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中的暂时现象。但是,刘易斯在他的另一表述中又偏偏强调了文化价值的中心 地位,他说:“贫困文化一旦形成,就必然倾向于永恒。棚户区的孩子,到6-7 岁时,通常已经吸收贫困亚文化的基本态度和价值观念。因此,他们在心理上,不 准备接受那些可能改变他们生活的种种变迁的条件或改善的机会”( Lewis,1966: 188)。这样,贫困亚文化对大社会的拒斥、隔绝的关系,在刘易斯眼里似乎又是 个绝对的概念。 班费尔德认为,利己、家庭本位、排斥集体合作的观念和行为,是“非道德性 家庭主义”的伦理藩篱,亦即贫穷文化在乡村社会中的集中体现。他在《一个落后 社会的伦理基础》一书中,详细描述了意大利南部的一个落后乡村 Montegranesi 那里的村民们甘心作“家庭的囚犯”去获得一些即刻的报酬,接受现实的和眼前的 安排。在进一步阐释这种伦理的原则和起源之后,班费尔德分述了“非道德性家庭 主义”下的三种贫困事实:(1)高度死亡率之下的孤儿及普遍的继父母式的家庭 生活:(2)土地的占有决定了村民的阶级地位和政治表现,大量无地的农民处于 最低层:(3)缺乏扩大家庭制度。这里,班氏告诉我们一个也许是颇具启示的解 释框架:结构因素引发了这个落后村庄的伦理基础——“非道德性家庭主义”,亦 即村庄独有的贫困文化;反过来,作为整个村庄本质的“非道德性家庭主义”,又 以其自主性的表现,进一步影响这个贫困村庄的发展,制造或加深了贫困。班费尔 德的这种辩证的思想,虽然贯穿在这部书的始末,但他真正要强调的是:“非道德 性家庭主义”是这个村庄所有人(包括上层和下层阶级)长期共同遵奉的价值伦理 像刘易斯一样,班费尔德也相信,“穷人基本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利用机会摆脱 贫困之命运,因为他们早已内化了那些与大社会格格不入的一整套价值观念。改变 贫困的可能,只取决于外群体的力量”( Banfield,1958:156)。 一般认为,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反贫困之战”,是随约翰逊总统的登基和 哈瑞顿的著作《另类美国》的问世真正拉开序幕的。哈瑞顿的这本书取材于整个美 国社会。穷人,在哈瑞顿的笔下被描绘成“另类美国人”,其中的意思乃不言而喻: 如果“我群”代表美国的主流,显然,穷人作为“他群”必然为社会的非主流,而 且一定存在有别主流社会的亚文化。哈瑞顿说过,“在美国,穷人是一种文化, 种制度和一种生活方式”。他们的家庭结构不同于社会的其他群体,没有父亲 较少的婚姻关系、早孕且有混乱的性关系,大多数穷人的孩子不懂得需要稳定的 正常的爱情关系……哈瑞顿在书中,也像刘以斯、班费尔德一样,描述了美国当时 的贫困状况,并对贫困现象的解决抱以极度悲观的态度。所不同的是,他强调贫困 文化的永久性格,似乎比前两者更胜一筹。他说,“存在着两种说法:‘穷人沦陷 在一个堕落的怪圈中’:或‘穷人生活在贫困文化中’”,不管是哪类说法,他们 都是一个稳定的、不思也不可能变迁的群体。他们一旦“投入卑微父母的怀抱,进 入一个落后的国家或社区,选择一个错误的工作场所、一个被歧视的种族,或误入 一个伦理环境,就只能耳濡目染,成为那种环境中赞美的道德和意志的楷模。他们 中的大多数从此再没有机会走出这个美国的另类群体”( Harrington,1962:23)
文化中的暂时现象。但是，刘易斯在他的另一表述中又偏偏强调了文化价值的中心 地位，他说：“贫困文化一旦形成，就必然倾向于永恒。棚户区的孩子，到 6－7 岁时，通常已经吸收贫困亚文化的基本态度和价值观念。因此，他们在心理上，不 准备接受那些可能改变他们生活的种种变迁的条件或改善的机会”（Lewis,1966： 188）。这样，贫困亚文化对大社会的拒斥、隔绝的关系，在刘易斯眼里似乎又是 一个绝对的概念。 班费尔德认为，利己、家庭本位、排斥集体合作的观念和行为，是“非道德性 家庭主义”的伦理藩篱，亦即贫穷文化在乡村社会中的集中体现。他在《一个落后 社会的伦理基础》一书中，详细描述了意大利南部的一个落后乡村 Montegranesi。 那里的村民们甘心作“家庭的囚犯”去获得一些即刻的报酬，接受现实的和眼前的 安排。