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关于陈独秀、李大钊没有参加中共一大的原因对于"北李"李大钊未能参加一大的原因，史学界有五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李大钊当时是北大教授并兼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正值北大学年结束，校务繁忙，不能抽身。这是最流行的说法，多数涉及此问题的文章及图书均采用这种说法。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写道："北京支部应派两个代表出席。各地同志都期盼李大钊先生能亲自出席；但他因为正值北大学年终结期间，校务繁忙，不能抽身前往。结果便由我和刘仁静代表北京支部出席大会。“另外一位一大代表陈公博，也是北大的毕业生。他在1946年写的《我与共产党》中记述道："当时的代表大会，所谓共党的南陈北李都没有参加，迩时仲甫以主持广东教育会的关系，且为上海租界当局所注意，故未来沪，而李大钊则尚主持北大图书馆，也未南来。”第二种说法：在1921年6、7月间，李大钊正忙于筹备井准备出席在南京召开的"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提这一说法的是现代的一些学者、专家，包括胡华这样的大学者。有文章说："李大钊正在北京召开少年中国学会的会议，陈独秀在广东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均未参加（党的一大）。“还有一篇文章说：“1921年李大钊同志因筹备召开少年中国学会之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另派两名代表参加了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李大钊是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人之一，也是学会的灵魂人物之一少年中国学会每年7月召开年会，与中共一大召开的时间大体一致。部分学者据此认为，李大钊没有出席中共一大是因为要出席"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这种说法经认真推敲、查阅文献，基本不可信。因为李大钊那时在北京，并没有参加1921年7月1日在南京召开的少年中国学会年会。第三种说法：李大钊正参与领导索薪斗争，所以未能亲自参加中共一大。这种提法最早是罗章龙提出来的。罗章龙当时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骨干成员。他在《亢斋回忆录一一一记和守常同志在一起的日子》一文中说：“1921年暑假将临的时候，我们接到上海方面的通知（时独秀亦从南方来信，不在上海）要我们派人去参加会议，我们对会议的性质并不如事后所认识的那样，是全党的成立大会。时北方小组成员多在西城辟才胡同一个补习学校兼课，就在那里召开了一个小组会议，会上推选赴上海的人员。守常先生那时正忙于主持北大教师索薪工作（原索薪会主席为马叙伦，马因病改由守常代理，这次索薪罢教亘十个月之久），在场的同志因有工作不能分身，我亦往返长辛店、南口之间，忙于工人运动，张国焘已在上海，乃推选张国焘、刘仁静二人出席。“在这段文字中，罗章龙以当事人的身份详细叙述了北京小组选派张国焘、刘仁静二人为代表的经过。这段回忆向我们透露了两条信息：一是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召开一大的重要性；二是李大钊正在忙于主持北大教师的索薪工作，而且还代理正生病的马叙伦先生为索薪会的主席。过去人们只注意李大钊领导索薪斗争"是他没有出席一大的原因，却忽视了这段文字中最重要的信息：当时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没有意识到一大的重要性。1921年春，直系军阀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因为财政困难，竟然断绝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八校的教育经费和教职员薪俸，使北京国立八所高等学校的正常运转无法维持，教职工的生活难以为继。八校的教职员被迫于1921年3月14日举行罢教罢工。3月16日上午，八校教职员代表20人在美术专门学校开会，决定由每个学校选派3名代表组成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各校教职员联席会议"。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马叙伦被推选为联席会议主席，李大钊和美术专门学校的代表徐瑾被指定为新闻干事。在马叙伦生病期间，即自4月26日起李大钊代理八校联席会议主席，参与领导了这场斗争。