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资料汇总 德,可大则贤人之业”(《系辞》)“敦乎仁,故能爱”即泛爱天下。 《易传》还变用了法家的重法重权主张,要求“明罚敕法”、“君子以明庶政, 无敢折狱”(《象》)、“利用狱”(《彖》),认为“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 忧”(《系辞》),主张乐其天然,知其命数,而不充于淫滥 《易传》还重视对兵家思想的吸收,特别是在(《彖传》、《象传》)对师卦 的解释中显示了稷下兵家重将帅、重得众人心和注意军事纪律等一系列主张,并把这些 主张融合贯通到解易之中,以求强兵致用 另外,《易传》还兼有名家等学派的主张。 以上的资料表明,《易传》在解易的过程中,体现了以道为主体,并以道为出 发点对儒、墨、阴阳、名、法、兵等各家的要旨进行变通而融为已用,而稷下黄老学派 的特点就是“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主 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史记·太史公自序》)。可见, 《易传》解易所体现出来的内容特点正是稷下黄老学派所特有的特点。因而,《易传》 应是稷下黄老学派的作品 三、稷下学是《易传》产生的文化背景,它与齐国尤其是田齐的尚卜习俗相结 合,使《易传》这部解易之作成书于稷下学宫成为现实 《易传》解易是我国古代注经的一个典范,但怎样解,从哪个角度来解则涉及 到当时的文化背景与社会时尚结合的问题,而稷下学是《易传》产生的文化背景或土壤, 这种文化背景与田齐的尚卜习俗相结合,使解易的《易传》产生于稷下最终成为现实 这就是为什么《易传》产生于齐之稷下而不会产生在鲁、楚等国的文化、社会原因 稷下学是齐文化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从其发展来看,自田齐桓公开设稷下学宫 以来,齐国广览人才,并以优厚的物质和精神条件以待之,特别是到齐宣王时达到了鼎 盛时期,仅稷下学士就达到了“数百千人”,且其中包容了当时的儒、墨、名、法、阴 阳、兵、农等各家学派。他们在稷下学宫著书立说,自由争鸣,把我国先秦文化的百家 争鸣推到了最高峰。百家争鸣之时,虽然诸家“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 诸侯”,“各推所长,穷知究虑”(《汉书·艺文志》)但在争鸣过程中有两个重要特 点,一是各家已不再是水火不相容而是出现融合的趋势,(当然,这并不排除他们之间 仍有根本上的差别。)而正是这种思想上的融合使各家在原有的基础上对以往的文化遗 产有了新的阐释,也正是这种融合,使任何一家在看待、评解或注解以往或现实的文化 现象中可以兼有其他学派的观点。二是稷下学宫里虽然学派林立,但其中占优势的学派 则是黄老学派。黄老学派虽属道家,但它有着极强的功利性,并以干齐主、参政议政、 治国安邦为目标。虽然他们也强调无为,但不同于老子的无为,而是把无为当成一种统 治艺术,他们强调静因之道,而静因之道说到底就是一种立于不败之地的统治之术,这 使得黄老学派从一开始就同齐国的社会政治紧密相联,为社会现实服务的倾向十分明 显。由于黄老学派在稷下学宫中占有重要地位,并以服务齐国政治为已任,因而,为巩 固他们在学宫中的优势,他们在提出任何的思想主张、理论的时候,必须考虑到其他各 家的长与短,并尽量取人之长补已之短,从而,使其为现实服务之道更加实用。这就使 得黄老学派在解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运用和融合了儒、墨、名、法、阴阳、兵、农等各 家的主张,从而使《易传》具有庞杂性,却显示出极强的功利性。应该说,这就是黄老 学派解易的文化背景。但这一文化背景只是解易的一个前提,它只有同齐国尚卜风尚结 合起来,才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在稷下解易的就是黄老学派 齐国向有卜筮之风俗,据考古界研究认为,1930年至1931年在山东历城城子 崖的龙山文化层发现15片占卜用的兽类肩胛骨是齐地先民使用骨卜术的证据。这一占 卜传统到姜齐时赋予了实用主义的内涵。田齐对卜筮更加重视,除了将其用到军事等国
《易经》资料汇总 21 德，可大则贤人之业”（《系辞》）“敦乎仁，故能爱”即泛爱天下。 《易传》还变用了法家的重法重权主张，要求“明罚敕法”、“君子以明庶政， 无敢折狱”（《象》）、“利用狱”（《彖》），认为“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 忧”（《系辞》），主张乐其天然，知其命数，而不充于淫滥。 《易传》还重视对兵家思想的吸收，特别是在（《彖传》、《象传》）对师卦 的解释中显示了稷下兵家重将帅、重得众人心和注意军事纪律等一系列主张，并把这些 主张融合贯通到解易之中，以求强兵致用。 另外，《易传》还兼有名家等学派的主张。 