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资料汇总 凶,是谓灾 无攸利。 上九:有孚于饮酒( tsau), 未济亨, 无咎(gau) 小狐汔济( tsHet), 清其首 (Ciau),(幽部) 潘其尾(miw),(脂微合韵) 有孚失是 韵考韵读的启示 现在该谈对于古经其他方面研究的意见了。 (一)关于古经产生的时代与作者 古经产生的时代与作者,一直是《周易》研究者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各自 站在所持的立场,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异说纷纭 郭沫若在《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补注一说:“《周易》是战国前半駢臂子弓 所作②。”李镜池说:“应是西周末年的著作”,“它的作者就是西周末年的一位筮官 ③”。高亨说:“大抵成于周初”,“其或文王、周公对于此书有订补之功欤④?”刘 大钧说:“必定经过了多人的采辑、订正,最后到殷末周初才成为今天的样子⑤。”产 生时代,有的说战国,有的说西周末,有的周初,有的说殷末周初:作者,有的说野臂 子弓,有的说一位筮官,有的不说撰人仅说文王周公有订补之功,有的说多人的采辑订 但究竟怎么样呢?关于古经的写作时代,上文我们说过,古经的韵部系统反映 了殷末周初的语音实际,那么,它的成书时代也只能是殷末周初的时代。惟刘大钧说得 至于作者,司马迁早已言得明白,为文王所作。《史记·周本纪》:“西伯盖 即位五十五年。其囚友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又《报任安书》:“盖 西伯拘而演《周易》。”西伯就是武王定天下后所追谥的文王。所谓“益”,所谓“演 当包括重卦和写出卦辞爻辞在内。司马氏距殷末周初不到九百年,相当于现今之于南宋 殷商乃至西周,学在官府,精通学术者无多,世传典籍也无多,且司马氏世代为周史官, 初巫史不分,至汉则掌“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司马氏对世业的典籍,熟谙如家 珍,因此,从文献学的观点看,司马迁对《周易》古经的作者当不会记错,他的话是确 凿可靠的。因而,班固《汉书·艺文志》信之不疑,并进一步认定说:“至于殷周之际, 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 《上下篇》。”“上下篇”就是古经的上经下经。 但是,唐宋以后,疑古之风大起,近代以来,更争以异说为胜,于是,古经作 者遂成了一笔糊涂帐。疑古者最有力的证据是孔子在《周易大传·系辞下》所说的两段 话:“《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易》之兴也,其 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据此,郭沫若推论说:“这重卦的,系 辞的,究竟是什么人,这在作《易传》的人已经是不明白的。”“像这样关于《易》的 作者与时代,一问再问地不敢决定下去,这是很慎重的,而且这些很慎重的质疑我们还 可以看出是有相当的根据。”“主张文王重卦的都是汉人,在他们以前并没有何种根据 ⑥。”高亨推论说:“可见何人作《周易》,晚周人不能确言,仅疑其作于殷周之交而 已⑦。”“未言为文王所作⑧。”并断言司马迁、班固之说“先秦人未尝言之,恐不可 信⑨。”郭氏、高氏实在是误解了这两段话的意思。首先,我们有《周易大传韵考韵读》 以充分证据论定《易传》为孔子所作无疑。孔子生在“礼乐与周同”的鲁国,当春秋之
《易经》资料汇总 16 三、韵考韵读的启示 现在该谈对于古经其他方面研究的意见了。 （一）关于古经产生的时代与作者 古经产生的时代与作者，一直是《周易》研究者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各自 站在所持的立场，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异说纷纭。 郭沫若在《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补注一说：“《周易》是战国前半馯臂子弓 所作②。”李镜池说：“应是西周末年的著作”，“它的作者就是西周末年的一位筮官 ③”。高亨说：“大抵成于周初”，“其或文王、周公对于此书有订补之功欤④？”刘 大钧说：“必定经过了多人的采辑、订正，最后到殷末周初才成为今天的样子⑤。”