在进一步阐释这种伦理的原则和起源之后，班费尔德分述了“非道德性家庭 主义”下的三种贫困事实：（1）高度死亡率之下的孤儿及普遍的继父母式的家庭 生活；（2）土地的占有决定了村民的阶级地位和政治表现，大量无地的农民处于 最低层；（3）缺乏扩大家庭制度。这里，班氏告诉我们一个也许是颇具启示的解 释框架：结构因素引发了这个落后村庄的伦理基础──“非道德性家庭主义”，亦 即村庄独有的贫困文化；反过来，作为整个村庄本质的“非道德性家庭主义”，又 以其自主性的表现，进一步影响这个贫困村庄的发展，制造或加深了贫困。班费尔 德的这种辩证的思想，虽然贯穿在这部书的始末，但他真正要强调的是：“非道德 性家庭主义”是这个村庄所有人（包括上层和下层阶级）长期共同遵奉的价值伦理。 像刘易斯一样，班费尔德也相信，“穷人基本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利用机会摆脱 贫困之命运，因为他们早已内化了那些与大社会格格不入的一整套价值观念。改变 贫困的可能，只取决于外群体的力量”（Banfield，1958：156）。 一般认为，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的“反贫困之战”，是随约翰逊总统的登基和 哈瑞顿的著作《另类美国》的问世真正拉开序幕的。哈瑞顿的这本书取材于整个美 国社会。穷人，在哈瑞顿的笔下被描绘成“另类美国人”，其中的意思乃不言而喻： 如果“我群”代表美国的主流，显然，穷人作为“他群”必然为社会的非主流，而 且一定存在有别主流社会的亚文化。哈瑞顿说过，“在美国 ，穷人是一种文化， 一种制度和一种生活方式”。他们的家庭结构不同于社会的其他群体，没有父亲、 较少的婚姻关系、早孕且有混乱的性关系，大多数穷人的孩子不懂得需要稳定的、 正常的爱情关系……哈瑞顿在书中，也像刘以斯、班费尔德一样，描述了美国当时 的贫困状况，并对贫困现象的解决抱以极度悲观的态度。所不同的是，他强调贫困 文化的永久性格，似乎比前两者更胜一筹。他说，“存在着两种说法：‘穷人沦陷 在一个堕落的怪圈中’；或‘穷人生活在贫困文化中’”，不管是哪类说法，他们 都是一个稳定的、不思也不可能变迁的群体。他们一旦“投入卑微父母的怀抱，进 入一个落后的国家或社区，选择一个错误的工作场所、一个被歧视的种族，或误入 一个伦理环境，就只能耳濡目染，成为那种环境中赞美的道德和意志的楷模。他们 中的大多数从此再没有机会走出这个美国的另类群体”（ Harrington, 1962：23）
很明显,在哈瑞顿的话语里含有严重的“贫困乃代传递”之观念。60年代的许多研 究支持这一较为悲观的观点 情境适应理论 面对结构的变迁及新的结构机会时,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个调整、适应的问题 方面存在着机会不等、无法选择或适应不当等因素造成贫困的可能:另一方面, 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主流与非主流之分,明显地,原本在结构位置上占有优势的群体 会在文化上拥有至高无尚的支配力量。毫无疑问,穷人不可能执掌社会的主流,他们可能的 仅仅是对富人文化的屈从和顺应,按照富人们制定好的“游戏”规则、价值规范和行为标准 行事。作为非主流文化的一部分,贫困者适应的快慢,或不适应而招致的反叛,都可能构成 贫困圈内特有的文化,引起人们的关注。文化解释大致给出以下子命题。 命题一:是社会反常,缺失价值整合,还是错位的意识? 在争执不下的有关“ "Underclass”的讨论中,许多人倾向于涂尔干的话语,将经济发展后 城市底层阶级人口不断上升的现象解释为“社会反常”( Anomie)。意思是说,经济发展 时期,整个社会处在严重的转型“失范”状态。这时底层人口的增长、底层人的反常行为, 正是这种“失范”的直接反映。社会传统价值观念已经崩溃,新的价值规范尚处于酝酿阶段 在这样的空间里,填塞下了许多没有道德疆界的贫困事实和贫困者的反常。涂尔干提出“社 会反常”之后,曾经非常担心底层人的反抗可能酿成与市民整体的冲突。为了减轻公众领域 的冲突,他早年一直笃信结构的力量。他以为,只要组织起来,加强非个体的结构,就能够 整合社会,以减少穷人的违法行为。但他晚期论著的观点,已经由结构转向了文化。他说: 如果没有某种共同的价值观或信仰去联系起民众,个体更可能采取威胁社会整合的过激行为 (参见 Durkheim,1951)。