以上的资料表明，《易传》在解易的过程中，体现了以道为主体，并以道为出 发点对儒、墨、阴阳、名、法、兵等各家的要旨进行变通而融为已用，而稷下黄老学派 的特点就是“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主 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史记·太史公自序》）。可见， 《易传》解易所体现出来的内容特点正是稷下黄老学派所特有的特点。因而，《易传》 应是稷下黄老学派的作品。 三、稷下学是《易传》产生的文化背景，它与齐国尤其是田齐的尚卜习俗相结 合，使《易传》这部解易之作成书于稷下学宫成为现实。 《易传》解易是我国古代注经的一个典范，但怎样解，从哪个角度来解则涉及 到当时的文化背景与社会时尚结合的问题，而稷下学是《易传》产生的文化背景或土壤， 这种文化背景与田齐的尚卜习俗相结合，使解易的《易传》产生于稷下最终成为现实。 这就是为什么《易传》产生于齐之稷下而不会产生在鲁、楚等国的文化、社会原因。 稷下学是齐文化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从其发展来看，自田齐桓公开设稷下学宫 以来，齐国广览人才，并以优厚的物质和精神条件以待之，特别是到齐宣王时达到了鼎 盛时期，仅稷下学士就达到了“数百千人”，且其中包容了当时的儒、墨、名、法、阴 阳、兵、农等各家学派。他们在稷下学宫著书立说，自由争鸣，把我国先秦文化的百家 争鸣推到了最高峰。百家争鸣之时，虽然诸家“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 诸侯”，“各推所长，穷知究虑”（《汉书·艺文志》）但在争鸣过程中有两个重要特 点，一是各家已不再是水火不相容而是出现融合的趋势，（当然，这并不排除他们之间 仍有根本上的差别。）而正是这种思想上的融合使各家在原有的基础上对以往的文化遗 产有了新的阐释，也正是这种融合，使任何一家在看待、评解或注解以往或现实的文化 现象中可以兼有其他学派的观点。二是稷下学宫里虽然学派林立，但其中占优势的学派 则是黄老学派。黄老学派虽属道家，但它有着极强的功利性，并以干齐主、参政议政、 治国安邦为目标。虽然他们也强调无为，但不同于老子的无为，而是把无为当成一种统 治艺术，他们强调静因之道，而静因之道说到底就是一种立于不败之地的统治之术，这 使得黄老学派从一开始就同齐国的社会政治紧密相联，为社会现实服务的倾向十分明 显。由于黄老学派在稷下学宫中占有重要地位，并以服务齐国政治为已任，因而，为巩 固他们在学宫中的优势，他们在提出任何的思想主张、理论的时候，必须考虑到其他各 家的长与短，并尽量取人之长补已之短，从而，使其为现实服务之道更加实用。这就使 得黄老学派在解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运用和融合了儒、墨、名、法、阴阳、兵、农等各 家的主张，从而使《易传》具有庞杂性，却显示出极强的功利性。应该说，这就是黄老 学派解易的文化背景。但这一文化背景只是解易的一个前提，它只有同齐国尚卜风尚结 合起来，才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在稷下解易的就是黄老学派。 齐国向有卜筮之风俗，据考古界研究认为，1930 年至 1931 年在山东历城城子 崖的龙山文化层发现 15 片占卜用的兽类肩胛骨是齐地先民使用骨卜术的证据。这一占 卜传统到姜齐时赋予了实用主义的内涵。田齐对卜筮更加重视，除了将其用到军事等国
《易经》资料汇总 家大事上外,还将其运用占卜婚丧和宴饮上。这可以从《左传》和《史记》中找到佐证 1、(田敬仲)饮桓公酒,乐。公曰:“以火继之。”辞曰:“臣卜其昼,未 卜其夜,不敢 左传·庄公二十二年》)2、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 吉。是谓凤皇于飞,和鸣锵锵。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 后,莫之与京。”陈历公……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风陈侯者,陈侯使筮 之,遇《观》之《否》,曰:“是为观国之光,利用实于王。此其陈有国乎?不在此, 其在异国,非此其身,在其子孙。……若在异国,必姜姓也。”……及陈之初亡也,陈 桓子始大于齐,其后亡也,成子得政。(左传·庄公二十二年》、亦见《史记·田齐世 家》)3、(齐威王)三十五年,公孙阅谓成侯曰:“公何不令人操十金卜于市,曰: 我田忌之从也。吾三战而三胜,声威天。欲为大事,亦吉乎不吉乎?’”卜者出,因 令人捕为卜者,验其辞于王之所,田忌闻之,因率其徒袭攻临淄,求成侯,不胜而奔。 (《史记·田齐世家》) 从以上这些例证我们可以看出,田齐重卜筮不仅有其历史渊源,还有着宗族渊 源。他们不仅卜大事,还卜婚、卜饮等日常生活问题,把田氏宗族的历史命运同卜筮结 合起来,并把田氏代齐的成功归于卜筮。这从太史公的言语中可看出端倪:“《易》之 术,幽明远矣,非通人才熟注意焉!故周太史之卦田敬完,占至十世之后,及完奔齐 筮仲卜之亦云。田乞及常所以比犯二君,专齐国之政,非必声势之渐也。