这次索薪斗争历时4月余，几乎天天有会，李大钊总是每会必到。他还数次率代表到教育部和国务院请愿。6月3日，在国务院立等7小时未得接见，代表们坚行进入，遭到军阀毒打，李大钊"率领八校教职员工索薪团到北洋政府总统府交涉，遭反动军警殴打，头部受伤"。据1921年6月5日的北京《晨报》报道：李大钊被打得昏迷倒地，不省人事”。后来李大钊被送进了医院，待李大钊伤愈出院，联席会议主席马叙伦仍在治疗中，李大钊则代任主席为索薪与北洋政府方面继续斗争。“大钊同志因为公务繁忙和正在领导索薪斗争，战斗在反对军阀政府的第一线，无法脱身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第四种说法：对”一大”的历史意义估计不足。如果我们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去分析当年北大师生的活动及其心理以及当时较为广泛自由的结社氛围，我们就会得出一个非常简单的结论：北大学生接到李达自上海寄来的通知后，认为是一件不大的事情，在组织活动中可能没有惊动李大钊，也可能随便给李大钊说了，而李大钊也因工作繁忙就委托学生们处理。学生们于是召开会议，相互谦让后，推举张国焘和刘仁静两位学生为代表。上述罗章龙的回忆已明确说明，当时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并没有意识到一大的重要性。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另一位骨干成员刘仁静也在《一大忆》中说："1921年夏天，我们在北京西城为考大学的青年办一个文化补习学校，由邓中夏教国文，张国焘教数理，我教英文。有一天，我们接到上海通知，要我们派两个代表沪参加建党会议，于
（五）关于陈独秀、李大钊没有参加中共一大的原因 对于"北李"李大钊未能参加一大的原因，史学界有五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李大钊当时是北大教授并兼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正值北大学年结束，校务繁 忙，不能抽身。这是最流行的说法，多数涉及此问题的文章及图书均采用这种说法。张国焘在《我 的回忆》中写道："北京支部应派两个代表出席。各地同志都期盼李大钊先生能亲自出席；但他因为 正值北大学年终结期间，校务繁忙，不能抽身前往。结果便由我和刘仁静代表北京支部出席大 会。"另外一位一大代表陈公博，也是北大的毕业生。他在1946年写的《我与共产党》中记述道："当 时的代表大会，所谓共党的南陈北李都没有参加，迩时仲甫以主持广东教育会的关系，且为上海租 界当局所注意，故未来沪，而李大钊则尚主持北大图书馆，也未南来。" 第二种说法：在1921年6、7月间，李大钊正忙于筹备并准备出席在南京召开的"少年中国学 会"的年会。提这一说法的是现代的一些学者、专家，包括胡华这样的大学者。有文章说："李大钊正 在北京召开‘少年中国学会’的会议，陈独秀在广东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均未参加（党的一大）。"还 有一篇文章说："1921年李大钊同志因筹备召开‘少年中国学会’之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另派两名代 表参加了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李大钊是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人之一，也是学会的灵魂人物之一。 少年中国学会每年7月召开年会，与中共一大召开的时间大体一致。部分学者据此认为，李大钊没有 出席中共一大是因为要出席"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这种说法经认真推敲、查阅文献，基本不可信。 因为李大钊那时在北京，并没有参加1921年7月1日在南京召开的少年中国学会年会。 第三种说法：李大钊正参与领导索薪斗争，所以未能亲自参加中共一大。这种提法最早是罗 章龙提出来的。罗章龙当时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骨干成员。他在《亢斋回忆录———记和守常同 志在一起的日子》一文中说："1921年暑假将临的时候，我们接到上海方面的通知（时独秀亦从南方 来信，不在上海）要我们派人去参加会议，我们对会议的性质并不如事后所认识的那样，是全党的 成立大会。时北方小组成员多在西城辟才胡同一个补习学校兼课，就在那里召开了一个小组会议， 会上推选赴上海的人员。守常先生那时正忙于主持北大教师索薪工作（原索薪会主席为马叙伦，马 因病改由守常代理，这次索薪罢教亘十个月之久），在场的同志因有工作不能分身，我亦往返长辛 店、南口之间，忙于工人运动，张国焘已在上海，乃推选张国焘、刘仁静二人出席。"