因此,就社会控制而言,他力主在变动不定的社会里,必须通过 灌输一整套强调自律与勤勉的文化价值观念去控制穷人,以达到社会稳定 与此类似,凯尔索( Kelso)看到:在18-19世纪的转折之际,维多利亚道德的兴盛年 代,社会祥和、人心安宁。但二战尤其越南战争之后,美国人的价值观发生改变,一种强调 自我表现、个人权利的自由放任道德,取代了那种强调自律、公共责任的维多利亚道德。在 这种情况下,凯尔索认为,“面临规范的失却和调整时,许多原本不太遵从或适应规范的低 收入群体,较之其他群体来说,更容易放弃旧有的规范。当穷人们迅速松懈对维多利亚规范 的承诺时,他们的经济地位遭遇了社会许多其他部分无法想象的损失”。“维多利亚原则的 下降,对整个社会至多为一刺激物,但在贫民窟内,社会规范的弱化,加剧了底层阶级不幸 的上升”( Kelso,1994:156)。 规范失落引发贫困及贫困人的反社会行为,是以上陈述的要点。但它们失败于解释为什 么在改革、变动的20世纪60年代,穷人的文化或态度会以如此剧烈的方式表现出来。持马 克思主义观点的社会学家者似乎对此颇有议论。早先,他们相信,穷人深受社会传统文化的
很明显，在哈瑞顿的话语里含有严重的“贫困乃代传递”之观念。60 年代的许多研 究支持这一较为悲观的观点。 情境适应理论 面对结构的变迁及新的结构机会时，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个调整、适应的问题。 一方面存在着机会不等、无法选择或适应不当等因素造成贫困的可能；另一方面， 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主流与非主流之分，明显地，原本在结构位置上占有优势的群体， 会在文化上拥有至高无尚的支配力量。毫无疑问，穷人不可能执掌社会的主流，他们可能的 仅仅是对富人文化的屈从和顺应，按照富人们制定好的“游戏”规则、价值规范和行为标准 行事。作为非主流文化的一部分，贫困者适应的快慢，或不适应而招致的反叛，都可能构成 贫困圈内特有的文化，引起人们的关注。文化解释大致给出以下子命题。 命题一：是社会反常，缺失价值整合，还是错位的意识？ 在争执不下的有关“Underclass”的讨论中，许多人倾向于涂尔干的话语，将经济发展后 城市底层阶级人口不断上升的现象解释为“社会反常”（Anomie）。意思是说，经济发展 时期，整个社会处在严重的转型“失范”状态。这时底层人口的增长、底层人的反常行为， 正是这种“失范”的直接反映。社会传统价值观念已经崩溃，新的价值规范尚处于酝酿阶段， 在这样的空间里，填塞下了许多没有道德疆界的贫困事实和贫困者的反常。 涂尔干提出“社 会反常”之后，曾经非常担心底层人的反抗可能酿成与市民整体的冲突。为了减轻公众领域 的冲突，他早年一直笃信结构的力量。他以为，只要组织起来，加强非个体的结构，就能够 整合社会，以减少穷人的违法行为。但他晚期论著的观点，已经由结构转向了文化。他说： 如果没有某种共同的价值观或信仰去联系起民众，个体更可能采取威胁社会整合的过激行为 （参见 Durkheim,1951）。因此，就社会控制而言，他力主在变动不定的社会里，必须通过 灌输一整套强调自律与勤勉的文化价值观念去控制穷人，以达到社会稳定。 与此类似，凯尔索（Kelso）看到：在 18－19 世纪的转折之际，维多利亚道德的兴盛年 代，社会祥和、人心安宁。但二战尤其越南战争之后，美国人的价值观发生改变，一种强调 自我表现、个人权利的自由放任道德，取代了那种强调自律、公共责任的维多利亚道德。在 这种情况下，凯尔索认为，“面临规范的失却和调整时，许多原本不太遵从或适应规范的低 收入群体，较之其他群体来说，更容易放弃旧有的规范。当穷人们迅速松懈对维多利亚规范 的承诺时，他们的经济地位遭遇了社会许多其他部分无法想象的损失”。“维多利亚原则的 下降，对整个社会至多为一刺激物，但在贫民窟内，社会规范的弱化，加剧了底层阶级不幸 的上升”（Kelso, 1994：156）。 规范失落引发贫困及贫困人的反社会行为，是以上陈述的要点。但它们失败于解释为什 么在改革、变动的 20 世纪 60 年代，穷人的文化或态度会以如此剧烈的方式表现出来。持马 克思主义观点的社会学家者似乎对此颇有议论。早先，他们相信，穷人深受社会传统文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