盖若遵厌兆祥 云。”(《史记·田齐世家》)在太史公看来,田氏代齐是按占卜预言行事的结果。当 然,太史公这一看法是十分片面的。其实,田氏代齐与姜齐末年统治的腐败及田氏家族 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正如晏婴所讲田氏“以家量贷,而以公量收之”,“山林如市,弗 加于山;鱼盐蜃蛤,弗加于海。”“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欲无获民,将焉辟 之。”(《左传·昭公三年》)。但是,如果史料记载不错的话,无论怎样讲田齐的确 是按占卜的预言代替了姜齐成了战国七雄之一。这一事实,无论是巧合,还是必然,都 对田齐重视卜筮有很大影响,可以说这一事实是维系田齐重视卜筮的生命线。田齐处在 战国时期,变法图强称雄诸侯是当时的一种历史大潮。由于田齐重卜筮,而《周易》基 本的就是卜筮即占卜吉凶,所以,黄老学派兼采众家之说解易经著《易传》以此为田齐 政权服务便成了顺理成章之事。所以,从这个角度讲,稷下学与田齐重卜筮和结合使稷 下黄老学派解易著《易传》最终成为现实 二十世纪西方《易经》研究的进展 【原文出处】学术月刊 【原刊地名】沪 【原刊期号】19911 【原刊页号】104-110 【分类号】B5 【分类名】中国哲学史 【复印期号】199502 【作者】杨宏声 【作者简介】杨宏声上海社会科学院博士后中心综合研究室 【正文】
《易经》资料汇总 22 家大事上外，还将其运用占卜婚丧和宴饮上。这可以从《左传》和《史记》中找到佐证： 1、（田敬仲）饮桓公酒，乐。公曰：“以火继之。”辞曰：“臣卜其昼，未 卜其夜，不敢。”（左传·庄公二十二年》）2、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 “吉。是谓凤皇于飞，和鸣锵锵。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 后，莫之与京。”陈历公……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风陈侯者，陈侯使筮 之，遇《观》之《否》，曰：“是为观国之光，利用实于王。此其陈有国乎？不在此， 其在异国，非此其身，在其子孙。……若在异国，必姜姓也。”……及陈之初亡也，陈 桓子始大于齐，其后亡也，成子得政。（左传·庄公二十二年》、亦见《史记·田齐世 家》）3、（齐威王）三十五年，公孙阅谓成侯曰：“公何不令人操十金卜于市，曰： ‘我田忌之从也。吾三战而三胜，声威天。欲为大事，亦吉乎不吉乎？’”卜者出，因 令人捕为卜者，验其辞于王之所，田忌闻之，因率其徒袭攻临淄，求成侯，不胜而奔。 （《史记·田齐世家》） 从以上这些例证我们可以看出，田齐重卜筮不仅有其历史渊源，还有着宗族渊 源。他们不仅卜大事，还卜婚、卜饮等日常生活问题，把田氏宗族的历史命运同卜筮结 合起来，并把田氏代齐的成功归于卜筮。这从太史公的言语中可看出端倪：“《易》之 术，幽明远矣，非通人才熟注意焉！故周太史之卦田敬完，占至十世之后，及完奔齐， 筮仲卜之亦云。田乞及常所以比犯二君，专齐国之政，非必声势之渐也。盖若遵厌兆祥 云。”（《史记·田齐世家》）在太史公看来，田氏代齐是按占卜预言行事的结果。当 然，太史公这一看法是十分片面的。其实，田氏代齐与姜齐末年统治的腐败及田氏家族 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正如晏婴所讲田氏“以家量贷，而以公量收之”，“山林如市，弗 加于山；鱼盐蜃蛤，弗加于海。”“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欲无获民，将焉辟 之。”（《左传·昭公三年》）。但是，如果史料记载不错的话，无论怎样讲田齐的确 是按占卜的预言代替了姜齐成了战国七雄之一。这一事实，无论是巧合，还是必然，都 对田齐重视卜筮有很大影响，可以说这一事实是维系田齐重视卜筮的生命线。田齐处在 战国时期，变法图强称雄诸侯是当时的一种历史大潮。由于田齐重卜筮，而《周易》基 本的就是卜筮即占卜吉凶，所以，黄老学派兼采众家之说解易经著《易传》以此为田齐 政权服务便成了顺理成章之事。所以，从这个角度讲，稷下学与田齐重卜筮和结合使稷 下黄老学派解易著《易传》最终成为现实。 二十世纪西方《易经》研究的进展 【原文出处】学术月刊 【原刊地名】沪 【原刊期号】199411 【原刊页号】104-110 【分 类 号】B5 【分 类 名】中国哲学史 【复印期号】199502 【作 者】杨宏声 【作者简介】杨宏声 上海社会科学院博士后中心综合研究室 【正 文】
