动向，在一些基本的方面与本世纪上半叶的 易学发展密切相关联。 德国的卫德明是卫礼贤的第三子，也是卫礼贤的易学传人。他的早期著作《变 化：易经八讲》是他于 1943 年在北京时为驻京德国人学习《易经》而作的系统报告。 卫德明在报告中自称，他对《易经》的阐释完全据于其父卫礼贤工作的基础之上。卫德 明 1948 年赴美，任华盛顿州立大学东方学院教授；1960 年，《变化：易经八讲》一书 由卫礼贤德文本《易经》的同一转译者贝思斯译成英语，（卫礼贤的德译本《易经》早 在 1950 年就译成英文。）卫礼贤和卫德明的《易》著在英语世界的出版，是当代西方 易学史上的大事件，给五、六十年代美国易经学术研究的展开予以直接的鼓舞和推动。 这使人想起 60 年代后期卫礼贤《易经》译本的法文转译本出版所引起的热烈反响。贝 洛的黄皮书（即卫礼贤德译本《易经》的法文转译本）于 1968 年在法国出版，引起了 二次大战后公众对易经日益增长的兴趣，《易经》在一种非常激烈的精神气氛下重新流 行。 如果说卫德明的《变化：易经讲演录》的基本学术立场与其父卫礼贤较接近， 那么，他的《易经的天地人》则系统地提出了他自己的易学观。后者是卫德明 1951 年 至 1967 年间在瑞士著名国际性多学科学者定期作学术聚会的艾拉诺斯大会上七次学术 报告的结集。这七讲的论题是：Ⅰ、时的概念；Ⅱ、创造原理；Ⅲ、人间事件及其意义； Ⅳ、“吾邦”（作为宇宙）形成的阶段；Ⅴ、天地人的互动性；Ⅵ、精神的漫游；Ⅶ、 意象和概念互济。其中每一篇与当时大会的学术主题有关，而“艾拉诺斯”大会最大的 学术特色，即在于将当代的新观念与古典学术和思想的最重要的问题联系起来。有意思 的是，除了卫德明外，还有许多与《易经》有关的西方著名科学家和西方易经学者（如 G·C·荣格和鲁道夫·利举玛，瑞士的易学专家）都在大会上作过报告。由于卫德明结 合现代西方学术思想对《易经》进行阐释，这就赋予这部讨论古典的著作以鲜明的时代 色彩。在《易经中的天地人》中，卫德明认为《易经》即是实用性的占筮手册又是一部 哲学著作，前者显然是指“古经”部分，后者则指“大传”，而作者予以《易传》更多 关注。对卫德明这部著作内容，笔者已有专文（收入《易经研究在美国》一书），这是 不赘述。值得提及的是，卫德明还是国际上第一个对西方易学文献进行系统调查和研究 的学者，他的《西方传统中的易经：书目选要》（The Book of Changes in the Western Tradition:A Selective Bibliography 华盛顿大学 1975 年版）虽只完成书目的初步整 理，但表明西方学者对欧美易学文献已具备整体的历史眼光。 在当代英国科学家中，李约瑟(joseah Needham)对《易经》及易学问题所作的 一系列评论，特别值得我们注意。早在四、五十年代李约瑟就开始接触《易经》，熟悉 了中国现代许多学者关于《易经》的见解。他在其巨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中对《易 经》的论述，内容之充实、涉及问题之广泛，远远超出一般专门易著所能做到的。单查 看一下所引证和分析过的易学文献。其书目之完备即令人肃然起敬。 李约瑟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集中论述《易经》及与《易经》相关的易学史 问题的是第二卷《科学思想史》。此外，在第三卷的数学分册、天文学分册、第四卷的
《易经》资料汇总 物理学分册、第五卷的论述中国炼丹术和化学的部分、第七卷社会背景,都对《易经》 或易学问题作了详略不同的探讨。在第二卷中,李约瑟将《易经》体系表述为继阴阳和 五行思想之后的中国科学思想的“第三个”伟大的构成部分。他对《易经》古经部分的 评价持保留的态度,认为它是一种原料学思维( Proto- Scientific thinking),并接受 了中国的“古史辨派”对《易经》所作的基本解说。不过这种见解并没有妨碍李约瑟从 更广阔的视角思考《易经》与中国科学思想关系、乃至易学在世界科学思想史上的影响 在《易经》与中西数学的关系问题上,他认为“不定分析”亦被称为“大衍术”,这是 从《易经》的“大衍之数五十”得来的。他特别提出莱布尼茨关于中国十一世纪易学家 邵雍对《易经》六十四卦所作排列的看法,指出莱布尼茨对这种排列的解说涉及了对宋 易的阴阳递进的卦图与莱布尼茨二进位数理的对应性意义如何解释的问题。