产 生时代，有的说战国，有的说西周末，有的周初，有的说殷末周初；作者，有的说馯臂 子弓，有的说一位筮官，有的不说撰人仅说文王周公有订补之功，有的说多人的采辑订 正。 但究竟怎么样呢？关于古经的写作时代，上文我们说过，古经的韵部系统反映 了殷末周初的语音实际，那么，它的成书时代也只能是殷末周初的时代。惟刘大钧说得 之。 至于作者，司马迁早已言得明白，为文王所作。《史记·周本纪》：“西伯盖 即位五十五年。其囚 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又《报任安书》：“盖 西伯拘而演《周易》。”西伯就是武王定天下后所追谥的文王。所谓“益”，所谓“演”， 当包括重卦和写出卦辞爻辞在内。司马氏距殷末周初不到九百年，相当于现今之于南宋， 殷商乃至西周，学在官府，精通学术者无多，世传典籍也无多，且司马氏世代为周史官， 初巫史不分，至汉则掌“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司马氏对世业的典籍，熟谙如家 珍，因此，从文献学的观点看，司马迁对《周易》古经的作者当不会记错，他的话是确 凿可靠的。因而，班固《汉书·艺文志》信之不疑，并进一步认定说：“至于殷周之际， 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 《上下篇》。”“上下篇”就是古经的上经下经。 但是，唐宋以后，疑古之风大起，近代以来，更争以异说为胜，于是，古经作 者遂成了一笔糊涂帐。疑古者最有力的证据是孔子在《周易大传·系辞下》所说的两段 话：“《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易》之兴也，其 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据此，郭沫若推论说：“这重卦的，系 辞的，究竟是什么人，这在作《易传》的人已经是不明白的。”“像这样关于《易》的 作者与时代，一问再问地不敢决定下去，这是很慎重的，而且这些很慎重的质疑我们还 可以看出是有相当的根据。”“主张文王重卦的都是汉人，在他们以前并没有何种根据 ⑥。”高亨推论说：“可见何人作《周易》，晚周人不能确言，仅疑其作于殷周之交而 已⑦。”“未言为文王所作⑧。”并断言司马迁、班固之说“先秦人未尝言之，恐不可 信⑨。”郭氏、高氏实在是误解了这两段话的意思。首先，我们有《周易大传韵考韵读》 以充分证据论定《易传》为孔子所作无疑。孔子生在“礼乐与周同”的鲁国，当春秋之
《易经》资料汇总 末,距文王生活的时代仅500余年,相当于我们现今之于明代。孔子尊文王,赞扬周文 化“郁郁乎文哉⑩”,以为文王死后,他就是周文化的自然继承人(11),又喜《周易》, 读《易》韦编三绝(12)。对于古经的时代与作者,自然十分明了。但孔子著书有一个特 点,那就是《公羊传·闵公元年》所说的“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谷梁 传·成公九年》说得更具体:“为尊者讳耻,为亲者讳疾,为贤者讳过。”据《史记·周 本纪》载,殷纣之末,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效古公、公季之法,笃实仁义,敬老慈 少,礼下贤者,士人很多归向了他,为此,受到祟侯虎的诬陷,纣王拘囚了他,投于羑 里狱中。古经便是在友里狱中写成的。受囚拘,不管怎么讲,都是件耻辱的事情。论 述古经的作者,如果明确点出是文王,就必定要涉及写作的时间、地点,这就会触痛孔 子的大讳。所以他在《系辞下》两次说到作者与时代,都躲躲闪闪,若明若暗,用了隐 蔽而暗示的手法。言《易》“兴于中古”、“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不正是说古经产 生于中古当殷世衰微周德将兴的时候吗?言作者“有忧患”、“当文王与纣之事”,不 正是说作者就是受到诬陷,被纣王囚禁了的文王吗?懂得了孔子的避讳手法,就懂得了 《系辞下》的两段话其实是文王作古经的最早的根据 当然,文王作古经恐怕也有所借鉴,至少是借鉴了原始社会后期以来一直流传 在人们口头的一些民歌,借鉴了夏商以来卜祝口头记诵的一些诬歌 (二)关于古经的文学价值 过去人们研究古经,由占筮、哲学角度者居多,很少有从文学立场探讨的。其 实,古经是我国文学比《诗经》还要早的民歌、巫歌。我们看,古经韵文部分,大多是 二字句、三字句、四字句不等的短歌 括囊,像札紧口的袋子一样, 无咎,就既没有灾殃, 无誉。也没有誉扬。(《坤》六四) 这是用比喻手法描写处于险恶环境中的人,应当怎样谨言慎行及其结果。 