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关于西方为何主宰世界，我思索得越多，便越意识到，业余历史学家温斯顿·丘吉尔的理解比大多数专业人士要透彻得多。“你越能回 溯历史，”丘吉尔坚称，“便越有可能展望未来。”按照这一思路（虽然丘吉尔可能并不会赞同我作出的回答），我认为弄明白西方为何主宰当今 世界，有助于了解21世纪将会出现何种局面。 当然，作者并非第一个探究西方为何主宰世界的人。这一问题提出至今，已有250年之久。在18世纪以前，这一问题很少有人提及，因为那时 它并无多大意义。17世纪西方知识分子首次开始认真地琢磨中国，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东方的悠久历史和成熟文明面前自惭形秽；而少数当时关注 西方的东方人对此也认为理所当然。有些中国官员欣赏西方人精巧的钟表、威力巨大的火炮以及精确的历法，但他们并不觉得效法这些除此之外一 无长处的西方人有何价值。如果18世纪的中国皇帝知道伏尔泰等法国哲学家写诗赞颂他们，他们很有可能认为，这些法国哲学家们本该如此。 但自从工厂烟囱里排放的浓烟密布英国的天空，欧洲知识分子们便意识到，他们有一个问题，但这并不是一个糟糕的问题-他们似乎正在主宰 世界，却不知为何。 欧洲的革命家、反革命分子、浪漫派和现实主义者都在思索西方为何主宰世界，思索得如痴如狂，产生了千奇百怪的预言和理论。关于这一问 题的答案主要分为两类，作者将其分别命名为“长期注定”理论和“短期偶然”理论。无须赘述，并非每种想法都能恰巧归入某一阵营，但这一分 类方式的确有助于聚焦问题。 “长期注定”理论的观点是，自从史前时期，某一关键因素使得东西方判然有别，从而决定了工业革命必然发生在西方。至于这一关键因素到 底是什么，以及它何时开始发挥作用，长期派内部产生了激烈分歧。他们中有些人强调物质因素，如气候、地形或者自然资源，其他人则指向一些 无形的因素，诸如文化、政治或宗教。那些重视物质因素的人倾向于把“长期”看得极为漫长，他们中有些人上溯15000年至冰河时期末期，有些 甚至上溯至更为久远的年代。而那些强调文化因素的人则把“长期”看得稍微短些，仅上溯1000年至中世纪，或者上溯 2500年至古希腊思想家苏格拉底和中国古代圣贤孔子生活的时代。 但是有一点，那些持“长期注定”理论的人是一致赞同的，那就是，不管是19世纪40年代英国人长驱直入攻进上海，还是10年后美国人迫使日 本开放口岸，在冥冥之中，这些都是在几千年以前的一系列事件中就早已注定的。一个持“长期注定”理论的人会说，以艾伯特亲王在北京和京巴 狗洛蒂在巴尔莫勒尔堡这两个反差鲜明的场景作为本书的开头，作者是个十足的傻瓜。维多利亚女王是稳操胜券的，这一结果无法避免。这在无数 世代以前就注定了。 粗略算来，在1750年至1950年之间，几乎所有解释西方缘何主宰的理论都是“长期注定”论的变体。其中家喻户晓的版本是，欧洲人在文化 上拥有无与伦比的优越性。自从罗马帝国日薄西山，大多数欧洲人首先把自己界定为基督徒，寻根溯源至《新约》。但在解释西方缘何主宰的问题 上，一些18世纪的知识分子则另辟蹊径，重新为自己寻找了一个源头。他们认为，2500年以前，古希腊人创造了一种以理性、创新和自由为特征 的独特文化，正是这种文化使欧洲人与众不同。他们也承认，东方人有自己的文化，可东方的传统是无序、保守和等级森严的，无法与西方思想匹 敌。由此，许多欧洲人得出结论，他们攻城略地，包举字内，是因为他们有优越的文化。 到了1900年，在西方的经济和军事优越性中痛苦挣扎的东方知识分子，尽管历尽波折，最后往往接受了这一论调。在美国海军准将佩里叩关东 京湾的20年内，日本兴起了一场“文明开化”运动。一批法国启蒙运动和英国自由主义的经典着作被译成日文，倡导民主改革、发展实业、解放妇
然而，关于西方为何主宰世界，我思索得越多，便越意识到，业余历史学家温斯顿·丘吉尔的理解比大多数专业人士要透彻得多。“你越能回 溯历史，”丘吉尔坚称，“便越有可能展望未来。”按照这一思路（虽然丘吉尔可能并不会赞同我作出的回答），我认为弄明白西方为何主宰当今 世界，有助于了解21世纪将会出现何种局面。 当然，作者并非第一个探究西方为何主宰世界的人。这一问题提出至今，已有250年之久。在18世纪以前，这一问题很少有人提及，因为那时 它并无多大意义。17世纪西方知识分子首次开始认真地琢磨中国，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东方的悠久历史和成熟文明面前自惭形秽；而少数当时关注 西方的东方人对此也认为理所当然。有些中国官员欣赏西方人精巧的钟表、威力巨大的火炮以及精确的历法，但他们并不觉得效法这些除此之外一 无长处的西方人有何价值。如果18世纪的中国皇帝知道伏尔泰等法国哲学家写诗赞颂他们，他们很有可能认为，这些法国哲学家们本该如此。 但自从工厂烟囱里排放的浓烟密布英国的天空，欧洲知识分子们便意识到，他们有一个问题，但这并不是一个糟糕的问题-他们似乎正在主宰 世界，却不知为何。 欧洲的革命家、反革命分子、浪漫派和现实主义者都在思索西方为何主宰世界，思索得如痴如狂，产生了千奇百怪的预言和理论。关于这一问 题的答案主要分为两类，作者将其分别命名为“长期注定”理论和“短期偶然”理论。无须赘述，并非每种想法都能恰巧归入某一阵营，但这一分 类方式的确有助于聚焦问题。 “长期注定”理论的观点是，自从史前时期，某一关键因素使得东西方判然有别，从而决定了工业革命必然发生在西方。