不仅如此 李约瑟通过探讨日本数学史还发现,比这更早六十四卦曾启发中古时代日本的一个封建 领主藤原通宪,促使他在1157年前后写成了一部数学著作《计子算》。这部著作虽已 佚失,但大体内容被史家记述下来,其中包括了对六十四卦组合的数学研究。由此可见 李约瑟学术视野之广阔,辨析之透彻。由于中国思想自近代传入西方,影响莱布尼茨及 欧洲整个有机主义思潮的发展问题引起今日研究者的重新关注,使《易经》与近代科学 思想的关系作为一个具有多重学术意义的课题确立起来。在今天看来,李约瑟是从比较 科学史的角度阐释《易经》的开拓者 七十年代以来的二十多年是国际易学演进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首先是大量通 俗性的易著的出现,其中荣格·Y李的《易经与现代人》(1975),很有代表性。这部著 作运用现代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来解说《易经》,很能在新时代的读者心里唤起共鸣。而 R·G·许的《西方人的易经指南》则别出心裁,引用数百种世界古典文献(约六百多段) 摘要附于《易经》经文之中,对照阅读之后,唤起读者无穷联想。而前苏联著名汉学家 舒茨基的著作《易经探究》的英译本亦引人注目,这部著作的俄文本早在本世纪上半叶 就已出版,但其产生国际性影响却是七、八十年代之际。舒茨基不仅对西方易学的历史 进行阐释,同时对近古以来东亚及中国本土易学文献进行自觉利用,体现了西方第一流 易学家良好的学术素养和开阔的文化视界 本世纪下半叶以来、继理雅各和卫礼贤的工作之后,欧美诸国有不少《易经》 新译本。以英文为例,六十年代的新译本以布劳费尔德的《易经》为代表,而七十年代 的译本如温格(R.L.wing)的《易经手册》则在一定意义上才能算新译本。能够体现当代 西方《易经》翻译水平的是托玛斯·麦克莱恩的英译《儒佛道〈易经〉三书》,这三部 原典可说分别代表了儒、道、释三教最有创造的思想家对《易经》的理解,从而向西方 读者显示了中国传统易学内部的学派分野及中国古典易学文献中学术思想内容的丰富 性和复杂性。 七、八十年代,国际易学研究体现了一个重要动向:《易经》研究与现代世界 主流学术和文化相沟通。其中最突出的有两个基本方面,一是《易》学与现代最新自然 科学相结合;二是《易》的观念进入当代人类的实践理性领域。而《易经》管理学的倡 导及从《易》的观点重新审视我们时代正在兴起的文化,可说是《易》的人文意义重新 被现代世界所肯定和接受的两个显例。前一方面我们可以举出美国物理学家弗里乔 夫·卡普拉的基本著作《物理学之道》( The Tao of Phy sises, Berkley shambhala1975) 为代表。卡普拉这部著作的主题是探讨东方传统思想与现代物理学思想的近似性和思维 同构性问题,其中不少地方论述了《易经》的观点对于理解乃至解决现代物理学某些关 键性问题及难题的意义。尽管卡普拉的分析和推论相对来说相当谨慎,可问题一经他点 出,很快在西方世界(乃至在许多东方国家)引起积极反应,并有人作了更为广泛的发 挥。如前所述,早在三四十年代就有中国学者沈仲涛、薛学潜、丁超五、刘子华等分别
《易经》资料汇总 27 物理学分册、第五卷的论述中国炼丹术和化学的部分、第七卷社会背景，都对《易经》 或易学问题作了详略不同的探讨。在第二卷中，李约瑟将《易经》体系表述为继阴阳和 五行思想之后的中国科学思想的“第三个”伟大的构成部分。他对《易经》古经部分的 评价持保留的态度，认为它是一种原料学思维(Proto-Scientific thinking)，并接受 了中国的“古史辨派”对《易经》所作的基本解说。不过这种见解并没有妨碍李约瑟从 更广阔的视角思考《易经》与中国科学思想关系、乃至易学在世界科学思想史上的影响。 在《易经》与中西数学的关系问题上，他认为“不定分析”亦被称为“大衍术”，这是 从《易经》的“大衍之数五十”得来的。他特别提出莱布尼茨关于中国十一世纪易学家 邵雍对《易经》六十四卦所作排列的看法，指出莱布尼茨对这种排列的解说涉及了对宋 易的阴阳递进的卦图与莱布尼茨二进位数理的对应性意义如何解释的问题。不仅如此， 李约瑟通过探讨日本数学史还发现，比这更早六十四卦曾启发中古时代日本的一个封建 领主藤原通宪，促使他在 1157 年前后写成了一部数学著作《计子算》。