女承筐,青年女子双手捧着果筐, 无实 却没有接到一粒鲜果样 士封羊,青年男子举刀剌向羊, 无血。却没有一滴血液流淌。(《归妹》上六) 这是描写青年男女婚礼的准备,但不顺利,于《易》比喻不吉之兆。 鸣鹤在阴,老鹤站在丛荫中鸣 其子和之。子女们在远处应和 我有好爵,我杯中有甘旨美酒 吾与汝靡之 定要跟你同乐 这是描写人们彼此沟通,互相信诚。前二句颇具《诗经》比兴之趣。 其实,全部古经都是供占筮者吟唱的巫歌,其前身有的则是采自民歌。至于其 中还有些不协韵的成分,那是诗歌初创时期所不可避免的,即使《诗经》中,也有不协 韵的句子和不协韵的篇章 句子简单,句调质朴,歌义纯真,正反映了文学之始的形态。作者另有《周易 古经是中国最古的歌)一文详细论述
《易经》资料汇总 17 末，距文王生活的时代仅 500 余年，相当于我们现今之于明代。孔子尊文王，赞扬周文 化“郁郁乎文哉⑩”，以为文王死后，他就是周文化的自然继承人(11)，又喜《周易》， 读《易》韦编三绝(12)。对于古经的时代与作者，自然十分明了。但孔子著书有一个特 点，那就是《公羊传·闵公元年》所说的“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谷梁 传·成公九年》说得更具体：“为尊者讳耻，为亲者讳疾，为贤者讳过。”据《史记·周 本纪》载，殷纣之末，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效古公、公季之法，笃实仁义，敬老慈 少，礼下贤者，士人很多归向了他，为此，受到崇侯虎的诬陷，纣王拘囚了他，投于 里狱中。古经便是在 里狱中写成的。受囚拘，不管怎么讲，都是件耻辱的事情。论 述古经的作者，如果明确点出是文王，就必定要涉及写作的时间、地点，这就会触痛孔 子的大讳。所以他在《系辞下》两次说到作者与时代，都躲躲闪闪，若明若暗，用了隐 蔽而暗示的手法。言《易》“兴于中古”、“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不正是说古经产 生于中古当殷世衰微周德将兴的时候吗？言作者“有忧患”、“当文王与纣之事”，不 正是说作者就是受到诬陷，被纣王囚禁了的文王吗？懂得了孔子的避讳手法，就懂得了 《系辞下》的两段话其实是文王作古经的最早的根据。 当然，文王作古经恐怕也有所借鉴，至少是借鉴了原始社会后期以来一直流传 在人们口头的一些民歌，借鉴了夏商以来卜祝口头记诵的一些诬歌。 （二）关于古经的文学价值 过去人们研究古经，由占筮、哲学角度者居多，很少有从文学立场探讨的。其 实，古经是我国文学比《诗经》还要早的民歌、巫歌。我们看，古经韵文部分，大多是 二字句、三字句、四字句不等的短歌： 括囊， 像札紧口的袋子一样， 无咎， 就既没有灾殃， 无誉。 也没有誉扬。（《坤》六四） 这是用比喻手法描写处于险恶环境中的人，应当怎样谨言慎行及其结果。 女承筐， 青年女子双手捧着果筐， 无实； 却没有接到一粒鲜果样； 士刲羊， 青年男子举刀剌向羊， 无血。 却没有一滴血液流淌。（《归妹》上六） 这是描写青年男女婚礼的准备，但不顺利，于《易》比喻不吉之兆。 鸣鹤在阴， 老鹤站在丛荫中鸣叫， 其子和之。 子女们在远处应和。 我有好爵， 我杯中有甘旨美酒， 吾与汝靡之。 一定要跟你同乐。 这是描写人们彼此沟通，互相信诚。前二句颇具《诗经》比兴之趣。 其实，全部古经都是供占筮者吟唱的巫歌，其前身有的则是采自民歌。至于其 中还有些不协韵的成分，那是诗歌初创时期所不可避免的，即使《诗经》中，也有不协 韵的句子和不协韵的篇章。 句子简单，句调质朴，歌义纯真，正反映了文学之始的形态。作者另有《周易 古经是中国最古的歌）一文详细论述
《易经》资料汇总 (三)关于古经的标点 通过分析古经的韵脚,我们发现近现代《易经》研究著作标点错误者不少。以 《坎》卦为例,卦辞:“有孚,维心亨,行有尚。”谓人有诚意,以心献祭,行为即有 事功与之相配。“亨”“尚”协阳部韵。高亨标点为:“有孚维心,亨,行有尚(12) 李镜池标点为:“有孚,维心。亨。行有尚(13)。读破了韵,自然也破了句,语义凌乱 不堪,异解蜂出。初六:“习坎,入于坎寳凶。”谓反复遇到坑坎,坠入其最深者,有 大凶。“坎”“寳”协谈部韵。高亨标点为:“习坎,入于坎,,凶。”也破了韵 六三:“来之坎坎,险且枕,入于坎寳,勿用。”谓人来到前后都有坎的境地,危险且 深重,一动就会坠入最深之处,千万不要动。“坎”“枕”“寳”侵谈合韵。高亨标点 为:“来之坎,坎险且枕,入于坎,寳,勿用。”李镜池标点为:“来之坎,坎险且枕, 入于坎寳。勿用。”破了韵。六四:“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终无咎。”