《易经》资料汇总 二十世纪初,在西方一些主要国家如英国、德国、法国、美国,研究《易经》 已形成一定规模。英国的除了传教士身份的汉学家如艾约瑟等人外,翟理思( 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是其中之一。他是一个从事外交事务的汉学家,于1897年继 威妥玛为剑桥大学汉文教授,著有两部研究《易经》的书:《来自中国的神奇传说》和 《占卜概观》,都是在本世纪初完成的,后者是对前者的补充。在西方,翟理思较早研 究《易经》的占卜方面,他认为《易经》这部奇异的书可以视为神谕集,在《占卜概观》 中他对这部人类文明早期著作的特点作了概括:《易经》的意义来自那些连续的或间断 的图形,它们的位置可以在卦象的下端、中间或上端,它们相互对立、分离、合为一体, 因而可以从八卦的形态或结构—一具体讲是从八卦的符号、图形、作用和功能来了解《易 经》的特点;每一卦是变化的,根据卦象的变化推演出某种相当于神谕的观念,从而获 得指导生活、解答疑难的训戒。翟理思指出,自这部经典问世以来,每一位《易经》的 读者都企求懂得如何用它来预言命运,感应神秘的天意。他的这两部书(特别是后一部) 出版后,在英语世界拥有许多读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本土传统的注疏式《易经》研究逐渐被各种新的学术观点 和研究方法取代。运用近代科学的各种方法重新阐释易理、评估《易经》的价值和意义, 成为中国近代易学演进的主导倾向。西方汉学界最早对中国本土易“古史辨”派的顾颉 刚、李镜池从社会史学的立场研究《易经》的学术成果作出积极响应的是英国汉学家魏 莱( Arthur Waley,1889~),他是英国研究中国美术史和思想史的专家,所撰的《易经》 ( The book of changes)一文发表在1933年《远东考古博物院汇刊》( Bulletio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n Antiquities)第五期上。该文在《易经》的书名翻译上采用意 译:“变化之书”。(而在十九世纪,《易经》的英译者往往对此采用音译,译作“The Yi King”。本世纪以来的英方学者对《易经》往往都用意译。)魏莱这一论文对《易 经》中难解的、有歧义的卦爻辞作了注解和翻译,如译《明夷·初九》爻辞“明夷于飞, 垂其翼”时,他根据李镜池所确信的“明夷”作为鸟名( The ming-)翻译(而卫礼贤译 本则根据传统注疏“日入地中”翻译。 三十年代中期,有些中国学者直接用英文撰写易学著作及《易经》英译本,对 英国乃至整个西方的《易经》研究趋向产生过不容低估的影响。这就是中国学者沈仲涛 的几部英文易著:《〈易经〉的符号》( The Symbols of Yi King; or the symbo ls of the chinese logic of Changes);《〈易经〉汉英对照本》( The Text of Yi King and it: appendixes)。从现代自然科学的立场阐释《易经》可说是沈仲涛的易著之主要特征, 自十七世纪以来,英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汉学家多从宗教和哲学的角度译介和阐述 《易经》,而沈仲涛在《易经》研究中力图充分揭示蕴涵于这部古老经典中的现代科学 意义。这当然并不是他个人的独创,在他之前或之后,中国学界许多富有现代科学素养 的易学家已持与此相近的研究态度和学术立场,其中可举出抗辛斋、薛子潜、丁超五诸 人。但将此见解系统介绍给西方学术界的,沈仲涛首有其功。沈仲涛富于现代科学的素 养,《〈易经〉的符号》这部书是他凭借自己对西方科学的系统研究,经过十数年的苦 心努力,翻阅了一百多种《易经》版本(包括西方汉学家的译本),收集了相当一部分 传统占筮书和手稿而写成的。这部著作意在把读者“带入科学的领地”,向西方读者介 绍卦在物理学、逻辑学和天文学上的精妙应用,力图阐明卦中所蕴含的宇宙变化原理 正是这些符号,使人们进入光与热、重力与吸力的世界。沈仲涛的《易经》英译主要根 据理雅各的译本,但在许多地方作了相应增补和改译。他在译本的前言中说:“尽管理 雅各著作的全部材料是有用的,而还是作了许多变更”。理雅各的译本是“经”、“传” 分开的,沈仲涛把它们重新合并。当时西方学者引用《易经》英文,往往就采用沈仲涛 的译本,如利本塞尔翻译汤用彤《王弼元周易论语新义》( Wang Pi' s New Interpretation
《易经》资料汇总 23 二十世纪初，在西方一些主要国家如英国、德国、法国、美国，研究《易经》 已形成一定规模。英国的除了传教士身份的汉学家如艾约瑟等人外，翟理思(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是其中之一。他是一个从事外交事务的汉学家，于 1897 年继 威妥玛为剑桥大学汉文教授，著有两部研究《易经》的书：《来自中国的神奇传说》和 《占卜概观》，都是在本世纪初完成的，后者是对前者的补充。在西方，翟理思较早研 究《易经》的占卜方面，他认为《易经》这部奇异的书可以视为神谕集，在《占卜概观》 中他对这部人类文明早期著作的特点作了概括：《易经》的意义来自那些连续的或间断 的图形，它们的位置可以在卦象的下端、中间或上端，它们相互对立、分离、合为一体， 因而可以从八卦的形态或结构——具体讲是从八卦的符号、图形、作用和功能来了解《易 经》的特点；每一卦是变化的，根据卦象的变化推演出某种相当于神谕的观念，从而获 得指导生活、解答疑难的训戒。翟理思指出，自这部经典问世以来，每一位《易经》的 读者都企求懂得如何用它来预言命运，感应神秘的天意。