至于这一关键因素到 底是什么，以及它何时开始发挥作用，长期派内部产生了激烈分歧。他们中有些人强调物质因素，如气候、地形或者自然资源，其他人则指向一些 无形的因素，诸如文化、政治或宗教。那些重视物质因素的人倾向于把“长期”看得极为漫长，他们中有些人上溯15 000年至冰河时期末期，有些 甚至上溯至更为久远的年代。而那些强调文化因素的人则把“长期”看得稍微短些，仅上溯1 000年至中世纪，或者上溯 2 500年至古希腊思想家苏格拉底和中国古代圣贤孔子生活的时代。 但是有一点，那些持“长期注定”理论的人是一致赞同的，那就是，不管是19世纪40年代英国人长驱直入攻进上海，还是10年后美国人迫使日 本开放口岸，在冥冥之中，这些都是在几千年以前的一系列事件中就早已注定的。一个持“长期注定”理论的人会说，以艾伯特亲王在北京和京巴 狗洛蒂在巴尔莫勒尔堡这两个反差鲜明的场景作为本书的开头，作者是个十足的傻瓜。维多利亚女王是稳操胜券的，这一结果无法避免。这在无数 世代以前就注定了。 粗略算来，在1750年至1950年之间，几乎所有解释西方缘何主宰的理论都是 “长期注定”论的变体。其中家喻户晓的版本是，欧洲人在文化 上拥有无与伦比的优越性。自从罗马帝国日薄西山，大多数欧洲人首先把自己界定为基督徒，寻根溯源至《新约》。但在解释西方缘何主宰的问题 上，一些18世纪的知识分子则另辟蹊径，重新为自己寻找了一个源头。他们认为，2 500年以前，古希腊人创造了一种以理性、创新和自由为特征 的独特文化，正是这种文化使欧洲人与众不同。他们也承认，东方人有自己的文化，可东方的传统是无序、保守和等级森严的，无法与西方思想匹 敌。由此，许多欧洲人得出结论，他们攻城略地，包举宇内，是因为他们有优越的文化。 到了1900年，在西方的经济和军事优越性中痛苦挣扎的东方知识分子，尽管历尽波折，最后往往接受了这一论调。在美国海军准将佩里叩关东 京湾的20年内，日本兴起了一场“文明开化”运动。一批法国启蒙运动和英国自由主义的经典着作被译成日文，倡导民主改革、发展实业、解放妇
女以赶上西方的思潮应运而生。甚至有些日本人希望将英语作为国语。19世纪70年代，像福泽谕吉（Fukuzawa Yukichi)这样的日本知识分子则强 调问题的形成是长期注定的：日本的文化大多源自中国，而中国在遥远的过去就已误入歧途。结果是，日本仅仅是“半开化”。福泽谕吉认为，虽 然这个问题是长期注定的，但也并非不可动摇。通过摒拒中国影响，日本也可以达到完全开化。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不需要排外，而需要自我革新。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宣称，中国的传统从根本上说仍然是完好的，中 国只需要造些汽船，买些详枪。最终证明这是一个谬论。1895年，现代化的日本军队奇袭中国要塞，缴获中国军队的洋枪，并将之瞄准中国的汽船 。显而易见，问题的深度远远超过了拥有合适的武器。到了1900年，中国的知识分子也追随日本的道路，译介经济学和进化论方面的西方书籍。与 福泽谕吉的观点相同，他们的结论是，西方的主宰是长期注定的，但并非不可改变，通过摒拒过去，中国也可以迎头赶上。 但是，西方有些持“长期注定”理论的人认为，东方是无能为力的。他们认为，文化使西方登峰造极，但那并非西方主宰世界的根本原因，因 为文化本身是有物质起因的。有些人相信，东方过于炎热，或者瘴疠盛行，故而无法培育出像西方一样具有创新精神的文化。或者因为东方人口过 密，消耗了所有的剩余产品，人们的生活水平只能维持在一个很低的层次上，因而无法产生像西方那样自由、前瞻的社会形态。 各种各样带着不同政治色彩的“长期注定”理论纷纷涌现，其中以马克思的版本最为重要，影响力也最大。就在英国军队抢走京巴狗洛蒂时 ,正在为《纽约每日论坛报》(New York Daily Tribune)中国问题专栏撰稿的马克思提出，政治才是确立西方主宰地位的真正因素。他认为，数 千年来，东方国家是如此的集权和强大，以至于阻通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古代的欧洲从封建主义进化到资本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又带来了共产主义 ,而东方却滞留在君主专制阶段，无法走上与西方一样的进步道路。尽管历史并未完全如马克思所预见的那样发展，后来的共产主义者（尤其是列 宁和他的追随者)改进了马克思的理论，声称一场革命的先锋运动可能将古老的东方从沉睡中惊醒。但是列宁主义者们也认为，只有当他们不惜一 切代价打碎陈腐的旧制度时，这一切才会发生。 整个21世纪，西方继续跳着复杂的舞步，史学家们发现了一些似乎并不符合“长期注定”理论的史实，而“长期派”则据此修正了自己的理论 。例如，如今无人质疑，当欧洲的航海大发现时代刚刚开始时，中国的航海技术遥遥领先，中国船员已经知道印度沿岸、阿拉伯地区、东非地区 ,可能还包括澳大利亚。 1405年，“钦差总兵太监”郑和从南京出发驶向斯里兰卡，他率领的船队有将近300艘舰船。其中既有运输饮用水的水船，也有宏伟的宝船 ,后者装备有先进的船舵、水密仓和复杂的信号发送装置。在他的2.7万名船员中，有180名医生和药剂师。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492年哥伦 布从西班牙加的斯出发的时候，他手下只有三艘船，90名船员。