谓祭祀 鬼神,用杯盛酒,用簋盛黍稷,辅助添加用缶,效纳约信于牖下,终究没有灾祸。“簋” “缶”“牖”“咎”协幽部韵。“樽酒簋”是“樽酒簋黍”的略称,略称是为协韵的需 要。东汉郑玄虞翻尚知此意,自魏王弼以后,注者以为“樽酒簋”不好理解,便把“贰” 属上读,于是,高亨标点为:“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终无咎。”李镜池标点为: “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终无咎。”因破了韵,也使语义不类。作者另有《周 易古经标点商兑》一文详细论述。 注释: ①《商代音系探索》,见赵诚《古代文字音韵论文集》,中华书局1991年版, 186-189页 ②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74页。 ③李镜池《周易通义》,中华书局1981年版,2页 ④高亨《周易古经今注》,齐鲁书社1986年版,4-5页 ⑤《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人民出版社1954年 版,24-26页 ⑥《周易古经今注》,中华书局1984年版,10页 ⑦《周易大传今注》,齐鲁书社1979年版593页 ⑧《周易古经今注》,中华书局1984年版,10页。 ⑨《论语·八佾》14章 ⑩0《论语·子罕》5章 (11)《史记·孔子世家》。 (12)高享《周易古经今注》《周易大传今注》,下引同。 (13)李镜池《周易通义》,下引同。 《易经》与稷下学 一一兼论《易传》为稷下黄老之作 【原文出处】管子学刊 【原刊地名】淄博 【原刊期号】199404 【原刊页号】70-73
《易经》资料汇总 18 （三）关于古经的标点 通过分析古经的韵脚，我们发现近现代《易经》研究著作标点错误者不少。以 《坎》卦为例，卦辞：“有孚，维心亨，行有尚。”谓人有诚意，以心献祭，行为即有 事功与之相配。“亨”“尚”协阳部韵。高亨标点为：“有孚维心，亨，行有尚(12)。” 李镜池标点为：“有孚，维心。亨。行有尚(13)。读破了韵，自然也破了句，语义凌乱 不堪，异解蜂出。初六：“习坎，入于坎窞凶。”谓反复遇到坑坎，坠入其最深者，有 大凶。“坎”“窞”协谈部韵。高亨标点为：“习坎，入于坎，窞，凶。”也破了韵。 六三：“来之坎坎，险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谓人来到前后都有坎的境地，危险且 深重，一动就会坠入最深之处，千万不要动。“坎”“枕”“窞”侵谈合韵。高亨标点 为：“来之坎，坎险且枕，入于坎，窞，勿用。”李镜池标点为：“来之坎，坎险且枕， 入于坎窞。勿用。”破了韵。六四：“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终无咎。”谓祭祀 鬼神，用杯盛酒，用簋盛黍稷，辅助添加用缶，效纳约信于牖下，终究没有灾祸。“簋” “缶”“牖”“咎”协幽部韵。“樽酒簋”是“樽酒簋黍”的略称，略称是为协韵的需 要。东汉郑玄虞翻尚知此意，自魏王弼以后，注者以为“樽酒簋”不好理解，便把“贰” 属上读，于是，高亨标点为：“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终无咎。”李镜池标点为： “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终无咎。”因破了韵，也使语义不类。作者另有《周 易古经标点商兑》一文详细论述。 注释： ①《商代音系探索》，见赵诚《古代文字音韵论文集》，中华书局 1991 年版， 186-189 页。 ②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人民出版社 1954 年版，74 页。 ③李镜池《周易通义》，中华书局 1981 年版，2 页。 ④高亨《周易古经今注》，齐鲁书社 1986 年版，4-5 页。 ⑤《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人民出版社 1954 年 版，24-26 页。 ⑥《周易古经今注》，中华书局 1984 年版，10 页。 ⑦《周易大传今注》，齐鲁书社 1979 年版 593 页。 ⑧《周易古经今注》，中华书局 1984 年版，10 页。 ⑨《论语·八佾》14 章 ⑩《论语·子罕》5 章。 (11)《史记·孔子世家》。 (12)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周易大传今注》，下引同。 (13)李镜池《周易通义》，下引同。 《易经》与稷下学 ——兼论《易传》为稷下黄老之作 【原文出处】管子学刊 【原刊地名】淄博 【原刊期号】199404 【原刊页号】70-73