这部著作虽已 佚失，但大体内容被史家记述下来，其中包括了对六十四卦组合的数学研究。由此可见 李约瑟学术视野之广阔，辨析之透彻。由于中国思想自近代传入西方，影响莱布尼茨及 欧洲整个有机主义思潮的发展问题引起今日研究者的重新关注，使《易经》与近代科学 思想的关系作为一个具有多重学术意义的课题确立起来。在今天看来，李约瑟是从比较 科学史的角度阐释《易经》的开拓者。 七十年代以来的二十多年是国际易学演进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首先是大量通 俗性的易著的出现，其中荣格·Y 李的《易经与现代人》(1975)，很有代表性。这部著 作运用现代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来解说《易经》，很能在新时代的读者心里唤起共鸣。而 R·G·许的《西方人的易经指南》则别出心裁，引用数百种世界古典文献（约六百多段） 摘要附于《易经》经文之中，对照阅读之后，唤起读者无穷联想。而前苏联著名汉学家 舒茨基的著作《易经探究》的英译本亦引人注目，这部著作的俄文本早在本世纪上半叶 就已出版，但其产生国际性影响却是七、八十年代之际。舒茨基不仅对西方易学的历史 进行阐释，同时对近古以来东亚及中国本土易学文献进行自觉利用，体现了西方第一流 易学家良好的学术素养和开阔的文化视界。 本世纪下半叶以来、继理雅各和卫礼贤的工作之后，欧美诸国有不少《易经》 新译本。以英文为例，六十年代的新译本以布劳费尔德的《易经》为代表，而七十年代 的译本如温格(R.L.Wing)的《易经手册》则在一定意义上才能算新译本。能够体现当代 西方《易经》翻译水平的是托玛斯·麦克莱恩的英译《儒佛道〈易经〉三书》，这三部 原典可说分别代表了儒、道、释三教最有创造的思想家对《易经》的理解，从而向西方 读者显示了中国传统易学内部的学派分野及中国古典易学文献中学术思想内容的丰富 性和复杂性。 七、八十年代，国际易学研究体现了一个重要动向：《易经》研究与现代世界 主流学术和文化相沟通。其中最突出的有两个基本方面，一是《易》学与现代最新自然 科学相结合；二是《易》的观念进入当代人类的实践理性领域。而《易经》管理学的倡 导及从《易》的观点重新审视我们时代正在兴起的文化，可说是《易》的人文意义重新 被现代世界所肯定和接受的两个显例。前一方面我们可以举出美国物理学家弗里乔 夫·卡普拉的基本著作《物理学之道》(The Tao of Physises,Berkley shambhala1975) 为代表。卡普拉这部著作的主题是探讨东方传统思想与现代物理学思想的近似性和思维 同构性问题，其中不少地方论述了《易经》的观点对于理解乃至解决现代物理学某些关 键性问题及难题的意义。尽管卡普拉的分析和推论相对来说相当谨慎，可问题一经他点 出，很快在西方世界（乃至在许多东方国家）引起积极反应，并有人作了更为广泛的发 挥。如前所述，早在三四十年代就有中国学者沈仲涛、薛学潜、丁超五、刘子华等分别
《易经》资料汇总 提出《易经》与现代科学(如量子力学、相对论、现代数学、生物学、天文学等等)的 关系问题,可是真正在国际学术界唤起人们的普遍重视和关注,则是在七十年代以后。 有意思的是,卡普拉的科学易学观并不是孤立的见解,在《物理学之道》一书发表的同 时及之后,还有多种论述《易经》科学意义的专著出现,前面已经提到过葛文达的《易 经的内在结构——转化之书》和M·许勃格《生命的秘匙——遗传密码中的〈易经〉宇 宙形式》,这两部书均涉及了《易经》与现代生物学特别是六十四卦序列与遗传密码构 造的同构性问题,可说是当代科学演进中最为关键的问题之一。有意思的是这些著作尽 管论述要比卡普拉详尽和具体,但其影响却远逊于后者。可见公众对《易经》的接受较 多地受文化思潮鼓动,其接受方式与专业学者圈较重理智和分析的接受方式有很大的不 尽管《易经》的现代科学研究和阐释在近二十多年间已有较大进展,但由于这 种阐释大都是描述性,尚未进至严格的批评和论证,因此,科学的《易》学或《易》的 科学能否以合理而有效的方式确立起来,仍然是一个问题。因此,在一些学者看来,《易 经》对于现代世界具有更充分意义和重要性的,也许是在它的人文方面 《易经》或易学范式的人文学科阐释,在八十年代有重大展开。