哥伦布手下最大的那艘船的排水量，只有郑和宝船的1/13,85英尺①的船长还不及 郑和宝船的主桅高度，只有它船舵的两倍长。哥伦布的船队既无水船，也无医生。郑和有罗盘指路，凭借21英尺长的海图，他对印度洋了如指掌。 而哥伦布则茫然不知自己身在何方，更不必说正向哪儿驶去。② 这可能使任何一个认为西方的主宰地位在遥远的过去就已根深蒂固的人踌躇，但也有几本重要的着作争辩道，归根结底，郑和的例子也符合 “长期注定”理论，只是解释更为错综复杂而已。例如，经济学家戴维·兰德斯(David Landes)在他的皇皇巨着《国富国穷》(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中，重新诠释了疾病和人口因素使得欧洲对中国拥有绝对优势的说法，他提出新论，认为中国人口密集，故而偏好集权政府 ,而密集的人口又削弱了统治者从郑和航行中牟利的动机。因为所向无敌，大多数中国皇帝担心的，不是自己如何获得更多财富，而是贸易可能使
女以赶上西方的思潮应运而生。甚至有些日本人希望将英语作为国语。19世纪70年代，像福泽谕吉（Fukuzawa Yukichi）这样的日本知识分子则强 调问题的形成是长期注定的：日本的文化大多源自中国，而中国在遥远的过去就已误入歧途。结果是，日本仅仅是“半开化”。福泽谕吉认为，虽 然这个问题是长期注定的，但也并非不可动摇。通过摒拒中国影响，日本也可以达到完全开化。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不需要排外，而需要自我革新。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宣称，中国的传统从根本上说仍然是完好的，中 国只需要造些汽船，买些洋枪。最终证明这是一个谬论。1895年，现代化的日本军队奇袭中国要塞，缴获中国军队的洋枪，并将之瞄准中国的汽船 。显而易见，问题的深度远远超过了拥有合适的武器。到了1900年，中国的知识分子也追随日本的道路，译介经济学和进化论方面的西方书籍。与 福泽谕吉的观点相同，他们的结论是，西方的主宰是长期注定的，但并非不可改变，通过摒拒过去，中国也可以迎头赶上。 但是，西方有些持“长期注定”理论的人认为，东方是无能为力的。他们认为，文化使西方登峰造极，但那并非西方主宰世界的根本原因，因 为文化本身是有物质起因的。有些人相信，东方过于炎热，或者瘴疠盛行，故而无法培育出像西方一样具有创新精神的文化。或者因为东方人口过 密，消耗了所有的剩余产品，人们的生活水平只能维持在一个很低的层次上，因而无法产生像西方那样自由、前瞻的社会形态。 各种各样带着不同政治色彩的“长期注定”理论纷纷涌现，其中以马克思的版本最为重要，影响力也最大。就在英国军队抢走京巴狗洛蒂时 ，正在为《纽约每日论坛报》（New York Daily Tribune）中国问题专栏撰稿的马克思提出，政治才是确立西方主宰地位的真正因素。他认为，数 千年来，东方国家是如此的集权和强大，以至于阻遏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古代的欧洲从封建主义进化到资本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又带来了共产主义 ，而东方却滞留在君主专制阶段，无法走上与西方一样的进步道路。尽管历史并未完全如马克思所预见的那样发展，后来的共产主义者（尤其是列 宁和他的追随者）改进了马克思的理论，声称一场革命的先锋运动可能将古老的东方从沉睡中惊醒。但是列宁主义者们也认为，只有当他们不惜一 切代价打碎陈腐的旧制度时，这一切才会发生。 整个21世纪，西方继续跳着复杂的舞步，史学家们发现了一些似乎并不符合“长期注定”理论的史实，而“长期派”则据此修正了自己的理论 。例如，如今无人质疑，当欧洲的航海大发现时代刚刚开始时，中国的航海技术遥遥领先，中国船员已经知道印度沿岸、阿拉伯地区、东非地区 ，可能还包括澳大利亚。 1405年，“钦差总兵太监”郑和从南京出发驶向斯里兰卡，他率领的船队有将近300艘舰船。其中既有运输饮用水的水船，也有宏伟的宝船 ，后者装备有先进的船舵、水密仓和复杂的信号发送装置。在他的2。7万名船员中，有180名医生和药剂师。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492年哥伦 布从西班牙加的斯出发的时候，他手下只有三艘船，90名船员。哥伦布手下最大的那艘船的排水量，只有郑和宝船的1/13，85英尺①的船长还不及 郑和宝船的主桅高度，只有它船舵的两倍长。哥伦布的船队既无水船，也无医生。郑和有罗盘指路，凭借21英尺长的海图，他对印度洋了如指掌。 而哥伦布则茫然不知自己身在何方，更不必说正向哪儿驶去。② 这可能使任何一个认为西方的主宰地位在遥远的过去就已根深蒂固的人踌躇，但也有几本重要的着作争辩道，归根结底，郑和的例子也符合 “长期注定”理论，只是解释更为错综复杂而已。例如，经济学家戴维·兰德斯（David Landes）在他的皇皇巨着《国富国穷》（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中，重新诠释了疾病和人口因素使得欧洲对中国拥有绝对优势的说法，他提出新论，认为中国人口密集，故而偏好集权政府 ，而密集的人口又削弱了统治者从郑和航行中牟利的动机。因为所向无敌，大多数中国皇帝担心的，不是自己如何获得更多财富，而是贸易可能使