《易经》资料汇总 【分类号】B5 【分类名】中国哲学史 【复印期号】199503 【作者】黄宝先 【作者简介】黄宝先山东工程学院稷下学研究所 【正文】 司马迁认为《易传》为孔子所整理,这一观点已被学术界否定,然而,仍有不 少人坚持认为《易传》是儒家作品。通过对《易传》与稷下学之间关系的探讨,特别是 通过对《易传》基本内容所显示的特点及稷下学对《易传》之影响的探索,认为不仅《系 辞传》是稷下之作,而且整个《易传》就是稷下黄老学派之作。 、《易传》的功利性特点体现了齐文化的特点,其功利性与齐文化紧密相联, 这表明《易传》应是齐学之作。 从《易传》的内容来看,它所体现的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功利性,也就是说在义 和利这个问题上虽然它并不否认义,并指出“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 足以和义,负固足以干事。”(《文言》)但它更重视功利。即使从上面所引的这句不 否认义的话来看,《易传》也是肯定道德、仁义的同时,更加肯定道德对于社会活动及 其对于个人事业的功利价值,即认为道德可以保证社会活动的顺利进行和个人事业取得 成功。也就是说《易传》把义、德当成实现易道和获取个人成功的具体方法。 《易传》的功利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易传》作为阐释经文的著作, 使其本身就具有功利性。这因为它对《易》中每一卦的卦、爻、辞的解释,就是给人们 提供一个关于事情吉凶、追求行动而获得成功的参考。这就使《易传》从立意开始就赋 予了功利性的内涵。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一方面,即《易传》内容的功利性,功利 贯串在《易传》的始终。《系辞》指出“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也就是通过 天地阴阳变化之道,达到万物资生、万物资始,以为天下利的目的。这在《彖》、《象》 中亦有类似的主张,《彖》云“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族,品物法行, 太阳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物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 出庶物,万国咸宁。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万顺承天,坤厚载物,千合无疆,含弘广大, 品物咸宁。”《象》曰“天与水违行,君子以容畜众。”这些主张对《易传》的功种进 行了总的方向性规范。那么,怎样才能实现资始、资生,以为天下利的目的呢?《易传》 认为,首先是要重农业兼顾工商,主张“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为渔”,“斫木为耜, 揉木为耒,耒耨之之利,以教天下”,“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 退,各得其所”(《系辞》)。其次,是要善理财,即“理财正辞,禁民为非”(《系 辞》)就是说要管理好财物,端正言辞,禁止百姓为非乱法。正如《周易正义》所言“治 理其财,用之有节;正定号其令辞,出之以理;禁约其民为非僻之事,勿使行恶。”再 就是重变通,认为“变得通,通则久”(《系辞》)。还重得人才,重得人心。认为“天 地变化草木蕃,天地闭贤人隐”(《文言》),“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彖》 并特别重视个人努力和个人修养,指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 以厚德载物”、“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君子以反身修德”、“君子以见善则改 有过则改”(《彖》)。《易传》的这一系列主张,从目的到手段都体现了极强的功利 性 由于《易传》注重功利性,从而使其同孔孟儒家之耻于言利严格区分开来。这 就使它不可能成为鲁学、儒学之作。而这一功利性的特点则体现了齐文化的功利性特点。 齐文化向有重功利的特点。齐国自太公建国始就确立了“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