卡普拉继《物 理学之道》之后,于1982年又在一部以《易经》复卦命名的书《转折点》“ The turning point”中谈到了阴阳互补思维对于当代人类文化的范式意义。他谈到,在许多范畴内, 转折点”(用易的语言来说即是“天地来复”的时刻)已经到来,推动这一转折的自 觉意愿就是要改变范式,即从侧重自我的阳型行为范式转向听其自然的阴型范式。自近 代以来,日益强化的西方思维以冲突、极化、不可调和的敌对为特征,反之中国传统思 想则对合作和自然的和谐更感兴趣:阴阳不是势不两立的对抗力量,也不是二元对立的 原则,它们是趋向交融的两极力量,使之在能动的均衡中不间断地互相补充而达平衡 在一个和谐的整体中,阴阳互相依存、互相增益。 当代国际学术界许多学者都对《易经》的现代阐释及易学的重建问题加以深切 的关注。今日之世界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面临着多重考验。 东西方社会各有其与自己的传统及现状相关的特有问题,更有与整个人类生存和发展休 戚相关的共同的问题。在这种问题丛生、且已形成数以千计的现代学科群的人类知识景 观中,《易经》这部古老的经典重新展开学术性的研究却仍具有根本的意义。美国华裔 哲学家成中英教授在近年来一系列的学术演讲和论著中反复强调指出,在最近十年间 东西方都对《易经》重新表示极大兴趣,这种兴趣,表明《易经》对现代世界依然具有 巨大的精神感召力,而对《易经》作出的普遍呼应则深深根源于人们的生活。易学的复 兴体现了当代的一种人文精神的运向,这就是所谓的“原点复归”。成中英教授认为, 从世界文化的总体演进的背景来重新理解和阐释《易经》具有莫大的意义,科技文明发 展到了今天,全人类面临着“自我”认识的危机。而这个自我显然不仅得从特定的传统 把握其个性,更须从世界文化展开的层面上来确立其共性;如何建立一种真正贯通古今 之变、融合东西之异,从而使人类文化精神深刻的差异性冲突得以缓解,形成合理互补、 乃至整合的思维系统,是当代文明发展的基本要求之一。用这种世界学术发展的眼光来 看,《易经》对于现代世界的多重意义就显示出来了。他指出,用创造性的探索精神重 阐《易经》,可以发现《易经》包涵了既是分析、又是整合,既是理解、又是诠释的具 有多重规定性的一个智能开发系统。当代人类理智在各个知识领域里都已有重大的进 展,这种进展对于当代易学的重新发展意义极大,从而萌发了《易》学与世界主流学术 思潮相结合的趋势,产生了今日所谓的“哲学易”、“科学易”、“艺术易”、“管理 易”、“文史易”(成中英认为大致可以将国际范围的易学研究归纳为十大方面)等诸 多既能体现历久常新的易理、又能包容当代各门基础学术最新成就的新型形态的《易》
《易经》资料汇总 28 提出《易经》与现代科学（如量子力学、相对论、现代数学、生物学、天文学等等）的 关系问题，可是真正在国际学术界唤起人们的普遍重视和关注，则是在七十年代以后。 有意思的是，卡普拉的科学易学观并不是孤立的见解，在《物理学之道》一书发表的同 时及之后，还有多种论述《易经》科学意义的专著出现，前面已经提到过葛文达的《易 经的内在结构——转化之书》和 M·许勃格《生命的秘匙——遗传密码中的〈易经〉宇 宙形式》，这两部书均涉及了《易经》与现代生物学特别是六十四卦序列与遗传密码构 造的同构性问题，可说是当代科学演进中最为关键的问题之一。有意思的是这些著作尽 管论述要比卡普拉详尽和具体，但其影响却远逊于后者。可见公众对《易经》的接受较 多地受文化思潮鼓动，其接受方式与专业学者圈较重理智和分析的接受方式有很大的不 同。 尽管《易经》的现代科学研究和阐释在近二十多年间已有较大进展，但由于这 种阐释大都是描述性，尚未进至严格的批评和论证，因此，科学的《易》学或《易》的 科学能否以合理而有效的方式确立起来，仍然是一个问题。因此，在一些学者看来，《易 经》对于现代世界具有更充分意义和重要性的，也许是在它的人文方面。 《易经》或易学范式的人文学科阐释，在八十年代有重大展开。卡普拉继《物 理学之道》之后，于 1982 年又在一部以《易经》复卦命名的书《转折点》“The turning point”中谈到了阴阳互补思维对于当代人类文化的范式意义。他谈到，在许多范畴内， “转折点”（用易的语言来说即是“天地来复”的时刻）已经到来，推动这一转折的自 觉意愿就是要改变范式，即从侧重自我的阳型行为范式转向听其自然的阴型范式。