不受欢迎的商人阶层致富。又因为国家非常强大，他们可以禁止这种危险的做法。在15世纪30年代，远洋航海活动被禁止，郑和的航海记录可能于 15世纪70年代被毁，从而终结了中国伟大的航海时代， 生物和地理学家贾里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他的经典之作《枪炮、病菌与钢铁》(Guns,Germs,and Steel)中有类似的论述。 他写作此书的主要目的是解释为何在贯穿中国和地中海的那个纬度带内诞生了最初的文明。他写道，欧洲而不是中国主宰当今世界的原因是，欧洲 的半岛地形使得小王国有能力抵御潜在的征服者，因此偏好分散的政治权力，而中国更为浑圆的海岸线使得中央集权而不是诸侯割据成为偏好，由 此带来的政治统一使得15世纪的中国皇帝能够禁止郑和那样的航行。 与之相反，在政治权力分散的欧洲，尽管一个又一个君主拒绝了哥伦布疯狂的提议，他总能另寻明主。我们可以这样设想，假如郑和像哥伦布 那样有如此众多的选择，可能1519年埃尔南·科尔特斯①(Hern an Cortés)在墨西哥遇到的就将是个中国统治者，而不是遭受厄运的蒙特祖玛 ②(Montezuma)。但是根据“长期注定”理论，巨大的非人为力量，如疾病、地形和地理使这种设想沦为空谈。 然而，郑和的航海之举和其他许多史实使有些人瞠目结舌，无法再契合“长期注定”理论的模型。就在1905年，日本打败了沙皇俄国，表明东 方国家也可以使欧洲人在耗资靡费的战争中甘拜下风。1942年，日本曾一度将西方势力逐出太平洋地区，然后，又在1945年骤然跌落，落得战败的 下场。 后来，日本转变方向，重新崛起，成为经济巨头。1978年以来，正如我们所知，中国在走一条相似的道路。2006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 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甚至在2008年经济危机最为严重的时期，中国经济仍然持续增长，增长的速度令西方政府即使在经济形势最好的年份里也 会忌妒。或许，我们需要将老问题暂且搁置，而提出一个新问题：不是西方缘何主宰，而是西方是否主宰。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长期注定 ”理论就是为一个并不存在的西方主宰地位寻求远古解释，自然也就是一纸空谈了。 这种种不确定带来的一个结果是，一些西方历史学家已经发展出了一整套新的理论，解释为何西方曾经主宰世界，而今却丧失了主宰地位。我 把这些理论称为“短期偶然”模型。“短期偶然”理论相比“长期注定”理论要更为复杂，并且这一阵营中存在着十分激烈的分歧。但有一点，所 有持“短期偶然”理论的人是一致赞同的，那就是，“长期注定”理论的几乎所有观点都是错的。西方并不是在洪荒年代就已确立了全球主宰地位 ,直到19世纪以后，在鸦片战争前夕，西方才暂时领先于东方，即使是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偶然的。艾伯特亲王在北京的假想场景并不是作 者愚蠢的虚构。它完全可能发生。 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一切都是偶然吗？ 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兰治县闻名于世的是政治、修剪整齐的棕榈树和长期居住于此的影星约翰·韦恩（当地机场便是以他的名字命名，虽然他并 不喜欢飞机在高尔夫球场上空飞过)，而不是激进的学术。可是在20世纪90年代，此地成了全球历史“短期偶然”理论的中心。两位历史学家，加 州大学欧文分校的王国斌①和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以及社会学家王丰，撰写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着作，主张不管从哪方面考察-生态结 构或家庭结构，技术和工业或金融和机构，生活水平或消费品位-迟至19世纪，东西方之间的相似之处仍然要比差异之处多得多。 如果他们的说法成立，要想解释为何京巴狗洛蒂到了伦敦，而不是艾伯特亲王去了北京，就要困难得多了。有些持“短期偶然”论者，如标新 立异的经济学家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他写过30多本着作，从史前学到拉美金融，内容无所不包)，他认为东方的条件实