他的这两部书（特别是后一部） 出版后，在英语世界拥有许多读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本土传统的注疏式《易经》研究逐渐被各种新的学术观点 和研究方法取代。运用近代科学的各种方法重新阐释易理、评估《易经》的价值和意义， 成为中国近代易学演进的主导倾向。西方汉学界最早对中国本土易“古史辨”派的顾颉 刚、李镜池从社会史学的立场研究《易经》的学术成果作出积极响应的是英国汉学家魏 莱(Arthur Waley，1889～)，他是英国研究中国美术史和思想史的专家，所撰的《易经》 (The Book of Changes)一文发表在 1933 年《远东考古博物院汇刊》(Bulletio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n Antiquities)第五期上。该文在《易经》的书名翻译上采用意 译：“变化之书”。（而在十九世纪，《易经》的英译者往往对此采用音译，译作“The Yi King”。本世纪以来的英方学者对《易经》往往都用意译。）魏莱这一论文对《易 经》中难解的、有歧义的卦爻辞作了注解和翻译，如译《明夷·初九》爻辞“明夷于飞， 垂其翼”时，他根据李镜池所确信的“明夷”作为鸟名(The Ming-I)翻译（而卫礼贤译 本则根据传统注疏“日入地中”翻译。 三十年代中期，有些中国学者直接用英文撰写易学著作及《易经》英译本，对 英国乃至整个西方的《易经》研究趋向产生过不容低估的影响。这就是中国学者沈仲涛 的几部英文易著：《〈易经〉的符号》(The Symbols of Yi King;or the symbols of the chinese logic of Changes)；《〈易经〉汉英对照本》(The Text of Yi King and its appendixes)。从现代自然科学的立场阐释《易经》可说是沈仲涛的易著之主要特征， 自十七世纪以来，英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汉学家多从宗教和哲学的角度译介和阐述 《易经》，而沈仲涛在《易经》研究中力图充分揭示蕴涵于这部古老经典中的现代科学 意义。这当然并不是他个人的独创，在他之前或之后，中国学界许多富有现代科学素养 的易学家已持与此相近的研究态度和学术立场，其中可举出抗辛斋、薛子潜、丁超五诸 人。但将此见解系统介绍给西方学术界的，沈仲涛首有其功。沈仲涛富于现代科学的素 养，《〈易经〉的符号》这部书是他凭借自己对西方科学的系统研究，经过十数年的苦 心努力，翻阅了一百多种《易经》版本（包括西方汉学家的译本），收集了相当一部分 传统占筮书和手稿而写成的。这部著作意在把读者“带入科学的领地”，向西方读者介 绍卦在物理学、逻辑学和天文学上的精妙应用，力图阐明卦中所蕴含的宇宙变化原理： 正是这些符号，使人们进入光与热、重力与吸力的世界。沈仲涛的《易经》英译主要根 据理雅各的译本，但在许多地方作了相应增补和改译。他在译本的前言中说：“尽管理 雅各著作的全部材料是有用的，而还是作了许多变更”。理雅各的译本是“经”、“传” 分开的，沈仲涛把它们重新合并。当时西方学者引用《易经》英文，往往就采用沈仲涛 的译本，如利本塞尔翻译汤用彤《王弼元周易论语新义》(Wang Pi's New Intenpretation
《易经》资料汇总 of the i Ching and cun-Yi)时,主要就是参考沈仲涛的英译。沈仲涛的论著在西方的 影响似乎更大,当代西方许多《易经》的译著和论著,往往设专章讨论现代科学与《易 经》的关系。沈仲涛可说是国际上结合现代科学研究《易经》的首创者之 本世纪上半叶仍有不少英国学者尝试《易经》的英译,但多是零星从事这一工 作。例如米尔斯(L. Mears)的《易经》英译,附在他所柱的《创造力》( Creative energy) (该书于1931年在伦敦出版)一书中,用意显然是将《易经》作为阐述创造问题的 个实例。 自上世纪后半叶到本世纪上半叶,英国的学者圈、甚至一般英国有教养的公众, 对《易经》可说已不再陌生,与《易经》相关的一些基本观念如阴阳、五行、太极及《易 经》的某些实用价值如占卜,已相当广泛地为人们了解。这里可举汤因比为例。汤因比 本人于1931年到过中国,对中国历史、文化和思想作过系统研究和阐述,他虽然并不 是专门易学家,但从他的一些历史著作看,他对《易经》显然是了解的。至少就易学的 某些重要概念作过比较深入的思考。在他的洋洋巨著《历史研究》中,汤因比多处将“阴 ”概念作为一个具有普遍阐释作用的历史哲学观念加以应用,并认为他的基本宗旨之 ,就是探索“六千年以来世界各地先后从‘阴’变到‘阳’、从‘静’变到‘动’的 原因”,或者说探索人类文明“从阴到阳的巨大的宇宙性的后果。”在汤因比看来,“阴 「特别在作为阐释人类起源和演进的基本原则时是有意义的:文明演化具有阴阳两极的 结构”;在“许多不同的时代里有许多观察家认为,一动一静的交替的节奏,前进、停 止、又前进的交替的节奏,乃是宇宙本身的一种基本性质。古代中国社会的圣贤们用他 们充满了智慧的形象的说法,把这种现象称为‘阴’和‘阳’—“阴’代表静,‘阳 代表动,在古代中国符号‘太极’里,代表‘阴’的是一团黑云遮蔽着太阳的形象,而 代表‘阳’的是没有云遮蔽的发射光芒的太阳。