自近 代以来，日益强化的西方思维以冲突、极化、不可调和的敌对为特征，反之中国传统思 想则对合作和自然的和谐更感兴趣：阴阳不是势不两立的对抗力量，也不是二元对立的 原则，它们是趋向交融的两极力量，使之在能动的均衡中不间断地互相补充而达平衡， 在一个和谐的整体中，阴阳互相依存、互相增益。 当代国际学术界许多学者都对《易经》的现代阐释及易学的重建问题加以深切 的关注。今日之世界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面临着多重考验。 东西方社会各有其与自己的传统及现状相关的特有问题，更有与整个人类生存和发展休 戚相关的共同的问题。在这种问题丛生、且已形成数以千计的现代学科群的人类知识景 观中，《易经》这部古老的经典重新展开学术性的研究却仍具有根本的意义。美国华裔 哲学家成中英教授在近年来一系列的学术演讲和论著中反复强调指出，在最近十年间， 东西方都对《易经》重新表示极大兴趣，这种兴趣，表明《易经》对现代世界依然具有 巨大的精神感召力，而对《易经》作出的普遍呼应则深深根源于人们的生活。易学的复 兴体现了当代的一种人文精神的运向，这就是所谓的“原点复归”。成中英教授认为， 从世界文化的总体演进的背景来重新理解和阐释《易经》具有莫大的意义，科技文明发 展到了今天，全人类面临着“自我”认识的危机。而这个自我显然不仅得从特定的传统 把握其个性，更须从世界文化展开的层面上来确立其共性；如何建立一种真正贯通古今 之变、融合东西之异，从而使人类文化精神深刻的差异性冲突得以缓解，形成合理互补、 乃至整合的思维系统，是当代文明发展的基本要求之一。用这种世界学术发展的眼光来 看，《易经》对于现代世界的多重意义就显示出来了。他指出，用创造性的探索精神重 阐《易经》，可以发现《易经》包涵了既是分析、又是整合，既是理解、又是诠释的具 有多重规定性的一个智能开发系统。当代人类理智在各个知识领域里都已有重大的进 展，这种进展对于当代易学的重新发展意义极大，从而萌发了《易》学与世界主流学术 思潮相结合的趋势，产生了今日所谓的“哲学易”、“科学易”、“艺术易”、“管理 易”、“文史易”（成中英认为大致可以将国际范围的易学研究归纳为十大方面）等诸 多既能体现历久常新的易理、又能包容当代各门基础学术最新成就的新型形态的《易》
《易经》资料汇总 学,从而使《易经》作为一个具有整合功效的思维模式或作为一种已经达到相当高的逻 辑水平和精神水准的符号系统和意义系统,与今日世界各门先进的学术之间构成了一种 双向互动的、因而也是具有整体性意义的辩证诠释关系,成中英强调,《易经》对于现 代世界最突出的人文意义,是它引导我们从思维理性进至文化理性和实践理性的批判和 重建目标,由此他于八十年代后期致力于“管理易”的创建和应用。他认为,管理易不 仅是中国式的科学管理的哲学基础,并可为解决当代复杂的世界问题提供完整的实施方 案;从后一种意义上讲,“管理易”可说是一种全球战略学或世界系统论的研究,而似 乎只有《易经》才可能为这样一种新理论的创立提供一个富于世界性色彩的思维系统 成中英创立的“C理论”(中国、易经、文化、儒家孔子、成中英的英文单字的第一个 字母都是“C”;且此论不同于已创立的当代流行的管理学派的X理论、Y理论、Z理论、 A理论),强调了以《易经》为原点的中国哲学包含了丰富的人生与社会智慧,基于其 对整体思想的重视与发挥,为现代管理科学提供了一个哲学基础,把重视技术的科学管 理推向灵活的整体思想管理,成中英强调了“C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当代既 有的四种管理晢学模式的进一步修正和综合。他分析X理论强调人基本上是懒惰被动 的,所以在管理上重视如何将他们组织起来;Y理论强调人基本上是向上求进的,在管 理上如何协助他去发挥他的善性;X理论趋向阴的方面,因为阴是不动的,是虚的,Y 理论趋向阳的方面,是动的、实的;日本的Z理论强调团体、家庭、安稳,重视共同决 策,升迁较缓慢:美国的A理论讲求功效、责任感,在管理上重视效率、绩效的衡量 他认为用《易经》的观点来看,这四种管理方式都可以相互运用,使阴阳配合、刚柔相 济、上下沟通、理气相持(以上依据笔者编《探求哲学的“原点”一一成中英〈易经 哲学论文集》作出)。成中英C理论在国际上产生了较大影响,在美国、台湾和大陆有 不少呼应者和追随者。