不受欢迎的商人阶层致富。又因为国家非常强大，他们可以禁止这种危险的做法。在15世纪30年代，远洋航海活动被禁止，郑和的航海记录可能于 15世纪70年代被毁，从而终结了中国伟大的航海时代。 生物和地理学家贾里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他的经典之作《枪炮、病菌与钢铁》（Guns， Germs， and Steel）中有类似的论述。 他写作此书的主要目的是解释为何在贯穿中国和地中海的那个纬度带内诞生了最初的文明。他写道，欧洲而不是中国主宰当今世界的原因是，欧洲 的半岛地形使得小王国有能力抵御潜在的征服者，因此偏好分散的政治权力，而中国更为浑圆的海岸线使得中央集权而不是诸侯割据成为偏好，由 此带来的政治统一使得15世纪的中国皇帝能够禁止郑和那样的航行。 与之相反，在政治权力分散的欧洲，尽管一个又一个君主拒绝了哥伦布疯狂的提议，他总能另寻明主。我们可以这样设想，假如郑和像哥伦布 那样有如此众多的选择，可能1519年埃尔南·科尔特斯①（Hernán Cortés）在墨西哥遇到的就将是个中国统治者，而不是遭受厄运的蒙特祖玛 ②（Montezuma）。但是根据“长期注定”理论，巨大的非人为力量，如疾病、地形和地理使这种设想沦为空谈。 然而，郑和的航海之举和其他许多史实使有些人瞠目结舌，无法再契合“长期注定”理论的模型。就在1905年，日本打败了沙皇俄国，表明东 方国家也可以使欧洲人在耗资靡费的战争中甘拜下风。1942年，日本曾一度将西方势力逐出太平洋地区，然后，又在1945年骤然跌落，落得战败的 下场。 后来，日本转变方向，重新崛起，成为经济巨头。1978年以来，正如我们所知，中国在走一条相似的道路。2006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 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甚至在2008年经济危机最为严重的时期，中国经济仍然持续增长，增长的速度令西方政府即使在经济形势最好的年份里也 会忌妒。或许，我们需要将老问题暂且搁置，而提出一个新问题：不是西方缘何主宰，而是西方是否主宰。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长期注定 ”理论就是为一个并不存在的西方主宰地位寻求远古解释，自然也就是一纸空谈了。 这种种不确定带来的一个结果是，一些西方历史学家已经发展出了一整套新的理论，解释为何西方曾经主宰世界，而今却丧失了主宰地位。我 把这些理论称为“短期偶然”模型。“短期偶然”理论相比“长期注定”理论要更为复杂，并且这一阵营中存在着十分激烈的分歧。但有一点，所 有持“短期偶然”理论的人是一致赞同的，那就是，“长期注定”理论的几乎所有观点都是错的。西方并不是在洪荒年代就已确立了全球主宰地位 ，直到19世纪以后，在鸦片战争前夕，西方才暂时领先于东方，即使是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偶然的。艾伯特亲王在北京的假想场景并不是作 者愚蠢的虚构。它完全可能发生。 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一切都是偶然吗？ 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兰治县闻名于世的是政治、修剪整齐的棕榈树和长期居住于此的影星约翰·韦恩（当地机场便是以他的名字命名，虽然他并 不喜欢飞机在高尔夫球场上空飞过），而不是激进的学术。可是在20世纪90年代，此地成了全球历史“短期偶然”理论的中心。两位历史学家，加 州大学欧文分校的王国斌①和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以及社会学家王丰，撰写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着作，主张不管从哪方面考察-生态结 构或家庭结构，技术和工业或金融和机构，生活水平或消费品位-迟至19世纪，东西方之间的相似之处仍然要比差异之处多得多。 如果他们的说法成立，要想解释为何京巴狗洛蒂到了伦敦，而不是艾伯特亲王去了北京，就要困难得多了。有些持“短期偶然”论者，如标新 立异的经济学家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他写过30多本着作，从史前学到拉美金融，内容无所不包），他认为东方的条件实
际上比西方更有利于工业革命的发生，但是偶然因素的介入改变了这一状况。弗兰克总结道，欧洲仅仅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中”的“一个 遥远的边缘半岛”。因为亚洲市场蕴藏着真正的财富，欧洲人非常渴望进入亚洲市场，1000年前，他们试图通过十字军东征打开通向中东的道路 。当发现这样做行不通的时候，有些欧洲人，像哥伦布，转而试图向西航行以到达中国。 那样做也失败了，因为有美洲横亘在中间，但弗兰克认为，恰恰是哥伦布的错误，标志着欧洲在世界体系中地位发生变化的开端。在16世纪 ,中国经济欣欣向荣，却面临着持续的白银短缺。而美洲有着充裕的白银，为了应对中国的需求，欧洲人驱使美洲原住民在秘鲁和墨西哥的山岳间 开采出了15万吨贵金属。其中的1/3最后流入了中国。白银、野蛮和奴隶制，正如弗兰克所言，将西方带到了“亚洲经济列车的三等座位上”，但 是，还需要有更多的事情发生，西方才能“取代亚洲的火车头地位”。 弗兰克认为，西方的崛起，归根结底，与其说是由于欧洲人的主动精神，还不如说是由于1750年以后“东方的衰落”。他相信，这一切是从白 银供应缩水开始的。白银供应缩水引发了亚洲的政治危机，却为欧洲注入了一剂强心剂-由于欧洲缺少用于出口的白银，欧洲人开始实现工业机械 化，以制造在亚洲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弗兰克称，1750年以后的人口增长，也在欧亚大陆的两端造成了迥异的结果：在中国，这导致了贫富 两极分化，引发了政治危机，并且抑制了创新；而在英国，则为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工厂提供了廉价劳动力。