在这段文字 中，罗章龙以当事人的身份详细叙述了北京小组选派张国焘、刘仁静二人为代表的经过。这段回忆 向我们透露了两条信息：一是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召开一大的重要性；二是李大钊正在忙于主持北大 教师的索薪工作，而且还代理正生病的马叙伦先生为索薪会的主席。过去人们只注意李大钊"领导索 薪斗争"是他没有出席一大的原因，却忽视了这段文字中最重要的信息：当时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没有 意识到一大的重要性。 1921年春，直系军阀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因为财政困难，竟然断绝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八校的教育经 费和教职员薪俸，使北京国立八所高等学校的正常运转无法维持，教职工的生活难以为继。八校的 教职员被迫于1921年3月14日举行罢教罢工。3月16日上午，八校教职员代表20人在美术专门学校开 会，决定由每个学校选派3名代表组成"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各校教职员联席会议"。北京大学哲学系教 授马叙伦被推选为联席会议主席，李大钊和美术专门学校的代表徐瑾被指定为新闻干事。在马叙伦 生病期间，即自4月26日起李大钊代理八校联席会议主席，参与领导了这场斗争。这次索薪斗争历时 4月余，几乎天天有会，李大钊总是每会必到。他还数次率代表到教育部和国务院请愿。6月3日，在 国务院立等7小时未得接见，代表们坚行进入，遭到军阀毒打，李大钊"率领八校教职员工索薪团到北 洋政府总统府交涉，遭反动军警殴打，头部受伤"。据1921年6月5日的北京《晨报》报道：李大钊被 打得"昏迷倒地，不省人事"。后来李大钊被送进了医院，待李大钊伤愈出院，联席会议主席马叙伦仍 在治疗中，李大钊则代任主席为索薪与北洋政府方面继续斗争。"大钊同志因为公务繁忙和正在领 导‘索薪斗争’，战斗在反对军阀政府的第一线，无法脱身参加这次代表大会。" 第四种说法：对"一大"的历史意义估计不足。如果我们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去分析当年北 大师生的活动及其心理以及当时较为广泛自由的结社氛围，我们就会得出一个非常简单的结论：北 大学生接到李达自上海寄来的通知后，认为是一件不大的事情，在组织活动中可能没有惊动李大 钊，也可能随便给李大钊说了，而李大钊也因工作繁忙就委托学生们处理。学生们于是召开会议， 相互谦让后，推举张国焘和刘仁静两位学生为代表。上述罗章龙的回忆已明确说明，当时北京共产 主义小组并没有意识到一大的重要性。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另一位骨干成员刘仁静也在《一大琐 忆》中说："1921年夏天，我们在北京西城为考大学的青年办一个文化补习学校，由邓中夏教国文， 张国焘教数理，我教英文。有一天，我们接到上海通知，要我们派两个代表赴沪参加建党会议，于
是我们就在这个学校开了一个选举代表的会。“选举时，“我依稀记得，那天李大钊没有出席。当时出席的人都同意派代表赴上海开会，但并没有谁想到是去出席一个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也没有谁想争当这个代表"。"我记得会上没有选李大钊。“刘仁静在回忆中还说：“由于对一大的意义认识不足一般习惯于在组织活动中不惊动李大钊，因而没有选举他是并不奇怪的。“当时北京小组选举一大代表的实际情况是：首先大家一致选张国焘当代表。在选第二个代表时，曾经提出过邓中夏和罗章龙，然而他们十分谦让，以工作忙不克分身为由谢辞，这样最后才确定我当代表"。那么邓中夏是不是很忙呢？不是的，只是在邓中夏看来开这样的会议意义不大，随后他就南下南京去出席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了。刘仁静说：“总之，选代表的那次会是认真的，气氛也是好的，缺点在于我们没有预见到一大的历史意义，因而使得这莫大光荣不适当地落到了我的头上。”事实上，当年参加一大的代表们也没有意识到会议的重要性。以至于十几年后，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等当年的代表们竞然没有一人记得一大开会的具体日子。现在很多人总是疑惑既然党的"一大"不是在7月1日召开的，什么时候、为什么把"七一"作为党的生日纪念日呢？其实，也是当时党内领导人不能确切记忆它的准确日期了。最早提出"七一"作为党的诞辰纪念日的，是毛泽东。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作《论持久战》的演讲时说："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十七周年纪念日，这个日子又正当抗战一周年"。