1987年至1990年期间,台湾的主要报刊《赢家杂志》、《国文 天地》、《经济日报》连续对他的“C理论”进行报道和述评。而E·克汤恩扬和R·W·査 德威克是他在美国的两位响应者。克莱恩扬曾担任美国东西方文化中心的主席,著有《易 经一一现代之书》( I Ching-Book of Modernization1987)、《依据易经和谐生存》 Living in Harmony with the I Ching1988)、《易经——一象征交往之书》( I Ching- Book of Symbolic communication1989)、《易经一—领导之书》( I Ching-Book ofLeadership 1992)、《易经——管理之书》( I Ching- Book of Management1992)等一系列著作和论 文,依据自己长期从事行政管理的经验和研读《易经》的体会,从不同层面对《易经》 的管理思想意义作了阐述。査德威克是美国夏威夷大学的政治学教授,近年来主要从事 《易经》与世界模型论 (Global Modelling)研究。查德威克指出,《易经》与现代西方 最有创造性的管理学理论(例如美国管理晢学家台敏的理论)具有一致性,尤其是为今 日世界系统决策模型的研究奠定了实用的哲学基础,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他认为: “世界性问题的关键并非现代互相依存的自然界极其复杂,也不是人们对当今世界看法 的差异和目标的差异,而是缺乏条理、缺乏智慧、缺乏交融、以及缺乏改变对全球文明 具有现实性的传统的人的基本价值的信心和决心,世界模型中体现的现代科学精神和 易经》哲学传统,似乎可通过相互完善找到一种最终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的办法。② 其他学者如盖达明·那艾特的《有关行事与决策的易经》、G·戴蒙奈达的《现代人的 生存策略》,G·巴克特的《易经——最成功的预测》则从实用预测和心理咨询的角度 间接涉及管理问题和内容。在国际范围内自觉地提出《易经》的管理学意义和价值问题 和研究课题,首推华裔学者。 从以上概述可以看到,本世纪下半叶(特别是最近十年)以来,西方《易经》 研究进展极大,已经变被动接受转向对东方、乃至对中国本土产生主动积极的反向影响。 《易经》的西传及西方易学演进史,是整部易学史中最绕有兴味的组成部分。《易经》
《易经》资料汇总 29 学，从而使《易经》作为一个具有整合功效的思维模式或作为一种已经达到相当高的逻 辑水平和精神水准的符号系统和意义系统，与今日世界各门先进的学术之间构成了一种 双向互动的、因而也是具有整体性意义的辩证诠释关系，成中英强调，《易经》对于现 代世界最突出的人文意义，是它引导我们从思维理性进至文化理性和实践理性的批判和 重建目标，由此他于八十年代后期致力于“管理易”的创建和应用。他认为，管理易不 仅是中国式的科学管理的哲学基础，并可为解决当代复杂的世界问题提供完整的实施方 案；从后一种意义上讲，“管理易”可说是一种全球战略学或世界系统论的研究，而似 乎只有《易经》才可能为这样一种新理论的创立提供一个富于世界性色彩的思维系统。 成中英创立的“C理论”（中国、易经、文化、儒家孔子、成中英的英文单字的第一个 字母都是“C”；且此论不同于已创立的当代流行的管理学派的 X 理论、Y 理论、Z 理论、 A 理论），强调了以《易经》为原点的中国哲学包含了丰富的人生与社会智慧，基于其 对整体思想的重视与发挥，为现代管理科学提供了一个哲学基础，把重视技术的科学管 理推向灵活的整体思想管理，成中英强调了“C 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当代既 有的四种管理哲学模式的进一步修正和综合。他分析 X 理论强调人基本上是懒惰被动 的，所以在管理上重视如何将他们组织起来；Y 理论强调人基本上是向上求进的，在管 理上如何协助他去发挥他的善性；X 理论趋向阴的方面，因为阴是不动的，是虚的，Y 理论趋向阳的方面，是动的、实的；日本的 Z理论强调团体、家庭、安稳，重视共同决 策，升迁较缓慢；美国的 A 理论讲求功效、责任感，在管理上重视效率、绩效的衡量。 