依据中国人的公式,‘阴’总是在先的 如果用我们的说法,我们可以说我们的祖先在三十万年前达到了原始人性的那块‘岩石 以后,休息了三十万年的百分之九十八的时间才走进文明的‘阳’性的活动时期。我们 现在必须找出促使人类生活重新运动的积极因素,不管它是什么模样”。①汤因比还用 阴阳”概念阐释神话故事的结构及寓意,并进而具体解说某些历史民族的非“原生性 的“子体文明”起源的哲学性质。 本世纪以来,德国学者为确立易经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促进《易经》研究 的国际化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一贡献,是与卫礼贤( Pichard Withe lm)分不开的。卫礼 贤译解《易经》的初衷是为了向西方世界介绍这部中国重要的经书,但他在介绍中十分 强调《易经》具有世界性、普遍性的意义和价值。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本世纪以来 国际范围的易学演进过程中一系列重大的讨论和争议,都是基于、或者说是围绕卫礼贤 的易学成就而展开的 首先是卫礼贤为西方学术界提供了一部无与伦比的《易经》德文译本,这是他 在旅居青岛时,在中国学者劳乃宣帮助下,花费了近十年时间翻译而成的。劳乃宣精通 中国古算学,对《易经》深有研究。卫礼贤对他与劳乃宣合作翻译《易经》,作了这样 论述:“我们工作严谨,他(劳)用汉语解释经文,我作笔记,然后我把经文译为德 文。之后我不参阅原著,把德文转译为中文,再加以比较,审核译本在各方面是否都正 确达意。然后对译文加以润饰,在细节上反复讨论,并作了三、四次修改,附辑最重要 的注释。译本就这样诞生了。”卫礼贤的德译本《易经》于1924年在德国耶拿(Jona) 出版,因信、达、雅兼备,在西方得到了高度评价 不过,卫礼贤的译本问世后,刚开始在学术上并没有引起积极反晌。卫礼贤的 德文译著在其后所以能发挥广泛的学术文化影响,首先应归功于瑞士的心理学家卡 尔·古斯塔夫·荣格( Karl Gust av rung1815~1961)和作家赫尔曼·黑塞( Helman hesse
《易经》资料汇总 24 of the I Ching and Cun-Yi)时，主要就是参考沈仲涛的英译。沈仲涛的论著在西方的 影响似乎更大，当代西方许多《易经》的译著和论著，往往设专章讨论现代科学与《易 经》的关系。沈仲涛可说是国际上结合现代科学研究《易经》的首创者之一。 本世纪上半叶仍有不少英国学者尝试《易经》的英译，但多是零星从事这一工 作。例如米尔斯(I.Mears)的《易经》英译，附在他所柱的《创造力》(Creative energy) （该书于 1931 年在伦敦出版）一书中，用意显然是将《易经》作为阐述创造问题的一 个实例。 自上世纪后半叶到本世纪上半叶，英国的学者圈、甚至一般英国有教养的公众， 对《易经》可说已不再陌生，与《易经》相关的一些基本观念如阴阳、五行、太极及《易 经》的某些实用价值如占卜，已相当广泛地为人们了解。这里可举汤因比为例。汤因比 本人于 1931 年到过中国，对中国历史、文化和思想作过系统研究和阐述，他虽然并不 是专门易学家，但从他的一些历史著作看，他对《易经》显然是了解的。至少就易学的 某些重要概念作过比较深入的思考。在他的洋洋巨著《历史研究》中，汤因比多处将“阴 阳”概念作为一个具有普遍阐释作用的历史哲学观念加以应用，并认为他的基本宗旨之 一，就是探索“六千年以来世界各地先后从‘阴’变到‘阳’、从‘静’变到‘动’的 原因”，或者说探索人类文明“从阴到阳的巨大的宇宙性的后果。”在汤因比看来，“阴 阳特别在作为阐释人类起源和演进的基本原则时是有意义的：文明演化具有阴阳两极的 结构”；在“许多不同的时代里有许多观察家认为，一动一静的交替的节奏，前进、停 止、又前进的交替的节奏，乃是宇宙本身的一种基本性质。古代中国社会的圣贤们用他 们充满了智慧的形象的说法，把这种现象称为‘阴’和‘阳’——‘阴’代表静，‘阳’ 代表动，在古代中国符号‘太极’里，代表‘阴’的是一团黑云遮蔽着太阳的形象，而 代表‘阳’的是没有云遮蔽的发射光芒的太阳。依据中国人的公式，‘阴’总是在先的， 如果用我们的说法，我们可以说我们的祖先在三十万年前达到了原始人性的那块‘岩石’ 以后，休息了三十万年的百分之九十八的时间才走进文明的‘阳’性的活动时期。我们 现在必须找出促使人类生活重新运动的积极因素，不管它是什么模样”。①汤因比还用 “阴阳”概念阐释神话故事的结构及寓意，并进而具体解说某些历史民族的非“原生性” 的“子体文明”起源的哲学性质。 本世纪以来，德国学者为确立易经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促进《易经》研究 的国际化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一贡献，是与卫礼贤(Pichard Wilhelm)分不开的。卫礼 贤译解《易经》的初衷是为了向西方世界介绍这部中国重要的经书，但他在介绍中十分 强调《易经》具有世界性、普遍性的意义和价值。