《易经》资料汇总 19 【分 类 号】B5 【分 类 名】中国哲学史 【复印期号】199503 【作 者】黄宝先 【作者简介】黄宝先 山东工程学院稷下学研究所 【正 文】 司马迁认为《易传》为孔子所整理，这一观点已被学术界否定，然而，仍有不 少人坚持认为《易传》是儒家作品。通过对《易传》与稷下学之间关系的探讨，特别是 通过对《易传》基本内容所显示的特点及稷下学对《易传》之影响的探索，认为不仅《系 辞传》是稷下之作，而且整个《易传》就是稷下黄老学派之作。 一、《易传》的功利性特点体现了齐文化的特点，其功利性与齐文化紧密相联， 这表明《易传》应是齐学之作。 从《易传》的内容来看，它所体现的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功利性，也就是说在义 和利这个问题上虽然它并不否认义，并指出“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 足以和义，负固足以干事。”（《文言》）但它更重视功利。即使从上面所引的这句不 否认义的话来看，《易传》也是肯定道德、仁义的同时，更加肯定道德对于社会活动及 其对于个人事业的功利价值，即认为道德可以保证社会活动的顺利进行和个人事业取得 成功。也就是说《易传》把义、德当成实现易道和获取个人成功的具体方法。 《易传》的功利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易传》作为阐释经文的著作， 使其本身就具有功利性。这因为它对《易》中每一卦的卦、爻、辞的解释，就是给人们 提供一个关于事情吉凶、追求行动而获得成功的参考。这就使《易传》从立意开始就赋 予了功利性的内涵。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一方面，即《易传》内容的功利性，功利 贯串在《易传》的始终。《系辞》指出“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也就是通过 天地阴阳变化之道，达到万物资生、万物资始，以为天下利的目的。这在《彖》、《象》 中亦有类似的主张，《彖》云“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族，品物法行， 太阳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物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 出庶物，万国咸宁。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万顺承天，坤厚载物，千合无疆，含弘广大， 品物咸宁。”《象》曰“天与水违行，君子以容畜众。”这些主张对《易传》的功种进 行了总的方向性规范。那么，怎样才能实现资始、资生，以为天下利的目的呢？《易传》 认为，首先是要重农业兼顾工商，主张“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为渔”，“斫木为耜， 揉木为耒，耒耨之之利，以教天下”，“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 退，各得其所”（《系辞》）。其次，是要善理财，即“理财正辞，禁民为非”（《系 辞》）就是说要管理好财物，端正言辞，禁止百姓为非乱法。正如《周易正义》所言“治 理其财，用之有节；正定号其令辞，出之以理；禁约其民为非僻之事，勿使行恶。”再 就是重变通，认为“变得通，通则久”（《系辞》）。还重得人才，重得人心。认为“天 地变化草木蕃，天地闭贤人隐”（《文言》），“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彖》）。 并特别重视个人努力和个人修养，指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 以厚德载物”、“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君子以反身修德”、“君子以见善则改， 有过则改”（《彖》）。《易传》的这一系列主张，从目的到手段都体现了极强的功利 性。 由于《易传》注重功利性，从而使其同孔孟儒家之耻于言利严格区分开来。这 就使它不可能成为鲁学、儒学之作。而这一功利性的特点则体现了齐文化的功利性特点。 齐文化向有重功利的特点。齐国自太公建国始就确立了“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