这是第一次正式公开提出把"七一"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生日来纪念。当时在延安的"一大"代表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人，他们回忆的时候，记不清"-大"召开的准确时间了，只记得是一个夏天，天气很热。于是就决定把7月的月首作为党的纪念日了。但由组织确定"七一"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的时间，是在1939年6月30日，这一天的《新中华报》指出：七一是中国共产党英勇奋斗的十八周年纪念日"。以中央名义确定"七一"为党的生日的正式文件见于1941年6月，当时，中央发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今年七一是中国共产党产生的二十周年，七七是抗日战争的四周年，各抗日根据地应分别召集会议，采取各种办法，举行纪念，并在各种刊物出特刊或特辑。“这是以中共中央名义作出的关于纪念"七一"的第一个指示。从此，“七一"就作为党的生日固定下来。为什么邓中夏宁可参加少年中国学会而没有参加中共一大，为什么有学者认为是李大钊要筹备和准备出席少年中国学会年会呢？这里有必要说明少年中国学会在五四时候的分量。五四时期是一个思想解放、百家争鸣的时代，各种思想层出不穷，各种党派、社团如雨后春笋。广大青年学子纷纷起来组织学会，学习和探索新思想、新学说，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少年中国学会就是其中人数较多、分布最广、历时最久、影响也较大的一个进步社团。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中的李大钊、毛泽东和党的早期活动家邓中夏、恽代英、蔡和森等同志，都曾是这个学会的会员，有的并担任过学会的领导工作。李大钊曾经参加学会的筹备和发起工作，并亲自担任学会机关刊物《少年中国》月刊的主任编辑，从事进步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在少年中国学会活动的初期占有重要地位。作为名人的李大钊当时参加的进步社团是很多的，而且邀请他参加各种新成立社团的邀请信也是很多的，如果在他看来没有更大的意义的社团会议，估计他还是会以参加少年中国学会为重的。第五种说法：李大钊不方便参加这样一次”赤色”会议。从陈公博的回忆"当时的代表大会，所谓共党的南陈北李都没有参加，迩时仲甫以主持广东教育会的关系，且为上海租界当局所注意，故未来沪”、张国焘和李大钊商量出的托辞以及刘仁静的推测可以得出结论，李大钊没有出席会议可能是出于安全因素考虑。共产主义运动在苏俄一兴起，就被世界资本主义阵营视为"洪水猛兽”、"过激主义”，引起了国际反动势力的恐慌，在中国更是被北洋军阀和租界当局严加防范，李大钊作为一位北大教授，社会名流，特别作为一位挂了号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想秘密参加这样一个会议，难度很大，加上又各种事务缠身，突然的离开，更会引起当局的猜疑，搞不好会连累同志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因此他有可能和张国焘商量，让他得意弟子参加，自己以领导讨薪斗争为幌子掩护这样一次重大的秘密的会议的召开。为什么陈独秀也没有参加党的成立大会呢？这方面的争论更是多样，原因也是众说纷绘，经梳理，主要有以下四种说法。第一种说法：公务繁忙说。其主要依据是陈潭秋、包惠僧、张国等的回忆：陈独秀在广州政府担任教育委员长忙于公务而无法抽身参加大会。1936年，陈潭秋在《回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说：“陈独秀未出席第一次代表大会。那时他在陈炯明手下做广东教育厅长。"与陈独秀关系十分密切的包惠僧回忆参加中共"一大"时的情况说：“有一天，陈独秀召集我们在谭植棠家开会
是我们就在这个学校开了一个选举代表的会。"选举时，"我依稀记得，那天李大钊没有出席。当时出 席的人都同意派代表赴上海开会，但并没有谁想到是去出席一个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也没有谁想 争当这个代表"。"我记得会上没有选李大钊。"刘仁静在回忆中还说："由于对一大的意义认识不足， 一般习惯于在组织活动中不惊动李大钊，因而没有选举他是并不奇怪的。"当时北京小组选举一大代 表的"实际情况是：首先大家一致选张国焘当代表。在选第二个代表时，曾经提出过邓中夏和罗章 龙，然而他们十分谦让，以工作忙不克分身为由谢辞，这样最后才确定我当代表"。那么邓中夏是不 是很忙呢？不是的，只是在邓中夏看来开这样的会议意义不大，随后他就南下南京去出席少年中国 学会的年会了。刘仁静说："总之，选代表的那次会是认真的，气氛也是好的，缺点在于我们没有预 见到‘一大’的历史意义，因而使得这莫大光荣不适当地落到了我的头上。" 