他认为用《易经》的观点来看，这四种管理方式都可以相互运用，使阴阳配合、刚柔相 济、上下沟通、理气相持（以上依据笔者编《探求哲学的“原点”——成中英〈易经〉 哲学论文集》作出）。成中英 C 理论在国际上产生了较大影响，在美国、台湾和大陆有 不少呼应者和追随者。1987 年至 1990 年期间，台湾的主要报刊《赢家杂志》、《国文 天地》、《经济日报》连续对他的“C 理论”进行报道和述评。而 E·克汤恩扬和 R·W·查 德威克是他在美国的两位响应者。克莱恩扬曾担任美国东西方文化中心的主席，著有《易 经——现代之书》(I Ching-Book of Modernization 1987)、《依据易经和谐生存》(Living in Harmony with the I Ching 1988)、《易经——象征交往之书》(I Ching-Book of Symbolic communication 1989)、《易经——领导之书》(I Ching-Book ofLeadership 1992)、《易经——管理之书》(I Ching-Book of Management1992)等一系列著作和论 文，依据自己长期从事行政管理的经验和研读《易经》的体会，从不同层面对《易经》 的管理思想意义作了阐述。查德威克是美国夏威夷大学的政治学教授，近年来主要从事 《易经》与世界模型论(Global Modelling)研究。查德威克指出，《易经》与现代西方 最有创造性的管理学理论（例如美国管理哲学家台敏的理论）具有一致性，尤其是为今 日世界系统决策模型的研究奠定了实用的哲学基础，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他认为： “世界性问题的关键并非现代互相依存的自然界极其复杂，也不是人们对当今世界看法 的差异和目标的差异，而是缺乏条理、缺乏智慧、缺乏交融、以及缺乏改变对全球文明 具有现实性的传统的人的基本价值的信心和决心，世界模型中体现的现代科学精神和 《易经》哲学传统，似乎可通过相互完善找到一种最终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的办法。② 其他学者如盖达明·那艾特的《有关行事与决策的易经》、G·戴蒙奈达的《现代人的 生存策略》，G·巴克特的《易经——最成功的预测》则从实用预测和心理咨询的角度 间接涉及管理问题和内容。在国际范围内自觉地提出《易经》的管理学意义和价值问题 和研究课题，首推华裔学者。 从以上概述可以看到，本世纪下半叶（特别是最近十年）以来，西方《易经》 研究进展极大，已经变被动接受转向对东方、乃至对中国本土产生主动积极的反向影响。 《易经》的西传及西方易学演进史，是整部易学史中最绕有兴味的组成部分。《易经》
《易经》资料汇总 在西方世界的传播的影响,完全可以视为易学具有世界意义、作为中国文化现代化和世 界化的具体而又意味深长的实例。这种传播影响导致了一种精神上的双向努力,那就是, 《易经》不仅对西方思想和文化产生了影响,而且西方人对《易经》的理解方式和诠释 方式也正在深刻影响中国人自己对《易经》的看法。中国当代易学运用的许多新观点和 新方法,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对此富有创造性的反应。潘雨廷先生在其所著文章中多次指 出:“近十年来,《周易》一书逐步引起人们的注意,此风不得不知有来自国外的事实。” 从九十年代初显示的动态看,《易经》的多学科研究和应用已经成为西方、乃 至整个国际易学进一步演进的取向。这一点在1992年8月下旬由国际易学会和美国夏 威夷大学主办的“第九届国际易学大会”也有鲜明的体现。这次大会的主题是“《易经》 与现代世界”。出席会议的除去日本、韩国、香港台湾和中国大陆学者外,西方国家(以 美国为主)有十多位易经专家出席,提交了论文涉及分子生物学、现代量子物理学、数 理逻辑、价值学、妇女学、晢学诠释学、意识理论和心理学、管理学、世界模型论或广 义管理学等相当众多的当代学科领域。当然,《易经》作为古典历史性学问仍在汉学家 中受到重视,但对《易经》的现代意义问题的关注可说依然是支配今日西方易学继续朝 普及化和学术性研究两极多相位展开的主要驱动力。我们的时代重新发现了《易经》并 以一种令人困惑但又十分鼓舞人心的方式来重新接受《易经》。从业已造成的形势来看, 未来的西方易学估计还会有较大的推进。 