《易经》资料汇总 便鱼盐之利”(《史记·齐太公世家》)和尊贤上功的重功利、强调为社会现实服务的 方针,并一直是齐国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这一思想得到了管仲的继承与发展,从而佐 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首霸诸侯。到田齐时,姜齐的重功利思想和传统继续得到发 扬光大。田齐不仅在政治上尊贤上功,经济上重本不禁末体现了较强的功利性,而且在 文化上亦是如此。田齐设立稷下学宫目的就是为田齐的社会政治服务,稷下学宫成了田 齐政权的咨询机构或智囊团。田齐对稷下先生十分尊宠,“为开第康庄大衢,高门大屋 《史记·田齐世家》),其目的是使其“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史记·孟 荀列传》)为田齐的统治者献计献策。由此可见,务实、功利性极强的齐文化同《易传》 极其相似。而《易传》的功利特点恰恰反映了齐文化的功利性,从而使二者紧密相联, 这至少可以说明《易传》是齐学之作而不会是儒学之作。 二、《易传》以道为主,采儒墨之善,撮阴阳名法之要,体现了稷下黄老学派 的特点,这表明它是稷下黄老之作 《易传》解易的立足点是道,归宿点也是道,也就是说道是《易传》的灵魂和 生命线,贯串在《易传》的始终,易传之道大致有以下几种: 1、天地起源的“淳和未分之气”之道,如“一阴一阳之谓道。”(《系辞》) “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系辞》) 2、规律之道,如:“《易》与天地准,故能弥天地之道”。(《系辞》)“夫 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系辞》) 3、方法之道,如:“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系辞》)“《易》有圣人 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者尚其象,以卜者尚其占。”(《系辞》) 4、道德之道,如:“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系辞》)“夫 妇之道不可久也故受之以《恒》”(《序卦传》) 《易传》在解易过程中无论是其世界观、方法论,还是其辩证法都是就这几种 道展开讨论的。它肯定了世界的本源在于道即“一阴一阳之谓道”,最难能可贵的是《易 传》为图强兴霸、富国强民的需要,在坚持以道为本的基础上,还应时而变,将道变成 治国安民、富国兴邦的重要途径和手段,而它的这种应时而变之道完全显现在它对各家 学说的取舍、融合和运用上。 《易传》对各家学说采取了舍长补短的原则,对当时游于稷下、争鸣于稷下的 各大学派的思想都有所接受,但对这些学派的思想进行运用时都赋予了道的内涵,都从 道出发对之进行吸收运用 儒家“游文于六艺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汉书·艺文志》)重视礼,强 调道德,并以仁为核心。《易传》在解易的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合取了儒家礼、德、仁 的思想。尤其是对德格外重视,提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系辞》), 把美好的道德当成有所成就取信于人的途径,值得指出的是《易传》还把“履”卦当成 树立道德的基础,把《谦》卦当成施行道德的柯柄,把《恒》卦当成巩固道德的前提 把《损》卦当成修养道德的途径,把《益》卦当成充裕道德的方法,把《困》卦当成检 验道德的标准;把《井》卦当成居守道德的处所。对近20个卦用道德来解释,并且在 解易过程中多处引用孔子之言,说明《易传》对儒家思想,特别对其道德十分重视,但 《易传》又不是生吞活剥地就道德论道德,而是对道德进行了变通,应变成实现天下得 治之道,即所谓的“君人南面之术也”。(《汉书·艺文志》)。 《易传》还重采阴阳之说,指出“一阴一阳之谓道”,把阴阳当成万物之始 并把阴阳家的推衍之法运用到占筮中把它当成占筮之法,把阴阳之法变为“圣人之道 《易传》还吸收了墨家的尚贤、兼爱等主张,并以之为“为治”之道,指出“易 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