正当东方分崩离析之时，西方发生了工 业革命。工业革命本来应该发生在中国，但是最后还是发生在了英国，西方继承了整个世界。 但是，其他持“短期偶然”理论的人则对此表示不敢苟同。社会学家杰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他曾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任教若干 年，创造了术语“加州学派”用以描述“短期偶然”理论家)争论说，直到1600年以前，东西方的优势大致相当，它们都由强大的农业帝国统治 ,复杂的神职系统守卫着古老的传统。18世纪，从英国到中国，处处遍布着瘟疫、战火和王朝的覆灭，将这些社会推向崩溃的边缘，然而，大多数 帝国还是恢复了元气，重新巩固了正统思想的统治，而西北欧的新教徒则摒弃了天主教传统。 戈德斯通认为，正是这种反抗行为推动着西方走向工业革命之路。挣脱了古代意识形态的束缚，欧洲科学家们迅速有效地揭开了自然鬼斧神工 的奥秘，而与之同样具有务实传统的英国企业家们则学会了利用煤炭和蒸汽工作。到了1800年，西方已取得了在世界上绝对领先的地位。 戈德斯通认为，这些都不是长期注定的，事实上，一些偶然事件本来可能完全改变整个世界的进程。例如，在1690年的博因河战役中，信奉天 主教的詹姆斯二世军队射来的滑膛枪子弹撕破了奥兰治亲王威廉的大衣肩膀，后者觊觎着英国王位。“幸好子弹射偏了一些”，威廉亲王或许会这 样感慨。是啊，戈德斯通说，如果那发子弹再低几英寸，天主教可能仍然统治着英国，法国可能会主宰欧洲，而工业革命可能就不会发生了。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彭慕兰想得更远。在他看来，工业革命的发生原本便是一个偶然事件。他说，在1750年左右，东西方都在走向生态灾难。 比起技术进步，人口增长要快得多，人们为了生存，几乎穷尽一切办法，如发展农业、运输货物，以及重新组织人力。他们几乎达到了科技所能允 许的极限，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完全可以预计，19世纪和20世纪将发生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和人口减少。 可是，事实上过去两个世纪的经济增长超过了先前所有年代的总和。彭慕兰在他的重要着作《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中解释了其 中的原因，那就是，西欧，尤其是英国，只是运气好而已。同弗兰克的观点一样，彭慕兰认为，西方的运气始于偶然发现美洲，从而产生了一个能 为工业生产提供动力的贸易系统。但是，与弗兰克的观点不同，他认为，迟至1800年，欧洲的好运仍然有可能丧失。彭慕兰指出，为了给英国早期 粗糙的蒸汽机提供燃料，需要大量的木材，这就需要种足够多的树，从而占据很大的空间-事实上，人口拥挤的西欧地区是无法提供这么大的空间
际上比西方更有利于工业革命的发生，但是偶然因素的介入改变了这一状况。弗兰克总结道，欧洲仅仅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中”的“一个 遥远的边缘半岛”。因为亚洲市场蕴藏着真正的财富，欧洲人非常渴望进入亚洲市场，1 000年前，他们试图通过十字军东征打开通向中东的道路 。当发现这样做行不通的时候，有些欧洲人，像哥伦布，转而试图向西航行以到达中国。 那样做也失败了，因为有美洲横亘在中间，但弗兰克认为，恰恰是哥伦布的错误，标志着欧洲在世界体系中地位发生变化的开端。在16世纪 ，中国经济欣欣向荣，却面临着持续的白银短缺。而美洲有着充裕的白银，为了应对中国的需求，欧洲人驱使美洲原住民在秘鲁和墨西哥的山岳间 开采出了15万吨贵金属。其中的1/3最后流入了中国。白银、野蛮和奴隶制，正如弗兰克所言，将西方带到了“亚洲经济列车的三等座位上”，但 是，还需要有更多的事情发生，西方才能“取代亚洲的火车头地位”。 弗兰克认为，西方的崛起，归根结底，与其说是由于欧洲人的主动精神，还不如说是由于1750年以后“东方的衰落”。他相信，这一切是从白 银供应缩水开始的。白银供应缩水引发了亚洲的政治危机，却为欧洲注入了一剂强心剂-由于欧洲缺少用于出口的白银，欧洲人开始实现工业机械 化，以制造在亚洲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弗兰克称，1750年以后的人口增长，也在欧亚大陆的两端造成了迥异的结果：在中国，这导致了贫富 两极分化，引发了政治危机，并且抑制了创新；而在英国，则为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工厂提供了廉价劳动力。正当东方分崩离析之时，西方发生了工 业革命。工业革命本来应该发生在中国，但是最后还是发生在了英国，西方继承了整个世界。 但是，其他持“短期偶然”理论的人则对此表示不敢苟同。社会学家杰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他曾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任教若干 年，创造了术语“加州学派”用以描述“短期偶然”理论家）争论说，直到1600年以前，东西方的优势大致相当，它们都由强大的农业帝国统治 ，复杂的神职系统守卫着古老的传统。