事实上，当年参加一大的代表们也没有意识到会议的重要性。以至于十几年后，毛泽东、董必 武、陈潭秋等当年的代表们竟然没有一人记得一大开会的具体日子。现在很多人总是疑惑既然党 的"一大"不是在7月1日召开的，什么时候、为什么把"七一"作为党的生日纪念日呢?其实，也是当时 党内领导人不能确切记忆它的准确日期了。最早提出"七一"作为党的诞辰纪念日的，是毛泽东。1938 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作《论持久战》的演讲时说："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 十七周年纪念日，这个日子又正当抗战一周年"。这是第一次正式公开提出把"七一"作为中国共产党 的生日来纪念。当时在延安的"一大"代表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人，他们回忆的时候，记不清"一 大"召开的准确时间了，只记得是一个夏天，天气很热。于是就决定把7月的月首作为党的纪念日了。 但由组织确定"七一"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的时间，是在1939年6月30日，这一天的《新中华报》指 出:"‘七一’是中国共产党英勇奋斗的十八周年纪念日"。以中央名义确定"七一"为党的生日的正式文件 见于1941年6月，当时，中央发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今年七 一是中国共产党产生的二十周年，七七是抗日战争的四周年，各抗日根据地应分别召集会议，采取 各种办法，举行纪念，并在各种刊物出特刊或特辑。"这是以中共中央名义作出的关于纪念"七一"的 第一个指示。从此，"七一"就作为党的生日固定下来。 为什么邓中夏宁可参加少年中国学会而没有参加中共一大，为什么有学者认为是李大钊要筹备和 准备出席少年中国学会年会呢？这里有必要说明少年中国学会在五四时候的分量。五四时期是一个 思想解放、百家争鸣的时代，各种思想层出不穷，各种党派、社团如雨后春笋。广大青年学子纷纷 起来组织学会，学习和探索新思想、新学说，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少年中国学会就是其中人数较 多、分布最广、历时最久、影响也较大的一个进步社团。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中的李大钊、毛泽东和 党的早期活动家邓中夏、恽代英、蔡和森等同志，都曾是这个学会的会员，有的并担任过学会的领 导工作。李大钊曾经参加学会的筹备和发起工作，并亲自担任学会机关刊物《少年中国》月刊的主 任编辑，从事进步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在少年中国学会活动的初期占有重要地位。作为名人 的李大钊当时参加的进步社团是很多的，而且邀请他参加各种新成立社团的邀请信也是很多的，如 果在他看来没有更大的意义的社团会议，估计他还是会以参加少年中国学会为重的。 第五种说法：李大钊不方便参加这样一次"赤色"会议。从陈公博的回忆"当时的代表大会，所 谓共党的南陈北李都没有参加，迩时仲甫以主持广东教育会的关系，且为上海租界当局所注意，故 未来沪"、张国焘和李大钊商量出的托辞以及刘仁静的推测可以得出结论，李大钊没有出席会议可能 是出于安全因素考虑。共产主义运动在苏俄一兴起，就被世界资本主义阵营视为"洪水猛兽"、"过激 主义"，引起了国际反动势力的恐慌，在中国更是被北洋军阀和租界当局严加防范，李大钊作为一位 北大教授，社会名流，特别作为一位挂了号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想秘密参加这样一个会议，难度 很大，加上又各种事务缠身，突然的离开，更会引起当局的猜疑，搞不好会连累同志和中国共产党 的成立，因此他有可能和张国焘商量，让他得意弟子参加，自己以领导讨薪斗争为幌子掩护这样一 次重大的秘密的会议的召开。 ※ ※ ※ ※ ※ ※ ※ ※ 为什么陈独秀也没有参加党的成立大会呢？这方面的争论更是多样，原因也是众说纷纭，经梳 理，主要有以下四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公务繁忙说。其主要依据是陈潭秋、包惠僧、张国焘等的回忆：陈独秀在广州政府 担任教育委员长忙于公务而无法抽身参加大会。1936年，陈潭秋在《回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 表大会》中说："陈独秀未出席第一次代表大会。那时他在陈炯明手下做广东教育厅长。"与陈独秀关 系十分密切的包惠僧回忆参加中共"一大"时的情况说："有一天，陈独秀召集我们在谭植棠家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