《易经》资料汇总 20 便鱼盐之利”（《史记·齐太公世家》）和尊贤上功的重功利、强调为社会现实服务的 方针，并一直是齐国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这一思想得到了管仲的继承与发展，从而佐 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首霸诸侯。到田齐时，姜齐的重功利思想和传统继续得到发 扬光大。田齐不仅在政治上尊贤上功，经济上重本不禁末体现了较强的功利性，而且在 文化上亦是如此。田齐设立稷下学宫目的就是为田齐的社会政治服务，稷下学宫成了田 齐政权的咨询机构或智囊团。田齐对稷下先生十分尊宠，“为开第康庄大衢，高门大屋。” （《史记·田齐世家》），其目的是使其“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史记·孟 荀列传》）为田齐的统治者献计献策。由此可见，务实、功利性极强的齐文化同《易传》 极其相似。而《易传》的功利特点恰恰反映了齐文化的功利性，从而使二者紧密相联， 这至少可以说明《易传》是齐学之作而不会是儒学之作。 二、《易传》以道为主，采儒墨之善，撮阴阳名法之要，体现了稷下黄老学派 的特点，这表明它是稷下黄老之作。 《易传》解易的立足点是道，归宿点也是道，也就是说道是《易传》的灵魂和 生命线，贯串在《易传》的始终，易传之道大致有以下几种： 1、天地起源的“淳和未分之气”之道，如“一阴一阳之谓道。”（《系辞》） “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系辞》） 2、规律之道，如：“《易》与天地准，故能弥天地之道”。（《系辞》）“夫 《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系辞》） 3、方法之道，如：“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系辞》）“《易》有圣人 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者尚其象，以卜者尚其占。”（《系辞》） 4、道德之道，如：“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系辞》）“夫 妇之道不可久也故受之以《恒》”（《序卦传》） 《易传》在解易过程中无论是其世界观、方法论，还是其辩证法都是就这几种 道展开讨论的。它肯定了世界的本源在于道即“一阴一阳之谓道”，最难能可贵的是《易 传》为图强兴霸、富国强民的需要，在坚持以道为本的基础上，还应时而变，将道变成 治国安民、富国兴邦的重要途径和手段，而它的这种应时而变之道完全显现在它对各家 学说的取舍、融合和运用上。 《易传》对各家学说采取了舍长补短的原则，对当时游于稷下、争鸣于稷下的 各大学派的思想都有所接受，但对这些学派的思想进行运用时都赋予了道的内涵，都从 道出发对之进行吸收运用。 儒家“游文于六艺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汉书·艺文志》）重视礼，强 调道德，并以仁为核心。《易传》在解易的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合取了儒家礼、德、仁 的思想。尤其是对德格外重视，提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系辞》）， 把美好的道德当成有所成就取信于人的途径，值得指出的是《易传》还把“履”卦当成 树立道德的基础，把《谦》卦当成施行道德的柯柄，把《恒》卦当成巩固道德的前提， 把《损》卦当成修养道德的途径，把《益》卦当成充裕道德的方法，把《困》卦当成检 验道德的标准；把《井》卦当成居守道德的处所。对近 20 个卦用道德来解释，并且在 解易过程中多处引用孔子之言，说明《易传》对儒家思想，特别对其道德十分重视，但 《易传》又不是生吞活剥地就道德论道德，而是对道德进行了变通，应变成实现天下得 治之道，即所谓的“君人南面之术也”。（《汉书·艺文志》）。 《易传》还重采阴阳之说，指出“一阴一阳之谓道”，把阴阳当成万物之始， 并把阴阳家的推衍之法运用到占筮中把它当成占筮之法，把阴阳之法变为“圣人之道”。 《易传》还吸收了墨家的尚贤、兼爱等主张，并以之为“为治”之道，指出“易 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