18世纪，从英国到中国，处处遍布着瘟疫、战火和王朝的覆灭，将这些社会推向崩溃的边缘，然而，大多数 帝国还是恢复了元气，重新巩固了正统思想的统治，而西北欧的新教徒则摒弃了天主教传统。 戈德斯通认为，正是这种反抗行为推动着西方走向工业革命之路。挣脱了古代意识形态的束缚，欧洲科学家们迅速有效地揭开了自然鬼斧神工 的奥秘，而与之同样具有务实传统的英国企业家们则学会了利用煤炭和蒸汽工作。到了1800年，西方已取得了在世界上绝对领先的地位。 戈德斯通认为，这些都不是长期注定的，事实上，一些偶然事件本来可能完全改变整个世界的进程。例如，在1690年的博因河战役中，信奉天 主教的詹姆斯二世军队射来的滑膛枪子弹撕破了奥兰治亲王威廉的大衣肩膀，后者觊觎着英国王位。“幸好子弹射偏了一些”，威廉亲王或许会这 样感慨。是啊，戈德斯通说，如果那发子弹再低几英寸，天主教可能仍然统治着英国，法国可能会主宰欧洲，而工业革命可能就不会发生了。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彭慕兰想得更远。在他看来，工业革命的发生原本便是一个偶然事件。他说，在1750年左右，东西方都在走向生态灾难。 比起技术进步，人口增长要快得多，人们为了生存，几乎穷尽一切办法，如发展农业、运输货物，以及重新组织人力。他们几乎达到了科技所能允 许的极限，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完全可以预计，19世纪和20世纪将发生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和人口减少。 可是，事实上过去两个世纪的经济增长超过了先前所有年代的总和。彭慕兰在他的重要着作《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中解释了其 中的原因，那就是，西欧，尤其是英国，只是运气好而已。同弗兰克的观点一样，彭慕兰认为，西方的运气始于偶然发现美洲，从而产生了一个能 为工业生产提供动力的贸易系统。但是，与弗兰克的观点不同，他认为，迟至1800年，欧洲的好运仍然有可能丧失。彭慕兰指出，为了给英国早期 粗糙的蒸汽机提供燃料，需要大量的木材，这就需要种足够多的树，从而占据很大的空间-事实上，人口拥挤的西欧地区是无法提供这么大的空间
的。但就在这时，第二次幸运又降临了：英国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便于开采的煤矿储备，以及快速实现机械化的工业。到了1840年，英国人将以 燃煤为动力的机器普及到了各行各业，包括可以长驱直入驶入长江的铁甲战舰。要不是有了燃煤作为动力，英国将不得不每年多燃烧100万英亩 ①的林地，而英国根本没有这么多林地。化石燃料的革命开始了，生态灾难避免了（或者说至少推迟到了21世纪），西方一夜之间克服困难，主宰 了全球。这根本不是长期注定的，这只是最近发生的一个奇特的巧合。 关于西方工业革命的“短期偶然”理论的种种变体，从彭慕兰的侥幸避免全球灾难论，到弗兰克的在不断扩张的世界经济中暂时转移论，其中 的分歧之大，就好比“长期注定”理论阵营中贾里德·戴蒙德和马克思的观点差异。尽管两大理论派别内部都有诸多分歧，但是它们之间的战线 划分了两种关于世界如何运行的泾渭分明、针锋相对的理论。有些长期派宣称，修正派只是在兜售以次充好、政治上正确的伪学术；短期派则回应 道，长期派是亲西方的辩护士，甚至是种族主义者。 这么多专家学者得出的结论竞如此大相径庭，这说明我们考虑问题的方法出现了问题。在本书中，作者将阐明，不管是长期派还是短期派，都 误解了历史的形态，从而得出了片面和矛盾的结论。作者认为，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不同的视角。 从历史的形态中把握未来 作者的意思是，不管是持“长期注定”理论的人，还是持“短期偶然”理论的人，都赞同在过去的两百年内西方主宰了全球，但对在此之前世 界是什么状况，他们存在分歧。所有的这一切都围绕着他们对前现代历史的不同评估。我们解决这一争端的唯一途径是研究这些更早的时期以建立 总体的历史“形态”。只有建立稳定的基础后，我们才能够卓有成效地解释历史进程。 可是，似乎无人愿意去做这件事。大多数写书论述西方缘何主宰的专家都拥有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或者现代史的学术背景，大体而言，他 们是当代或近代事件的专家。他们倾向于聚焦最近的几代人，顶多回溯500年，简略地梳理早先的历史（如果他们回溯历史的话）一尽管主要争议是 ,赋予西方主宰地位的因素是在较早的时代便已存在，还是在现代突然出现的。 少数思想家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方式十分与众不同，他们先是聚焦于遥远的史前时期，然后突然跳到了现代，而对于其间的数千年则很少提及， 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把这种做法推演到了极致-他认为，出现于史前时期的农业是极为重要的，但是“在 那时和推动哥伦布等航海家远渡重洋的社会大发展时代之间，大约过去了4000年，相较过去而言，中间发生的事件乏善可陈”。 