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本世纪以来 国际范围的易学演进过程中一系列重大的讨论和争议，都是基于、或者说是围绕卫礼贤 的易学成就而展开的。 首先是卫礼贤为西方学术界提供了一部无与伦比的《易经》德文译本，这是他 在旅居青岛时，在中国学者劳乃宣帮助下，花费了近十年时间翻译而成的。劳乃宣精通 中国古算学，对《易经》深有研究。卫礼贤对他与劳乃宣合作翻译《易经》，作了这样 的论述：“我们工作严谨，他（劳）用汉语解释经文，我作笔记，然后我把经文译为德 文。之后我不参阅原著，把德文转译为中文，再加以比较，审核译本在各方面是否都正 确达意。然后对译文加以润饰，在细节上反复讨论，并作了三、四次修改，附辑最重要 的注释。译本就这样诞生了。”卫礼贤的德译本《易经》于 1924 年在德国耶拿(Jona) 出版，因信、达、雅兼备，在西方得到了高度评价。 不过，卫礼贤的译本问世后，刚开始在学术上并没有引起积极反晌。卫礼贤的 德文译著在其后所以能发挥广泛的学术文化影响，首先应归功于瑞士的心理学家卡 尔·古斯塔夫·荣格(Karl Gustav Rung 1815～1961)和作家赫尔曼·黑塞(Helman Hesse
《易经》资料汇总 1817~1962),他们为卫礼贤的德译本《易经》在西方的广泛流传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早在荣格和卫礼贤于1921年首次会晤以前一——当时卫礼贤正在苏黎世心理俱 乐部就《易经》首次作演说——荣格已熟悉理雅各的英译本《易经》,但荣格认为,卫 礼贤的德译本比理雅各的英译本要正确得多,因此对之倍加推崇。他在一篇纪念卫礼贤 的文章中写道:“卫礼贤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译本,不仅译文严谨,也由于他的个人经验 方面他是一位中国旧学者的学生,另一方面又从事于中国瑜珈心理学的应用,而《易 经》的实践应用,又给他带来了新的成果”。荣格促成了将卫礼贤的《易经》德译本转 译为英文本。英文转译本是由荣格的一位德裔女学生、心理学家卡里·F·贝纳斯一芬 克(Cary.F. Baynes-Fink)翻译的。当时年已73岁的荣格为这一英译本写了序言,阐述 了《易经》对于现代心理学发展的意义,指出了卫译本的价值,这对卫译本在英语世界 的流传起了重要作用。尽管当时已另有约十五种之多的《易经》英译本面世,但与之相 比,卫礼贤德译本的英语转译本在半个世纪以来发行了一百多万册,可见其被英语世界 接受之广泛。瑞士作家黑塞曾为卫礼贤的德译本《易经》写了一篇十分有意义的评论文 章,指出《易经》是一本最古老的智慧和巫术之书。黑塞不仅从思想方面阐释《易经》 的意义,而且将他从《易经》中获得的感受融汇到文学创作中。他晚年创作的小说《玻 璃珠游戏》,从其基本构思中可以明显看出受自《易经》的影响,黑塞因这部小说而获 得诺贝尔文学奖。他对《易经》的感受及理解方式,对本世纪六十年代的西方整整一代 青年人一—从美国旧金山到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一一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当然,以今天的学术眼光来看,卫礼贤的德译本《易经》也有某些不足,例如 他的译文有时过于谨慎,使汉语原文中的一些涵义被摒弃了。其次的不足是,他的译文 以宋代理学家的口气翻译。因他主要根据《周易折中》译,而要做到“信”,就必须忠 实传达原著的材料和思想倾向,而这只能代表中国易学传统的一种思路。再者,由于他 强调指出《易经》的占筮这一方面,西方人,特别是学者圈之外广大的公众在接受卫译 本《易经》的同时,也接受了他对《易经》占筮意义所作的解说,并往往不适当地夸大 它。因此,在西方由卫礼贤译本的传播而对《易经》的接受,就不无误解之处了。 值得进一步提到的是,卫礼贤并没有单纯停留在《易经》翻译上。德译本《易 》本身同时也是一部依经文翻译而展开讨论的学术著作,在这部译著中,卫礼贤广泛 引用东西方学术思想文献,或评论、或比较、或发挥,使这部译著本身具有独立的学术 价值。在德译本《易经》之后,卫礼贤接着又发表了《变易与交感》、《〈易经〉的艺 术精神》、《死亡与更新》、《对立和统一》和《变中之常》等一系列研究和阐释《易 经》的文章,这些文章于1956年以《变与常》( Wanding und Dauer)为题,由德国欧 根·迪特里希出版社出版。这些富有成效的工作,使卫礼贤成为西方本世纪以来最有成 就的易学家。 全面地评论卫礼贤的《易经》译著和他的易学思想,也许得写一部有相当篇幅 的书才做得到,更不用说在他之后还有由他的译著而引出的一批西方易学文献。卫礼贤 对《易经》的翻译和研究所达到的高度学术水平在本世纪上半叶是最富代表性的,正是 他为西方《易经》学术研究多方面化奠定了基础。从《易经》学术研究的国际性开展的 角度看,他为易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所做的工作基本而重要,影响广泛而深入,以至可 以说今日西方易学的发展仍处在与“卫礼贤时期”密切关联的“后卫礼贤时期”。 如果说,在本世纪上半叶《易经》在西方世界的影响仍局限于少数学者(主要 是汉学家)圈子内,那么到下半叶,《易经》的传播大大普及化了,就学者圈而论,范 围也大大扩展,西方有代表性的从事不同现代学科研究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中,许多人试 图对《易经》的意义和价值进行解说和发挥,这就造成当代国际化《易经》学术研究范 围的新扩展,一种新的易文化思潮正在形成。这种思潮由于与现代世界的主流文化有种