注释: ①参见汤因比:《历史研究》第二部,《文明的起源》。 ②《古代东方哲学与现代世界模型》,原文载 Simulation in the sery Socity,1987年10月号 《周易》与中国诗学八论 【原文出处】中国韵文学刊 【原刊地名】湘潭 【原刊期号】199501 【原刊页号】15-23 【分类号】J2 【分类名】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复印期号】199601 【作者】吕永/刘小玲 【正文】 《周易》,不仅是我国现存最早一部经典著作(1),而且是举世无双的“天 下第一奇书”。因为它觉察到,人类固然要依靠语言文字去表情达意,但是“书不尽言, 言不尽意”;特别是在表达精深微妙的思想感情时,更突出地显露其局限性。所以它别 出心裁,采取“立象以尽意”(《周易·系辞上》)的象征方法,寓无形于有形,寓无 限于有限,让人们在玩味象征性的“象”“辞”时能够触类旁通,入神致用。无怪中国 人几千年来,读的是同一部《周易》,可是哲学家悟到的是哲理,伦理家悟到的是伦理, 物理家悟到的是物理,数学家悟到的是数理,医学家悟到的是医理,音乐家悟到的是乐 理,文学家和文论家悟到的是文理,从而构成同源异派、多样统一的中华文化
《易经》资料汇总 30 在西方世界的传播的影响，完全可以视为易学具有世界意义、作为中国文化现代化和世 界化的具体而又意味深长的实例。这种传播影响导致了一种精神上的双向努力，那就是， 《易经》不仅对西方思想和文化产生了影响，而且西方人对《易经》的理解方式和诠释 方式也正在深刻影响中国人自己对《易经》的看法。中国当代易学运用的许多新观点和 新方法，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对此富有创造性的反应。潘雨廷先生在其所著文章中多次指 出：“近十年来，《周易》一书逐步引起人们的注意，此风不得不知有来自国外的事实。” 从九十年代初显示的动态看，《易经》的多学科研究和应用已经成为西方、乃 至整个国际易学进一步演进的取向。这一点在 1992 年 8 月下旬由国际易学会和美国夏 威夷大学主办的“第九届国际易学大会”也有鲜明的体现。这次大会的主题是“《易经》 与现代世界”。出席会议的除去日本、韩国、香港台湾和中国大陆学者外，西方国家（以 美国为主）有十多位易经专家出席，提交了论文涉及分子生物学、现代量子物理学、数 理逻辑、价值学、妇女学、哲学诠释学、意识理论和心理学、管理学、世界模型论或广 义管理学等相当众多的当代学科领域。当然，《易经》作为古典历史性学问仍在汉学家 中受到重视，但对《易经》的现代意义问题的关注可说依然是支配今日西方易学继续朝 普及化和学术性研究两极多相位展开的主要驱动力。我们的时代重新发现了《易经》并 以一种令人困惑但又十分鼓舞人心的方式来重新接受《易经》。从业已造成的形势来看， 未来的西方易学估计还会有较大的推进。 注释： ①参见汤因比：《历史研究》第二部，《文明的起源》。 ②《古代东方哲学与现代世界模型》，原文载 Simulation in the Service Socity，1987 年 10 月号。 《周易》与中国诗学八论 【原文出处】中国韵文学刊 【原刊地名】湘潭 【原刊期号】199501 【原刊页号】15-23 【分 类 号】J2 【分 类 名】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复印期号】199601 【作 者】吕永/刘小玲 【正 文】 《周易》，不仅是我国现存最早一部经典著作〔1〕， 而且是举世无双的“天 下第一奇书”。因为它觉察到，人类固然要依靠语言文字去表情达意，但是“书不尽言， 言不尽意”；特别是在表达精深微妙的思想感情时，更突出地显露其局限性。所以它别 出心裁，采取“立象以尽意”（《周易·系辞上》）的象征方法，寓无形于有形，寓无 限于有限，让人们在玩味象征性的“象”“辞”时能够触类旁通，入神致用。无怪中国 人几千年来，读的是同一部《周易》，可是哲学家悟到的是哲理，伦理家悟到的是伦理， 物理家悟到的是物理，数学家悟到的是数理，医学家悟到的是医理，音乐家悟到的是乐 理，文学家和文论家悟到的是文理，从而构成同源异派、多样统一的中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