本书的作者认为，这一观点是错误的。如果我们将研究局限在史前时期或现代，我们将一无所获。不妨加一句，如果我们将目光局限在中间的 那四五千年，也将不会有收获。这一问题要求我们在讨论历史为何呈现此种形态之前，将整个人类的悠久历史看成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建立起整体 的形态。这正是作者试图在本书中做到的。 我是一个考古学家和古代史学家，专业是公元前1000年的古地中海研究。1978年我在英国伯明翰大学读书的时候，我所遇到的大多数古典学者 都醉心于“长期注定”理论，认为始创于2500年前的古希腊文化造就了独具特色的西方生活方式。他们中的有些人（大多是年纪较长者）甚至会 说，正是这一古希腊的传统使得西方优于世界其他地方。 从我的记忆来看，这些丝毫不成问题，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我开始在剑桥大学读研究生，从事古希腊城邦国家起源的研究。这使我与在世界 其他地方从事类似研究的人类学考古学家成为同行。他们公然嘲笑道，认为古希腊文化是独一无二的，并且开启了以民主与理性为特色的西方传统
的。但就在这时，第二次幸运又降临了：英国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便于开采的煤矿储备，以及快速实现机械化的工业。到了1840年，英国人将以 燃煤为动力的机器普及到了各行各业，包括可以长驱直入驶入长江的铁甲战舰。要不是有了燃煤作为动力，英国将不得不每年多燃烧100万英亩 ①的林地，而英国根本没有这么多林地。化石燃料的革命开始了，生态灾难避免了（或者说至少推迟到了21世纪），西方一夜之间克服困难，主宰 了全球。这根本不是长期注定的，这只是最近发生的一个奇特的巧合。 关于西方工业革命的“短期偶然”理论的种种变体，从彭慕兰的侥幸避免全球灾难论，到弗兰克的在不断扩张的世界经济中暂时转移论，其中 的分歧之大，就好比 “长期注定”理论阵营中贾里德·戴蒙德和马克思的观点差异。尽管两大理论派别内部都有诸多分歧，但是它们之间的战线 划分了两种关于世界如何运行的泾渭分明、针锋相对的理论。有些长期派宣称，修正派只是在兜售以次充好、政治上正确的伪学术；短期派则回应 道，长期派是亲西方的辩护士，甚至是种族主义者。 这么多专家学者得出的结论竟如此大相径庭，这说明我们考虑问题的方法出现了问题。在本书中，作者将阐明，不管是长期派还是短期派，都 误解了历史的形态，从而得出了片面和矛盾的结论。作者认为，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不同的视角。 从历史的形态中把握未来 作者的意思是，不管是持“长期注定”理论的人，还是持“短期偶然”理论的人，都赞同在过去的两百年内西方主宰了全球，但对在此之前世 界是什么状况，他们存在分歧。所有的这一切都围绕着他们对前现代历史的不同评估。我们解决这一争端的唯一途径是研究这些更早的时期以建立 总体的历史“形态”。只有建立稳定的基础后，我们才能够卓有成效地解释历史进程。 可是，似乎无人愿意去做这件事。大多数写书论述西方缘何主宰的专家都拥有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或者现代史的学术背景，大体而言，他 们是当代或近代事件的专家。他们倾向于聚焦最近的几代人，顶多回溯500年，简略地梳理早先的历史（如果他们回溯历史的话）-尽管主要争议是 ，赋予西方主宰地位的因素是在较早的时代便已存在，还是在现代突然出现的。 少数思想家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方式十分与众不同，他们先是聚焦于遥远的史前时期，然后突然跳到了现代，而对于其间的数千年则很少提及。 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把这种做法推演到了极致-他认为，出现于史前时期的农业是极为重要的，但是“在 那时和推动哥伦布等航海家远渡重洋的社会大发展时代之间，大约过去了4 000年，相较过去而言，中间发生的事件乏善可陈”。 本书的作者认为，这一观点是错误的。如果我们将研究局限在史前时期或现代，我们将一无所获。不妨加一句，如果我们将目光局限在中间的 那四五千年，也将不会有收获。这一问题要求我们在讨论历史为何呈现此种形态之前，将整个人类的悠久历史看成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建立起整体 的形态。这正是作者试图在本书中做到的。 我是一个考古学家和古代史学家，专业是公元前1000年的古地中海研究。1978年我在英国伯明翰大学读书的时候，我所遇到的大多数古典学者 都醉心于 “长期注定”理论，认为始创于2 500年前的古希腊文化造就了独具特色的西方生活方式。他们中的有些人（大多是年纪较长者）甚至会 说，正是这一古希腊的传统使得西方优于世界其他地方。 从我的记忆来看，这些丝毫不成问题，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我开始在剑桥大学读研究生，从事古希腊城邦国家起源的研究。这使我与在世界 其他地方从事类似研究的人类学考古学家成为同行。他们公然嘲笑道，认为古希腊文化是独一无二的，并且开启了以民主与理性为特色的西方传统