《易经》资料汇总 25 1817～1962)，他们为卫礼贤的德译本《易经》在西方的广泛流传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早在荣格和卫礼贤于 1921 年首次会晤以前——当时卫礼贤正在苏黎世心理俱 乐部就《易经》首次作演说——荣格已熟悉理雅各的英译本《易经》，但荣格认为，卫 礼贤的德译本比理雅各的英译本要正确得多，因此对之倍加推崇。他在一篇纪念卫礼贤 的文章中写道：“卫礼贤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译本，不仅译文严谨，也由于他的个人经验， 一方面他是一位中国旧学者的学生，另一方面又从事于中国瑜珈心理学的应用，而《易 经》的实践应用，又给他带来了新的成果”。荣格促成了将卫礼贤的《易经》德译本转 译为英文本。英文转译本是由荣格的一位德裔女学生、心理学家卡里·F·贝纳斯－芬 克(Cary.F.Baynes-Fink)翻译的。当时年已 73 岁的荣格为这一英译本写了序言，阐述 了《易经》对于现代心理学发展的意义，指出了卫译本的价值，这对卫译本在英语世界 的流传起了重要作用。尽管当时已另有约十五种之多的《易经》英译本面世，但与之相 比，卫礼贤德译本的英语转译本在半个世纪以来发行了一百多万册，可见其被英语世界 接受之广泛。瑞士作家黑塞曾为卫礼贤的德译本《易经》写了一篇十分有意义的评论文 章，指出《易经》是一本最古老的智慧和巫术之书。黑塞不仅从思想方面阐释《易经》 的意义，而且将他从《易经》中获得的感受融汇到文学创作中。他晚年创作的小说《玻 璃珠游戏》，从其基本构思中可以明显看出受自《易经》的影响，黑塞因这部小说而获 得诺贝尔文学奖。他对《易经》的感受及理解方式，对本世纪六十年代的西方整整一代 青年人——从美国旧金山到荷兰的阿姆斯特丹——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当然，以今天的学术眼光来看，卫礼贤的德译本《易经》也有某些不足，例如 他的译文有时过于谨慎，使汉语原文中的一些涵义被摒弃了。其次的不足是，他的译文 以宋代理学家的口气翻译。因他主要根据《周易折中》译，而要做到“信”，就必须忠 实传达原著的材料和思想倾向，而这只能代表中国易学传统的一种思路。再者，由于他 强调指出《易经》的占筮这一方面，西方人，特别是学者圈之外广大的公众在接受卫译 本《易经》的同时，也接受了他对《易经》占筮意义所作的解说，并往往不适当地夸大 它。因此，在西方由卫礼贤译本的传播而对《易经》的接受，就不无误解之处了。 值得进一步提到的是，卫礼贤并没有单纯停留在《易经》翻译上。德译本《易 经》本身同时也是一部依经文翻译而展开讨论的学术著作，在这部译著中，卫礼贤广泛 引用东西方学术思想文献，或评论、或比较、或发挥，使这部译著本身具有独立的学术 价值。在德译本《易经》之后，卫礼贤接着又发表了《变易与交感》、《〈易经〉的艺 术精神》、《死亡与更新》、《对立和统一》和《变中之常》等一系列研究和阐释《易 经》的文章，这些文章于 1956 年以《变与常》(Wandling und Dauer)为题，由德国欧 根·迪特里希出版社出版。这些富有成效的工作，使卫礼贤成为西方本世纪以来最有成 就的易学家。 全面地评论卫礼贤的《易经》译著和他的易学思想，也许得写一部有相当篇幅 的书才做得到，更不用说在他之后还有由他的译著而引出的一批西方易学文献。卫礼贤 对《易经》的翻译和研究所达到的高度学术水平在本世纪上半叶是最富代表性的，正是 他为西方《易经》学术研究多方面化奠定了基础。从《易经》学术研究的国际性开展的 角度看，他为易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所做的工作基本而重要，影响广泛而深入，以至可 以说今日西方易学的发展仍处在与“卫礼贤时期”密切关联的“后卫礼贤时期”。 如果说，在本世纪上半叶《易经》在西方世界的影响仍局限于少数学者（主要 是汉学家）圈子内，那么到下半叶，《易经》的传播大大普及化了，就学者圈而论，范 围也大大扩展，西方有代表性的从事不同现代学科研究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中，许多人试 图对《易经》的意义和价值进行解说和发挥，这就造成当代国际化《易经》学术研究范 围的新扩展，一种新的易文化思潮正在形成。这种思潮由于与现代世界的主流文化有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